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新形态：全球治理秩序的新范式

顾玉平，魏琪然

（南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理想的全球治理秩序体系是以人类共同发展为目标，遵照法治、民主及分权制衡的基本原则为世界提供公共服务与经济秩序，它是各国人民共同的意愿，但道阻且长。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既有的全球治理秩序已无法适应发展要求，对其进行改革的呼声日益升高。推动全球治理秩序改革是全球各国的共同责任，必须始终保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确保全球治理秩序改革主张能凝聚共同认知，达成一致行动。鉴于全球治理秩序的失衡及治理“赤字”，中国共产党领时代之先，向国际组织做出了一系列积极回应，特别是对全球治理秩序何去何从做出了科学回答，充分展现了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秩序变革的意愿与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的文明之路，它积聚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与此同时，也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作为当代和未来全球治理秩序的新范式。

1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重塑全球治理秩序的“风向标”

近代以来，相较于农耕文明，海洋文明或工业文明能够更好地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技术的发展对现实的变革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改变了欧洲政治力量对比，国际格局呈现以瑞典、法国等欧洲列强为主导的特征，这些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事务中发挥主要引导作用。18世纪，西方国家率先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序幕，标志着现代文明之路正式起步，导致在其后很长一段时期，人类文明中心均以西方为主。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全球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掌握科学技术发展的主动权成为把握国家社会话语权的关键。20世纪后期，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全新的经济体迅速崛起，“一超多强”的格局开始向多极化模式转化。2010年，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明确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2016年，中国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且与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差距迅速缩小。在此期间，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各项活动，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展现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改变世界格局的时代趋势。

中国始终秉持“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2]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理念，在全球治理中坚决抵制“大国强权”，倡导充分激发各个小国家的活力和力量，以此带动国际关系走向法治化、民主化，形成更为包容、开放、共赢、平衡的国际友好关系。在参与全球治理秩序构建期间，中国始终将推动人类共同发展作为己任，致力于带动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致富，以扭转失序的国际关系。目前，中国已与上百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确立了不同形式的合作关系，覆盖了周边国家、大国及发展中国家，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已基本形成。这类伙伴关系遵循对话、结伴的理念，具有平等相待、和平合作、共赢共享、开放包容等鲜明的时代特征。交往对象无论强弱、大小、贫富，彼此都须持平等互利的态度，相互尊重对方的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决不谋求孤立或者制衡对方。事实证明，这种“朋友圈”式理念和效应能更好地维持国际秩序，促使各国在彼此信任与相互支持的基础上实现多层次合作，从而较好地昭示了重塑全球治理秩序的新方向。

2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重塑全球治理秩序的“守护神”

人类生活在地球村，备受关注的国际关系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显性指标，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从守护人类的和谐破题。当前，世界局势对人类文明提出了新要求，能否积极应对全球经济秩序的问题，事关人类社会文明新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入，世界各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国际恐怖主义、南北差距、毒品、难民及生态环境、新冠疫情等全球性问题也随之出现，解决这些问题均不能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而应共同携手、相互合作，才能更好地维护人类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从历史上看，老牌帝国主义曾倚仗坚船利炮，在全世界大搞殖民。而后的超级大国或以“拳头大”而恃强凌弱，或以“教师爷”自居动辄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帝国主义的这种“血腥的热战、冰冷的冷战”只会给人类留下殖民、剥削、冲突和不平等。进入21世纪，少数西方国家依然秉持“工具理性”，无视生态、金融、经济、能源等一系列世界级危机，无视给不少国家带去的灾难，无视给国际造成新的动荡，谋求“西方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结合之路，导致了文明的失序。总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版图发生的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人类面临的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迫切需要着眼大局对全球治理秩序予以变革和规范。

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新方案。中华民族拥有悠久且绵延不断的文明，和平、和睦、和谐一直是中华民族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遵循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任何国家都无法关起门来搞建设，中国也早已同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深度融合。我们绝不会走历史回头路，不会谋求‘脱钩’或是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开放的、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3]这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守护良好国际秩序的信心和决心。

现阶段，中国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发展与安全两大领域着手，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积极推进合作共赢关系，始终拥护多边主义，坚持对外开放，实现“标本兼治”，避免“短板效应”，为推动国际关系更为融洽，促进全球治理秩序的自然发展，以及维护当代全球文明治理的和谐走向做出了新的贡献。

3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重塑全球治理秩序的“保护带”

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价值观支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少数西方国家的霸权稳定，而这一价值观的日趋衰落导致了其霸权结构的削弱。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了深刻教训：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华盛顿共识”不仅会冲击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也会给“华盛顿共识”的发源地和输出国及西方世界带来系统性的经济危机。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及其指导的发展模式的消解，全球金融危机的认知权威效应使得全球经济治理观念发生明显转变，从注重放松管制和市场效率转为优先考虑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

与此同时，随着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华盛顿共识”受到挑战，中国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认知的权威性增强，一系列经济政策和实际举措得到世界银行的认可。世界银行强调灵活性和国家或地方创新的优势，倾向于接受适合当地经验的政策，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设计方案。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援助发展中国家，此类援助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而且做到了承诺与行动的一致，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有条件的贷款，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愿意接受这样的援助贷款，正如劳伦斯·库恩所说的，“在全球层面上，中国梦将为全世界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4]。事实上，自21世纪初，尽管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承诺的援助金额在增加，但实际援助金额不再增长，其中不少还是“虚数”，而且常常附有令人难以接受的政治条件。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一直保持反贸易保护主义共识。然而，由于少数霸权国家民粹主义的政治话语不断增强，自由贸易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特别是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引发本国中下阶层的经济负担加重的趋势下，少数霸权国家更加倾向于单边主义国际关系，经济上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比如，美国退出TPP就损害了其与亚太国家的合作，也失去了在二十国集团贸易问题上的政治权威。

综上，以2008年为分界线，全球经济治理正在经历范式转换。随着总体框架发生新变化后观念和制度安排的变化和新发展，全球治理秩序的新范式备受关注。重塑全球治理秩序的关键在于新旧范式中制度（包括体制）的兼容性，而要使制度真正起到保护范式的作用，就必须让制度建立在人们的共识、共赢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所涵盖的“五位一体”布局特质充分体现了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纽带效应，为范式的新旧转换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管用的“保护带”，必将推进国际秩序向相互补充、互惠互利的方向演进。

4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重塑全球治理秩序的“加速器”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各国民众的共同追求。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成果来看，人类的美好生活实际上是指“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样的联合体将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是带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有力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形态”也将为全球治理发展增添全新的“加速器”。

面对人类共同的危机和挑战，少数西方国家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思潮蔓延；防疫政策得不到有效施行，民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不到保障。与此相对，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释放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潜力。美国一位参议员曾在其著作《谁来养活中国》中提到，中国人口将在21世纪30年代达到16亿，而土地却在减少，到那时中国人吃饭都会成为问题。这是无稽之谈。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制度“人民逻辑”之下，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能够得到充足激发，人民既是发展的主体，也是发展成果的享有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对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进行股份制、租赁制改革，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即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都兼顾效率和公平，既把“蛋糕”做大，也把“蛋糕”分好，最终走向共同富裕。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基础，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保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实践样板。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为解决贫困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难题提供了范例。在人类历史上，贫困问题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自然消除，相反，有时“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社会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贫困人口减少缓慢，贫困仍然是制约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行因地制宜、精准脱贫，扶真贫、真扶贫。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5]

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重大成就，让世界各国特别是贫困问题比较严重的国家看到了希望，也给全球治理展现了全新的范本，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中国脱贫攻坚的范例表明，人类文明之路是人类共同的文明之路，只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人类文明才得真谛；只有系牢人类共同命运，呵护人类共同价值，实现人类共同发展，人类文明才能展示其整体性的鲜明特征。

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使世界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广泛而深入，重塑全球治理秩序日益成为推进全人类公共事业的共识，任何单边主义、霸权主义、逆全球化乃至反全球化都将无济于事。不过，人类文明虽是人类的共同愿景，但文明之路必有曲折，文明新形态构建并非一蹴而就。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如何构建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愿望的全球治理新秩序是需要人们共同趋赴的一个重大课题。就国际体系特征而言，结构现实主义设定的是国际体系结构，新自由主义设定的是国际制度，温和结构主义设定的是国际文化[6]，但其各执一端，仍然难以呈现国际体系的全面性和整体性特征。所幸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方位、系统化、深层次地贯通和落实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卓有成效地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文明的“全覆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显示了中国力量。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开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造福中国又惠及世界，是契合人类文明的发展之路，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