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后期诔文与碑文的交叉互渗

赵 俊 玲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诔文与碑文(1)碑文的种类很多，徐师曾就言：“后汉以来，作者渐盛，故有山川之碑，有宫室之碑，有城池之碑，有桥道之碑，有坛井之碑，有神庙之碑，有家庙之碑，有古迹之碑，有风土之碑，有灾祥之碑，有功德之碑，有墓道之碑，有寺观之碑，有托物之碑，皆因庸器(彝鼎之类)渐阙而后为之，所谓‘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者也。”(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4页。)其中墓碑文是碑文的主体，人们常以“碑文”代指“墓碑文”，本文所谓“碑文”即指“墓碑文”。是两种与亡者相关的文体，在古人的文化生活中都曾发挥重要作用。诔、碑在发展的过程中，尤其在东汉中后期，曾发生过横向的相互影响、渗透，并对两种文体的发展演变造成影响，是两种文体发展史上的一种重要现象，本文试分析之。

一

东汉时期，在与亡者相关的文体中，诔与碑二者在施用对象、文体功能及语言特征上最为接近，这是造成两种文体交叉、互渗的重要前提和原因。

诔、碑两种文体的相近，汉魏六朝文学批评家早有认识。如陆机《文赋》论及十种文体，将性质相近的两两对举，其中碑、诔相对，代表着陆机对二者密切关系的体认。刘勰《文心雕龙》论文体，往往将相近的两种放在一篇，以便进行比较，其列《诔碑》一篇，言：“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先于诔，是以勒石赞勋者，入铭之域，树碑述亡者，同诔之区焉。”[1]457明确当碑用于述亡时，与诔的性质是一样的。

(一)诔、碑两种文体在施用对象上相近

读诔以定谥，诔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礼制，属于某些官员的特定职责，如《周礼·春官·大祝》所言：“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六曰诔。”[2]809作为国家礼制，诔有许多相关规定。《仪礼》云：“死而谥今也，古者生无爵，死无谥。”贾公彦疏曰：“今谓周衰记之时也，古谓殷，殷士生不为爵，死不为谥。周制以士为爵，死犹不为谥耳，下大夫也。今记之时，士死则谥之，非也，谥之由鲁庄公始也。”[3]959周以前，诔只适用于国君、诸侯、卿大夫这些地位高贵者，至周衰之时，始下及于士。诔事实上只是官方的特权，并不用于普通百姓，彼时之诔皆官诔。发展至东汉，诔文的施用对象主要还是帝王、朝中官员等这些身份地位高贵者，如为《文心雕龙》所称扬的东汉诔文作家留存至今的诔文：杜笃《大司马吴汉诔》、傅毅《明帝诔》《北海王诔》、崔瑗《和帝诔》、苏顺《和帝诔》《陈公诔》《贾逵诔》等，诔主身份皆然。

碑是源于铭的一种文体。蔡邕《铭论》言：“《春秋》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钟鼎礼乐之器，昭德纪功，以示子孙，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碑在宗庙两阶之间。近世以来，咸铭之于碑，德非此族，不在铭典。”[4]875-876天子、诸侯、大夫“昭德纪功”，则铭之于钟鼎礼乐之器。钟鼎礼乐之器是铭文的载体，后来这种载体扩及于碑。蔡邕《铭论》所谓“碑”，还不是一种文体，但却指出了作为文体的“碑”源出于铭文的事实。这也注定了碑要如同铭文一样施于功德非常、身份地位高贵之人。事实上，东汉碑文的施用对象即以朝中官员为主，即如创作数量和成就居首的作家蔡邕，今存碑文四十余篇，碑主大部分是当时显贵，顾炎武就感叹：“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寔各三碑，桥玄、杨赐、胡硕各二碑。”[5]1108

就施用对象来说，在东汉流传的与亡者相关的文体中，诔与碑是最接近的。其他如当时已经产生并发展的哀辞，《文心雕龙·哀吊》篇言其“不在黄发，必施夭昏”[1]465，篇中所论篇目施及两种人：童殇夭折及不幸暴亡者。哀辞创作在魏晋才进入相对兴盛期，代表性作家及作品皆产生于彼时，施用对象的扩大也是在彼时。在东汉，这是一种正在形成且与诔、碑区别明显的文体。与哀辞不同，哀策乃庙堂之制，其施用对象为皇帝、后妃、太子等皇室成员，任昉《文章缘起》所列最早的哀策文是东汉李尤的《和帝哀策》，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哀策文是曹丕的《武帝哀策文》。吊文产生于西汉，刘勰《文心雕龙·哀吊》言其施用对象“或骄贵以殒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无时，或行美而兼累”[1]478，所吊主要是古人，借吊古以抒怀是这种文体的主要功能。东汉时诔碑文名家杜笃、胡广、蔡邕等分别作有《吊比干文》《吊夷齐文》《吊屈原文》，皆吊古抒怀之作，吊文与诔、碑文的文体界限亦很明确。祭文产生较晚，任昉《文章缘起》以杜笃《祭延钟文》为首出之作，现存最早的祭文则是曹操的《祀故太尉桥玄文》。

可见，东汉时期与亡者相关的文体，哀辞、哀策、吊文、祭文等，或未大行，或在彼时与诔、碑施用对象区别明显。而诔、碑因当时皆多用于朝中官员、身份地位高贵者，故关系也更为密切。

(二)文体功能的接近

诔在产生之初是一种实用性较强的文体，许慎《说文解字》曰：“诔，谥也。”段玉裁注云：“当云所以为谥也。”[6]101是为定谥的实际需要而作。其内容，《礼记·曾子问》郑玄注云：“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谥。”[7]1398是累列亡者一生的事迹，不外乎功业德行之类。至东汉以后，诔已失去定谥的实际用途，但仍是一种述人德行的文体。诔的这种功能乃批评家们的共识，如《文心雕龙·诔碑》云：“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1]427颂人德行，使人不朽，这就是诔最重要的功用。五臣注曹丕《典论·论文》“铭诔尚实”云：“铭诔述人德行，故不可虚也，丽美也。”[8]967言“诔”要“实”，是从其述德的功能出发的，述诔主之德行功业应遵从事实而不夸张虚造。

在作家的实际创作中，诔文述德的功能在东汉直至后代也一直被强调。东汉杜笃《大司马吴汉诔》云：“死而不朽，名勒丹书，功著金石，与日月俱。”[4]628认为诔文的述德起到了使亡者声名与日月俱存的作用。曹植《文帝诔序》所云“何以述德？表之素旃。何以咏功？宣之管弦”[9]341、《任城王诔序》所云“凡夫爱命，达者徇名。王虽薨徂，功著丹青。人谁不没，贵有遗声”[9]280，指出通过诔文之述德咏功，使诔主声名永垂。潘岳最善述哀，但其《杨荆州诔》云：“呜呼哀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身没名垂，先哲所韪。行以号彰，德以述美，敢托旒旗，爰作斯诔。”[8]1045亦强调诔在述德传名方面的作用。

同样，述德也是碑文的主要功能。如前所引，蔡邕在《铭论》中即指出碑由铭发展而来，同样继承了铭“昭德纪功”的功能。东汉的碑文亦多强调这一功能，如《河间相张平子碑》称：“纪于铭勒，永终誉兮。死而不朽，芳烈著兮。”[4]719《太尉李咸碑》言：“名莫隆于不朽，德莫盛于万世。铭勒显于钟鼎，清烈光于来裔。刊石立碑，德载不泯。”[4]887他如《孟孝琚碑》《广野君庙碑》《郭有道碑》等莫不如此。碑以金石为载体，称述功德的文字刻于其上，便使碑主永垂不朽了。最值得注意的是刘桢《处士国文甫碑》，则同时指出了碑、诔使人不朽的共同功用：“咸以为诔所以昭行也，铭所以旌德也。古之君子，既没而令问不亡者，由斯二者也。”[10]209

在东汉，诔、碑之述德称美，既是由它们共同的文体功能决定的，又共同贡献于东汉颂美文学的发展。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诔碑文述德铭勋，是东汉文学颂美主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凝聚着时人‘褒称盛美以成风德’之儒家教化意识。”[11]76

既然要述德纪功，就离不开对亡者德行功绩的记叙描述，诔、碑由此也分别具有了叙事功能。《文心雕龙·诔碑》云：“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1]442“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材，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1]457诔要“累列其事”[12]318，故成“传体”；碑因“述德纪功，归于实录”[13]，故需“史材”。在选文定篇中，刘勰尤其重视诔、碑文作家的叙事能力，如言傅毅诔文，赞其“文体伦序”[1]431，是说写得有条贯次序；称苏顺、崔瑗“辨絜相参”，“序事如传”[1]431，是说他们诔文的内容清晰，文辞简洁；崔骃、刘陶，则“工在简要”[1]436。叙事的成功成就了这些诔文作者在诔文发展史上的地位。而称曹植诔文“体实繁缓”[1]436，则是不满其叙述上不能简要得法。所以是否善于叙事已成为诔文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碑文亦然，刘勰赞蔡邕碑“叙事也该而要”[1]450，评孔融碑“辨给足采”[1]454，称孙绰碑“辞多枝杂”[1]454，切入角度都是这些碑文作者在叙事上的成败得失。这些评价，全是建立在对诔、碑叙事功能的认定的基础之上。

(三)与文体功能相关的语言特征的接近

刘勰虽强调诔、碑的叙事功能，但它们不同于史传文学则是显然的，这表现在诔、碑文的叙述描写多是形容概括性的，而非史传文学般对事件、对话、行为等的细致描写和刻画。如杜笃《大司马吴汉诔》中的“四方残暴，公不征兹。征兹海内，公其攸平。泯泯群黎，赖公以宁。勋业既崇，持盈守虚。功成即退，挹而损诸”[4]628，叙吴汉荡平海内的军功及功成身退的高风亮节，没有任何具体的事件、细节，而以简括之语颂赞形容。又如蔡邕的《陈太丘碑文》，以“四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将军，宰闻喜半岁，太丘一年”[4]892数语简叙陈寔仕历，更多的则是如“德务中庸，教敦不肃。政以礼成，化行有谧”[4]892这类对亡者德行的概括形容之语。对于碑文叙事的概括形容，刘师培已有分析：

“其序则传”。碑前之序虽与传状相近，而实为二体，不可混同。盖碑序所叙生平，以形容为主，不宜据事直书。……未有据事直书，琐屑毕陈，而与史传、家传相混者。试观蔡中郎之《郭有道碑》，岂能与《后汉书·郭泰传》易位耶？彦和“其序则传”一语，盖谓碑序应包括事实，不宜全空，亦即陆机《文赋》所谓“碑披文以相质”之意，非谓直同史传也。六朝碑序本无与史传相同之作法，观下文所云：“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则彦和固亦深知形容之旨，绝不致泯没碑序与史传之界域也。[14]168-169

诔文亦然。

另外，诔、碑文骈体化的形式，也必然要求它们的叙事采用概括形容的方式。诔文的主体部分——诔辞本多由四言韵语组成，碑文的主体部分——序文虽亦用散体，但实则是骈散夹杂，骈化的程度很高。骈文的形式本不利于叙事，“在汉魏六朝骈体盛行时代，文士们认为那些讲求对偶、辞藻、音韵、用典等修辞美的作品才具有优美的文学性，而那些散体写实的传记则缺乏文学性。因此他们写作碑传文，大抵以骈文行文，以华美的词句代替写实的叙事，传主的事迹往往显得笼统而不具体”[15]。且诔、碑文本都是由丧葬礼仪而产生的典礼之文，在临葬的典礼中及在墓碑之上皆不宜作长篇大论，只需最大程度上概括形容亡者的美好德行与功绩。

诔、碑文共同的述德与叙事功能及与此相关的形容概括的语言特征，更进一步拉近了两种文体的距离，也是造成两种文体交叉互渗的重要因素。

二

东汉中后期，立碑之风渐盛，碑文创作进入兴盛阶段。相对于诔，彼时碑文是一种更合时代潮流、创作更多的文体，加之施用对象、文体功能等的接近，碑文挤占了诔文的生存空间，诔文的创作开始大幅度减少。如在桓、灵之前，东汉诔文还多有名家名篇，前列为《文心雕龙》所称赏的诔文作家就多生活在东汉前中期，而进入桓、灵之世，留存至今的诔文则仅见蔡邕《济北相崔君夫人诔》。然则，诔文在表面上衰落、被碑文取代之际，实际以另一种形式生存，那就是向碑文渗透，影响并改变着碑文。

东汉中后期，诔与碑两种文体的互渗，最直接的表现即是碑上明言所刻乃诔文。如汉顺帝时《景君碑》、桓帝和平元年《严碑》、灵帝熹平六年《堂邑令费凤碑》等皆然，它们最直观地说明，诔、碑两体开始混淆，诔文刻于碑上，与碑文融合。

东汉中后期，诔文与碑文的融合，具体来看，实际可分两种情况。

其一，明言碑上所刻乃诔文，但实具碑、诔的双重特征。如前所列汉顺帝时《景君碑》，序文从碑主卒葬写起，叹以“呜歔哀哉”，是典型的诔文的开篇模式。序文又言：“于是故吏诸生相与论曰：上世群后，莫不流光囗于无穷，垂芬耀于书篇。身殁而行明，体亡而名存。或著形象于列图，或颂于管弦。后来咏其烈，竹帛叙其勋。乃作诔曰。”[16]61-62交代为使亡者不朽而作诔文的写作缘由，亦是诔文通例，且“乃作诔曰”更标志着下面应是一篇诔文。就形式看，铭文部分以四言韵语成篇，前半述德，后半序哀，且以“呜呼哀哉”收尾，确亦合诔文通式，但在述德部分，又有“寔渘寔刚，乃武乃文。……以病被征，委位致仕”[16]62一段文字插叙亡者历官仕迹，自其入仕叙至致仕，是碑文常见而诔文少有的内容。后结以四言乱辞，又是东汉部分诔文的体式。总体而言，这篇刻于碑上的文字，更多表现出诔文的结构和体式特征，但其内容又部分来自碑文，是两体融合的一个典型。又如《严碑》，序文中有“咨嗟痛兮，呜呼悲伤，故著名诔，……其辞曰”[4]1002的诔文标志用语。其铭文部分韵散结合，开头先以散体交代亡者名讳、才学，以四言韵语括其品德，继而又以散体序其历官仕迹，间以四言韵语言其治绩，更与东汉后期碑文的序文部分类似。在此之后又写及存者的丧亡之悲，叹以“呜呼哀哉”，又类诔文。与《景君碑》相比，此文表现出更多碑文的特点，但亦显见对诔文的吸收、利用。再如顺帝汉安二年邯郸淳《孝女曹娥碑》，序文用碑文的一般通例，介绍碑主籍贯、生平、卒因，却又称“度尚设祭诔之，辞曰”[4]1196。铭文乃诔文，先叙其品性，次序其亡及诸人之哀。序哀文字所占比例更大。后结以“乱辞”。序文类碑，而正文类诔。《堂邑令费凤碑》自卒葬写起，“惟熹平六年岁格于大荒无射之月，堂邑令费君寝疾卒。呜呼哀哉。于是夫人元弟故囗囗囗守卜胤追而诔之。其辞曰”[4]1028，似诔文。而后叙亡者历官、德行，并抒哀情，写及卒葬，韵散兼用，兼有诔、碑文的特征。

以上数例，皆刻于碑，却又言所刻乃诔文，然究其实，皆兼容诔、碑二体的特征。可见在东汉中后期，诔文消融于碑文，碑文消化、吸收、利用诔文，二体在相互影响、渗透中发展。

其二，并未明言碑上所刻乃诔文，但实同诔文。如汉和帝永元八年《孟孝琚碑》(2)此碑作年，据高文《汉碑集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考证。，此碑残缺颇多，就今之留存看，碑序自亡者卒逝写起，以散语叙及亡者主要经历及起坟立碑之事，铭文从其卒逝写起，以卒葬写哀情，如“凉风渗淋，寒水北流”[16]15，能将哀情与惨景相结合。序哀之后，又颂其德，后又有七言之乱。总体而言，此碑序类碑、诔的结合，而铭文类诔，但又与一般先述德、后序哀之诔稍有不同。又如桓帝延熹六年《平舆令薛君碑》，序文以写卒逝开头，又叹以“呜呼哀哉”，更似诔文。铭文自“我君肇祖，官有世功”至“宽猛以济，藐矣惟清”[4]1011，述其历官行迹，并兼颂赞。继之以卒逝之悲：“国人巷哭，若丧厥亲。鬓白号怛，童稚吟呻。嗟嗟酷痛，如何昊乾。灵柩旋归，卜此穸窀，哀哀士俊，恻尔酸辛。姻族毕至，素缟填庭。于是吏民，乃复追叹。”[4]1011写一种群体之哀，且又从临葬写哀情，都在东汉诔文中常见，文中“旻天不吊，不慭遗君”[4]1011来自《孔子诔》“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4]24。这篇碑刻兼容诔、碑，而带有更多诔文的特征。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东汉中后期诔碑的融合，不仅仅是诔文刻于碑上那么简单。碑上所刻文字实际往往结合了诔、碑两体的特征，显示出诔文对碑文的渗透、碑文对诔文的转化和吸收。

三

上述诔、碑融合的第二种情况，主要即在于碑文中写哀成分的增加，这正是东汉中后期，特别是桓、灵之世，诔文向碑文渗透，影响碑文的最主要表现。

《文心雕龙·诔碑》篇言诔文体式结构云：“荣始而哀终。”[1]442并说这种文体应“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1]442。述哀是诔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师培云：“东汉之诔，大抵前半叙亡者功德，后半叙生者之哀思。”[17]153东汉时的诔文已经形成了前半述德、后半叙哀的稳定的文体结构。

碑文承先秦铜器铭文而来，主要功能在颂德纪功，但同时它又是一种与亡者相关的文体。裴松之《请禁私碑表》有云：“碑铭之作，以明示后昆，自非殊功异德，无以允应兹典。……若乃亮采登庸，绩用显著，敷化所莅，惠训融远，述咏所寄，有赖镌勒，非斯族也，则几乎僭黩矣。”[18]1699强调碑文用于殊功异德者，有斯人，则必赖斯体才能显扬。但同时，此体也可以抒发内心情怀，也就是对亡者的哀伤之情。裴松之上此表在晋安帝义熙中，显见在当时，述哀已被作为碑文应有的组成部分。

碑文写哀成分的增多，正在碑受到诔的渗透、影响的东汉中后期，尤其是桓、灵之世。彼时很多碑文不仅借用诔文的常用语，如“呜呼哀哉”“如何昊天”“号咷失声”等，还沿用了诔文述哀的方式，如《小黄门谯敏碑》云：“呜呼哀哉，国丧良佐，家陨栋梁。遐迩咨悼，士女哀怀，寮朋亲戚，莫不失声，泣涕双流。”[4]1038《琅邪王傅蔡郎碑》言：“呜呼哀哉！凡百君子，咨痛罔极，殷怀伤悼，含涕流恻。如何昊天，丧我师则！”[4]880他如《北军中侯郭仲奇碑》《敦煌长史武斑碑》《安平相孙根碑》等，皆有类似表达。这些碑文的碑主皆为官员，作者受托或受命而作，一般与碑主并无交谊。写哀部分概括形容各方对亡者逝去的悲痛，多沿古语，虽夸张绘饰，却并不深切感人。这正是东汉成熟的诔文常用的写哀方式，其已影响于碑文。

然而，作为一种文体，诔文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其写哀在东汉也有一个逐渐增加，渐及真切的过程。如至蔡邕《济北相崔君夫人诔》，即以大段文字写哀情：“于是孝子长号，气绝复苏。号呼告哀，不知其辜。昊天上帝，忍吊遗孤。寻想游灵，焉识所徂。呜呼哀哉。”[4]899写子孙的悲亲之哀，已较之前诔文详细，能设身处地想及遗孤失去母亲之可怜悲伤。“逝彼兆域，于时翳藏。冥冥窀穸，无时有阳。灯烛既灭，马道纳光。形影不见，定省何望？嗟其哀矣，不可弥忘”[4]899，又写及既葬之后，生者深感物是人非，再也找不回从前的生活。继以“日月代序，古皆有丧”[4]899安慰生者，正反映当时人们对生命的一种普遍思考。此篇诔文写哀，虽然还多有形容概括之语，但也有了感同身受的深情及对生命的思考。

在诔文的影响下，东汉中后期碑文的写哀成分也在增多，技巧也开始富于变化，所抒哀情也变得感人。如《司徒袁公夫人马氏碑》：“呜呼哀哉，几筵虚设，帏帐空陈，品物犹在，不见其人。魂气飘飖，焉所安神？兄弟何依？姊妹何亲？号咷切怛，曾不我闻。吁嗟上天，何辜而然。伤逝不续，近者不旋。”[4]890写逝者已逝，物是人非，使兄弟姊妹孤独无依。正因写人之常情，所以可以动人。又如《太傅胡广碑》所写：“唯我末臣，顽蔽无闻，仰慕群贤，恶乎可及！自公寝疾，至于薨毙，参与尝祷，列在丧位，虽庶物戮力，不愆于礼，进睹坟茔，几筵空设，退顾堂庑，音仪永阙。感悼伤怀，心肝若割。”[4]886作者和碑主本有师生关系，老师的逝去给作者带来深沉的悲哀，所以当作者只能看到老师的坟墓，退归堂庑却永不得老师音容之时，其“心肝若割”大概是最真切的感受。再如《司隶从事郭究碑》“悲夫，破镆铘之刃而不宰元，摧晨风之翼而不厉天，耆侄士女，呜悒惟戚。孤嗣叫号，涕零如雨，咸曰囗晨有殁，历数犹终，自古迄兹，孰能保存？生荣死哀，弈贵遗称”[4]1037，也只能从生而皆有死的角度感受生命逝去的无奈与悲哀。

在感伤主义思潮和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影响下(3)参见黄金明《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117页)一书所论。，东汉诔文写哀成分增多，所述哀情更真切感人，更私人化，影响着碑文，向碑文渗透。碑文在吸收、消化诔文的特征后，自身更为强大，反过来又对诔文的创作造成了冲击，使诔文在东汉后期渐归于沉寂。但至魏晋大力禁碑之时，诔文沿东汉后期的发展方向，经曹植、潘岳的创作，在述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使这种原本实用性很强的文体文学性越来越强，在魏晋及以后又与碑明确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