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阈下“社区”概念及其中国实践的再认识

陈 燕，沙彦奋

(宁夏大学 民族与历史学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自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共同体”概念之后，社区方法与社区实体研究成为学界研究社会的经典理论范式。根植于文化、血缘、精神等情感认同，囿于特定社会空间，内卷于群体共享的利益、权利、话语等“小我”划界意识促成了社区微型共同体。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阈下，社区概念及其实践的新时代意义有必要再认识。社区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大共同体”建构的重要基础，我们将其界定为“微型共同体”。它是联结国家与地方的重要纽带，贯穿于中国历史整体之中。如何重新理解“微型共同体”是新时代社区研究的新视角，也是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重要学术话语。

一、“语境”：“社区”概念如何中国化

“社区”概念源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Gemeinschaft一词，经过美国芝加哥学派发展为Community，再到吴文藻、费孝通等学者的汉语“共同体”“社区”“社群”。关于其概念界定，仁智各见，不尽统一。美国社会学家G．A．Hillery搜集并分析了94种“社区”定义后，指出：“除了人包含于社区这一概念内之外，有关社区的性质，没有相同的解释。”[1]这是一个“最为复杂，歧义最多”[2]的概念。概念多样化、内容所指多元化是“社区”中国实践发展历程的重要体现。“语境”是导致社区概念不同表述的关键因素，这是社区概念再认识的前提。

(一)社区概念的西方“语境”

“在社会人类学中，语境可以是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等等。或者可以是‘农村的’或‘城市的’，甚至可以在微观水平的某个村庄，或者在整个社会，民族体国家又或者‘世界体系’这些较为宽泛的水平中找到其踪影。”[3]语境的概念在民族学和语言学之间的双向交流，奠定了民族学语境的基础。在民族学领域，最初关注语境者为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马氏在特洛布里安德 (Trobriand)群岛田野调查基础上提出了情景语境 (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语境 (Context of culture)。[4]

滕尼斯提出的Gemeinschaft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为人的“关系本身即结合，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这就是共同体的本质”[5]，强调前工业时代“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础上、紧密联系、排他的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这种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产生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生活共同体”[5]共同体的原点是血缘情感上的家庭，类似于扩大的社会。在此语境中，“共同体”与“社会”的概念与所指相同。随着欧洲工业化发展，在滕尼斯看来，“概念的两端有了‘共同体’和‘社会’的分野。”[6]随之产生两个既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一种是以情感导向为基础的‘共同体生活’；一种是以利益导向为基础的‘社会生活’。”[7]共同体则主要表现在以亲属为中心的血缘、地缘和精神方面；社会是“通过惯例和自然法联合起来的结合—被理解为一大群自然的人和人为的个人，他们的意志和领域在无数的结合中处于相互关系中，而且在无数的结合也处于相互结合中，然而他们仍然是独立的，相互之间对内部没有影响。”滕尼斯认为“共同体”主要存在于传统乡村社会，“社会”则主要存在于城市社会。

后来，美国芝加哥学派对滕尼斯“Gemeinschaft”理论做出了重大发展。罗伯特·帕克在“Gemeinschaft”向“Community”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欧洲工业化、城市化语境影响，“罗伯特·帕克，一个出身于小城镇却用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来试图了解现代都市的人。”[8]他又有德国留学的经历，认为德语“Gemeinschaft”语境中的“共同体”应翻译为英语“Community”。但是，概念及其所指发生了变化。“Community”不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乡村社会，而是以地域为中心的城市社会。他认为，“社会学一定要把握那些城市中飘零的个体结成社区的共同纽带，以及在城市中生存下去的共同记忆。一言以蔽之，社会学的关键在于破解社区何以成为共同体的问题。”[9]并指出了构成共同体的三个特征：“按区域组织起来的人口；人口赖以生息的土地；社区中的每个人都生活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10]至此，德语“Gemeinschaft”语境中的共同体与社会被英语“Community”语境中社区概念替换，其所指侧重地缘共同体，强调同一地域共同体的社会关系。“自帕克以后，‘共同体’概念的社区内涵或地域规定性在西方社会学研究中产生了权威性影响。”[11]

由此可知，除了德语“Gemeinschaft”和英语“Community”翻译语境之外，工业化、城市化及其关联的社会结构与背景因素是西方社区概念流变的重要语境。社会空间上的共同体成为社区的西方语境的核心话语，社区概念界定都以共同体为核心。

(二)社区概念的中国化及其语境

语境对社区概念的产生与流变有重要的影响。社区因语境差异而有所不同，“尽管人们使用着相同的‘社区’概念，但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界定即使各自是符合逻辑的，也很难在其他国家得到充分的证实。”[12]社区也有不同的国家话语。有学者指出：“无论在中、西方的语境中，‘社区’原本都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概念。其学术内涵在近百年中不断流变，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词汇。”[13]语境是民族学社区研究的一个影响因素，社区概念的中国化及其实践与语境紧密关联。

1.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论的“社区”

回顾社区概念的中国化起源，首先是一种方法论上的社区研究实践。民国时期中国所处的社会语境与历史语境发挥决定性作用。以什么样的方法与指导思想来认识中国、解读中国，以及如何发展中国等问题，引起当时知识分子界关注。吴文藻指出：“应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社区进行研究。”这是了解中国国情的重要路径。

20世纪初期，中国历史处于巨变之中。中国面临许多亟须解决的社会发展问题：“中国究竟向何处去？”[14]当时，知识分子都踏上建设什么样的中国这条道路。在此语境中，吴文藻倡导“社会学中国化”，并与费孝通等学者共同推动社区研究的中国实践。鉴于中国问题之症结，吴文藻呼吁“迅速地有计划地进行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对于各地的事实材料，作系统而详尽的搜集。”[15]虽然吴文藻是提出社区研究方法的第一人，但是“在完整的社区研究实践上面吴文藻并无特别成果，将他的‘社区研究’的理念实践并形成传统的是他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黄迪、瞿同祖等等。由此形成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界的‘燕京学派’。”[16]因此，费孝通“对小农社区的分析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新发展。”[17]《江村经济》为中国“微型共同体”社区研究的典型样本，彻底实现了社区语境转换。后来，以费孝通为典型的社区研究实践完成了社区概念与社区研究的中国化。

社区方法论意义体现在20世纪20至40年代方法论革新，即“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者在功能主义的影响下，经历了一个方法论的革新时代，这个革新时代与‘社区’概念的出现关系十分密切”[18]具体来说，通过社区微观社会研究来观察、了解和解释中国。在吴文藻看来，“社区研究较之社会调查更进一步，它不但要叙述事实，记录事实，还要说明事实内涵的意义，解释事变发生的原因。”[19]费孝通的微观社会研究的整体观直接体现在对Freedman和Leach教授对中国“微型社会学”和社区方法论研究的质疑与责难的回应。费孝通提出“逐渐接近”的观点进行回应：“人口既有多少、社区既有大小、社会既有繁简……我在当时的答复中首先承认他的‘局部不能概括全部’的定式，即方法上不应‘以偏概全’而提出了用‘逐渐接近’的手段来达到从局部到全面的了解。”[20]在费孝通等人看来，社区微型社会研究可以概括中国，基于少数人的社区可以了解一个群体或区域的社会文化整体。

2.作为一种实体的“社区”

如何对具体研究对象进行概念界定，社区具体是什么等现实问题，依然不能回避社区共同体的语境。“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基础概念，‘共同体’自被提出及流传以来，出现了许多分歧的定义：一方面是因为文化翻译近乎不可能完全准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及研究途径不同所致。”[21]社区概念的中国实践与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语境紧密关联，主要表现在下面几点。

首先，民族与国家语境中的共同体探索。由统一的多民族封建王朝走向现代民族国家历史背景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当时民族与国家关系的争论焦点，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坚持“中华民族是一个”，反对民族学家的边疆民族社区研究。民族学家立足历史与现状，从区域、文化和人口等方面对社区研究实体进行了界定。并在民族国家时代话语中，以社区为载体探究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呈现了社区共同体在当时历史社会语境中的研究价值。社区并非地域与人口的简单组合，各个社区共同体之间并非孤立存在。

其次，地域语境中的共同体探索。区域的差异性塑造了社会文化的多样性，这是我国历史传统，也是社区实体各具特色的根源所在。如何从微观区域入手，解决由区域共同体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问题，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双重目标，是早期民族学家进行社区地域共同体研究的追求，他们不断探索各个地域共同体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这时，自然地理空间、社会文化、民族人口等成为社区的主要结构，凸显了社区在共同体研究中的社会空间意义。

最后，乡村建设语境中的共同体发展探索。作为一种社会实体，社区共同体研究的中国实践，既延续了滕尼斯乡村传统，也借鉴了美国芝加哥城市学派思想；但是，基于当时乡村数量多、农民人口比例高、社会发展落后的实情，为了发展乡村建设，促进中国现代化发展，民族学社区研究依然不能脱离乡村社会，聚焦于乡村社区共同体发展问题。改革开放之后，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社区备受关注，社区研究也由原来的城乡二元对立逐渐走向统一。农村社区发展问题，依然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心所在。围绕乡村社会现代化，民族学在乡村社区研究方面投入了较多的精力，特别是民族地区乡村社区研究，成为民族学社区共同体研究的一个时代符号。

总之，社区概念中国化过程中，语境主要体现在社区本体论范畴，即社区是什么等社区概念界定问题。民族学社区研究则是在个案、区域等方法论指导下，通过各类社区研究来解读中国。但是，大都强调社区的空间、族群、文化和血缘等结构因素，忽视微型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问题。立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之语境，对共同体进行不断地再认识，“不能停留在文化乡愁、感性情感这个层面来分析共同体问题，而需要对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对共同体本身的变迁进行更为具体的历史呈现与特点分析。”[22]在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语境下，不可缺少社区微型共同体视角。

二、从概念到实践：社区“话语”的时代转向

作为一种被引入的共同体概念，历经社区方法论与本体论语境下的社区概念中国化之后，民族学不断进行社区研究实践。社区不仅是一种概念，更是一种“话语”。纵观国内学术界社区研究，社区研究实践又经历由微观社会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向基层社会治理的政策话语体系延伸。

(一)民国时期的地域共同体与乡村社区研究实践

民国时期，社区研究实践以边疆地域共同体与乡村社区研究为典型。如何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新的国家，促使了以边政学为核心的边疆研究；如何发展中国，促使了乡村社区研究实践。可以说，这两个方面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外防”与“内患”所致。

清末民初，中华民族共同体出现了新的问题，自先秦以来，“超过部族联合体社会的绝对权威——‘天’与‘天下’”[23]所建构的华夏 (中心)与四方 (边缘)共同体，被西方殖民主义思想形塑的民族主义、分裂主义所威胁。历史上中华民族内部的“华夷一家”转向“中外之防”，“外防”的前提是建立统一的国家，建构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外防”的基础是“边疆政治”，“所谓边疆政治者，就是一切边民的事，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实现边疆各项问题，如何开化边民，如何提高边族文化，如何推行边疆教育，如何开发边疆资源，如何举行边疆调查，如何探讨边疆文化与历史，如何训练边疆干部，及如何设立边疆博物馆等。”[24]而边疆政治问题的核心是民族问题，具体落在边疆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以及边疆与国家建构领域。虽然，“边政”研究对象以地域为中心，但是“民族”因素是一个显性内容，成为“边疆”的主要构成因素。

社区研究方法为“边政”研究视阈下的边疆研究带来了新的范式，“在重视传统治学理路的基础上，积极引入吸纳西方现代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及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地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精华，并十分注重实地社会调查、计量统计等实证研究方法。”[25]这为边疆各民族社会研究提供了新的微型共同体视角，并指明了各民族共同体之间关系研究内容。如吴文藻指出，边疆研究应是“专门知识日益增进，举凡人口移动、民族接触、文化交流、社会变迁，皆可追本溯源、探求法则。”[26]这些与社区研究的内容相吻合，所以“一个包罗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在内的综合性学科——边政学的兴起提供了最坚实的智力支撑。”[27]各民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是民国时期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需要解决的重要政治问题，也是民族学所关注的重要民族问题，社区研究实践为这些问题解决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角。

同时，如何发展中国也是当时亟须解决的重要“内患”问题。农村人口比例大，城乡人口结构不均衡；农村社会发展落后，城市发展基础薄弱。中国发展的问题集中在乡村，这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和发展的主要障碍。基于国家情怀与民族大义，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呼吁乡村建设与振兴，推进乡村现代化发展。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人曾就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产生过激烈争论，争论焦点之一就是中国的工业发展究竟是从兴办城市大工业开始还是走乡村工业化之路。费孝通选择了后者，其依据源自于他对中国国情的判断和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把握。”[28]一些知识分子“鉴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经济体和人口都在农村的事实，中国的现代化自然就转变为农村现代化背景下关于乡村振兴的问题。”[29]他们基于国情现实以及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任务和困难，聚焦于乡村研究。

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社会的方法，乡村研究逐渐奠定了这一历史时期社区研究传统。在民族学学科建设过程中，乡村社会研究成为社区实践与理论建构的基础。以费孝通为代表，当时中国社会现状促使其走上乡村社区研究之路，关注江南乡村社会调查——《江村经济》。20 世纪40年代他将乡村调查研究转向云南三村，至此他完成“14篇有关‘乡村社会学’的论文。”[30]为其《乡土中国》的出版奠定了基础，代表这一时期中国社区的乡村研究实践最高水平，这是“费孝通先生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的著作。”[31]通过费孝通的江村可以“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32]同时，在当时社区研究实践兴起过程中，引起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兴趣，出现出了一些经典乡村社区民族志。这些村落社区研究经典都是基于社区微观研究视角了解中国。特别是边疆社区研究，既有中华民族“大共同体”与各个民族“小共同体”关系探索，也有区域“小社会”与“大社会”结构性发展问题的探索，立足共同体的微观社会研究来理解多元一体的中国。这一时期乡村社区研究的志趣，“并不在于只想认识并理解一个小地方或一单个民族 (族群)文化的独特性质或意义，他是要认识整个中国。”[33]因此，社区研究为当时中国乡村现代化发展和共同体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民国时期，基于民族国家的统一，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目标的“边政学”，重视边疆管理与相关研究社会调查，成为各个学科共同关注的学术焦点。民族学的社区研究依然坚持吴文藻“为政由学始”思想，费孝通、林惠祥、凌纯声、李安宅、芮逸夫等民族学家的边疆地区民族调查，凸显了社区实体与社区研究方法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二)改革开放以来社区研究多维度实践转向

改革开放之后，社区与社区研究实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性是这一时期社区发展的重要表现，也改变了城乡二元结构对立的社区发展模式。民族学学科社区研究逐渐走向多领域、多层次、多维度实践。

社区理论是民族学研究中国实践重心，完成了社区方法论的中国化。改革开放以来，学科建设不断完善，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作为对象的社区和方法论的社区研究逐渐兴起。民族学研究也不断探索社区理论，社区理论越来越成熟。依托于少数民族社区研究，有关民族属性的社区理论成为社区理论的重要补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社区理论。民族学社区理论特色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我国民族问题为中心，在社区结构类型、属性特点、功能意义等本体论上，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并形成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理论。

从城乡分野到社区一体，社区研究逐渐由学术话语向社会管理政策话语多维度实践转变。由于历史原因，少数民族多数分布在乡村。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以及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人口跨区域流动，促使民族学研究聚焦于少数民族社区研究，关注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发展问题。同时，改革开放也促进了民族地区城市化发展，围绕少数民族的城市社区研究成为一种时代话语，促使民族学关注城市社区研究实践。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改变，趋同化发展势态促使乡村社会的功能向城市社区拓展延伸，“乡村兼具经济性和社会性，是具有一定社会经济特征和职能的地区综合体。”[34]同时，民族地区乡村的城市化，以及人口向城市流动所带来的少数民族城市融入问题和城市民族问题，促使依托于城乡社区新的民族工作向范围广、高要求、严标准的实践转向。

这一转向主要以城乡社区管理的一体化为中心，基层社会管理逐渐进入学术研究领域，聚焦于城乡社区一体化管理研究实践。社区管理成为一个显性的时代符号，以社区为对象的城市社会管理体系孕育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实践政策体系，进而衍生出社区管理新的功能和意义。伴随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也逐渐并入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以社区为管理手段和方法的基层社会治理成为我国基层社会管理的政策实践。社区逐渐成为国家管理地方社会的重要对象与实践手段，并以此不断形成社会管理层面上的制度规章、路径模式、方法策略、目标要求、功能意义等领域的政策话语体系。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所孕育的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区所凝聚的新的社会，基层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之，围绕社会资本、社会管理、社会自治等领域的社会问题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话语体系，而政府也将其纳入地方性社会管理话语体系。

近年来，在社会管理 (治理)话语背景中，社区管理逐渐成为社区实践的重要内容，学术界也以此为对象出现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因此，方法论上的社区探索，既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目标，也是学术研究新的实践转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社区为载体的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模式，成为我国基层社会管理政策的重要实践。社区不再是学术研究的唯一话语体系，政策话语体系既成为政府管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引导方向，也是学术界关于社区研究的时代延伸。

至此，我们认为，社区彻底完成了由学术界单一的概念 (何为社区)到社会管理领域的政策实践 (社区何为)转向；同时，从研究内容看，这一实践转向为社区相关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与社会治理的政策体系交叉带来发展契机。无论社区方法论研究还是社区实体研究，我们要改变之前社区“孤岛式”的共同体概念认知与理解，视社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观下研究社区“微型共同体”。

三、微型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阈下“社区”及其研究的再认识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区的内涵与外延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基于文化、生活、地域等传统上的共同体模式，逐渐被现代社会发展赋予的新内涵所改变，社区功能及其价值也逐渐向更宽泛的领域延伸和拓展。从社区认识论看，我们要走出传统的社区认知阈限，突破“地域主义观点”[35]与被割裂的区域研究范式，重视现代社会个体原子化存在模式中的共同体意识培育。共同体的结构性认知是当前社区研究的重要突破，注重以社区为载体的“微型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大共同体”关系研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时代要求。

(一)作为“公共空间”的“社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

社区是基于特定社会空间而塑造不同社会关联和社群交往结构的公共空间，“不断凝聚社区认同，克服社会原子化、社区离散化倾向以及社区行动中的搭便车困境，促进社会大范围的秩序达成和社会团结。”[36]其中，交往意识、认同意识、共同体意识是公共空间主要结构因素，对促进社区共同体的社会秩序维系和社会团结有重要影响，并决定社区的时代价值。社区公共空间内部的社会关联和交往结构所建构的社会共同体意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要求和基础。

传统上，社区公共空间以地缘和血缘重叠为基础的社会关联为主，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局限性。市场经济指引下的人口流动与居住环境改变，社区结构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公共空间的建构不再以文化、血缘、地缘及其附带的情感、心理、认同等具体民族的社会关联和互动交往等社会意识为标准。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互惠性共生关系、规范性公共秩序和共同体意识等成为公共空间重要社会资本，不断增强社区共同体内部之间的关系网络密度，加深其互惠共生关系程度，进一步规范其公共秩序，不断培育其共同体意识。这是作为公共空间的社区当代价值体现。当前，社区主体之一的个体“脱域”现象比较普遍，缺乏社区认同而步入“共同体困境”[37]。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社区公共空间的共同体意识入手，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社区作为我国基层社会公共空间的主体，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也是“共同体困境”解决的基础。

社区公共空间又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空间，有不断培育共同体意识的责任和社会条件。在多民族国家以社区公共空间为载体，确定社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为目标，是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起点。社区公共空间内部各种社会实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基层社会空间的根本路径。我们认为在认识上，培育中华各民族是一体的思维习惯，淡化各民族之间的边界；在情感上，培育各民族都是“大家庭平等的一员”的心理；在社会互动上，培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模式，消除隔阂，缩减社会距离；在认同上，通过微型共同体的社区认同培育与实践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在社会空间意义上，发挥基层公共空间的共同体意识，凝聚最广泛的社区民众，凸显“小我”中的“大我”精神。因此，社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公共空间，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的重要载体。

(二)作为“互嵌”的“社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实践的重要场域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看，社区表面上是一种地域性社会“实体”，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场域”。地域性生活共同体是社区基本的功能体现，将不同社群集中在一起，建构成社会生活共同体。作为各民族互嵌的社区，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场域，体现微型共同体的实践意义。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互嵌型社区”建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的重要表现形式。社区为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场域，进而为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微型共同体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同质性的社区逐渐被混合性社区取代，相互嵌入的社会环境和社区结构已经成为社区建设发展的重要模式，互嵌型社区已成为社区建设发展的自然样板。作为基层社会的社区，各民族社群集聚在一起建构了交往频繁、交流深入、交融密切的微型共同体。基层民众是中华民族共同建构的重要实践载体，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的最广泛群体。基层民众是社区微型共同体的主要构成者，不仅仅体现在地域空间上的生活共同体，而承载着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各种关系。基于同一社会空间上的不同群体社会交往，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基层民众所建构的微型共同体的价值所在。

民族团结与社会关系和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目标和追求。微型共同体是实现民族团结与和谐民族关系实践的主要载体，社区是实现民族团结、社会关系和谐的重要场域。作为基层共同体，社区在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承担新的历史使命，并表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无论乡村社区还是城市社区，传统上的血缘 (宗族、民族)、地缘 (村庄、街区)及其基础上的精神 (认同、情感)等基础结构性因素，逐渐被现代业缘 (生活、职业)与环境 (微型共同体、社会关系)及其衍生的理性选择 (利益、价值)所取代，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结构，逐渐被现代互嵌型社区模式所替代。新的微型共同体正在不断快速形成，社区秩序不再以传统上的各种社会关系为主导，基层社会群体正在进入一个重组时代。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为最高目标的社区秩序主要集中在民族团结和社会关系和谐领域，注重群体团结、关系和谐、相互认同的社区精神培育，夯实社区微型共同体内部民族团结与社会关系和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基础。

(三)作为“微型共同体”的“社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重要基础

我们认为，社区微型共同体是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微型共同体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重要视角切入点，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重要现实基础。重新认识社区微型共同体，可以进一步加强区域社会与国家整体之间的互动与联系，也可以进一步促进社区微型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有机统一。当下，民族学社区研究实践有必要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之基础的微型共同体拓展，探究社区微型共同体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中的新内涵与新的现实意义。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基础而言，社区微型共同体的现实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首先，社区微型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表现。学术界主要关注国家层面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研究视角都沿着国家政治、制度、政策和法律等模式，如国家民族或国族意识、中华民族之一体等。也有学者从个体或具体民族视角，从社会心理、和情感态度等方面论述了各个民族个体或群体的国家认同。其中不乏一些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调查研究。在这一视角指引下，大量研究都遵循从具体民族 (少数民族)“个体”到国家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路径，而忽略了基层民众在区域社会生活实践——交往交流交融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影响，也忽略了基层民众所建构的微型共同体意识。重视社区微型共同体的交往交流交融和团结意识，是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将中华民族认同研究视角向社区微型共同体意识转变，进一步探究地方性“小共同体”意识中的中华民族“大共同体”实践与表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阈下关注社区微型共同体的现实意义所在。

其次，社区微型共同体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培育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与中国精神重叠，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是中国精神的一种民族视角表现形式。以中华文化思想及其实践为指引的中国精神，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方面应体现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包含的公义精神、和合精神、道义精神三维向度。”[38]具体落实于“兼和相配、包容共生”[39]的团结精神。以生产生活方式为区别的民族观与以天下 (王朝)德治为思想的国家观，塑造了基层民间社会各民族团结统一为基础的中华民族统一多国家持续发展的历史渊源。当前，社区是这一历史渊源延续的基础，也是社区微型共同体精神培育的关键。只有不断夯实社区微型共同体精神，才能更好地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进而培育从社区命运共同体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逻辑。

最后，社区微型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最广泛的社会实践者。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实践，学界主要集中于从意识到实体建构、实践逻辑、生活实践、文化实践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和指导性方法；但是，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实践之下的微型共同体——“社区实践”被忽略。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最广泛社会实践者，也是中华民族共同思想实践的重要载体。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指出，“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乡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40]足以体现社区在国家社会治理中的意义，也反映出社区微型共同体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中的现实价值。在当前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环境和社区结构建构背景下，民族互嵌型社区及其社会实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实践模式和基本表现形式。因此，社区微型共同体是考量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是否落到实处的重要标尺，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概念、思想、理论到实体建构的基本路径模式。

四、结语

作为一种引进的概念，社区方法论和本体论指导下的中国社区研究实践，成为民族学研究中国多民族社会的重要内容，形成了社区研究传统和范式。从概念到实践，语境是社区研究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时代特征。新时代，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语境下，我们在延续社区研究传统基础上需要对社区概念及其实践进行重新界定。在本体论上，将社区视为一种微型共同体，强调共同体地域结构属性，重视同一地域多民族共同体内部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淡化内部之间的边界。在方法论上，将社区微型共同体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是一种“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改变各民族高度集中的分布格局，建构各民族互嵌的社区结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重要路径之一。研究视角上，聚焦于“微型共同体”与“大共同体”之间的结构关系，只有做好“微型共同体”建构基础，才能实现“大共同体”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