党建引领与高校青年志愿精神培育

阎 骅 黄晓春

现代社会的志愿行为对于增进公共福祉、维系社会秩序和提升社会凝聚力都具有重要作用。理论界普遍将其视为维系现代社会团结的一种机制，其功能在于推动社会成员超越个体主义的理性计算而关注整体社会的价值[1]。在此意义上，志愿精神具有重塑个体间社会联结纽带，推动社会有机整合的重要作用[2]。不仅如此，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进程中，培育志愿精神还具有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政策意蕴，因而如何在社会成员中厚植志愿精神就成为一个紧迫的时代课题。

高校青年是我国社会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一群体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养成的关键阶段，在高校知识养成与人才培育体系中有效嵌入志愿精神培育的新型机制对于推动我国志愿服务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已有不少研究聚焦于高校青年志愿精神培育的路径，如：建立健全大学生志愿服务长效机制与志愿文化[3]，以项目化方式提升高校青年志愿服务的专业化水平[4]，构建高校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激励机制[5]。总体来看，这些研究指出了高校青年群体提升志愿精神的一些重要路径，但对其实现机制的讨论却不多。考虑到高校青年成长环境中一些更为复杂的因素，如：高度专业化且学科界限清晰的人才培养模式、相对封闭的成长环境、专业知识体系与学生工作体系分工运行等—— 既有研究所提及的志愿文化培育、激励机制构建等方法的有效实施就更为困难了。就此而言，如何立足于高校青年成长的组织环境，在中观维度探讨志愿精神培育的有效路径就显得更为重要。

本文试图超越宏观抽象讨论与微观叙事的已有研究惯性，进一步探讨志愿文化发展所依赖的中观维度的制度条件，并紧密结合高校青年成长环境来研判这些制度条件的现状。考虑到前述发展条件的实现涉及复杂的协同性改革，本文提出以“党建引领”来推动整体改革，并对这一改革思路的总体框架与着力点进行进一步讨论。

一、高校青年志愿精神培育的制度条件及其现状

由于志愿行为在维护社会团结、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志愿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广受认可”的制度化行为。国家通过规范和引导志愿行为，既促进其发展，发挥其有利于维护国家统治的功能，又约束其组织发展和活动范围，将其控制在国家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志愿精神由此被看作是“嵌入”于一套社会制度安排的常态化社会行为。工业化时代以来，现代国家通过调整制度安排不断调适志愿者行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并将志愿服务机制纳入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安排中[6]。从这一时期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志愿精神背后的重要制度条件。

致力于从中观维度对志愿行为与志愿精神维系机制展开学术研究的热潮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传统研究认为，志愿精神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于志愿者的奉献精神——人们认同某种价值，并以该价值作为自己的行动导向，就会参与到相关的志愿服务中去。行为科学领域的许多研究则对这种观点有所怀疑。研究发现志愿者组织的有效活动能力与组织特征有着密切关系，比如一个组织在社会上所能利用资源总量的多少决定了这个组织的规模等。这些研究实际上打开了关于志愿精神研究的另一扇大门，即将志愿精神看作一种集体行动的基础，进而从中观维度剖析志愿精神的维系机制[7]。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大体从以下方面讨论了志愿精神的制度条件：

一是公共性基础。简单来说，公共性指涉的是人们从私人领域走出来，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开展讨论和行动，由此实现私人向公众的转化。从人类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来看，公共性生产的过程就是个体基于理性精神参与公共活动、维护公共利益和价值取向的过程。若无公共性的持续生产，任何社会都不太可能有实质性的志愿精神，社会活力也将面临“无源之水”之境地[8]。要推动一个社会公共性的生产，就需要公共部门向社会领域和公众赋权，鼓励后者围绕公共资源配置等核心问题展开普遍的社会讨论；同时也需要构建一种有序的公共讨论氛围，鼓励公众在理性思考和协商基础上参与公共事务[9]。在这个意义上，志愿精神的形成过程必然会与大范围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普遍的社会公共事务讨论氛围及相应的制度建设紧密相关。

二是激励设置。经济学家奥尔森是该领域的开拓性研究者。他认为早期学者过高估计了共同心理基础(比如谋求“善”的心理)对于大规模的持续性集体行动(比如志愿者行为)的意义。相反，从行为科学的解释机制来看，有效的集体行动一定建立在参与者的成本-收益权衡的基础上。在奥尔森看来，诸如志愿行为等集体行动提供的物品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如果要让每个人都积极持续地参与集体行动，相关的组织就必须提供一套“选择性激励”措施，以使每个人的行为都得到恰当的回报[10]。从这个角度来看，志愿者行为和大多数集体行动一样，也需要形成一定的激励与回报机制。在奥尔森的研究基础上，越来越多的组织社会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志愿精神培育的激励设置问题。这就需要研究者更好地了解不同背景志愿者所关注的激励物，以及特定制度体系供给激励物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激励设置这一维度揭示了志愿精神背后的资源动员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是符号与意义体系。组织研究的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化的行为与观念往往需要借助符号与意义体系来开展动员[11]。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研究发现，之所以有些领域的志愿活动比其他领域的志愿活动更具社会动员效力，是因为这些领域的志愿活动发展出了更引人关注甚至令社会成员形成 “共情感”的符号与意义体系。就此而言，志愿精神的发展不仅需要建立在刚性的激励保障举措之上，还需植根于特定的符号意义体系之中。据此，研究者若要洞察志愿精神的缘起，就需要进入到志愿者的社会心理脉络。

总体来看，上述三个方面构成了现代社会志愿精神发展的重要制度条件。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同社会领域，这些制度条件的实现水平有所差异，这也会影响相应领域的志愿精神发展状况。以高校青年志愿者所处的制度环境为例：现代高校努力构建了一种高度专业化的制度场域，其间多元价值、观念彼此交融碰撞；同时，校园又构建了一种与实际社会生活领域相对分割的社会空间，导致青年学生群体对社会领域的许多公共问题缺乏感同身受的体验。在此情况下，上述三方面条件的实现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首先，青年学生持续关注公共领域问题缺乏稳定的制度网络支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发展。各地在创新社会治理的改革要求下也不断提升基层社会的自我协调能力[12]。在此背景下，我国城乡居民可以通过村居层次的一系列基层民主制度参与公共领域问题的治理过程，也可以通过基层治理网络来参与各类公共活动。相比之下，高校青年学生长期学习与生活的学生社区则不在上述制度网络的覆盖之下。缺乏这些制度的支持，学生群体既不了解周边社区诸如环保、助老、社区服务等问题的现状，又难以具体理解社会运行中遇到的各类难点、热点问题，因而也就难以形成清晰、明确的公共性意识。此外，高校中虽然也有暑期实习制度，但这些制度主要以业务和学业上的提升为导向，与社会运行中公共领域的交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志愿精神所依赖的公共性基础就难以形成，这也是高校志愿活动常常难以稳定维系的重要因素所在。

其次，高校志愿服务的激励设置不利于志愿活动长期开展。近年来，我国许多地区在培育志愿精神方面形成了一个重要经验，即通盘使用地区资源，为志愿活动提供丰富且具有吸引力的阶梯型激励体系。如：上海市长宁区集合各部门力量，设计了整体性的志愿者激励与管理模式，使得高级别志愿者可以在许多方面享受优惠与便利。相比之下，地方治理部门的经验在高校内推广仍有一定困难。一般来说，高校内部与学生相关的行政部门主要可分为教学、科研、学生工作三大体系。学生从事志愿活动的情况通常由学生工作部门掌握，但许多重要的激励却主要由教学、科研部门来设置与认定。这种激励设置模式客观上不利于鼓励学生长期投入志愿活动。就此而言，高校志愿服务激励设置难题背后其实隐含了跨组织沟通和部门整合的深层难题。

第三，志愿服务符号与意义体系的形成面临多元文化碰撞之影响。高校是思维活跃、多元文化交融与碰撞激烈的地方。近年来，一些追求个体工具主义发展观的文化和崇尚“躺平”“佛系”人生观的文化在高校有一定影响，对于高校青年形成积极奉献的价值观和服务社会的观念会产生一定干扰。此外，近年来一些思潮对于国家、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及权利也有不同表述与争论。青年学生群体在缺乏引导和对思想脉络整体把握的背景下，容易片面形成一些强调国家责任而疏于自我要求的观念。这些对于志愿服务所依赖的强调奉献与社会团结取向的符号意义体系都会形成不利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到近年来高校青年志愿精神培育所面临的深层挑战。这些挑战植根于高校组织与运行的一些重要制度与文化环境之中，要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就需要一种更具跨部门、跨界组织协调能力并能有效引领观念与文化发展的新型治理机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建引领对于推动高校青年志愿精神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二、党建引领对于志愿精神培育的制度创新效应

当前,党建引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许多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不仅是一种思想和价值上的引领机制，还包含了一整套组织与制度安排，因而可看作一种新型治理机制。以近年来城市社会治理领域迅速发展的党建引领为例，这一治理机制既包括了打破部门边界、推动协调治理的制度要素[13]，又包括推动多元主体共治以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制度要素[14]，还包括引领社会力量有序发育的相应制度安排[15]。从各地的实践情况来看，党建引领在应对治理领域的许多瓶颈问题时都发挥了重要的制度创新效应。

概括来看，党建引领作为一种治理机制之所以能发挥重要作用，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有着密切关联：首先，党的组织体系覆盖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各领域，以党建引领的方式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更容易促成跨部门之间的协作。尤其是在面对体制内单位时，这种高度一体化的党政结构更容易发挥综合协调与整合资源的作用[16]。其次，党的意识形态资源为多方治理主体达成共识提供了重要的指引。中国共产党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这一意识形态有助于多方主体超越工具主义逻辑，在更高层次达成共识。第三，党建引领的相应制度为不同类型组织搭建合作网络提供了重要支持。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区域化党建”或“城市大党建”工作，要求属地政府党组织搭建平台，各类组织中的党组织向属地报到，以共同推动区域发展。这无形中构建了一张整合了大量资源的网络，并为组织间的资源整合提供了可能——这也成为许多单位积极参与党建活动的重要内生动力。

回到高校运行的组织环境，可以发现党建引领在多个维度为破解青年志愿精神培育瓶颈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条件：

第一，党建引领可为高校青年融入社会生活公共领域提供重要支持。如前所述，志愿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建立于公共性基础上，只有当社会成员对公共领域问题持续关注并形成相应兴趣时，志愿精神才可能不断发展。高校青年身处相对封闭的“象牙塔”中，在学习之余难以深度进入社会生活公共领域，他们难以在抽象和空洞的宣传中形成对公共问题的深切关怀——这成为志愿精神深度发展的重要瓶颈。而党建引领下形成的相应制度安排则为高校青年深度了解社会运行机制、培养对公共问题的兴趣、形成改造社会的深层动力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以近年来上海、北京等地快速发展的区域化党建为例：在这一制度框架下，高校党组织可以通过深度参与区域化党建，将青年学生发动起来系统性地参与到地区发展和建设事业中去。通过学校党组织与属地基层政府党组织建立的合作共建桥梁，青年学生可以深度参与社区建设、公共服务、社会创新等公共领域的活动，并在需求导向社会实践中不断激发公共意识、社会责任和志愿精神。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海市杨浦区近年来探索的校区、社区、园区、商区与部队营区“五区联动”党建模式，有效提升了相应高校的志愿者发展水平。就此而言，党建引领的多方链接作用，对高校青年志愿精神培育提供了重要支持。

第二，党建引领可为青年志愿者发展中的系统激励设置提供支持。党的组织体系具有强大的跨部门、跨体系整合能力，可以用较小组织成本促成协同治理[17]。当高校内学生工作部门与教学、科研部门面临跨部门协同打造志愿服务激励体系难题时，党建引领可从多个维度发力化解难题：一是通过党建工作提升不同部门对志愿服务的重视度。当前，许多高校不仅在科研、教学的传统组织单位(如院、系)进一步强化党的建设，还积极探索在学科群、大型实验室工作团队等新型组织中开展党建工作。党建工作可以将培育志愿精神纳入“不忘初心”等党员教育工作范畴，从而不断提升高校中教学、科研单位对于学生志愿服务工作的重视度，推动其在设置学生激励模式时更多考虑到学生志愿服务的情况。这一做法会显著提升学生群体关注公共事务、从事志愿服务的兴趣。如：近年来许多高校在构建新型教学培养体系时，在党建引领下强调对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并在奖学金评定、各种荣誉评定中显著强化了志愿服务的要求。二是通过党建组织网络提升高校多部门的工作合力以推动激励体系更好作用于志愿精神培育。不少高校在事关学生利益的各类评优工作中都不断探索如何通过党的组织吸纳多方主体意见，以便更为公平地实施激励。如：在重要的学生评优活动中，党组织搭建平台，让学生工作部门、教学科研部门以及学生代表充分交流。这一工作模式有利于教学科研部门掌握学生的志愿服务情况，从而不单纯“以成绩论英雄”。总体来看，这些做法近年来在高校中都有普遍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高校激励体系推动志愿服务的能力。

第三，党建引领可为志愿服务的符号与意义体系构建提供核心支持。已有研究表明，有效的符号与意义体系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即：经验上的可信度、经历上的可测量度和叙事的可靠性[18]。从高校青年的角度来看，当他们面对弘扬志愿精神的符号与意义体系时，经验上的可信度要求所提供的“价值”在经验上是可信的；经历上的可测量度要求所给出的“价值”必须是可以被最大限度现实化的；叙事的可靠性则是高校青年对符号与意义体系所涉内容做出的可信性评估，如果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宣传的理念，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在价值和规范的内化上接受符号意义体系的引导。要实现上述三个条件，就必须将志愿服务的符号意义体系内嵌于具有很强现实感受力的相应制度与动员活动之中。而近年来，高校党组织持续推动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活动则为志愿服务奉献社会的核心意义建构提供了重要支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相比于抽象的宣传，党建工作常运用的先进人物事迹宣讲、体验式情境参观更容易帮助高校青年学生感受到志愿精神的价值与意义。总体来看，通过党组织开展的这些活动，高校青年可以在切身体验的层次上感受到志愿精神符号与意义体系的可信度与可靠性，这对于其持续投身志愿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分析表明，高校党建引领工作可以在多个维度推动青年志愿精神的培育。与传统的“就事论事”型技术治理模式相比[19]，党建引领更像一种系统性改革，可以更好推动多方治理主体围绕志愿服务精神，从公共性培育、激励设置、符号意义体系构建等多维度协同施策，更好发挥对青年学生群体的动员、启发与教育作用。以此为据进一步来看，高校党建引领工作具有广阔的拓展前景，其对推动现代高校制度建设中不同改革的相互匹配度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在超越传统党务工作的宏大视野下理解其发展方向。

三、进一步的思考

本文深入讨论了志愿精神发展所依赖的中观制度条件，并在高校制度环境下进一步分析了党建引领对于志愿精神培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一讨论引发我们深刻认识到党建引领所具有的战略性制度创新意涵。另一方面，当高校党组织不断超越传统党务工作范畴，运用党建引领工作模式推动系列深层改革以促进志愿精神发展时，其自身建设也将面对更多挑战，比如：如何更好发挥党建组织网络的协同整合作用，如何进一步发挥党建工作链接不同领域资源的作用，如何不断提升党建工作的社会动员作用等。这也意味着，高校党建部门必须不断与时俱进，提升自身的组织建设能力，从而使我们党的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高校治理制度优势。立足于前文分析，我们认为主要的改革方向包括：

第一，积极推动高校党建工作与区域化党建的深度融合。根据中央和地方党建工作的要求，高校党组织应该与所在地区属地党组织紧密互动，在区域化党建过程中开展系列党建联建活动。但在经验观察中，许多高校往往因为找不到与区域化党建的深度融合点而与区域社会互动有限。之所以出现这类工作瓶颈，主要原因在于高校与属地政府间并未建立需求对接、优势互补的工作机制。有鉴于此，建议有关部门从顶层制度设计的层次，强化高校与属地政府间建立双向资源清单、需求清单并动态匹配的新型工作机制，以使高校党建与区域化党建深度融合。高校青年群体据此可以更好开展社会实践、社会调查，并基于对民情和社会运行现状的理解形成服务社会的深层动力。

第二，构建高校党建引领的专业化支持体系。党建引领要超越传统党务工作范畴，在推动系统性改革上大有作为，必然涉及一系列专业能力建设，如：专业活动策划能力、资源整合与链接能力、社会动员与宣传能力等。要推动高校党组织在这些领域提升能力就需要形成专业化的支持体系。在这方面，高校党建可以向城市基层社区党建工作借鉴经验——后者在长期工作中不仅专门组建了党群服务中心等专业化支持机构，还普遍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孵化了一批专业支持型社会组织[20]。未来，高校党建也可以孵化或培养一批专业化支持机构，以更好地推动学生群体开展志愿服务。这一做法不仅能提升党建引领的专业化能力，还能有效提升志愿服务的效率和青年学生的参与获得感。

第三，积极探索与高校科研教学运行体系相匹配的党建工作模式。高校青年志愿精神培育不仅仅是学生工作部门和团委的职能，也是教学、科研单位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在高校人才培养的全流程、全环节厚植志愿精神需要各部门协同发力——这就需要党建工作深度嵌入高校育人体系的全过程。面对当前高校教学科研体系创新的新态势，党建工作就需要与时俱进融入交叉学科组建、学科群建设、前沿学科孵化等创新活动，这也势必对党建工作的运行机制、组织覆盖方式提出全新的要求。

总体来看，上述改革将为高校党建引领工作在更高层次发挥制度创新效应提供强有力支持。而这种制度创新又能为党建引领推动志愿精神发展提供重要条件。某种意义上，本文的讨论为研究者在中观维度讨论党建引领与志愿精神的深层关联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研究者可以超越宏观、抽象的既有研究惯性，进一步引入激励模式、协同网络等组织社会学分析工具深入讨论现代社会志愿精神的制度基础以及党建引领的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