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学博士科研潜力评价
——基于112 位体育学博士H 指数与G 指数的分析

张华玉，魏德样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在研究生教育体系中，博士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的最高学历和最高层次[1]。而体育学博士与其他学科培养高学历层次人才不同，它对我国实现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战略有着双重影响。“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深化教育改革，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体育强国。体育学博士是体育学科研领军人物的储备力量，科研潜力不仅体现其科研能力的可塑性，而且关乎国家体育科研事业的发展。因此，对当前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科研潜力进行评价至关重要。目前采用定量评价指标对学者科研成果进行评价已成为主流，其中H 指数和G 指数备受青睐，常用于评价博士生导师队伍科研素养[2]、高校的科研绩效[3]、学术期刊的影响力[4]等。除此之外，H 指数和G 指数也作为中国知网学者学术影响力的排名依据。可见，相比于其他H 指数的衍生指数、发文量、被引频数和篇均被引量等传统评价指标，H 指数和G 指数具有更高的评价权威性和广泛的适用性。荷兰学者Anthony 建议引文计量测度应该采用较长的时间跨度，一般要长于5年[5]。基于此，选择H 和G 指数作为体育学博士科研潜力评价的指标，以引文时间跨度大于5 年的2015年毕业的112 位体育学博士作为调查对象。试图通过H 指数和G 指数来评价体育学博士的科研潜力，并对各体育学博士基本信息进行差异性分析。以期反映当前体育学博士的科研水平，为体育学博士培养单位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和建设体育强国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112 位体育学博士毕业生的基本信息包括毕业院校、性别、专业方向、在读年限，以及各博士的H 指数和G 指数。

1.2 研究方法

1.2.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于2021 年2 月25 日至3 月30 日通过以下途径采集。

（1）112 位体育学博士生教育背景和基本信息等数据信息是通过中国知网的《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查阅博士学位论文，以及查询各博士学位授权单位的官方网站获得。

（2）各博士生的H 指数和G 指数是通过中国知网“大数据研究平台”的学者库中查询获得。首先，使用高级检索功能，设定学位年度为2015 年，学位单位初设定为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的体育学博士学位授予单位[6]。将文献分类目录选定在社会科学Ⅱ辑、学科分类为体育，以此来确定2015 年体育学博士毕业生的名单。其次，对博士姓名进行逐一搜索，对重复文献的信息和学者单位变更进行合并。最后，通过学者库确定各博士的H 指数和G 指数。

经查找及筛选最终确定体育学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符合本研究的只有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山西大学、苏州大学、山东大学这12 所院校。初步统计人数为120 人，经筛选剔除信息不全的样本，比如性别、在读年限等基本信息查阅不到的情况。最终纳入分析的体育学博士人数为112 人，将以上信息进行分类整理，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来源。

1.2.2 H 指数和G 指数的计算

2005 年美国学者赫希提出H 指数的定义是:如果一个科学家的Np论文中的h 篇都至少被引用了h次，并且其他(Np-h)论文的引用次数都不超过h 次，那么这个科学家的指数就是h[7]。例如:一学者共发表50篇论文，其中的30 篇论文每篇都至少被引用≥30 篇，并且余下的20 篇论文的引用次数都小于30 次，则这位学者的H 指数为30。

G 指数是H 指数的衍生指数，主要是为弥补H指数不能很好反映高被引论文的缺陷而提出的[8]。G指数的定义是:论文按被引次数排序后相对排前的累积被引次数至少g2次的最大论文序次g，亦即第(g+1)序次论文对应的累积引文次数将小于(g+1)2。例如:将某学者的被引次数按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后，位次6的被引次数是比62 小的数，假设为35，这样（5+1）2＞35，可以计算出该学者的G 指数是5。因此，从定义可以看出g≥h，而按被引量排序靠前的文章的被引次数越大，G 指数越大。

2 结果与分析

2.1 体育学博士基本信息特征分析

对各体育学博士毕业生个体相关因素进行整理分类，作112 位体育学博士毕业生基本信息分布概况见表1。在毕业院校类型中，体育类院校的博士毕业生占据76.7%，是师范类院校和综合类院校总和的3倍。在性别的分布上男性和女性数量差异大，男性约为女性数量的3 倍。在专业方向上体育教育训练学始终是占据主要位置，民族传统体育学的毕业博士生数量较少，运动人体科学与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数量相当。就各毕业博士生培养方案规定的就读年限而言，国内各体育学博士的培养方案大部分将学制规定为3 a，最大年限不超过7 a。在读年限的分布中，112 位博士大部分是3 a 毕业，占据68.7%，只有少量就读5年才毕业的学生，占4.5%，这表明各培养单位达到预设的学制要求，且完成较为出色。

表1 112 位体育学博士毕业生基本信息分布概况表Table 1 Summary table of basic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of 112 physical doctor education graduates

究其原因，体育类院校是培养体育学博士的主力，承担着国内绝大部分体育学高水平科研人才的培养任务。纵观体育专业高等教育阶段学生性别比例，男性在数量常多于女性。但随着体育强国战略的提出和体育学科建设进程的推进，女性在体育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9]。陈庆伟等经过近10 a 的追踪调查发现，目前体育学博士生导师的性别比例更加均衡[10]。体育教育训练学肩负着为国家培养高层次体育教育、运动训练人才的重任，与我国教育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关系密切。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及体育教学与训练实践的不断深入，国家和社会对体育教育训练学学科专业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2.2 体育学博士H 指数和G 指数分析

2.2.1 体育学博士H 指数和G 指数总体特征分析

通过对全部样本的H 指数和G 指数作分析，能够从整体上把握体育学博士两个指数的分布，反映各博士科研能力的整体状况。对各博士的H 指数和G指数进行整理，作出体育学博士H 指数和G 指数总体分布表。从表2 中可以看出，从体育学博士个人相关信息的四个层面出发，每个层面H 和G 指数小于平均值的概率都大于40%，且总体上H 和G 指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相差较大，最小值除综合类院校毕业生不等于0 外，其他层面均为0。通过进一步对各体育学博士的H 指数和G 指数的频数进行统计（图1）发现H 和G 等于0 的博士有44 人，占39.29%。而H 指数大于10 以上的博士仅仅只有9 人，仅占8.0%。

图1 体育学博士H（左）、G（右）指数频数分布图Fig.1 H (left) and G (right) index frequency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physical education doctors

表2 体育学博士H 指数和G 指数总体分布表Table 2 The overall distribution table of the H index and G index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doctors

由此可知，2015 年毕业的体育学博士中将近40%的博士H、G 指数为0，表示他们毕业后没有从事与体育学科相关的科研工作，这与我国要培养“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级专门人才”的目标相偏离。此外，体育学博士毕业后的人均H 指数值相对偏低，这反映体育学研究者的科研水平参差不齐，在毕业5 a后的科研成果不够突出。

(3)矿区范围及周边一般分布有省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小区等，对矿区的开发建设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2.2.2 体育学博士H 指数和G 指数在不同院校类型中的差异分析

从上表2 可知，三种院校类型中体育类院校和师范类院校的H 指数、G 指数的均值较接近，而综合类院校的均值远远大于其他两种类型的院校。为确定各组之间的均值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上的差异，将体育学博士培养单位院校类型按照体育类院校、师范类院校、综合类院校的分组方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从表3 可知，这三种院校类型之间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对此进行多重比较，对方差进行齐性检验，满足方差齐性，选择LSD 方法进行假设检验。从表4 可知，体育类院校和综合类院校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6＜0.05）；师范类院校和综合类院校之间也存在着显著性差异（P=0.009＜0.05）；而体育类院校和师范类院校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705＞0.05）。

表3 2015 年毕业体育学博士H 指数和G 指数在不同院校类型中的方差分析Table 3 Variance analysis of H-index and G-index for graduated physical education doctors in different typ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2015

表4 2015 年毕业体育学博士毕业院校H 指数和G 指数方差分析多重比较Table 4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H-index and G-index variance analysis graduated physical education doctoral colleges in 2015

随着中国体育学研究生学位点的发展，体育学博士点的规划经历体育院校——师范院校——综合性大学的发展过程[11]，体育类院校一般具有完整的学位授权学科，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具有很大的优势，从招生人数和专业设置的多样化中也可以反映出来。我国师范院校的体育院系建立较早，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建立较齐全的学科体系。而设置体育学博士点的综合性大学一般都是“985”和“211”类大学，综合性大学利用学科专业宽、广的优势，开设大量的跨学科的课程，扩大博士研究生的知识视野。不仅可以最大化地发挥多学科优势，而且方便结合体育学发展交叉学科的研究，联合承担国家的重大科研项目，提升竞争力和研究水平。因此，数据呈现出体育学博士H 指数和G 指数在不同院校类型之间存在着显著性差异，且综合类院校的均值远远大于体育类院校和师范类院校。

2.2.3 体育学博士H 指数和G 指数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

表5 展示2015 年毕业体育学博士H 指数和G指数在性别上差异比较的结果。由于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且偏态较为严重，因此确定以非参数检验中的秩和检验对性别差异进行分析。虽然并未达到统计学上的要求，但是根据前人的研究，不同性别的学者在其学术科研成果上存在着显著性差异。许多学者探讨女性学者在学术水平上不及男性的内在原因，闫静对女性体育科研人员的科研产出现状与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验证了各年龄、职称层次女性研究者的科研产出量均显著低于男性，女性的学术兴趣、能力潜质和学术目标等是影响其科研产出的主要因素[12]。崔林蔚对科研人员科研产出及影响力性别分层进行探究，总结出包括智力原因、个人选择和社会选择三个方面的原因，使得女性学者在科研水平上低于男性[13]。

表5 2015 年毕业体育学博士H 指数和G 指数性别差异秩和检验Table 5 The rank sum test of the gende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index and the G-index of the graduated physical education doctors in 2015

反观在2015 年毕业体育学博士H 指数和G 指数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本研究所选择的调查对象的毕业时间是2015 年，到检索时间为止，虽然这些毕业的博士生已有至少5 年的H 指数和G 指数的积累，但是相比于前人对学术成果影响力差异分析的研究时间跨度较短。因此，在学者学术成果的性别差异性分析上不能得到与前人研究一致的结果。

2.2.4 体育学博士H 指数和G 指数在不同专业上的差异分析

表6 2015 年毕业体育学博士毕业专业方向H 指数和G 指数方差分析Table 6 Variance analysis of H-index and G-index in the professional direction of the graduated physical education doctoral degree in 2015

究其原因，在体育强国战略提出之前，体育学博士的培养目标设置和培养方案改革处于稳定状态。对四个二级学科的培养方案较为相似，即要求体育学博士在规定刊物发布一定数量的期刊论文、出席参加一定数量的科研会议、学术汇报和完成其学科规定字数学位论文的撰写。此外，体育博士生的培养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采用“单一导师制”，博士研究生的科研成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师的培养模式，指导方式仅限于学生和导师的单线互动，单一的培养模式限制了博士研究生的创作潜力的激发，不利于博士生学术成果的创新。导致各博士毕业时的学术成果，如期刊发表数量少、被引量区分度不高。吴欣表示我国体育学导师制改革的主要走向是由往常的单一制向导师组制、导师指导委员会制转变[14]，这有助于激发各博士的创新思维、增强学术交流的机会，从而提高培养质量。

2.2.5 体育学博士H 指数和G 指数的在读年限差异分析

对112 位体育学博士毕业生的在校就读年限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由于3.5 a 和4.5 a 的个案数在3个以内，因此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将3.5 a 纳入4 a，4.5 a 纳入5 a。单因素分析因此包括3 个时间段，3、4和5 a。按照7 表中所示，各就读年限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虽然表7 中的数据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意义，但是从表1 可以看出，在就读年限的分布中，博士大部分是3 a 毕业，占据68.7%。也有少量就读5 a 才毕业的学生，占4.5%。

表7 2015 年毕业体育学博士在读年限H 指数和G 指数方差分析Table 7 Variance analysis of H-index and G-index for the number of years of physical education graduated doctors in 2015

进一步分析，体育类院校的博士生以在读年限3 a为主导，占80%。师范类和综合类的体育学博士生在读年限跨越3、4 和5 a 三个时间段，分别占34.6%、50.0%和15.4%。由此可见，体育类院校在体育学博士培养目标的完成度上超过师范类院校和综合类院校。究其原因可能有:一是体育类院校以体育学博士的培养作为核心目标，而师范类院校和综合类院校一般设置多个专业博士点，在培养体育学博士上的“精力”不如体育类院校集中。二是部分在师范类院校和综合类就读的博士由于身兼数职，在本科任课或者从事一定的社会工作，这也可能影响其毕业的时间。

3 结论

（1）从体育学博士H 指数和G 指数总体特征来看，112 位体育学博士毕业生中将近40%的博士在获得学位后，不再从事与体育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且体育学博士毕业后的人均H 指数值相对偏低，表明体育学研究者的科研水平参差不齐。

（2）从毕业院校、性别、专业方向和在读年限这四个方面对112 位体育学博士的个体相关因素进行差异分析发现: 各体育学博士H、G 指数的均值在毕业院校类型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具体差异在于体育类院校和综合类院校之间以及师范类院校和综合类院校之间。而112 位体育学博士毕业生H 指数和G 指数在性别、专业方向、在读年限上的均值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表明各体育学博士之间的科研潜力区分度较差，可比性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