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R 模型的山西省金融发展与对外贸的关系

2022-02-16 07:10丘甜缪志春史磊金
武夷学院学报 2022年12期
关键词:协整外贸山西省

丘甜,缪志春,史磊金

(1.武夷学院 区域绿色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福建 武夷山 354300;2.武夷学院 商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深入构建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持续推进,金融与对外贸易的发展已逐渐成为当代经济持续向前的动力引擎。国际贸易与金融发展一同构建全球内部大循环大市场的形成,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交融、相互刺激。作为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关键因素,金融的均衡发展对促进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着重要意义[1]。根据2021 年山西省统计年鉴,2020 年山西省进出口贸易总额为人民币1 508.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上涨4.29%,占GDP 比例约为8.6%,对外贸易对山西省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增长,山西省内金融业也发展势头良好。在金融规模方面,截止2020 年末,山西省存贷款余额总计人民币72 447 亿元,同比2019 年增幅约10.4%。如果用存贷款总额占GDP 的比重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山西省金融发展水平从2000 年的275.31%上升到2020 年的406.19%。金融系统不仅能够为企业提供融资,同时也具有风险管理、风险分散等功能,随着金融的发展,企业通过借助金融服务相应的风险管理与分散工具,推动经济增长,也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外贸开展中的风险,进而促进区域的外贸发展。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人均资本量越高,从而导致产业资本的积累和产品资本量的增加,最终导致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和出口贸易结构的提高。基于以上分析,探讨山西省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联性,以期为山西省外贸可持续发展和金融体系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 文献综述

学术界有诸多学者进行金融发展和对外贸易之间关系研究。马亚明等指出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对外贸易开放度在汇率制度弹性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为正的中介效应[2];王义源指出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3];曾璐璐基于中国29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金融发展水平在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影响对外贸易的不同融资渠道间的相互关系,指出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中国金融市场的主要融资渠道,对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具有明显互动关系[4];毛其淋等通过研究发现地区金融发展不仅显著促进企业进口规模的扩大,而且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进口概率,增加企业的进口种类,并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中间品与资本品的进口[5];李春霄等指出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发展有积极影响作用,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对国际贸易发展有不同程度的支持作用,但金融规模却对国际贸易发展水平具有抑制作用[6];文献[7-10]从贸易融资、风险管理、资本积累等机制研究金融发展对外贸发展的影响机理,指出金融发展水平会通过产业资本的积累增强外贸过程中的比较优势及优化外贸结构,金融系统不仅能够为外贸企业提供融资金融服务,同时也具有风险管理、风险分散等功能,能够有效缓解区域内各种外贸公司的资金困难,是帮助各类外贸公司进步、促进地区外贸提升的重要基础。

综上所述,学者多集中于探讨传统金融效率提高对对外贸易的影响及国家等层面的关系研究,而忽视区域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关系。现有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使用金融总量指标表示金融发展,没有考虑金融发展结构指标和金融发展效率指标,所以导致在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方面不是十分准确,也不够全面。考虑到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是复杂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省份发展状况,不同的经济水平,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也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以,在当前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这对于调整金融发展的思路,扩大对外贸易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省份之一的山西省为例,引入对外贸易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指标,构建VAR 模型,研究两者内在联系,实现其在对外经贸合作中协同稳定发展。

2 指标选取与模型设定

2.2 指标选取

金融发展水平指标采用金融相关比率进行衡量。金融相关比率FIR 衡量的是金融资产规模即:

式中:FIR 为金融相关比率,DE 为金融机构存款总额,LO 为金融机构贷款总额,GDP 为国内生产总值。

对外贸易规模指标采用进出口总额进行衡量。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数据进行取自然对数处理,用SC 表示,即:

式中:SC 表示山西省外贸发展规模;IN 表示山西省进口总额;OUT 表示山西省出口总额。选取样本区间为2000 年至2020 年的金融与外贸相关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山西省统计年鉴。

2.2 模型设定

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VAR)是针对变量无法确定外生变量时,一种新的多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可以用于分析和预测相互联系的多变量时间序列系统,分析随机干扰项所探讨的经济系统的动态冲击,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的影响。VAR 模型常被用于研究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来研究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之间的作用与动态关系。VAR(p) 模型的一般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yt是k 维内生变量列向量;p 是滞后阶数;T 是样本个数。k×k 维矩阵Φ1,Φ2,…,Φp是待估计的系数矩阵。C 为常数项,εt是k 维扰动列向量,它们相互之间可以同期相关,但不与自己的滞后值相关且不与等式右边的变量相关。yt=[FIRt,SCt]T,建立滞后期为p 的VAR 模型为:

3 实证分析

3.1 数据平稳性检验

VAR 模型适用的前提是要求数据平稳。因此,在建立VAR 模型之前,需要考虑被观察的时间序列是否平稳。将采用ADF 的检验方法检验FIR、SC 的平稳性。ADF 检验结果显示,FIR、SC 原序列对应的P 值分别为0.893 9、0.021 3,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不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均为非平稳序列,需要进行差分处理。考虑到只有同阶平稳才能避免伪回归问题,对原序列FIR、SC 进行一阶差分后得到平稳序列,说明FIR 与SC 是一阶单整序列。

表1 ADF 单位根检验Table 1 ADF unit root testing

3.2 最佳滞后期的确定

滞后期的选择是VAR 模型建立的前提,使用相关准则对滞后阶数进行选择。基于可能性比率(LR)、最终预测误差(FPE)、Schwarz 准则(SC)、Akaike 信息准则(AIC)和Hannan-Quinn 信息准则(HQ)等衡量标准,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选择最优滞后阶数。

根据表2 结果可知,当滞后阶数为4 时,FPE、AIC、SC、HQ 的值同时达到最小。因此,选择最优滞后阶数为4 阶。

表2 VAR 最优滞后阶数Table 2 VAR optimal lag order

3.3 模型稳定性检验

模型稳定性的判定是决定VAR 模型是否合理运用的关键环节。通过AR 检验来确定模型的稳定性,如果所有特征根均小于1,则模型是稳定的。检验结果如图1 所示。结果显示模型中所有特征根均落在单位圆内,表明所建立的山西省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指标之间的VAR 模型是稳定的。

图1 AR 根图Fig.1 AR root graph

3.4 协整检验

根据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模型中FIR 与SC 均为I(1)序列。为进一步验证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采用Johansen 协整方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 所示。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第一个原假设,FIR 与SC 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具有协整关系,即认为两组时间序列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表3 协整检验Tab.3 Cointegration test

3.5 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表明模型中FIR 与SC 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分析。VAR 模型的Granger 因果检验可用来分析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 所示。从检验结果看,金融发展(FIR)是对外贸易(SC)的单向格兰杰原因,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化会使对外贸易的变化产生影响。

表4 金融发展对外贸发展的影响Table 4 The influenc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3.6 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是描述随机干扰项对内生变量的影响轨迹,当模型受到冲击时,通过系统传导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在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之后,使用脉冲响应函数来检验随机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分析金融发展对外贸发展的影响作用。脉冲响应结果如图2 所示。根据图2 可知,在给予金融发展(FIR)变量一个正向冲击后,第一期外贸发展(SC)变量无明显响应,在第二期与第三期有明显的正向效应,在第四期与第五期有明显的负向效应,随后不断波动为正值,说明金融发展从后期效果来看,对外贸发展的负向作用逐渐减弱,并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

图2 脉冲响应结果Fig.2 Impulse response result

进一步对脉冲影响的累积效应进行分析,结果如图3 所示。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外贸发展的脉冲影响累积效应总体为正向,即给予金融发展一个正向冲击后,外贸发展会受到相应的正向作用。

图3 脉冲响应累积效应Fig.3 Cumulative effect of impulse response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从实证的角度出发,运用VAR 模型对山西省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用收集2000—2020 年的各指标年度数据,对所建立的VAR模型进行单位根、协整、格兰杰因果等检验,利用脉冲响应分析外贸规模对金融发展规模的冲击响应,各种实证方法在结论上呈现出较好的一致性。

第一,单位根平稳性检验表明各指标均为一阶单整时间序列。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4 阶。通过模型的稳定性检验得出,所有特征根均落在单位圆内,说明模型是稳定的,可用于山西省金融发展指标与对外贸易指标的关联分析。

第二,协整检验表明山西省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山西省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具有同步性。在一定程度上,山西省金融市场体系对拉动经济增长、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经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金融发展是对外贸易发展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说明山西省金融发展变化将引起对外贸易发展的变化。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就山西省整体而言,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动对外贸发展短期显现正向和负向冲击交替,但长期来看产生一定的正向响应,金融发展水平对外贸发展水平具有拉动作用。

4.2 建议

为进一步推进山西省金融与外贸协同发展,实现区域经济良好、平稳提升,现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一是优化山西省金融基建及发展环境。优化山西省金融业服务环境,完善金融发展的基础设施,是发挥好金融发展促进对外贸易的重中之重。要想继续完善和发展金融发展的体系结构,促进顶层金融结构进一步发展,应该着手实施针对山西省特殊环境的存款保险制度,同时要加快推行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机构评测和破产制度,让山西省金融服务及产品变得新颖有创新点。扶持山西省内企业的发展减免其贷款负担,就是要加快各种金融机构的上层建设,降低相关企业的成本投入。逐步形成一套专门针对山西省企业金融需求,体现金融资本促进企业发展的制度。因此,金融机构中制度的完善与外贸企业减负相结合,将形成有利于对外贸易企业发展和实体经济振兴的良好金融范围氛围。

二是改善山西省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在促进外贸发展的融资时,要明确改善与提升我国山西省中小企业的金融市场环境。为适应与服务好山西省中小企业的实际发展需要,要积极主动地推动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和各种金融主体以山西省中小企业金融需求服务为重点关切,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过程中,找准自身的定位与发展方向。积极推广本省内各大国有银行的信贷部门,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使从事对外经济活动的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标准降低,使信贷审批流程简化,提高国有银行的工作效率。在省内设立的地方商业银行要不断地、充分地发挥区域优势,拓展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产品和方式,加强对省内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除却在相关政策实施制定上下功夫,还可以以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发展需求为出发点,联系企业的基本经济活动,不断推出中小企业的金融的业务创新,增加其被信贷机构特别是小额的心甘情愿提供担保的机会,增值服务也持续增多,同时从各方面让小额信贷机构进入各类企业,为企业去提供能够真正满足自身需要,解决企业实际困难的金融服务,为不同企业提供不同的资金支持。

三是加快山西省金融创新并完善服务技术。金融部门与山西省政府机构应积极调研,从实际需求出发,开发创新实用的金融衍生品,为外贸企业规避外汇等风险提供更多的金融工具。因此,山西省政府应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的深化改革,为金融服务的创新提供多种帮助,包括法律保障、营商空间和政策支持等。推进外贸金融创新应符合外贸企业的实际需要。金融业服务创新的驱动力一定要来自于企业的现实需求,力求统筹规划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组织间,多种经济活动相结合的创新,不断使金融业的资源配置功能得到彻底的发挥。尤其是要加快山西省保险行业的发展与创新,让更多的保险的作用在外贸企业中不断被发现。与此同时,推进支付结算体系建设与完善,改善支付结算环境与支付结算安全的维护,有效地提高权益资本效率。推进支票、商业汇票和票据用于电子商务,扩大山西省区域性汇兑局的范围。加强对支付关键环节和第三方关系的管理和监督,积极管理非金融机构支付业务的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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