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移植受者人类微小病毒B19感染临床诊疗技术规范（2022版）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 国家肾脏移植质控中心

肾移植受者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导致其免疫功能低下，容易伴发各种病原体感染。近年来人类微小病毒B19（human parvovirus B19，HPV-B19）作为引起多种人类疾病的重要病原体受到广泛重视。随着HPV-B19感染检测技术的发展和肾移植手术的增多，肾移植术后HPV-B19的感染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是导致术后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pure red cell aplasia，PRCA）的重要原因之一，影响移植肾功能恢复，甚至导致移植肾损伤或预后不良[1]。

HPV-B19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引起人类疾病的微小病毒属成员。1985年由国际病毒学分类委员会将其归为微小病毒科并命名为B19。HPV-B19传染性强，主要经呼吸道或血液制品传播[2]。在实体器官移植中，肾移植受者是HPV-B19易感人群，感染率相对较高。HPV-B19感染可引起多种临床疾病征候群。在普通人群中，HPV-B19感染具有自限性，预后较好，但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表现、诊治及预后不同于普通人群[3]。肾移植受者HPV-B19感染表现为严重或慢性持续性发病过程，可引起慢性或严重的PRCA和移植肾病变等疾病，若不能及时诊断和治疗，会严重影响受者的预后，并可能发生传播性的院内感染。目前针对肾移植术后HPV-B19感染，国内尚无规范、合理的临床诊断、治疗和预防策略。由于缺乏对HPV-B19感染的认识及防控措施，并且HPV-B19监测还未作为术后随访的常规检查项目，这导致在临床中可能低估了HPV-B19感染率以及严重程度。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和国家肾脏移植质控中心组织专家，以国内外临床证据为基础，并参考《实体器官移植中的人类微小病毒B19：美国移植学会的指南（2019版）》[3]，制订本规范，以期为我国肾移植术后HPV-B19感染的规范化防治提供指导。

1 病原学

HPV-B19属于微小病毒科红细胞病毒属，人是其唯一宿主。HPV-B19由一条单链线性DNA和衣壳蛋白组成，该病毒直径约25 nm，无包膜，单链DNA长度约为5.6 kb[2]。HPV-B19基因组主要编码非结构蛋白NS1，结构蛋白VP1和VP2，其中NS1对宿主细胞具有细胞毒性[3]。HPV-B19分为三种基因型（Ⅰ型、Ⅱ型和Ⅲ型），但基因型与HPV-B19感染的特定临床表现之间没有明确关联性，我国以Ⅰ型流行为主[4]。HPV-B19是一种容易变异的病毒，对热稳定。

1974年，Cossart在健康献血者的血清中首次观察到HPV-B19，随后发现HPV-B19感染与多种疾病有关，尤其是PRCA。现已证实，HPV-B19对人体红系祖细胞具有特殊倾向性或嗜性。HPV-B19的受体为红细胞糖苷酯（也称为红细胞P抗原），主要存在于红系细胞、红系前体细胞、胎儿心肌等组织以及一些巨核细胞和肾内皮细胞上，其可与HPV-B19结合[2]。HPV-B19进入宿主细胞后，在细胞核内复制，形成核内包涵体。由于病毒的直接作用或病毒蛋白介导的细胞毒性反应，可引起感染细胞凋亡或溶解，导致人体红细胞生成减少、贫血以及肝脏和肾脏等器官损伤[5]。除了P抗原外，促红细胞生成素（erythropoietin，EPO）受体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HPV-B19 DNA的复制依赖于磷酸化的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 子（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STAT）5，而EPO与红系祖细胞表面的EPO受体结合后可以激活Janus激酶（Janus kinase，JAK）2-STAT5通路，产生磷酸化的STAT5，开启HPV-B19 DNA的复制[6]。在非红系细胞表面，病毒可通过内吞作用进入细胞，引起细胞凋亡或炎性反应，但DNA不可复制。此外，已发现缺乏红细胞P抗原的人群对HPV-B19感染具有抵抗力，但非常少见[7]。

HPV-B19 DNA可持续存在于人体许多器官和组织中，如无症状个体的骨髓、滑膜、尿液、心脏、脑、肝脏、肾脏和肺脏等器官组织及皮肤中均可检测到HPV-B19 DNA[5]，但其可持续存在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有研究表明，免疫力低下或免疫缺陷的患者存在HPV-B19持续感染，可能与其不能产生足够水平的病毒特异性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in，Ig）G抗体有关[8]。肾移植受者HPV-B19感染呈长期持续状态且易复发，这可能与肾移植受者长期处于免疫抑制状态，致使抗体介导的免疫反应不足或延迟而无法产生有效的免疫应答，引起病毒持续复制且不易清除有关。此外，有研究检测到肾移植受者感染HPV-B19会对T细胞产生影响[9]。

2 流行病学和危险因素

HPV-B19感染呈全球性，以冬春季常见，每隔几年会发生流行性疾病[10]。HPV-B19可感染各年龄组人群，尤其以5～15岁儿童和少年高发。多数成人在儿童期已受到HPV-B19感染，获得终生免疫。儿童、孕妇、造血功能障碍者、免疫力低下者或免疫缺陷者是HPV-B19的易感人群[2]。在实体器官移植受者中，肾移植受者是HPV-B19感染的较易感人群。近年来肾移植受者HPV-B19感染率呈升高趋势[3]。据国外的Meta分析报道，肾移植受者术后第1年HPV-B19感染的总体发生率为10.3%[11]，国内一项114例样本的单中心调查显示肾移植术后HPV-B19感染率为18.75%，明显高于正常人群对照组（2.24%）[1]。但由于国内缺少多中心的大数据统计以及缺乏对肾移植受者全面筛查，肾移植受者中HPV-B19感染的确切发生率尚不清楚，可能被低估。

据文献报道，实体器官移植术后HPV-B19感染的复发率为28%～35%[12]。HPV-B19复发性感染在肾移植受者中的发生率较高[13]。有研究表明，接受过抗人T细胞免疫球蛋白（anti-human T lymphocyte immunoglobulin，ALG）多克隆抗体诱导治疗的肾移植受者，HPV-B19复发性感染的风险更高[14]。

HPV-B19感染高峰多出现在肾移植术后3个月内。与成人相比，儿童受者术后发病时间早。据研究报道，肾移植术后1年后还会出现HPV-B19感染的二次高峰，说明肾移植术后远期感染与长期免疫抑制有关[15]。在伴有贫血的肾移植受者中，HPV-B19感染率较高，据国外研究报道，伴有贫血的肾移植受者HPV-B19感染率为27.4%，明显高于无贫血的肾移植受者[16]。国内研究显示，在肾移植受者服用免疫抑制剂无差异的情况下，HPV-B19感染者贫血和肾功能异常的发生率显著高于未感染者[1]。

2.1 传染源

传染源包括急性、慢性和隐性HPV-B19感染者[17]。HPV-B19血清学或HPV-B19 DNA阳性的供者是肾移植受者HPV-B19感染的传染源之一，有研究表明，肾移植受者术后1个月内感染HPV-B19与供者来源性感染有关[18]。若肾移植受者术前为隐性HPV-B19感染者，术后免疫抑制剂的应用也可引发受者术前内源性潜伏病毒的激活导致病毒血症。已有研究显示，HPV-B19感染与他克莫司血药浓度较高相关[19]。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的肾移植受者，若不能产生有效的抗病毒免疫应答，则可能发生持续性的HPV-B19病毒血症。此外，已发现健康献血者外周血中存在HPV-B19 DNA[20]。据统计，0.003%～0.600%的献血者检测到HPV-B19 DNA阳性[21]。

2.2 传播途径

HPV-B19主要通过呼吸道、密切接触、输血或血液制品及感染供者的移植物等途径感染肾移植受者[3]，包括：（1）经呼吸道传播，是HPV-B19最主要的传播途径，通过飞沫或分泌物传播。（2）经密切接触传播，HPV-B19可经破损的皮肤或黏膜而感染。（3）经血液和血液制品传播，血液制品指各种人血浆蛋白制品。据研究报道，血浆制品的HPV-B19污染率约21%，其中凝血因子Ⅷ、凝血酶原复合物、纤维蛋白原的污染率超过50%[22]。接受浓缩凝血因子治疗的患者，很容易受到病毒感染。目前我国尚未在献血人群中开展HPV-B19特异性抗体和核酸筛查，肾移植受者存在通过术前、术中、术后输血或血液制品而感染HPV-B19的潜在风险。（4）器官移植传播，目前认为HPV-B19感染可能在移植手术时由供者传播到受者。有证据表明，儿童肾移植（血清学HPV-B19 供者阳性/受者阴性）受者移植后出现HPV-B19 DNA阳性与供肾活组织检查（活检）组织、保存液或灌洗液中检测到HPV-B19 DNA相关[23]。供者HPV-B19血清学或HPV-B19 DNA阳性是肾移植受者术后早期感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HPV-B19能通过胎盘宫内垂直传播，使胎儿感染，引起流产、甚至胎儿死亡。怀孕的肾移植受者及医护人员易感染HPV-B19。

2.3 传染性

HPV-B19具有较高传染性，潜伏期为4～14 d，其传染性通常发生在潜伏期或症状出现前，当患者出现症状后病毒传染性降低。HPV-B19在易感家庭接触者中的感染率高达50%[2]。在HPV-B19病毒血症早期，患者血液中病毒含量较高，具有传播性。据报道，肾移植受者中，慢性PRCA患者血中HPV-B19 DNA常呈阳性，具有高滴度病毒血症和传染性。

2.4 危险因素

肾移植受者HPV-B19感染的发生与供者、受者及免疫抑制治疗等因素相关（表1）。

表1 肾移植受者HPV-B19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Table 1 Main risk factors of HPV-B19 infection in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3 临床表现

HPV-B19感染可引起人类多种疾病（表2）[24]，临床表现多种多样，与宿主的年龄及免疫状态有关。在免疫功能正常的成人，HPV-B19感染最常见的症状是躯体网状皮疹和外周关节病，约20%的感染者无症状，或仅表现为发热、头痛等类似感冒样症状，预后良好，多呈自限性。在免疫抑制的肾移植受者中，HPV-B19感染的临床表现多不典型，可导致全身系统多种器官的慢性或严重疾病。PRCA是肾移植受者HPV-B19感染的最常见表现，以持续性PRCA多见[24]。在肾移植受者中，持续的红细胞前体溶解和红细胞生成减弱可能导致慢性严重的PRCA。因此，当肾移植受者出现不明原因的持续性贫血或重度贫血，血红蛋白（hemoglobin，Hb）呈进行性下降，且伴有网织红细胞（reticulocyte，RET）减少症和对EPO缺乏反应，需要多次输血或在减少免疫抑制剂和（或）停药后仍持续贫血，应警惕HPV-B19感染。

表2 HPV-B19感染相关的几种疾病Table 2 Several diseases related to HPV-B19 infection

HPV-B19感染还可导致移植肾病变[1,25]，如肾小球疾病、血栓性微血管病等，这些病变可发展为慢性移植肾损伤。据研究报道，肾移植术后HPV-B19 感染者中约10%的患者会出现肌酐升高[1]，HPV-B19感染者的蛋白尿水平显著高于无感染者[26]。HPV-B19引起肾损害的免疫学机制可能为HPV-B19病毒介导的免疫复合物损伤以及HPV-B19直接引起对肾血管内皮细胞P抗原的特异性损伤[1]。此外，在肾移植受者中，少数HPV-B19感染者还可出现发热、关节或肌肉痛、皮疹、全血细胞减少（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等症状，以及肝炎、心肌炎、肺炎及无菌性脑炎等疾病[3]。

HPV-B19感染相关的几种主要疾病包括：（1）慢性PRCA，常见于肾移植受者。该病是骨髓生产红细胞减少造成的，指各种原因影响骨髓红系祖细胞增殖分化，导致骨髓红系细胞造血衰竭，但粒系和巨核系并未受明显影响的综合征。临床表现为逐渐加重的贫血症状，如皮肤苍白、心率增快、活动耐量下降。血常规检查提示红细胞、Hb、RET显著减少，白细胞和血小板数目正常。HPV-B19感染也可导致部分患者全血细胞减少。骨髓检查提示粒细胞和巨核细胞增生正常，但幼红细胞数目明显减少，甚至找不到。（2）器官侵袭性疾病，可发生于器官移植受者。HPV-B19感染可损害人体多种器官，如心脏、肝脏、肾脏、肺脏和脑等，导致心肌炎、肝损伤、肾小球疾病、肺炎及神经系统疾病等。（3）关节病，肾移植受者中较少发生。该病表现为急性关节痛和关节炎，可伴有皮疹。典型的关节炎多累及腕、手和膝关节，呈对称性。

4 诊断方法

肾移植术后HPV-B19感染的诊断需依据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进行综合判断（表3），其中实验室检查在诊断中具有重要意义。HPV-B19的检测主要包括血清学（IgM、IgG）检测、病毒核酸（DNA）检测、骨髓细胞学检测和宏基因组高通量测序技术。

表3 肾移植受者HPV-B19感染的临床诊断Table 3 Clinical diagnosis of HPV-B19 infection in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4.1 血清学检测

血清学检测方法主要有放射免疫法、酶免疫法、免疫荧光法及免疫印迹法等。放射免疫法主要用来检测IgM抗体，而IgG抗体通常通过间接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e absorbent assay，ELISA）检测。HPV-B19感染者体内会出现特异性的IgM和IgG抗体。血清学HPV-B19 IgM阳性是近期病毒感染的标志，可持续存在1个月到数月。若IgM阴性、IgG阳性则提示既往有HPV-B19感染，已具有免疫力，而产生的IgG抗体可以终生存在。孕龄妇女HPV-B19血清学阳性率高达50%。但是肾移植受者由于抗体介导的免疫反应不足或延迟，HPV-B19血清学诊断可能不可靠，会出现假阴性。据统计，肾移植术后75%的感染者在发病时可检测到HPV-B19 IgM阳性；而在IgM阴性受者中，仅约7%检测到HPV-B19 IgG阳性[7]。此外，在HPV-B19急性感染后检测到高病毒载量的受者中，由于存在免疫抑制或低丙种球蛋白血症等情况，病毒血清学IgM和IgG检测可能出现假阴性[27]。

4.2 病毒核酸检测

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进行病毒核酸检测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主要包括：单步PCR、巢式PCR、PCR- ELISA以及实时定量逆转录- PCR（q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ion-PCR，qRT-PCR）等。PCR检测方法可直接在血液、骨髓和其他器官（如肾脏、肝脏和肺脏）的临床标本中进行HPV-B19 DNA的定性或定量检测，显著提高了HPV-B19的检出率，适用于免疫力低下或免疫缺陷患者，可为肾移植受者HPV-B19感染的诊断提供可靠依据[3]。其中，qRT-PCR检测对于伴有PRCA的肾移植受者具有较高的感染预测价值。HPV-B19高病毒载量可能与感染及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有关。此外，HPV-B19 DNA阳性并不能明确诊断急性感染。有研究表明，无症状患者在急性感染1年后复查仍可检测到HPV-B19 DNA阳性[15]。因此，HPV-B19 DNA定性检测的临床价值要低于定量检测。然而，值得注意，PCR方法多针对基因型Ⅰ型，无法同时检测HPV-B19的基因型Ⅱ型和Ⅲ型。PCR检测方法作为HPV-B19活动性感染或评估治疗方案效果的临床监测价值尚有局限性。

4.3 骨髓细胞学检测

结合临床表现，在排除药物或其他因素导致的PRCA时，即使病毒血清学和HPV-B19 DNA均呈阴性，临床上仍不能排除HPV-B19感染，建议进一步行骨髓穿刺活检。骨髓的细胞学检测可以明确贫血原因系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所致。骨髓穿刺及原位杂交或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查有助于诊断HPV-B19活动性感染。HPV-B19相关PRCA的骨髓特点包括：红系成熟障碍，幼红细胞数目明显减少，甚至找不到，而粒系、巨核系正常，同时可见巨大原始红细胞及其胞内的病毒包涵体。骨髓中的巨大前体细胞，胞质细颗粒状，核内玻璃状包涵体，中央有清晰透明的光晕（灯笼细胞），没有或几乎没有来自正常骨髓的红细胞（骨髓中有<1%的红细胞）等表现有助于HPV-B19感染的诊断[28]。

4.4 宏基因组高通量测序技术

高通量测序技术又称二代测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技术，可对临床样本中HPV-B19等致病微生物的核酸序列进行分析及鉴定，目前已开始试用于临床检测患者血液或组织中的HPV-B19。该技术具有高敏感性、病原全覆盖及快速同步分析等优点，但检测成本较高。

5 预 防

目前尚无针对实体器官移植术后HPV-B19感染的有效预防策略。尽管有研究报道，筛查移植肾组织、保存液或灌注液中的HPV-B19 DNA有助于预测肾移植术后HPV-B19病毒血症的风险[18]，但由于HPV-B19 DNA检测成本偏高，术前进行核酸筛查难以推广，不建议对供者和受者术前进行HPV-B19血清学的常规筛查。

当肾移植受者出现HPV-B19活动性感染时，应对感染者实施标准化的感染控制措施[3]，加强感染源管理，以防止医院内感染传播。HPV-B19感染的控制措施包括：（1）采取标准化的飞沫隔离等防护措施，建议戴口罩防护，所在移植病区应安排单间病房隔离，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和排泄物应按照感染控制标准进行消毒或妥善处理，避免院内交叉感染。若患者在住院期间检测出HPV-B19感染，则同病房其他患者也应该隔离，并进行HPV-B19感染的排查。（2）加强洗手，应在感染者家中和医院住院期间实施。病房的医护工作人员因接触HPV-B19感染者，感染风险增加，需要加强洗手。（3）对于怀孕的肾移植受者和医护人员，如果发生与HPV-B19感染者接触，建议孕妇进行HPV-B19血清学检测，以确定对HPV-B19感染的易感性，并咨询产科医师。

目前尚无证据支持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IVIG）可以预防肾移植受者HPV-B19感染，并且由于IVIG的高成本及其潜在的不良反应，因此不推荐预防性应用IVIG。

重组HPV-B19 疫苗的开发可能有助于优化预防策略[29]。一些HPV-B19候选疫苗已在研发，但其安全性、有效性及在肾移植人群中的应用价值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验证。

6 治 疗

目前尚无有效治疗HPV-B19感染的抗病毒药物。肾移植术后HPV-B19感染的有效干预策略，一是应用IVIG，二是调整免疫抑制治疗强度（转换免疫抑制剂或减量免疫抑制剂）。

6.1 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

对于肾移植受者，应用IVIG是目前治疗HPV-B19感染的首选干预手段，且对治疗后复发的患者仍然有效。IVIG的作用机制可能与其含有特异性HPV-B19抗体有关。

6.1.1 IVIG治疗的给药方案 IVIG给药剂量为200～400 mg/（kg·d），连续应用5～10 d为一个疗程，总剂量不超过2 g/kg[3,30]。对于移植肾功能不全者，可适当降低每日IVIG给药剂量、增加治疗持续时间或疗程。有研究表明，IVIG总剂量为2 g/kg，每日高剂量的较短疗程（连续2～4 d）与400 mg/（kg·d）连续5 d的疗效相当[31]，但考虑到每日高剂量IVIG方案的不良反应，需谨慎采用。若IVIG治疗1个疗程无反应或未达到目标疗效，可给予补加疗程，继续应用相同剂量IVIG或酌情增加IVIG的每日剂量[1,3]。建议根据患者HPV-B19 DNA载量、Hb水平和对IVIG的应答效果决定治疗的持续时间。

复发性感染的治疗：对于HPV-B19感染治疗后复发的肾移植受者，继续给予相同剂量或增加IVIG剂量的补加疗程治疗，仍可达到临床治愈。

6.1.2 IVIG治疗的不良反应 在IVIG的应用中需警惕不良反应的发生，主要包括发热、寒战、肌痛、恶心、高血压、胸痛、深静脉血栓和肾功能不全或肾衰竭等[32]。据报道，IVIG每日剂量≥1 g/kg可能增加其不良反应，其中肾毒性发生率较高[33]。含有蔗糖基的IVIG可能会引起急性肾损伤，在肾移植受者中应避免使用。

6.1.3 IVIG治疗的疗效评估 主要通过监测肾移植受者外周血中RET和Hb水平来评估治疗效果或是否存在PRCA复发。不建议采用PCR检测方法监测HPV-B19 DNA载量进行疗效评价。因为在持续低水平HPV-B19 DNA载量时，PCR检测对IVIG治疗反应的监测价值尚不确定。但是若出现PRCA复发或Hb水平下降时，建议采用监测HPV-B19 DNA来评估IVIG的治疗效果。

6.2 调整免疫抑制治疗强度

采用调整免疫抑制治疗强度联合IVIG的治疗方案可有效治疗肾移植受者HPV-B19感染，疗效优于单用IVIG方案[1,3]。近年研究报道，免疫抑制剂如他克莫司和吗替麦考酚酯（mycophenolate mofetil，MMF），也是肾移植术后导致PRCA的原因之一[1]。

对于明确诊断HPV-B19感染的肾移植受者，建议采用IVIG治疗的同时，尽早给予调整免疫抑制剂方案。国内有研究表明，对HPV-B19感染的肾移植受者采取早期转换免疫抑制剂治疗，其应用IVIG的累积量低于延迟转换免疫抑制剂的IVIG累积量，故应用IVIG治疗时，宜尽早转换或减量免疫抑制剂，不仅有助于提高IVIG疗效，还可减少IVIG用量，减轻受者经济负担[34]。

调整免疫抑制治疗的方案主要包括：（1）转换为低强度免疫抑制剂，建议首选将他克莫司转换为环孢素。其次，可选择停用MMF或麦考酚钠，转换为来氟米特或咪唑立宾等抗增殖药物。（2）减少免疫抑制剂的剂量，建议首选减量MMF或麦考酚钠。监测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alcineurin inhibitor，CNI）的血药浓度，若病情允许，可酌情减量CNI。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降低免疫抑制强度的过程中，会增加排斥反应发生风险。已有研究报道，因HPV-B19感染给予减少免疫抑制剂后，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增加，可导致移植肾功能不全，甚至移植肾失功等严重并发症。因此，在降低免疫抑制治疗强度期间，需密切监测血药浓度及移植物功能状态。

6.3 抗病毒药物

目前尚无用于治疗HPV-B19感染的特定抗病毒药物。西多福韦（cidofovir）是一种具有抗巨细胞病毒活性的无环核苷磷酸衍生物。据体外实验表明，西多福韦可能抑制HPV-B19复制和感染性[35]。但也发现西多福韦只有在高浓度和长时间暴露下的细胞环境中才对HPV-B19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其可引起相应的肾毒性等不良反应，因而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评估其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羟基脲是唯一被批准用于镰状细胞疾病的药物，主要抑制细胞增殖，包括参与HPV-B19感染发病机制的造血细胞。有研究表明，羟基脲可能抑制HPV-B19的复制活性，但临床疗效不确切[36]。此外，有个别病案报道，膦甲酸钠作为非核苷类广谱抗病毒药物在HPV-B19感染治疗中有一定疗效，但尚无临床大样本的研究验证，并且其肾毒性值得注意。

6.4 其他治疗

6.4.1 输 血 对于严重贫血、PRCA患者，建议输血治疗纠正贫血。值得注意，对HPV-B19感染者采用EPO或罗沙司他治疗会导致贫血加重，应避免使用。在HPV-B19的致病机制中，已发现EPO在HPV-B19复制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其可促进红细胞前体溶解[6]；并且EPO的应用会引起IVIG抵抗[37]。

6.4.2 对症治疗 发热患者给予降温处理；关节或肌肉痛者，限制活动，可适当服用布洛芬等非甾体消炎药，减轻症状。

7 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肾移植受者HPV-B19感染的预防、诊断及有效治疗策略方面仍存在不足。尽管应用IVIG联合调整免疫抑制强度的治疗方案可有效干预HPV-B19感染，但因缺乏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对照研究证据，使用IVIG与调整免疫抑制的最佳治疗方案尚不确定，如首次感染治疗或复发性感染治疗采用IVIG的用药剂量、持续时间和疗程以及如何安全合理地调整免疫抑制剂等。未来的研究应旨在确定肾移植术后进行HPV-B19监测对于预防感染的临床价值，开发高灵敏度、高特异度及低成本的早期诊断试剂盒，以及具有成本效益的抗HPV-B19感染治疗策略。此外，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开发安全和有效的HPV-B19疫苗及抗病毒药物。

执笔作者：金海龙 张 庆 丁晨光

主审专家：石炳毅 薛武军 朱有华

审稿专家（按姓氏拼音排序）：

蔡 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陈莉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

陈 正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陈知水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董 震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丰贵文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顾 民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李 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

林 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路保赛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门同义 山东省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苗 芸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欧彤文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彭龙开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孙煦勇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王长希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立明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王 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于 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

张 雷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周 华 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周江桥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