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功业思想与明中叶经世致用之风
——以《与少司马聂双江书》《王霸策》的考察为中心

2022-03-17 19:19蒋兴燕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22年8期
关键词:功业管仲科举

蒋兴燕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陕西科技大学,陕西 西安 710021)

近年来受西方科学至上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经世思想再次被提到很高的地位,姑且不论以西方科学思想为衡量标尺对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重新剪裁带来的诸多弊端,单就传统思想偏离其本来面貌讲,对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也并无半点好处。杨念群先生对“经世思想”的考察,总结了近年来学术界对经世思想理解的误区,以往研究者往往认为在改朝换代时才出现经世思潮,而过渡期的经世思想却不被注意。[1]人们常见诸如明末士人只会袖手谈心性,而对实际军事政务一窍不通的描述,大约是受清初诸儒将明朝灭亡原因归结为心学空疏不学而出现的认识偏差。翻检明人文集可发现,从洪武至崇祯士人们从未停止过对家国民生、学校教育、学风士风、兵农水利、人才选拔等涉及经邦济世问题的关注,经世致用的情怀在明一代知识分子身上从未缺席过。研究者一般认为明末清初易代之际兴起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大儒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思想,笔者以为明代中叶的经世思想已经比较突显,只是由于阳明心学的影响过大而将当时其他思想湮没为人不察。本文拟以明代中叶复古派代表王维桢与江右王门聂豹关于性情与功业的思想观念碰撞为中心,考察明中叶经世思想的涌动。

一、性情与功业思想观念的碰撞

儒家“三不朽”的“立德”到宋明理学发生了向内转,直指心性修养,由此性情与功业之间的对立变得尖锐。明代中叶恰处于思想大变动的时期,各流派思想在此时折射出五彩的光芒,性情功业之争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多元复杂议题。

王维桢 (1507-1556),字允宁,号槐野,陕西华州人,嘉靖十四年举进士,选授翰林院庶吉士,活跃于嘉靖中期文坛。聂豹 (1487-1563),字文蔚,号双江,正德十二年 (1517)进士,继承阳明“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以归寂为宗”[2],从老子“致虚守静”悟入修德,立教道统的完整,更注重上达。王聂二人的差异在于王重外向,重下达具体事务,而聂重内倾,重上达修德之事。

(一)思想碰撞的时间

聂豹与王维桢关于性情与功业的思想碰撞见于王维桢文集《与聂双江少司马书》,此时聂豹正担任少司马一职,少司马在明代当为兵部侍郎,属正三品。据《明史·职官志》记载:“兵部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王维桢文集中有两封写给聂豹的书信[3]分别为聂豹担任兵部侍郎与兵部尚书期间所写。《明史》聂豹本传载:“二十九年秋,都城被寇。礼部尚书徐阶,豹,知华亭时取士也,为豹讼冤,言其才可大用。立召拜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未赴,擢兵部右侍郎,寻转左。”[4]嘉靖三十一年 (1552)聂豹升任兵部尚书,此时称为大司马,而其为少司马时间为两年前的1550年底。因此推断这封信大约写于1550年至1552年(1)《与聂双江少司马书》《与聂双江大司马书》,根据“少司马”“大司马”与吴震《聂豹年谱》推断其大体时间为1550年至1552年冬。。

王维桢在1550年至1552年的经历颇能说明其政治主张。嘉靖二十九年 (1550)王维桢“二月同典会试,策出其手,一时词坛皆目之,曰经世之言。”[5]瞿景淳在《行状》中记载:“公发策询士略,曰:‘今大同边垣既以底绩,而蓟州一路顾有遗,谋自今作之。西接宣府,东抵山海,为边千二百里,使幹济之臣戮力经营,患可少止。’”[6]这一年的秋天发生庚戌之变,北虏果从蓟州入,明军几乎无还手之力,损失惨重。王维桢身为翰林忧心国家安危,“好观古今名臣经略,凡关隘厄塞备御疏密之详,皆能历历指陈,不俟按图。”[7]这一年十月会试武举,王维桢为主考官,写有《武举录后序》,士人不识形势危急,朝廷依然“左干戈右文墨”[8]。嘉靖三十一年升右春坊右谕德,掌南京翰林院事,“公念南京,王业根本,控江海上游,宜早戒不虞,每搢绅过从,辄讯兵马钱榖之事,人或以为迂,无何,会倭奴寇下江诸郡,始服公先识。”[9]当时边患情势严峻可见一斑,而官员皆不察,王维桢对边患情况多有留心,颇具预见性。

(二)思想碰撞的内容

这场思想碰撞的主要分歧是性情与功业的先后顺序,聂豹主张先性情后功业,王维桢则认为只有极功业方能尽性情。王维桢此封书信主要针对聂豹的归寂说以及科举改革奏疏《应诏陈言以弥灾异疏》提出的,这是二人学术思想差异的反映,体现其人才观、知识价值观的差异。

第一,思想差异的焦点在性情与功业的先后次序以及两者是否割裂。倘若要了解一场思想交锋,则不可不看其具体内容:

先生之论主在务广大,乃能包藏天下之物而就其功,然此统学者范围耳,至欲整齐条贯,振起颓堕,诚非严毅辩达之士,靡有就也。故广大之德,譬则海也,严毅辨达,舟楫以济之也,不有舟楫,海固善溺人,岛中所产,人安从得乎?[10]

此书信开篇问候之后,便直接批判当前的士风学风“率空说无事实”,言与行相背离,“言高于秋天,行卑洿池”。对破坏天下士风行为给予鲜明的批判,当前所谓“通儒”表面“本之实学”,事实难掩“渔夺势利”的实质。接下来直指聂豹的主要观点“务广大”,包藏天下之物,才能成其功,意欲在学理上达到整齐条贯,从而振起现实士风颓靡之势,认为非有“严毅辨达之士”不能完成这一目标。将“广大之德”比做海,而“严毅辨达”则成为人在海上来去自如的舟楫,没有舟楫,只能葬身鱼腹,又哪里能顺利获得海岛上珍贵的物产呢?

王维桢提出“严毅辨达”是实现振作颓靡之风的路径。“盖天下万事纷纷弊矣。势有必至,理有固然,客乃舍而不讲,鄙人诚忧之。”[11]时代纷乱,弊端呈现,每一个时代情势有所不同,即便是同样的理在不同的时势下也是不同的。这里强调时势的变化,道德义理、人才选拔理应随之变化。强调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不变的理,随着时势的变化,应对的措施也应有所不同。

紧接着王维桢谈及当务之急在追求做事的实效,如果这种情况下依然以广大为追求目标,则“是令怠驰,藉口混沌,比类也”[12]。圣人之学本是注重内在道德修养,同时追求事功,对聂豹将二者割裂颇有疑义。

“志广之士”在明代有特殊的指代,专指进士出身而升为县令,与之相对的“自薄者”以举人、监生为县令,这是成、弘、正、嘉时对县令的同行考语。据董玘《送鄢陵尹孙君考绩还任序》记载当时不同渠道晋升为县令的士人求取功名的心态存在巨大差异:

志广之士,恒薄守令而若不足为,庸陋之流,恒自薄而不修于职。薄守令者曰:是冗且劳,又屈制于人,未足展吾志。慊然日惟擢取之望,莫幸留焉。自薄者曰:吾起卑末,纵勤乃事,谁知之者?亦终于此而已矣!故惟其身图之,使以为令者类如是,又何暇于为民欤?……故其不贤者十五,贤者乃百一焉。[13]

嘉靖中叶兵寇之警不断,士当为国解忧,士子们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不同出身对待职业拥有不同的心态,一端是志向过于高远、不修于职,把所有希望寄托于擢升,不免利欲熏心,另一端则认为自己过于卑微,即便勤勉也无人知晓,造成最终结果不贤者占一半以上,而贤能的人只有百分之一。

基于此,性情修炼并未使士子成为官员之后励精图治,因此重点不在于是否有广大之志,而在于是否建立功业。王维桢认为二人差异在“先生之学先性情而后功业,若鄙人之论,以为极功业乃能尽性情,道竟同归,独作用殊途耳”[14]。虽然道可归一,但其作用却差异巨大,并以聂豹“平阳故事”的经历来说明“严毅辨达”才是最有效的,从其“缓言广大”中透露对自己主张的自信,与对“言高于秋天”之“广大之意”的不以为然。

第二,二人的不同还在于科举改革措施认识的差异。

首先对科举制度是否能选拔人才问题上存在根本差异。聂豹认为科举制度从根本上埋没甚至破坏人才,“天下未尝无才,特被科举潜驱默夺以去,是以不能大有所成,此非才之罪也。志为利所分,才为志所夺”[15],对古今人才选拔标准进行比对,宋明理学大家程颐、程颢、张载、朱熹皆认为科举助长了俗学颓风,科举不足以养真才,对科举从根本上持否定态度,希望改变单纯以经义策论选才,提出“敦本尚实”的学风建设举措。

王维桢作为主考官对科举改革能够选拔人才并不否认,但对选拔什么样的人才有不同的见解,在《武举录后序》中分析对外战争中败北的情形:“士有三北:不识形便与敌相迫者北,金鼓之声在耳,弗审利害者北,拙骑射者北,如此则保躯之士多,而狥国之士鲜矣。”[16]并提出科举改革的举措:“偏主射技,射中多者,即文不副射收之,文而能陈形便指利害,射又中者,亟收之。”[17]王维桢更多地思考在科举选拔中如何选出国家急需的人才。

其次,王聂二人在科举人才选拔的侧重点上有差异。聂注重德行,王注重实践技能。聂豹追溯明太祖高皇帝至宪宗科举取士都有“尚实行厌虚文”之意,建议以六德、六行、六艺、经义四物为中心,在国子、府、州、县各级学校设立行实、经义二斋,“行实斋为上等,于上等之中又分为上上、上中二等,经义斋为中等,于中等之中又分为中中、中下二等,盖行实之斋无下等”[18],“行实为上,经义为下”,提出“重行实抑经义”的对策以振学校之纲。在经义和行实两者中无论所属等第都以行实为上,“如取九十人进场,行实斋取六十,经义斋则只取三十焉”[19],而道德经义之先后顺序为“先考德行道义,后考经义。苟德行道义无一足观,虽有经义,亦不之考矣。”[20]崇尚行实才学,道德之士,行实是道德的外化,对虚词浮文则持贬斥态度。

王维桢对人才选拔更强调实用技能,在《武举录后序》中自陈在史局观察明初士大夫“以狥国为荣,保躯为辱,猛气英声振于殊俗”[21],力主在武举录取人才“偏主射技,射中多者,即文不副射收之,文而能陈形便指利害,射又中者,亟收之。”[22]

王维桢不仅强调科举选拔军事人才,同时试图解决人才匮乏与科举选拔不能尽选贤才之间的矛盾:“夫兼材之人犹大将也,偏能犹偏裨也。故大将秉銊,偏裨分麾,各审所长也。故以高爵处兼材,庶位置偏能,偏能之人不敢妄躐高爵,自信其所具也。五味各一嗜,五色各一章,群材各一宜,其致同也。”[23]人才选拔兼顾全才与偏才,国家急需“出死力以扞外患”的人才,无论哪一种人才的获得与使用,各得其宜是关键。此外对科举选拔人才不能完备还提出了建议,“于科举之外仿汉唐旧制,更设数科以收天下之奇士”[24]。

第三,王聂二人对文章与道德关系的不同认知。聂豹认为文风的浮靡与道德的衰微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臣所谓敦本实以兴正学者,盖自隋唐以来,专以文辞取士,而尚德之风亦微,书本愈多而道理愈晦,文章愈盛而行实愈衰,积至于今,弊也极矣”[25]。时至今日“五尺童子率能谈天道而初学之士操觚之士论性命,皆叠叠千余言,虚伪枝叶之繁,未有甚于此时。”[26]同样作为江右王门的罗汝芳在《拟山东试录前序》中说:“自科目之役,专尚文辞,视为取舍。故学者争趋竞务,耽于藻缋,霞蒸锦绚,交相激昂。上以是榖率其下,下以是迎合其上,草偃泉赴,寝以成俗。学者庸心于筌蹄,仕进莫不知有圣贤。大学之道,为身心之准,治之污隆,殆有繇焉。故取士之法,莫敝于斯。”[27]认为尚文辞有害于士子身心,是人才选拔的最大弊端。

王维桢则认为“文章事功其极一也”,并不认为文章讲求文采影响道德。王维桢理想的人生价值取向是“夫君子之学将以康世保邦为也,不得则托文以明其志”[28],自然功业第一,文章从属,从根本上文章、道德、功业统一于一体。

聂豹与王维桢一方强调敦本尚实的学校教育和科举风气,将文辞之盛与道德行实对立,文辞之盛导致道德的衰落;另一方认为文辞之盛与事功本就统一,事功的建立可以更好地完成道德的涵养,二者并不矛盾。聂豹强调内在德行的修养,德与行的合一,王维桢则认为没有实际功业的建立,无从证明德行修养是否完成。一是内倾型,一是外向型,一则指向内在心性涵养,一则指向外在事功建立,一个指向动机,一个指向结果。对人才选拔的态度,聂注重人才德行的考量,王主张人才实用的效果。其背后体现的是儒家两种维护社会秩序的路径,一个注重人心建设,一个注重事功建立。

二、《王霸策》:从历史人物的品评到经世致用之风

(一)管仲王霸之争:对历史人物的品评

历史上王霸问题的争论从孔子孟子到明代中期从来没有停止,每一代人参与管仲王霸之争,表达不同时代士人对儒家道德与理想政治之间关系的观点,使对管仲的王霸争论成为一个思想史事件,其后不同时代士人讨论并创造构建管仲这一人物的丰富内涵[29]。孔子在《论语》中对管仲的态度是复杂而多面的,由此开始争论持续不断,从孔孟到朱熹,明代士人唐顺之、王世贞莫不从时代入手对管仲给出不同见解。

王维桢关于性情功业的论题继承朱熹、陈亮王霸之争。王霸之争代表两种治理价值观,同时也体现出争论者不同的历史观。王维桢《王霸策》便是明代中叶对这一问题的回顾和重新诠释。

首先,王霸之别在心不在迹,君臣意志一致才可能建立功业。庚戌之变使明王朝面临军事人才短缺,强调建功立业有其必要性。国君意志便是国家意志,只有上升到国家意志层面才能落地解决现实问题,臣子空有一腔家国情怀,不能获得国君支持也是惘然。此处王维桢对管仲处境有着深切同情之理解,边寇戎狄入侵,民族存亡的关头自然以民族与文化的存续为头等重要的大事,即便策略表现为霸道,从民族文化存续的角度而言,一个坚强意志的国君所成之功业必然通过臣子实现,管仲作为臣子有不得不为的一面。

余英时先生认为朱注《大学》(2)所引朱熹:“所谓规模之大,凡人为学,便当以‘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以及‘明明德于天下’为事,不成只要独善其身便了?须是志于天下,所谓‘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也’。所以《大学》第二句便说‘在新民’。 (《语类》卷一四《大学一·序》)”强调“内圣”与“外王”分明两截[30],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就“得君行道”探讨了“外王”的实现离不开权力的运用。这是每个时代的士大夫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如何从“内圣”走向“外王”。

王氏从孔子和孟子评价管仲晏子的态度不同申述,管仲所建立的功业有目共睹,孔子对其赞扬最甚,孟子则不以为然,司马迁认为管仲得到君主的任用而不尽其才,对晏子的论述则充满了艳羡之情。王维桢认为晏婴虽贤,但难与管仲相提并论。

“君子欲立事功于天下者,有其志矣。”[31]王业与霸业在统辖的地域上有大小之分,统治的时间上有长短之别,但本质并无差异。管仲之所以取得霸业,是因当时的环境与情势所致,“强国环视而主君急功”[32],并非其“志”与“识”不想成就王业。何以观其“志”与“识”,主要通过制定的一系列治生、惩罚、治兵制度是否与王道思想一致。管仲并非不想走王道,“谓管仲无志于王者之道亦不可也。然卒止于霸者,则桓公之志然耳。”[33]臣子内在动机成就王业或霸业,有赖于君主动机的成全。“孟子所以卑管仲而罪其负君者,诛其志也,而不究桓公之志焉,此说立而后世因之,至汉司马迁,遂剿其指以责仲而不肯相宽,乃知豪杰之立事,非得君不可以遂欲,非守固不能以善图,甚矣哉,不可不慎也。”[34]历史上管仲、晏子、伊吕、夷吾,由于所处时代的差异,具体情况千差万别,所侍奉国君不同,用同一标准衡量所建功业王霸之别是对复杂性的遮蔽。

其次,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结合具体情况,实事求是,这体现王维桢发展的历史观,在常与变中,主张因时而变的通变思想。详尽分析晏子管仲的具体情况,司马迁对晏子严于律己“不惮批鳞,不顾罢免”称羡,然以晏子强求苛责管仲就有些强人所难。所处的环境与具体的情况不同,各自成就的功业大小也不同。“管仲本乃挟王佐之才,而卒止强霸之业,本乃负王佐之志,而夺于急功之主,不能自明,人生遭遘有时,功名有命,所值之时即命也。”[35]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又岂可轻忽?

再次,成就王霸之业要兼具“志”与“力”,不必尽中绳墨。即使在行为上与王道稍稍有偏差,也并不妨碍其所建立的功业。“从古以来,立功之士,岂必尽中绳墨哉?拯溺者濡衣,救火者焦额,固其理也。”[36]对建功立业者不可死于教条,不可因微小瑕疵影响整体评价。

王维桢一反孟子、司马迁对管仲的评价,提出从国家君王及历史情势出发分析王霸之业:第一,取决于心志,尤其取决于国君意志。第二,取决于志与勇力。王霸业本质上取决于动机的纯粹与否,是否符合儒家仁义道德规矩。建功立业安能求全责备,从动机到效果面面俱到,强调建功立业的效果大于内在动机的儒家审核,从根本上跳出王霸义利二元对立的窠臼,走向两者融合。

经世之学自南宋陈亮事功之学发展至明代性情功业之争,再至清初顾亭林、颜李学派的实用主义。王维桢属典型的馆阁大臣,心中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甚为深厚,他的功业之说不可能脱离道德约束,如同萧公权所说:“功利主义者代表了传统儒家入世思想和政治现实主义取向的复兴。”[37]史华兹把传统作为一个整体考察时,揭示出三组引起儒学系统对立的概念:首先是个人修养与治国平天下之间的关系,其次是内心世界与外在社会政治环境的关系,第三知与行的关系。[38]这三组关系贯穿于儒家政治学说体系,性情事功问题与此三组概念皆有深层联结。孔子认为管仲能很好地平衡德行与事功,因而大加赞赏。然儒家后学感到德行与事功二者很难保持平衡,出现了分离甚至对立,性情事功之争恰恰是从对立走向统一的过渡。

(二)博览经史到经世致用

对历史的关注、历史人物的品评在明代中叶并不是王维桢个体行为,乃是整个明代中期的风潮。如复古派从前七子到后七子,唐宋派的唐顺之、归有光,吴中士人都对历史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明代是一个复古的时代,复古与历史有着天然的联系。李梦阳、何景明“文宗左迁”,《左传》《史记》一时被文人追捧,不唯复古派如此,连唐宋派的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都对《史记》推崇备至。凌稚隆《史记评林》的序言由王世贞、茅坤、徐中行作。明中期文坛有影响力的文人大多对《史记》有点评。

对历史的关注与经世致用之间有着天然的关系,明中叶士人将“经”与“史”放在同一层次,将其作为知识的来源,将道义还原于具体历史内部,将尊德行贯穿于道问学中。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载:

壬子冬到都,首谒双江先生。先生问别来二十年做的甚么功夫,余对以二十年惟闭门读书,虽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猎两遍。先生云:“汝吴下士人,凡有资质者,皆把精神费在这个上。”盖先生方谈心性而黜记诵之学故也。余口虽不言,心甚不然之。盖经术所以经世务,而诸史以载历代行事之迹,故六经如医家素难,而诸史则其药案也。[39]

吴宽《隐士史明古墓表》:“学于书无所不读,而尤熟于史,论千载事,历历如见,而剖断必公,盖有宋刘道原之精,至于时事钱榖水利之类,皆知其故。”[40]此外有研究者认为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兴盛可以追溯到明代中叶的焦竑、杨慎。对历史的关注从读史到对历史的评点再到历史人物的品评,读书范围由经至史,“究天人之际”目的在“通古今之变”,“通古今之变”的目的在于解决当下现实问题。

明代中叶注重经世致用,表现在思想与文学层面为务实的学风和朴质的文风。复古派主张笃实学风,四库馆臣称:“铣力排王守仁之学,谓其不当舍良能而谈良知,故持论行己,一归笃实。”[41]读书博览,归于笃实,是正德嘉靖时期士人们的追求,马理、吕柟、薛应旂等极力主张笃实之学风。

三、内圣外王困境与明中叶科举的务实性

(一)内圣外王困境

《大学》开篇就非常明确地阐述了儒家由“内圣”到“外王”的道德经世范式:格物、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人格培养范式暗示道德的修行是经世的前提。先秦时期孔子的政治思想就存在着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两条道路,由于宋明理学对道德理想主义的过度强调遮蔽了政治现实主义的面向。个人践行理应具有随时随事权变的合法性[42],这一时期文人非常强调审时度势,随时势而变。如果说孔子时代“内圣”与“外王”关系是车之两轮与鸟之两翼,那么明中叶由于宋明理学对“内圣”的过度强调而导致“内圣”外溢,“外王”萎缩。

吴三乐在何瑭文集序中对明中叶时代风气的批评可以看作是对这一时代弊端的概括:

近世学者其弊大概有三:擅著作者,雕镂心腑,锐情词赋,徒以华言俊语求振于作者之林,是谓文词之学;尚通显者,媕阿脂韦,与时浮沉,猎取声华,以讬附于中庸,是谓功利之学;谈性命者,藉其师说,自立门户,习于简易,饰怪谈空,往往自轶于绳墨,是谓玄虚之学。[43]

这是理学家眼中所见近世学者的三大弊端:一者文辞靡丽之弊,二者功利主义盛行,三者学术玄虚,这三大弊端也是宋明儒学“内圣”外溢的三大表现,尤其对心学弊端习焉不察,流于玄虚,愈当警醒。该批判对“内圣”外溢带来的时代弊端总结当与实际相去不远。

尽管儒家学者中一部分人在经世这一面向上论述各有不同,如陈亮、习斋、恕谷对儒家思想价值诉求中经世与德性关系的思考,道德理想与现实事功并不必然对立,事功的建立是内圣的完成。王维桢对务实功业的关切是儒家思想体系的外在表征,事功理念与儒家道德共同体之间同时并存,互为前提与保障。

墨子刻认为,西方政治建立在悲观主义基础上,而孔子的德治建立在乐观主义人性论基础上,孔子处在道德判断与政策实行的困难与复杂之间,有道德乌托邦主义的偏向。[44]道德完善与功业建立之间的困境由儒家“内圣”“外王”成才之路缺乏闭合性导致的。儒家理想人格经典范式从“格、致、诚、正、修”到“齐、治、平”,前者为儒家内圣之路,后者是外王之路。人生终极目标是“内圣外王”,“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和前提,“外王”是“内圣”的指向与结果。然而这两者之间并非闭合路线,内圣与外王之间的连接点是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并不能保证士人必然由“内圣”走向“外王”,因此“内圣”到“外王”之间的不闭合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科举考试负面影响,有德无位、有德无才、有才无法建立功业,“内圣”并不必然结出“外王”的果实。

首先,不可否认科举考试尽管是士人读书做官的主要通道,但录取比例较低,绝大多数的士子不能顺利通过科举进入国家官僚机构。据郭培贵研究,明代中叶以后会试录取率平均为8%,乡试录取率在弘治年间为5.9%,到嘉靖末年为3.3%。[45]内圣与外王之间存在着困境,这一困境是儒家人才培养体系自身存在的矛盾之处。

其次,人才的选拔和使用过程存在诸多问题也导致有才能的人不一定能建立事功。原因大约有:第一,文章做得好,道德修养好并不意味着具备治国理政的实际能力;第二,人才有大有小,有兼有偏,识人本身是困难的;第三,如何使用人才,达到各得其宜,也是困难的。

(二)明代中叶科举选才更偏向实用

建功立业的前提是进入仕途,科举考试是联结内圣与外王的关键环节。科举考试的改革不仅涉及士子知识版图的改变,同时也对文风士风有影响,对读书取径有影响。

明代中叶科举有一系列改革,整体偏向实用。明世宗责令文风文体雅正,加大提刑官考核力度,整顿学风士风,改革延续至张居正时期。明代中期科举的实用性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武举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定型,选取人才以实用为导向。据研究者考证武举定型时间从天顺八年移到了弘治十四年,更接近于王世贞记载的时间。虽然《明会典》与《宪宗实录》都有关于天顺年间武举的记载,但根据张祥明先生考证[46],历史文献记载的时间为天顺八年,但此时并未实施,而是通用明初文举方式选取武官,武举的定型应在正德嘉靖年间,为抵御倭寇狄戎的不断侵扰提供了人才支持。经郭培贵先生考证,正德年间创立了武举乡试制度[47],武举会试时间仿照文举三年一次,武举在天顺八年提出,弘治年间发展,正德年间正式确立定型。

王维桢《武举录后序》对嘉靖年间的武举情势有所描述:

昔我成祖之都燕也,虏酋徙幕而北绝数千里,犹尚以为肩背之患,兴师穷追至南望斗勺而还。……士大夫以为亡足忧,于是左干戈右文墨,与时恬嬉日有余快,斯视躯重矣。……士有三北:不识形便,与敌相迫者北;金鼓之声在耳,弗审利害者北;拙骑射者北。如此则保躯之士重,而狥国之士鲜矣。臣以故按依旧令,偏主射技,射中多者,即文不副射,收之;文而能陈形便指利害,射又中者,亟收之。[48]

王维桢追溯了明初至中叶以来国家面临危机之时抵御外敌的情况,明中叶以来“左干戈右文墨”的风气造成保躯之士多而狥国之士寡,以致抵抗少数民族进攻屡屡败北,并分析败北的三种情况:不识形便、弗审利害、拙骑射,可以看出当时士人读书求取功名而于实战则一无所知,王朝急需有实战能力的武将,武举人才对骑射技能、地理情况熟悉程度、审时度势能力的考察都说明科举考试人才选拔更偏向实用。

其次,科举考试中策论与国计民生、时事结合,注重考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明代科举考试乡试、会试、殿试中均有策问,宏观方面涉及道德伦理、国家治理,微观方面涉及盐铁水利、兵马粮草等,包括军事战略都成为科举考试的试题。例如嘉靖七年浙江乡试第三场策问为如何治理马政,第二场判语题为“践踏灾伤田粮”,另一个为“失时不修堤防”[49]。军事战略方面如庚戍会试王维桢为同考官时策论试题为:

今大同边垣,既以底绩,而蓟州一路顾有遗,谋自今作之。西接宣府,东抵山海,为边千二百里,使干济之。臣勠力经营,患可少止。是年秋,虏果自蓟州入,天子采群臣议,特设总督大臣一人,使专备僚蓟,其议盖自公发之。[50]

科举出题与时事结合的紧密程度直接决定士子读书导向,对国家治理中重要事件的关注必然提升士子未来仕途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一方面明代科举考试乡试层面有仿照实际基层政务工作“判”的文书书写,既要求对明代法律条文熟悉,又要求精明强干,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明代个人文集中有大量公文,不仅官位显赫的文人如此,一般官员文集中公文部分也占很大分量,例如唐顺之文集中应制公文类占有很大分量,王维桢三十八卷文集《槐野先生存笥稿》中仅有九卷诗歌,很大一部分为应制类文章。

总之,明代中叶性情功业之争反映了心学背景下儒学思想内部经世与修德外向性与内倾性之间碰撞,这与明代中叶科举改革息息相关,思想的变动推动整个时代重实用的风尚,成为清代实学思潮大兴的前奏。

猜你喜欢
功业管仲科举
从《诗经·大雅》看周德的建立
管仲买鹿
从《红楼梦影》看顾太清对科举仕途的思考
清華簡《管仲》帝辛事迹探討
管仲:我给你们唱个曲儿
唐代科举的投卷与荐举之风
从白居易诗歌中的“麒麟阁”看白居易的思想倾向
宋代科举冒贯管窥
科举干禄与语文辞书编纂
网络上流传甚广的数学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