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都赋》新探

曾赖碧

(中山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广东 广州 510006)

班固《两都赋》是京都大赋创作的典范，刘勰《文心雕龙》称其“明绚以雅赡”；萧统《文选》将之列为弁首，其文学地位可见一斑。

《两都赋》为世所重，评论研究代不乏人，但各家解读多有不同，意见存在分歧。如对《两都赋》创作主旨的探讨，或认为刺奢以讽谏(1)古文论家多认为《两都赋》与《二京赋》主旨相同，如张惠言云：“此赋大意在劝节俭，戒淫侈。后篇惧侈心之将萌，是其主句。”孙晶《汉代辞赋研究》也认为京都赋的重心是蕴含着去奢尚俭的京都美理想，同时认为《两都赋》呈现了道家的主张，此观点值得商榷。，或认为美政以颂汉(2)何新文、王慧《班固的“赋颂”理论及其〈两都赋〉“颂汉”的赋史意义》一文认为：“西汉赋偏重于讽，东汉赋主于颂，而完成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人物是班固。”常森《〈两都赋〉新论》一文则认为“它化解了传统大赋在审美追求和政教伦理追求间的冲突。”实现了政教伦理上讽谏的追求。。又有联系东汉帝王统治导向、门阀斗争、礼乐制度、阴阳五行理论等作新的阐发(3)联系东汉帝王统治导向，见王德华《东汉前期京都赋创作时间及政治背景考论》一文；结合门阀斗争，见曹金华《从马窦之争看班固等“反迁都”论战的实质》及曹胜高《京都赋的兴起与东汉迁都之争》；联系礼乐制度，见陈君《〈两都赋〉的创作与东汉前期的政治趋向》一文；基于五德终始说分析的，见蒋晓光《五德终始说与〈两都赋〉》，结合阴阳五行思想的，有邹朝斌《阴阳五行思想对汉赋创作的影响》一文。，角度各异，结论不一，许多关键性问题仍无定论。其中，《两都赋》的创作时间问题争议最大，有认为作于明帝永平七年 (64)[1]，有认为作于章帝元和三年 (86)[2]，结论相差二十二年之多。此外，这些解读和探讨多围绕着《两都赋》的主宾对话，篇末的五首诗却多被忽略，未能完整阐明《两都赋》的文本内容和主旨。由此可见，《两都赋》还有进一步解读和探究的空间。

一、东汉迁都之争与《两都赋》的创作

《两都赋》前有序，后附诗，结构完整又别具特色，为其他大赋所不备。且内容丰富，词采华茂，政教伦理色彩浓重，具备为政治服务的功用，迁都之争即是《两都赋》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后汉书·班固传》载：“自为郎后(4)按《汉书·叙传》载：“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遂见亲近。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3]又《两都赋·序》云：“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睠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4]可见，自东汉光武帝建都洛阳后，至明帝永平年间，朝廷耆老旧部仍有迁回长安的念想。按《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年间，明帝刘庄延续光武之治，对洛阳宫室、城隍等进行修缮、扩建，永平三年 (60)“起北宫及诸官府”，至永平七年十月乃成；永平十二年 (69)“遣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历时一年修成；永平十五年 (72)明帝“车骑校猎上林苑”[5]。新都初立，帝王“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因东汉自命延续西汉统治，而西汉在长安立都已两百多年，宫室、沟渠、林苑等基础设施已非常完备，体制又奢华浩大，现建都洛阳，又要费时费力扩制修缮，无怪乎耆老们有迁回西都之思。

“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都城是天下至尊之地，天子所居，群臣所朝，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都城之择，关乎国运盛衰与统治安危，立都、迁都是国家统治的头等大事。都雍都洛的抉择，自汉高祖刘邦以来就争论不休，《汉书·张良传》载：“刘敬说上都关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背河乡洛，其固亦足恃。’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刘敬说是也。’于是上即日驾，西都关中。”[6]

建都之择，与地理形势、自然资源、群臣利益等诸多因素相关，朱晓海在《〈两都〉〈二京〉义疏补》一文中还指出“定都洛阳抑长安之争实系二都代表之东、西汉政治文化取向——王道或霸道之争。”[7]

东汉政权建立后，仍面临着都雍都洛的选择。建武元年 (25)十月，时关中未定，汉光武帝刘秀建都洛阳。然自建武六年 (31)始，刘秀前后六次西幸长安，“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8]，有兼顾东西两都的倾向。至建武二十年 (45)左右[9]，杜笃上《论都赋》，认为“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10]，并详叙长安地势之险固、资源之丰富，提议迁回长安。光武虽未纳，但“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望。”[11]至明帝永平年间，迁都问题仍未解决，围绕迁都与反迁都的观点，以京都为题材的大赋纷纷涌现。

班固《两都赋》正是意在论证反迁都，阐明定都洛阳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其序言：“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12]前按《后汉书·班固传》载，《两都赋》为班固做秘书郎时所上，《汉书·叙传》云：“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13]故多定《两都赋》于汉明帝中后期完成。但《文选·两都赋》题下有注：“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阳，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阳，故上此词以谏，和帝大悦也。”[14]清人何焯、陈景云、胡克家均认为此注为后人篡入，非李善本注[15]。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言：“陈少章景云校曰：赋作于明帝之世，注中‘故上此词以谏，和帝大悦’语，未详所据。今案：此一节非善注也。善下引《后汉书》：显宗时，除兰台令史。迁为郎，乃上《两都赋》。不得有此注甚明。即五臣铣注，亦言明帝云云。”[16]故学者们多从《后汉书·班固传》，以《两都赋》作于永平年间。

然《两都赋》具体作于何时？仍无定论，今人论述多着力于此。总览各家，考证路径大致有三(5)讨论过《两都赋》创作时间的著作还有：王珏《论两都赋的创作时间与创作意图》，彭春艳《汉赋系年考证》，曾祥旭《两都赋作年考》，安作璋《班固与汉书》，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孙晶《汉代辞赋研究》等，有综合多条路径考证创作时间。。一是考核文本中出现的器物、史实。如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注意到《两都赋》有“遂绥哀牢、开永昌”两句，而按《后汉书·明帝纪》载此事发生在永平十二年 (69)(6)按《后汉书·明帝纪》：“十二年 (69)春正月，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罢益州西部都尉。”，于是将《两都赋》的创作时间定于永平十二年 (69)前后[17]。二是联系班固的生平经历进行推测。如赵逵夫《〈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一文认为班固在明帝永平、章帝建初年间忙于编撰《汉书》，无暇作赋，《两都赋》应作于章帝元和二年 (85)三年 (86)[18]。三是侧重考察《两都赋》创作的政治背景。如曹胜高在《汉赋与汉代制度》第一节《京都赋的兴起与东汉迁都之争》中认为班固《两都赋》是为了维护自己所倚靠的窦氏家族利益，该赋是马窦两家权力斗争下的产物，而马窦之争于章帝时期最为猛烈，故定《两都赋》作于章帝年间[19]，但此说已有脱离文本之嫌。王德华《东汉前期京都赋创作时间及政治背景考论》一文就阐明了马窦之争并不是促使班固创作《两都赋》的动因，并从《两都赋》颂扬汉德的主题出发，结合班固《秦纪论》《典引》，认为《两都赋》的创作与明帝永平十七年 (74)的云龙门对策有直接关联，《两都赋》是帝王建都导向的体现[20]。

此外，曹道衡在《略论〈两都赋〉〈二京赋〉》一文言及“不能排除完稿于章帝建初年间 (76-83)的可能”[21]，因《两都赋》篇幅浩大，如张衡作《二京赋》就花了十年之久，所以《两都赋》也可能花费了班固较长的时间创作。但据《后汉书·班固传》载：“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22]可见班固天资之聪颖，而永平年间班固正在撰写《汉书》，掌故、器物、制度等正是他所熟识的，“信手拈来”用来描述班固创作《两都赋》的状态或更为恰当。又按赋序：“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23]班固此时正是言语侍从之臣，以此标榜，应该有所献纳。其次如班固真花费了十年才完成《两都赋》，为何当时未有好事者夸谈此事？似不符常理。更为关键的是，在赋中班固称明帝为“圣上”，此也多为人所忽略。若该赋作于章帝年间，却仍称明帝为“圣上”，明显是不符礼制的。

又按王充《论衡·须颂篇》载：“陈平仲纪光武。班孟坚颂孝明。汉家功德，颇可观见。今上即命，未有褒载，论衡之人，为此毕精，故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24]《须颂篇》完成于章帝初年(7)《论衡校释·王充年谱》：“须颂篇言章帝建初元二年灾。讲瑞篇、指瑞篇、是应篇、治期篇、齐世篇、宣汉篇、恢国篇、验符篇、须颂篇、佚文篇并为宣汉恢国而作，故并定为章帝时所撰。”，“今上”为章帝。永平年间至章帝初年，班固确实以续撰《汉书》为主，但王充此时已称班固有颂孝明的文字。如《两都赋》作于章帝年间，永平年间班固颂扬明帝的献纳中则只有《神雀颂》[25]，其余时间均专注于《汉书》的编纂，但《神雀颂》仅是应制文字。且当时傅毅、杨终、贾逵等人都有献纳[26]，王充特别强调班固对明帝的颂扬，仅一篇《神雀颂》明显是不够的。相较之下，《两都赋》体制宏大、详细铺张，明确颂扬了明帝的功绩，结合称明帝为“圣上”，可定《两都赋》作于明帝永平年间。

其次，《两都赋》所载史实止于永平十五年 (72)冬校猎事[27]。而永平十六年 (73)，淮阳王作乱，民不聊生，都城之基似有动摇，此等情景不似序言“朝廷无事”。永平十七年 (74)，曾上《论都赋》建议西迁的杜笃又回到京城，其论述再一次被人想起，西迁之论有恢复之象是可能的[28]。此外，这一年正月时甘露乃降，又有祥瑞出现，正符合序所言“海内清平”。永平十七年 (74)十月明帝召开云龙门对策，通过对司马迁的批驳提出了颂扬为主的文学创作导向。在这一对策基础上班固创作了《秦纪论》，对秦朝统治做出评价，否定秦之暴虐，提出“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而在《两都赋》中也对秦与西汉的历史遗留问题做出了否定评价，与《秦纪论》一脉相承，班固也正是基于此论证了长安不宜定都的观点。《两都赋》又提出东汉建立是天命所归、符命之验，所以东汉不需要借关东之固来维持统治的观点，与后来创作的《典引》主旨相同，《典引序》又言及其创作是受云龙门对策影响，故定《两都赋》作于永平十七年 (74)，云龙门对策之后是较为合理的。

土木之怨、诸王之乱后，正需稳定新都，弘扬东汉统治思想主旋律，班固《两都赋》应运而生，既解决了迁都之争，又颂扬了东汉功德。朝廷中的西都耆老们关注的宫室修建、畋猎规模、都城形胜，在《两都赋》中都得到了极力地描摹，但班固一句“子实秦人”，便让思迁之人无力反驳。他又进一步提出要理清“汉德所由”，并强调“王者无外”，结合尧后火德说、儒教礼义的思想，从天道和王道两方面论证了东汉定都洛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二、破与立：《两都赋》反迁都的论证

前已言及都城的选择体现了一个王朝的政治取向。西汉定都长安，正是着眼于长安险固易守的地势，可以“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洛阳刚好与之相反，是“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国也”。刘邦正是据此选择都雍，这个决定无疑是合情合理的，故东汉西都耆老们的迁都之思也是有依据的。如何破西迁的合理性，而立定东都的正确性，是班固《两都赋》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两都赋序》言：“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可见班固采取的是驳论的策略，先极力罗列长安立都的优势所在。也就是西都耆老们眩曜的长安天然的险固地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完备的宫室园林，以及西汉两百多年的定都历史等。而班固一句“子实秦人”，这些优势便被一招击破。西都曾为秦朝都城，又因“风俗之移人”，西汉受到了秦朝制度流弊的影响，虽有各方优势，但秦与西汉依然走向了灭亡，这一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两都赋》最后一段洋洋洒洒：“且夫僻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秦岭九嵕，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溯洛，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29]其反迁都观点的成立，正是在破西都之优势，立东都之洽宜的过程中完成的。刘逵称班固《两都赋》是“理胜其辞”，是精准恰当的。

(一)西都的逆与旧

《两都赋》借西都宾和东都主人之口来阐述反迁都的观点。主客之别便可看出抉择的倾向，进而西都宾描摹的长安，表面上看来宏大浩瀚、典章完备，但却明显呈现着西汉对秦的器物、风俗、制度的沿袭。西汉在宫室、沟渠、珍宝、后妃制度等方面都留有秦朝的痕迹，这正是《两都赋》破西迁合理性的关键，与扬雄《剧秦美新》的观点如出一辙(8)扬雄《剧秦美新》：“秦余制度，项氏爵号，虽违古而犹袭之。是以帝典阙而不补，王网弛而未张。道极数殚，暗忽不还。”。

汉武帝求长生之举，比之秦始皇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故西都耆老们强调长安地势的险固、宫室别馆的宏大、自然资源的丰富等等，实与秦始皇“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的观点同出一辙。在末尾，西都宾还直言：“于斯之时，都都相望，邑邑相属。国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业。士食旧德之名氏，农服先畴之畎亩。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规矩。粲乎隐隐，各得其所。”[30]西汉对秦各方面都有沿袭，定都长安难免被秦地之俗影响，表面令人沉醉感叹，实际上却是危机四伏，这也是后赋东都主人驳斥西都宾的重点。

西都宾着力描摹的是西京完备宏大的宫室及规模巨大、令人惊叹的帝王畋猎。如昭阳殿的珍宝陈设：“随侯明月，错落其间，金釭衔璧，是为列钱，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于是玄墀扣砌，玉阶彤庭，碝磩采致，琳珉青荧，珊瑚碧树，周阿而生。红罗飒纚，绮组缤纷，精曜华烛，俯仰如神。” 富贵奢华之气跃然纸上，在这样的宫室中行走，可谓是“攀井干而未半，目眴转而意迷。舍棂槛而却倚，若颠坠而复稽。魂恍恍以失度，巡回途而下低。既惩惧于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此等繁华精致、高大错落之景，怎能不令人迷离沉醉呢？但班固一句“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宛如当头棒喝，西都所无法摆脱的，正是自秦以来的奢逾之俗、暴虐之制。帝王一次畋猎，整个上林苑都天翻地覆，所谓“原野萧条，目极四裔。禽相镇压，兽相枕藉。”这种赶尽杀绝的行为，和秦始皇吞并六国时“追亡逐北，流血漂橹”已无差异。班固认为西汉正是受秦地风俗影响，颇多“末造之举”，后才导致王莽作乱，“天人致诛，六合相灭。于时之乱，生人几亡，鬼神泯绝。壑无完柩，郛罔遗室。原野厌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31]现今东汉建立，是否要迁回旧都而再次沿袭秦地逆天命与民心的旧制、风俗？是西都耆老们要回答的问题，言及此，东都主人已更胜一筹了。

(二)东都的理与法

西都的逆与旧，证明了长安是不适合成为东汉王朝的都城的，那么东都洛阳的优势何在？皇甫谧在《三都赋序》中认为《两都赋》“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32]优势之一是洛阳没有奢靡的风尚，赋序又言“折以今之法度。”古都洛阳曾作为夏商周三代的都城，其文化制度资源和历史沉淀是当时的西都所无法比拟的。再经东汉两帝的经营，洛阳之礼制已较为完备，东都主人正是据此论证定都洛阳的合法合理。

东都主人先言汉高祖刘邦都雍乃是“计不得以已”的选择，再对西都宾所极致描摹的宫室、畋猎之景进行回应。与西都受秦俗影响不同，洛阳有三代明治之风，在洛阳修建宫室，关键在于合符礼仪。又着重叙述了自光武以来修建的辟雍、明堂、灵台三个重要的礼制象征。对畋猎的叙述更是与西都不同，西都的上林畋猎完全是杀尽生灵，暴虐残忍，但是明帝举行的畋猎，是符合礼仪典制的，“飞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顾倏忽，获车已实。乐不极盘，杀不尽物。马踠余足，士怒未渫。先驱复路，属车案节。于是荐三牺，效五牲。礼神祇，怀百灵。”[33]可见对天地万物的敬重。

东都洛阳的器物、制度、规范都是合乎礼仪的，尤与周制相应，在东都典制中，多有沿用周代的礼仪制度，直言：“然后增周旧，修洛邑。扇巍巍，显翼翼。”又在服饰上借鉴了周朝的礼制：“盛三雍之上仪，修衮龙之法服”，音乐飨宴也不出周制：“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列金罍，班玉觞。嘉珍御，太牢飨。尔乃食举雍彻，太师奏乐。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鍧，管弦烨煜。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备，泰古毕。”帝王的一举一动都是“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又有“觐明堂，临辟雍。扬缉熙，宣皇风。登灵台，考休征”[34]的明君之行，这些典制都体现着儒家观念。对比可见，东西都的历史、风气遗留是不一样的，西都乃秦朝所都，东都乃周朝所都，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礼仪之都洛阳就已经成为汉代知识分子的向往之地，建都洛阳，承袭周代之礼仪典章，又处处见周代明君的影响，儒教对东汉统治的影响也日益增加，这也是班固等儒生肯定和向往的。

东汉对奢逾的警惕，对礼乐的完善，对制度的增补，明显是儒家德治的体现，东汉统治者接受再受命之后，更进一步地接受了儒家思想，实行王道。进而沿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点。秦与西汉虽有险固的都城，但却走向没落，虽有丰富的资源，但却走向奢靡。可见比之这些，清明的统治、规范的制度，才是维持一个王朝兴盛的关键，而作为夏商周三代古都的洛阳明显更符合这些条件。

此外，《两都赋》与“尧后火德”说相契合，“于是圣皇乃握干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然发愤，应若兴云。霆击昆阳，凭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岳。立号高邑，建都河洛。”又言“系唐统，接汉绪。茂育群生，恢复疆宇。勋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岂特方轨并迹，纷纶后辟，治近古之所务，蹈一圣之险易云尔哉？”[35]谶纬符命色彩十分浓重，“握干符，阐坤珍”正是刘秀借赤伏符建立了东汉，所谓“系唐统，接汉绪”即是汉家尧后，是在西汉基础上延续下来的大汉王朝。而常森在《〈两都赋〉新论》中认为，班固在《西都赋》中直接否定了西汉的统治，西汉不过是秦的延续罢了，并认为班固直接否定了西汉的十二代皇帝[36]。这明显与班固的观点不同，而且也否定了东汉延续西汉政权的基础，这是不合理的。应该理清的一个观点是，班固创作《两都赋》的主要目的是论证定都洛阳的合理合法，并借此颂扬东汉的功德成就，所以班固要举出西京长安的不足之处、落后之处。但目的不可能是在否定西汉的统治，而是在说西汉正是因为定都长安，居于秦地，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秦朝统治的影响，所以才有很多“末造”。现今东汉正是要远离这些影响，重新建都，光复西汉的统治，班固正是论述了刘秀是接续刘邦的受命，所谓“同符乎高祖”，西汉的存在是东汉建立的前提。又言刘秀迁都建都东汉是“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班固把刘秀比之盘庚、周成王，就是要得出东汉接续西汉，完成了“中兴”这一论断。

西汉末谶纬、符命兴起，王莽借此建立了新朝，提出西汉尧后火德、新朝舜后土德的理论，为自己政权提供合法性。新朝后期，各地起义，起义军们喊出的口号则是兴复汉室，王莽下台后，各起义军领袖都在努力证明自己为汉家天子。刘秀借赤伏符确立了自己统治的地位，定都洛阳，同时也多有依仗洛阳深厚的文化传统，建都“图书之渊”，进一步从天道的层面阐释了东汉政权的合法性。

三、兴颂汉德：《两都赋》的创作导向

东都主人完成了反迁都观点的论证，阐明了东都洛阳是建都的正确抉择，同时也呈现了建武、永平之治的成就，但仍限于回应迁都之争。《两都赋》的创作与云龙门对策关系密切，班固论证建都洛阳的正确性，正是想颂扬东汉功德。进而赋文结束后，又附上五首诗歌，整篇《两都赋》的创作目的才明晰。进一步体现了《两都赋》是在明帝提出的文学导向下创作的，兴颂汉德是《两都赋》的终极目标。其中前三首诗是祭祀诗，后二首是祥瑞诗[37]：

明堂诗

于昭明堂，明堂孔阳。圣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飨，五位时序。谁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职。猗欤缉熙，允怀多福。

辟雍诗

乃流辟雍，辟雍汤汤。圣皇莅止，造舟为梁。皤皤国老，乃父乃兄。抑抑威仪，孝友光明。于赫太上，示我汉行。洪化惟神，永观厥成。

灵台诗

乃经灵台，灵台既崇。帝勤时登，爰考休征。三光宣精，五行布序。习习祥风，祁祁甘雨。百谷蓁蓁，庶草蕃庑。屡惟丰年，于皇乐胥。

宝鼎诗

岳修贡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云。宝鼎见兮色纷缊，焕其炳兮被龙文。登祖庙兮享圣神，昭灵德兮弥亿年。

白雉诗

启灵篇兮披瑞图，获白雉兮效素乌。发皓羽兮奋翘英，容洁朗兮于纯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长兮膺天庆。[38]

《两都赋》中的五首诗不应被忽视，因班固也自夸这五首诗是“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前三首祭祀诗讲帝王在明堂、辟雍、灵台之礼，按《白虎通义》载：

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章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闼，布政之宫，在国之阳。

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辟之为言积也，积天下之道德也；雍之为言壅也，壅天下之残贼；故谓之辟雍也。

天子所以有灵台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阴阳之会，揆星度之证验，为万物获福无方之元。[39]

可见，明堂可以“章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明堂诗》云：“圣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飨，五位时序。谁其配之，世祖光武。”正是在明堂褒扬刘秀这位有行之君。《后汉书·明帝纪》载：“二年 (59)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屦以行事。礼毕，登灵台。使尚书令持节诏骠骑将军、三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以配五帝。’”辟雍则主礼乐教化，《辟雍诗》：“皤皤国老，乃父乃兄”两句，则指永平二年冬于辟雍行养老礼。灵台则观四时五行，又载：“三年 (60)春正月癸巳，诏曰：‘朕奉郊祀，登灵台，见史官，正仪度。夫春者，岁之始也。始得其正，则三时有成。比者水旱不节，边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顺时气，劝督农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贼；详刑慎罚，明察单辞，夙夜匪懈，以称朕意。’”[40]正是《灵台诗》所言：“帝勤时登，爰考休征。三光宣精，五行布序。习习祥风，祁祁甘雨。”这三首诗，完整地记录了东汉建都后的统治过程和成就：光武革命，汉朝中兴，实现了“普天率土，各以其职”，又兴礼乐，宣德化，朝廷上下“抑抑威仪，孝友光明”，帝王顺天领命，国家风调雨顺，今才“屡惟丰年，于皇乐胥”。明显都是对东汉建立以来的太平之治的褒奖颂扬，尤其关注建武、永平顺天应命、重视礼教德化、重兴典章制度之举。

既然东汉统治清明，上天也应褒奖，故以祥瑞为证，《宝鼎诗》《白雉诗》是进一步兴颂东汉功德，《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六年 (63)“二月，王洛山出宝鼎，庐江太守献之。夏四月甲子，诏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奸，不逢恶气。遭德则兴，迁于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沦亡。祥瑞之降，以应有德。’”[41]与《宝鼎诗》“登祖庙兮享圣神，昭灵德兮弥亿年”两句相符，此也明确提及东汉有德，按诏文所言，商周也是有德乃兴，德衰则亡，此明显指“德配上帝”，顺应天意、民意，天命所向基础上的统治资格。《白雉诗》“启灵篇兮披瑞图，获白雉兮效素乌”两句，李贤注“灵篇谓河洛之书也。”[42]“披瑞图”与赋中“于是圣皇乃握干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是一致的，明是写光武帝，按《后汉书·南蛮传》载：“建武十二年 (45)，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明年，南越徼外蛮夷献白雉、白菟。”[43]而《明帝纪》也载永平十一年 (68)，“漅湖出黄金，庐江太守以献。时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44]此与周公居摄，越裳献白雉相似，按《后汉书·南蛮传》：

交址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耇曰：‘久矣，天之无烈风雷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周公乃归之于王，称先王之神致，以荐于宗庙。[45]

班固将建武、永平之事与周代明治相较，是所谓“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长兮膺天庆”，祥瑞的进献明显与国家功业、帝王德行相关，由此对东汉之治进行了肯定和颂扬。

这五首诗，在有意无意中将东汉二帝与周代的明君相较，由此可呈现班固所认同的明政理想，是周代这般制度谨严、张弛有度、中和俭省的统治。建都洛阳，也正是在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积累上，实现更大的发展。比之西汉，则是“不阶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复礼，以奉终始，允恭乎孝文。宪章稽古，封岱勒成，仪炳乎世宗。案六经而校德，眇古昔而论功，仁圣之事既该，而帝王之道备矣”[46]。由此才更突出了光武、永平两帝的功德之大，这是《两都赋》所呈现的“义正”，即对汉德的阐述和颂扬。

在《汉书》中，“汉德”一词出现了五次，在《汉书·翼奉传》中，翼奉的一次上书提及：“闻昔者盘庚改邑以兴殷道，圣人美之。窃闻汉德隆盛，在于孝文皇帝躬行节俭，外省徭役。”[47]其余则见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献赋中。《后汉书》则多载“汉德”，甚至已有专门论述汉德的篇章著作，如：“永平中，临邑侯刘复著《汉德颂》，盛称扶为名臣云。”[48]班固也有《功德论》。可见,到了东汉，“汉德”已成为很重要的政治名词。班固所要兴颂的汉德，并不单指接续尧后的火德，更指东汉接续统治后取得的功德。一方面是尧后火德论下东汉合法的统治资格；另一方面则将东汉帝王与商汤、周公等人相较，关注帝王在文治武功上的成就，帝王配享天命，同时躬行俭约、统治清明、符合礼制规范，即为汉德。

王充《论衡·须颂篇》也多有论及：“儒者谓汉无圣帝，治化未太平。宣汉之篇，论汉已有圣帝，治已太平；恢国之篇，极论汉德非常 (徒)实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颂功，宣褒主上，诗之颂言，右臣之典也。舍其家而观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称异人之翁，未为德也。汉，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臣之翁也。夫晓主德而颂其美，识国奇而恢其功，孰与疑暗不能也？”[49]明显是从儒家的政治原则出发，提倡对符合儒教德政的政绩进行歌颂，所谓“夫晓主德而颂其美，识国奇而恢其功”，与《白雉诗》：“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长兮膺天庆”的观点是相同的，可见明帝、章帝年间对兴颂汉德的重视。又如《典引序》载明帝云龙门对策诏文云：“司马相如洿行无节，有浮华之词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50]从上及下强调对现时统治成就的肯定和颂扬，正是班固《两都赋》创作的根本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