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视阈下我国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研究

2022-03-21 12:13张拓凡袁志田
关键词:健康状况共同富裕群体

张拓凡 袁志田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 江苏南京 210009

健康是全人类重要的追求目标之一,近年来我国对于居民健康水平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尤其是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背景下,人民健康的重要意义更加凸显。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推进共同富裕作出了重大部署,提出了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共同富裕强调社会公平正义与全面协调发展,而健康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1]因此保障居民的健康公平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然而现阶段我国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收入分配、教育、城乡和地区经济、医疗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导致了居民健康的不平等。

近年来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18.70%。就目前来看,我国是全世界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本身较大的人口基数与不容乐观的老龄化趋势使得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收入分配、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因素的不均衡,我国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即我国老年群体存在着健康不平等现象。保障和改善老年居民在收入分配、教育、医疗、养老等各方面民生福祉的工作是在老龄化社会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因此本文从共同富裕视角研究我国老年群体健康不平等的现状,分析影响老年群体健康及健康不平等的因素,旨在探究造成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并针对影响健康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希望有助于实现我国老年人健康公平,进一步推进共同富裕。

一、文献回顾

(一)健康不平等的定义

自1980年布莱克报告(Black Report)发布以来,健康不平等问题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成为了卫生经济学、公共管理、社会学等专业的研究重点。健康不平等一般有两种定义:一种是纯粹的健康不平等,即不考虑诸多社会经济因素,仅讨论人群之间的健康分布差异;第二种是与社会经济相关的健康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由于收入、教育等社会经济因素共同导致的健康不平等[2],而这种不平等是可以通过政策等手段避免的,因此更具有研究价值。本文所研究的健康不平等就是基于社会经济因素的健康不平等。许多研究发现,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健康不平等问题都普遍存在。如根据Mackenbach[3]的研究,在 21 世纪初期,欧洲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健康不平等问题,教育水平较低、收入较低的人群死亡率更高;封进、余央央[4]和解垩[5]的研究表明在我国高收入人群的健康状况比低收入人群好,同时城乡居民的健康不平等程度也在加大,说明在我国健康不平等的现象也普遍存在 。

(二)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研究

影响健康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因素较多,基本上所有关于健康不平等的研究都认为收入是影响健康不平等的重要因素。许多研究发现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健康不平等普遍存在于各个国家。从国外发达国家的研究来看,欧美等发达国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亲富人的健康不平等[6],而且健康不平等存在着动态变化的过程,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了亲富人的健康不平等程度的扩大[7]。收入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机制是研究收入与健康不平等关系的重要切入点,收入水平、收入分配和收入弹性共同影响健康不平等[8]。国内对于收入与健康不平等的研究也比较丰富,大多数研究都是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对我国的健康不平等现象进行研究,证明了我国存在亲高收入人群的健康不平等,高收入人群拥有更好的健康水平[9]。而为了进一步探究收入与健康不平等的变动状况,一般在研究中引入时间效应,以便于考察健康不平等在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间的变动情况[10]。引入时间效应的研究发现亲高收入人群的健康不平等的累积效应在不断深化,初始收入的不平等是健康不平等加剧的重要原因[11]。使用Erreygers指数对中老年人健康不平等进行测度是近几年研究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变动的常用方法,陈东和张郁杨[12]使用 Erreygers 指数及其变动测度出亲高收入人群的健康不平等程度在不断扩大,并对 Erreygers 指数使用动态分解,得出健康不平等加剧的原因是收入的增长效应与收入的分布效应,收入流动效应可以相对缓解不平等。王洪亮、朱星姝和陈英哲[13]也使用了相同的方法,但得出的结论是亲高收入人群的健康不平等存在着缓解的趋势,收入分布效应、收入流动效应和人口老化效应发挥的缓解作用相当。

(三)健康不平等的其他影响因素研究

除了收入以外,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健康不平等及健康不平等的演化。赵广川[14]系统地分析了我国国民健康不平等问题的内在机制和影响因素,其研究发现影响因素按重要程度依次为年龄、工作、地区、性别、教育,紧随其后的是家庭规模和生活环境,收入和城乡差异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有重要的影响。社会经济地位也是较为重要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并且童年期及成年期的社会经济地位都会对老年时期的健康及健康不平等产生影响[15]。从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机制来看,社会交往、社会信任和非正式规范三个维度的社会资本作为中介机制可以部分解释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与朋友社会交往的频率高,进一步扩大了健康优势,而社会信任缓解了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健康劣势[16]。教育作为重要的社会经济因素,在健康不平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教育对健康不平等的作用机制可以发现教育对健康不平等的边际影响将加剧健康不平等,而教育分布的改变将有利于缓解健康不平等[17]。马超等[18]发现医保是影响健康不平等的因素,城乡医保统筹显著地缓解了居民在医疗服务利用与健康水平上的机会不平等;何文等[19]也认为医保在城乡之间的健康不平等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城乡医保一体化能够缓解城乡间的健康不平等,但是由于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平等,使得贡献有限。城乡差异也是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表明城乡居民的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青少年身体健康、患病率等都存在差异[20]。大多数文献也都表明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是造成城乡健康不平等的原因,比如收入、资本和产业差距的扩大不利于城乡居民的健康平等,且收入差距对城乡间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最大[21]。而齐良书[22]对中国 9 省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收入与收入不均对健康的影响存在着城乡差异。机会平等理论也是研究城乡健康不平等问题中的一个重要视角,将机会平等理论与健康生产函数相结合,可以重点探讨在补偿原则下“看得见的手”如何通过客观环境因素手段调控健康机会不平等现象。如鲁万波等[23]的研究表明我国中老年群体的健康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且客观环境因素的禀赋差异和个人主观因素的系数差异是造成机会不平等的重要根源。

综上,现有关于健康不平等的研究比较丰富,大多数集中在研究收入与健康不平等的关系上,且研究对象集中于成年人群体,但研究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文献较少,详细分析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的文献则更加稀缺,而在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后,研究老年人健康不平等,探究保障老年人健康公平的路径对于共同富裕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基于以上不足,本文使用集中指数与集中指数的分解法,详细分析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尝试提出共同富裕道路上克服老年健康不平等问题的应对之策。

二、研究方法

为了方便分析,本文首先构建了健康得分,利用集中指数法精确地描述我国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现状,然后利用集中指数分解法,分析对于健康不平等的重要影响因素,针对这些因素,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健康得分的构建

健康不平等研究的第一步就是构建健康得分。自评健康能够较好地反映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且有较易获取、结果直观等优点,因此本文选取自评健康指标作为健康变量。自评健康在CHARLS数据库中分为五类:1=“很好”,2=“好”,3=“一般”,4=“不好”,5=“很不好”。为了方便讨论,本文将自评健康数据倒置,即得分越高,健康状况越好。本文测度健康不平等的方法是集中指数法,由于在集中指数的测度中,健康指标必须是虚拟变量或者是连续型的基数变量,因此对序数性质的自评健康必须进行转换。本文使用了由Wagstaff提出的自评健康转换方法,即将序数型自评健康转换为基数型的健康得分,也称为健康得分法。健康得分法的思想就是假定每个等级的自评健康yi背 后都有一个连续型的健康潜变量Y与之对应,即:

由于大部分人对于自身健康的评价是偏向于乐观和积极的,因此,Y并不符合标准正态分布,而应该是呈偏态分布的,标准对数正态分布恰好能够拟合这样的偏态分布,即有z=ln(Y)满足标准正态分布。那么根据所需数据中自评健康各等级所占的比例可以算出各个等级对应的阈值 αj,具体计算如下:

其中, Φ-1是 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的反函数,N是样本总容量,ni表 示自评健康为i的总数量。得出阈值 αj后,我们就可以根据阈值计算出每个自评健康等级对应的健康得分的平均值:

其中,φ是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zj是健康得分Y的对数z的 均值,而健康得分Y的均值可由z=ln(Y)得到。健康得分越高,则对应的自评健康等级越好。

(二)集中指数的测度与分解

集中指数法是测度健康不平等常见的方法,也是本文用来测度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方法,一般采取Wagstaff(2003)提出的集中指数的计算公式:

n代表样本容量,μ代表健康均值,Yi代 表样本i的健康水平,也就是得出的样本健康得分,Ri代表样本i收入由低到高的排名秩次,其中

根据集中指数可以绘制出一条曲线,即集中曲线。集中曲线的横轴是按收入由低到高排序的人口累计百分比,纵轴是不同收入阶层的健康累计百分比。集中曲线的走向代表健康不平等的程度,若曲线在对角线即平等线的上方,说明低收入群体比高收入群体拥有更好的健康状况,即存在亲低收入群体的健康不平等;若曲线在平等线的下方,则说明存在亲高收入群体的健康不平等。集中指数取值范围在-1到1,当曲线在平等线上方时,取值为负,反之取值为正。

对集中指数进行分解可以探究不同因素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程度,首先需要建立健康得分和各个因素的回归关系:

其中xk代表健康不平等的各个社会经济影响因素, βk代 表各个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的权重,εi是残差项。根据回归方程(6)得出的各个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的权重,可以将集中指数分解成以下的公式:

其中x¯k是xk的均值,CIk是xk的集中指数,GCIε是残差项εi的标准化集中指数,GCIε的公式是:

由公式(7)可见,集中指数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个部分是各个影响健康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因素的集中指数的加权和,是由可观测的变量xk可以解释的部分,其中( βkx¯k/μ)是 健康值Yi对 影响因素xk的弹性。第二个部分是残差的集中指数与健康均值的比值,这一部分是不能由观测的数据解释的部分。

三、数据与变量的选取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在2020年9月最新发布的2018年数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起的,旨在收集一套代表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的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用以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CHARLS全国基线调查于2011年开展,覆盖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约1万户家庭中的1.7万人。之后对这些样本每两到三年追踪一次。本文选取2018年CHARLS数据库中60岁以上的人群为研究对象,对所需要的变量进行筛选并剔除缺漏值之后,最终还剩5 666个样本。

(二)变量选取

本文研究的健康不平等是社会经济因素导致的健康不平等,因此选取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收入,考虑到数据的合理性与全面性,使用了包括受访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家庭人均收入,包括受访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工资性收入、转移收入、农业净收入、个体经营活动和私营企业净收入以及家户政府转移收入。为了使数据更加合理,取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同时本文引入了性别、代际经济支持、教育水平、性别、年龄、城乡户口、是否有医保、地区、最近就诊状况、过去一年的住院情况、慢性病数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代际经济支持与收入一样需要取对数。教育水平变量的设置:1为未受过教育(文盲),2为未读完小学,3为私塾毕业,4为小学毕业,5为初中毕业,6为高中毕业,7为中专(包括中等师范、职高)毕业,8为大专毕业,9为本科毕业,10为硕士毕业,11为博士毕业。这样的设置基本上按照教育水平由低到高排列,较为合理。由于本文聚焦的是老年群体,所以选取了年龄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样本,而性别、城乡户口、是否有医保、地区、最近就诊状况、过去一年的住院情况都是虚拟变量。将女性、乡村、没有医保、西部地区、最近一个月没有就诊过、过去一年没有住过院设置为参照组,其中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分类按照国家统计局标准划分。表1报告了包括自评健康在内的所有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表 1 变量定义与样本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

(一)多元线性回归: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首先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拟合健康得分与各个解释变量的关系,一方面可以测度影响老年人健康的因素,另一方面为下文集中指数的分解打好基础。表2展示了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收入、性别、城乡户口、最近一个月就诊状况、过去一年住院状况、东部地区、慢性病数量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代际经济支持、教育水平、年龄、中部地区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医保的显著性水平不高。

表 2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续表 2

收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是影响老年人健康的重要因素。收入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收入对健康存在正向影响,收入越高,健康水平越好。首先,收入的增加会带来生活水平的提升,也会带来对保健品、营养品等消费的提高,同时收入的增加会提高老年人对医疗卫生资源的利用率,能够使老年人接触到水平更高的医疗卫生服务,这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次,收入水平的增加减轻了老年人心理上的压力,老年人在身体健康上的劣势使得老年人比年轻群体有更高的医疗就诊需求,然而收入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去医院就诊时会存在心理负担,若收入水平提高,则会提高老年人的医疗就诊率,减轻老年人就诊的心理负担,这也是收入对健康水平的正向促进作用。

从其他的控制变量来看,代际经济支持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充分表明代际经济支持对于健康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子女的经济支持对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都有正向的影响,从而促进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高。而教育水平对健康有显著的负相关影响,由于本文研究的对象是老年群体,其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在年轻时能接受到高水平教育的老年群体,更有可能从事更好的工作,在工作中也更有可能有更好的升职机会,同时由于今天的老年群体年轻时所处的时代是我国经济、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较大的专业劳动力需求在当时难以得到满足,高教育水平群体可能承担了更多的工作压力,因此他们更易积劳成疾,使得老年时期患慢性病的概率提高,虽然好的工作带来了更高的收入,但是这部分正向效应被抵消了,这导致高教育水平的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差。性别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说明男性和女性在健康水平上有较大的差异,男性老年人有比女性老年人更好的健康状况。年龄与健康水平存在着负相关性,且相关性显著,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水平的下滑是基本自然规律。城乡户口对健康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城镇的老年人拥有比乡村老年人更好的健康状况。

从地区上来看,中部地区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比西部地区的要更好,且东部地区老年人明显有着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老年人更好的健康状况,这也是我国地区发展的现状,经济发达的地区大多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由于东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居民收入也更高,同时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有更好的医疗卫生水平,这对健康状况的促进也有显著的影响。

健康作为一个生命周期概念,过去的健康状况对于当前健康状况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最近就诊状况反映了最近的健康状况,过去一年是否住过院反映了过去一年的健康状况,从回归系数上来看,这两个变量与当前健康状况都呈负相关,且显著性极强,说明老年人的健康现状极易受到过去健康状态的影响。慢性病的数量与健康得分显著负相关,说明慢性病越多越不健康,这也符合基本规律。医保对于健康的影响呈负相关,但显著性不明显。医疗保险作为基本医疗保障,可以缓解部分医疗支出,对于健康没有显著影响的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面较广,大多数人都拥有医疗保险。

(二)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测度与分解

前文研究了影响老年人健康的因素,但是想要进一步探究我国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成因,就需要先对我国老年人的健康不平等程度进行度量,并对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因素进行分解研究。根据集中指数的计算公式可以得到我国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集中指数达到7.941%(p值<0.00),这表明在我国老年人群中存在着非常显著的亲高收入人群的健康不平等,即高收入老年人群的健康状况明显好于低收入老年人群。图1是根据集中指数绘制的集中曲线,整个曲线位于对角线的下方,且弯曲程度明显,表明我国老年人的健康不平等程度是较为明显的。

图 1 集中曲线

那么这些影响我国老年人健康的因素中有哪些是导致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呢?为了探究这一问题,需要对集中指数进行分解,分析每个因素对于健康不平等的贡献率。表3展示了集中指数的分解结果。

表 3 集中指数的分解

通过对集中指数进行分解,我们可以得到每个影响因素对健康不平等的贡献率。收入是所有因素中贡献率最大的,可见收入是造成我国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首要因素。收入的弹性较大,且收入的集中指数也即基尼系数较大,说明我国老年群体存在着显著的收入不平等,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造成了健康不平等,收入高的老年群体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良好的医疗条件,更多的积蓄也减轻了高收入老年群体就医的医疗负担,而低收入老年群体生活条件相对较差,在生病时可能会由于医疗负担过大而不选择就医,这导致了高收入老年群体有着比低收入老年群体更好的健康状态,且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健康差距也会扩大。

教育水平是影响健康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水平对健康不平等的贡献为负,说明教育水平缩小了老年人的健康不平等。教育水平的集中指数为正,说明高收入老年群体的教育水平更高,尽管健康集中指数表明高收入老年群体健康水平比低收入老年群体更好,但更高的教育水平也给高收入老年群体的健康带来了负向影响,这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不同收入水平的老年人之间的健康差距。

从其他几个贡献率较大的因素来看,性别对于健康不平等的贡献率为正,这表明男性老年群体和女性老年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健康不平等,男性健康水平较好,这是由于男性在生理上更强壮一些,同时男性由于工作性质等原因社会交往更多,心理健康也更好。城乡户口对健康不平等的贡献率仅次于收入,说明城乡老年人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健康不平等。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均衡,资源配置差异较大,乡村在收入分配、教育资源、医疗卫生资源、公共服务资源等方面和城镇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城镇老年人由于拥有较好的资源,健康状况也更好。同理东部地区相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经济发展更好,资源配置更优化,因此东部地区的老年人健康状况要好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城乡户口和东部地区对于健康不平等都有较大的贡献率,说明城乡、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均衡不充分,是造成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重要原因。

其余因素的贡献率较小,代际经济支持仅发挥了一些缩小健康不平等的作用,原因在于代际经济支持集中指数较小,即在不同收入的老年群体之间差距不大。当前子女对于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大多集中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且这样的经济支持力度并不大,部分老年人由于怕增加子女的负担,大多数时候并不会主动向子女寻求帮助,因此代际经济支持虽然对健康有促进作用,但是在缓解健康不平等方面的贡献并不大。对于老年群体来说,年龄越大,健康水平越差,因此年龄也对健康不平等有一定的贡献率。从过去的健康状况来看,最近的就诊状况贡献率不大;而过去一年的住院状况和慢性病数量作为老年人长期的健康状态指标都有一定的贡献率。值得注意的是,慢性病数量这一指标的贡献率为负,原因在于慢性病数量的集中指数为正,说明收入高的人群慢性病数量更多,即慢性病对于健康状况较好的高收入老年群体的负面影响更大,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慢性病数量能够缓解健康不平等。医保作为我国基本的医疗保障制度,具有缓解健康不平等的作用。而中部地区的贡献率并不明显,说明中部地区老年人与西部地区老年人相比健康差距并不算明显。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对我国老年群体的健康及健康不平等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从我国老年群体健康不平等的现状来看,亲高收入人群的健康不平等问题显著存在,高收入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更好,且健康不平等指数达到了7.941%,因此进一步推进共同富裕需要以关注收入分配和保障老年人健康公平为重要的着力点;(2)收入、教育水平、性别、城乡户口、地区对老年群体的健康及健康不平等都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影响的程度和方向不同,从扩大健康不平等的角度来看,收入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最大,城乡户口、性别、东部地区紧随其后,而教育水平由于对老年人健康的特殊影响机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高收入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因此缩小了健康差距;(3)代际经济支持、年龄、最近就诊状况、过去一年住院状况、中部地区、慢性病数量等因素虽然对老年人健康水平影响显著,但对健康不平等的贡献相对较小。

(二)政策建议

本文验证了我国亲高收入人群的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存在,为了促进老年群体的健康公平,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完善收入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差距

无论是在健康公平的保障还是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中,收入分配都是最为核心的问题。本文的研究结论验证了高收入老年群体有更好的健康状况,因此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抑制收入差距的继续扩大是需要关注的重点。首先要加快收入分配政策的完善,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其次,政策上要重点关注第三次分配,三次分配除了通过非正式的社会道德与伦理体系为驱动力,也离不开合适的激励体系与保障制度,比如通过对捐赠企业及个人合意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提高对个人捐赠所能享受的税收最高优惠扣除比例额度,适时开征资本利得税、遗产税、赠与税等,充分发挥财政手段对社会公益的激励作用。

2. 推动城乡、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合理配置资源

我国城乡、地区在发展上的不均衡不充分是造成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重要原因,而共同富裕的目标就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缩小地区差距,可见城乡、地区间的差距是实现健康公平进而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关注的重点。应当贯彻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地区和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教育、生活条件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地区间要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加强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科研院所与经济落后地区的科技合作,特别是在西部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大力普及健康基本知识,保障基本的健康公共服务,改善基本生活环境,强调三次分配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3. 促进义务教育均等化

在研究教育水平对于健康不平等的影响中,我们可以看到收入与教育水平有着极大的相关性,收入高的群体,教育水平也相对较高,因此对于实现健康公平,进而推动共同富裕,教育也是需要关注的重点。要切实提高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水平,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要避免优质的教育资源过度集中于经济发达的城镇、东部地区,对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教育建设要重点关注。一方面促进贫困地区的教育观念转变,让贫困地区的儿童都能享受到平等的义务教育机会;另一方面要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对偏远地区的教育资源和教育人才投入,政策上要有足够的吸引力,让教育人才愿意去往农村地区就业。

4. 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

教育水平的提高虽然带来了更好的职业与更高的收入,但由此带来的工作压力对于健康状况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职业病与慢性病的发病率逐渐提升,使得健康水平下降,较快的生活节奏与工作压力也会带来心理上的亚健康。特别是在如今企业盛行加班文化,有些企业为了提高效益已经严重侵犯了劳动者权益,长期的“996”加班制与严酷的业绩考核制度让许多劳动者承受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压力,这给劳动者的健康无疑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如今新就业形态已成为劳动者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因此保障每个劳动者的权益也是推进共同富裕道路上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要把维护劳动者权益放在重要的位置,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工作机制。

5. 提高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与养老保障水平

保障居民的医疗、养老等民生福祉工作是保障居民健康公平的途径,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水平较高的医疗卫生机构大多分布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经济落后地区相对缺少功能完全、水平较高的医疗卫生机构,这造成了医疗卫生服务的供需不匹配,政府应当加大对医疗卫生机构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的补助,对于老年群体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的老年群体定期组织公益体检,同时政府也要对患病的老年群体进行医疗补助,减少老年群体看病的负担。在医疗保障方面,进一步推进城乡医保一体化仍是大方向,尽管我国目前的医疗保险覆盖面较广,但是已经有许多的研究表明不同种类的医疗保险对于健康的影响存在差异,比如新农合虽然覆盖面广,但许多研究发现新农合对于农村居民健康状况的改善程度有限,因此若想要让医保充分发挥保障城乡老年人健康公平的作用,就需要在维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发挥稳定作用的同时,进一步促进城乡医疗保险的并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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