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租界制度与人口变动研究：以鼓浪屿为例（1840—1941）
——兼论与上海租界人口变动主因的差异

焦建华，徐翠红

（1.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福建厦门，361005；2.厦门市博物馆，福建厦门，361012）

租界一直是近代中国的“国中之国”，“是中国城市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是近代中国主权沦丧与耻辱的标志。但是，租界客观上也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发展，学界也有不少肯定。①近期如马德斌教授的研究，强调租界作为一种准政治框架，促进了近代中国的金融革命。参见DEBIN MA.Financial Revolu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During 1900-37:A Survey and A New Interpretation.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019(3):222-262.至于租界对人口变迁的影响，学界多强调经济因素，而较少关注非经济因素，即特殊的租界制度环境。近代鼓浪屿提供了一个特殊个案，人口变动更多源于租界制度环境。②笔者已初步探讨鼓浪屿人口的变动，但动因方面探讨有所不足，因而有必要结合起来进行深入探讨。参见戴一峰：《海外移民与跨文化视野下的近代鼓浪屿社会变迁》，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5-76页。此外，近代中国租界很多，但鼓浪屿与上海是仅有的两个公共租界，有关两个租界的比较研究也很少。③就目前所见，仅一篇文章。参见何其颖：《近代中国公共租界比较研究》，《厦门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第113-120页。本文拟详细探讨近代鼓浪屿的人口变动及其原因，并与上海公共租界人口变动主因比较，凸显鼓浪屿独特的城市化道路，希冀有助于加强近代鼓浪屿与租界的研究，丰富近代城市史的研究。

一、近代鼓浪屿人口变动概况（1842—1941）

鼓浪屿与厦门岛隔海相对（厦鼓海峡称为鹭江），是一个长约1,800米，宽约1,000米的不规则椭圆形岛屿，面积约1.78平方公里。④民国时人多认为该岛面积约l.5平方公里，近年丈量结果为1.7758平方公里。“查八闽滨海，岛屿罗列，大小错综，多以形名其岛。在厦门岛之西南有一荒岛，为椭圆形，碧水环抱，海滩拥着，即今之鼓浪屿也，昔称‘圆沙洲’，由岛中之岩仔山顶俯视，白浪掀石，有如擂鼓，因名‘鼓浪’”。[2]鼓浪屿因石得名，明朝时期正式命名。岛上从东到西分别是浪荡山、鸡母山和龙头山（又称岩仔山、日光岩和晃岩）和升旗山；从南到北是燕尾山、笔架山、鸡母山和旗仔尾山，中部屹立着龙头山，海拔96米，是鼓浪屿最高峰。山地多，土壤贫瘠，不适合农业发展。鼓浪屿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冬暖夏凉，四季如春，雨量充沛，环境优美，气候宜人。随着1842年厦门被辟为通商口岸，鼓浪屿人口开始呈增长态势，直至1941年被日军占领。以1903年成为公共租界为界，岛内前后人口变动呈现明显差异：1842—1903年，人口缓慢增长，但不稳定；1903—1941年12月，人口快速增长。

（一）成为公共租界前的鼓浪屿人口变动（1842—1903）

鼓浪屿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当时只是个不为世人所知的荒岛。明初开始有人居住，“在嘉禾海中，民居之。洪武二十年与大嶝、小嶝具内徙。成化间复旧”[3]，主要是黄、李、洪、陈等几姓[4]。由于不适合农业发展，居民因而一直很少。1842年前，鼓浪屿“岛上密布着房屋和精致的小别墅”，“据说居民有3,000人”。[5]171厦门开辟为通商口岸后，鼓浪屿因与厦门岛位置近，自然环境好，外国教会、商行与领事馆入驻，推动了鼓浪屿社会经济的发展，鼓浪屿中国居民有所增加，但不稳定，直至成为公共租界后才明显改变。

1.外籍人口

鸦片战争期间，550名英国士兵曾驻扎岛上。[6]1831845年2月，清政府还清赔款后，英国人曾请求清政府允许英商“数人在鼓浪屿租房暂住”，未获许可，随后全部迁离。[7]英人当时离开的一个原因是认为岛上环境“太差”：“环境极不卫生”，“驻扎的部队的死亡率是很可怕的，几乎没有一个军官不生过病”。[6]170由于“要比厦门还不利健康”，鼓浪屿因而“对四十年代早期来到这里的传教士和商人们失去了魅力”[8]，1847年外国人为20多人[9]5。1853年，小刀会占领厦门城，英国侨民被迫重返鼓浪屿，岛上外国人开始增加。1856年增至34人，其中英国领事馆人员5名，英商22名，英美传教士7名。[10]总体而言，19世纪60年代前，鼓浪屿对外国人吸引力有限。

鼓浪屿成为宜居之地比较偶然。1861年，厦门岛英国领事馆建筑出现问题，英国人在鼓浪屿购地重建，竟然发现岛上环境优美，“环境以及自然风光的迷人，有优美的港口，还有群山的环抱，沿着整个中国海岸再找不到比这里更美的地方”[8]164，“成了厦门对面的有点海盖特（Highgate）或里士满（Richmond）那样的市民们喜欢去消遣、呼吸新鲜空气的……城区”[5]171，而厦门岛卫生环境恶劣，部分外国人开始在鼓浪屿兴建教堂与休闲设施，并逐渐成为外侨和外国领事馆集中地。1865年前，岛上只有英、美和西班牙三国领事馆，其他国家仅设商人兼代的“领事”，甚至正规领事也由洋行经理兼任。1894年，已有13国在岛上设领事馆。1878年，厦门岛和鼓浪屿外国人增至251人，其中住在鼓浪屿的达193人[5]175，占厦门地区外国人总数的77%，占鼓浪屿总人口（2835人）的6.8%，这是外国人占比最高年份。此后，外籍人口有所减少，1890年减至100多人。[2]5

2.中国居民

鸦片战争后，厦门成为闽南民众移民海外的中转港口，人口流量大，鼓浪屿人口随之有所增加。1872年，鼓浪屿人口约4,000—6,000人，包括部分商人、传教士和富有的官员。[5]351878年，鼓浪屿首次人口普查，计10甲，629户居民，足龄男性1,588人，足龄女性1,247人，足龄居民（12岁及以上）共计2,835人。[5]1751896年，岛上居民约2,500—3,000人（不包括外国人300人）。[5]119该数据与1878年相差不大，可见岛上中国人数量变化不大。

（二）成为公共租界后的鼓浪屿人口呈较快增长态势（1903—1941）

义和团运动期间，日本以东本愿寺失火为借口，调兵侵占鼓浪屿。面对此种局面，美国领事巴詹事向闽浙总督许应骙提议，将鼓浪屿划作公共租界，既可杜绝日本独占的野心，又兼护卫厦门，一举两得。许应骙也认为此举是抵制日本强占厦门与鼓浪屿的良策，经过多方磋商，最后确定以“以鼓浪屿作公地（后改称租界），各国官商，均在界内居住。厦门为华洋行栈所在，商务尤重，应由中外各国一体保护”[11]。1902年11月，《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正式生效，清政府主动将鼓浪屿辟为公共租界。1903年1月，由列强领事组成的公共地界工部局成立。5月1日，全岛正式由工部局进行管理，主要由外国人管理，清政府仅保留极其有限的行政权。此后，工部局引入西式市政管理制度，改善社会秩序和公共设施，居住环境日益优良，成为闽南有名的宜居区，吸引了很多中国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与归国华侨入住，岛上定居人口不断增多，鼓浪屿逐渐发展为人口密集的近代化都市。

1.外籍人口的变动

1905年，根据厦门洋务公局调查，外籍商人及家属89人。⑤根据第27-28页资料计算而得。参见汪方文主编：《近代厦门涉外档案史料》，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7-28页。这仅涉及外国商人部分，尚不清楚普通外国居民情况。1909年，外国居民增至250多人。1911年，增至约300人。[12]3561930年8月，鼓浪屿共有英、美、法、日、西、丹、俄、荷、葡等国侨民567人。[13]1211940年8月，岛上外国人约350人。[2]97由于日军不断骚扰，局势日益紧张，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敦促本国公民尽可能离开中国，岛上西方人纷纷回国，也有部分传教士选择留下，如1941年美国归正教会传教士约20多人，“表现出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的愿望”[14]。

2.中国居民迅速增长态势

由于厦门岛及闽南地区社会秩序混乱，而鼓浪屿居住环境持续改善，众多中国达官贵人及富商大贾纷纷上岛居住，岛上人口明显增加。据厦门海关1911年记载，“过去十年里”，鼓浪屿“中国人口增加一倍多，1911年大约为12,000人”[12]356。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本市（指厦门）尚未与革命地区合作之前，有关上海已被革命党人夺取的消息传来，引起本地的极大不安。大量富裕的中国人把他们的家和有价值的财产搬到鼓浪屿”；“由于实际上盛行于整个10年间的动荡环境，内地人口持续不断地向厦门地区移动，许多人都不再返回内地，而是定居在厦门或鼓浪屿”。[12]383、381随着辛亥革命后形势渐趋稳定，逃至鼓浪屿的部分民众流回厦门本岛或回归原籍，鼓浪屿1916年人口较辛亥革命爆发之初有所下降，为7,923人。

20年代，鼓浪屿人口持续增加，1920年据称有15,000人。[15]1924年，臧致平军占领厦门，岛内不少人为躲避战乱，逃到鼓浪屿，岛上人口短期内增至近4万人。战乱平息后，部分居民又回流厦门本岛。1929年，岛上有2万多人。30年代，岛上人口急剧增加。1930年，岛上中国居民有21,032人。[13]1161932年，由于红军进入漳州，逃至鼓浪屿的难民估计有25,000人，此前已有几千人逃入鼓浪屿。[9]146岛上人口急剧增加，据工部局报告，己达52,000人。[16]随着战乱结束，鼓浪屿人口再次下降。1936年年底，岛上居民降至30,854人，其中男性15,640人，女性15,214人。[17]

1938年5月，厦门沦陷，大量居民逃至鼓浪屿，当时留在岛上的难民约有7万多人，“鼓浪屿的难民是人口的三倍，超过10万人”[18]。如此多难民突然集中到鼓浪屿，远远超过了其所能承担，大量难民衣食无着。鼓浪屿各中小学自动停课，腾出教室和走廊收容难民，所有大建筑物，如八卦楼、西林别墅等，甚至私人楼屋，都腾出地方作为临时难民所。其后，鼓浪屿中外人士共同成立了国际救济会（也称“华洋义赈会”），美国牧师卜显理为主席，办理救济难民事宜。其后，不少难民离开鼓浪屿。至1938年底，救济会负担食宿的难民还有14,000余人，其中学龄儿童三四千人。[19]1940年8月，中国人约4万。[2]971941年，人口保持在43,000人。[12]427

二、鼓浪屿人口变动的特点

从鼓浪屿人口数量变动可以看出以下显著特点：

首先，阶段性特征突出。以1903年成为公共租界为界，1842—1903年，鼓浪屿人口增长缓慢，且常有波动，60多年仅增加约7,000人。1903年成为公共租界后，中国人大量迁入，鼓浪屿人口开始快速增长。1911年，鼓浪屿人口已翻两番（与1896年相比），达12,000人。1903年到1941年，鼓浪屿人口从大约10,000多人增加到43,000人，增长了3倍多。1911年至1937年26年间平均增长率是3.31%。岛上外籍人口增长不多，增长主要源于迁居岛上的中国人，从图1岛上中国人数变动趋势图可以看出。

图1 1842—1941年鼓浪屿中国人口变动趋势图

其次，鼓浪屿人口变化受革命、战争与政局变动影响大。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政局动荡不定，战争频繁，地方不靖，福建自不例外。受此影响，鼓浪屿成为闽南地区民众的避难所，人口数量大起大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大量富裕的中国人把他们的家和有价值的财产搬到鼓浪屿”[12]383；1924年，臧致平占据厦门期间，闽南地区局势紧张，鼓浪屿人口短期内曾增至近4万人[2]195。1932年，由于红军进入漳州，逃至鼓浪屿的难民估计有25,000人，此前已有几千人逃入鼓浪屿[9]146，岛上人口急剧增加，己达52,000人[16]28。1938年日军占领厦门后，大批难民逃亡鼓浪屿，岛上人口最多达10万。

最后，鼓浪屿外国人数量并不多。鼓浪屿是全国两个公共租界之一，但岛上外籍人口并不多，最多时仅567人（1930年），平时一般约100—200人，抗战初，只有数十人。外国人占鼓浪屿总人口比重非常低，最高的年份可能是1878年（6.8%或稍低）。与上海租界早期相同，1843年上海租界仅26名外国人（包括早期英租界和美租界），1850年时为210人。但是，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后，人口开始较快增长。1900年为7,000人[20]66，1920年达2.33万人[20]145，1935年更达6.94万人（因日军侵略，“华界”外国人迁入租界）[20]71，鼓浪屿外籍人口之少由此可见（见图2）。

图2 1842—1941年鼓浪屿外国人口变动趋势图

三、鼓浪屿人口变动的原因

不可否认，近代鼓浪屿人口变动是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结果，但它更离不开特殊的租界制度环境。

首先，鼓浪屿近代经济获得了一定发展，带动了人口的聚集。鼓浪屿虽然面积狭小，但近代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近代以来，外国人主要在鼓浪屿设立洋行等贸易机构，以及领事馆等公务机构，先后投资的工业仅有厦门船坞公司等，主要业务是修理船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侨大量投资，鼓浪屿出现了一波经济发展热潮，主要是房地产业及其带动的建筑业、公用事业以及金融业，还兴起一些直接为居民生活提供服务和必需品的工厂，如碾米厂、印刷厂、汽水厂、食品罐头厂、皮革厂、砖瓦厂等，皆为轻工业，除皮革厂和砖瓦厂是应鼓浪屿房地产业发展而出现的外，其余绝大多数工厂皆属食品工业。规模一般都不大，且多以本地居民为主要市场，存在和持续的时间也不长。据1936年调查，当时鼓浪屿有名的工厂仅6家，资本额总计65万元（2家工厂资本不明），最大的一家仅40万元，雇用工人不足200人。[21]商业方面，主要是一大批流动摊贩与固定零售商店，主要向岛上居民供应日常生活用品的零售商业，进出口货物、百货、棉布、五金、食什、粮食等新式商店也不少，但规模都不大。总体而言，近代鼓浪屿的工商业多偏重于为岛上居民提供生活必需品与服务。从整个经济结构来看，近代鼓浪屿经济偏重于商业与服务业，而弱于工业，是一个典型的、消费性小城市，鼓浪屿的社会结构与此直接相关。

其次，特殊的租界制度环境直接推动了鼓浪屿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带动了人口增长，而鼓浪屿狭小面积则限制了它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口数量。租界是近代中国的“国中之国”，严重损害了我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但是，英国等西方人毕竟经历过现代化洗礼，具有制度和文化上的优势，赋予了鼓浪屿公共租界的身份，客观上保证了社会治理不受中国国内政治干预。公共租界提供了近代中国严重短缺的公共安全秩序，以及医疗、卫生和道路维护等公共产品，显著改善了居住环境与社会环境。在外国人主导治理下，鼓浪屿与厦门本岛或其他地区混乱和战争频仍形成鲜明对照，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一个治安较好、环境优美和适合居住的地方，成为一个有别于闽南其他任何地区且适于居住的“特区”，从而吸引了大批中国富商巨贾和海外华侨及眷属，甚至晚清与民国时期的官员迁居。他们大建楼房和宅园，开辟新的居民生活区，从而带动了相关商业与服务业的发展，带动了鼓浪屿城市化的发展。然而，与近在咫尺的厦门相比，鼓浪屿面积狭小，不足2平方公里，发展经济先天不足，鼓浪屿与厦门岛很自然地进行了城市职能分工。鼓浪屿得到公共租界的制度保护，能够确保社会秩序、居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设施，因而成为生活宜居区。厦门作为开放的通商口岸与闽南区域经济中心，重点发展工商业经济。[22]鼓浪屿与厦门“合作”构建了一个“鼓浪屿居住、厦门商务”的城市模式，即鼓浪屿的功能定位就是作为厦门通商口岸的居住区而存在与发展。此外，也是由于特殊的租界制度环境，鼓浪屿成为厦门及闽南地区居民战乱时期的避难所，这也是鼓浪屿人口变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前所述，闽南地区战争频繁，辛亥革命及其后的数次战乱，鼓浪屿均成为避难所，人口短期内迅速增加，战乱结束又快速下降。

总体而言，鼓浪屿成为公共租界后，工部局进行安全秩序与公共设施的建设，不断改善居住条件与环境，从而吸引了更多富商、华侨及眷属以及军阀、土匪等各阶层人员入住，从而带动了岛上商业及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人口的增加。同时，由于面积狭小、适于居住而不适于发展工业与制造业，岛上人口规模受到自然抑制，保持在一定规模。

四、与上海租界人口变动主因的对比

有关上海租界人口城市化的因素，学界早期主要强调内地农村的破产与战乱，内地人口大量迁入。[20]13-14这种观点重视外因与政治因素，而对内因与经济因素重视不够，后来学界强调近代经济的发展才是上海城市化的主因，无论是战时或平时，经济因素始终是上海租界人口变迁的最主要制约因素，经济因素论成为主流观点。⑥如樊卫国、张景岳等均持类似观点。参见樊卫国：《论开埠后上海人口的变动（1843—1911）》，《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6期，第41-46页；张景岳：《上海租界的人口与经济变迁》，《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第68-72页。与上海相比，鼓浪屿人口集聚的经济因素并不突出，而是与租界的政治职能及其提供的公共服务直接相关。

1903年成为公共租界后，鼓浪屿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太大变化，工部局只是采取西式市政管理方式，雇佣大量警察，建立可靠的安全秩序，进行供水、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较好的公共产品，改善了居住环境，从而吸引了中国人入住，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后，大量华侨及眷属入住鼓浪屿，从而带动了商业与服务业的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黄奕住、林清泉等开始在岛上进行房产开发，随之带动更多人口入住与商业发展。总体而言，由于面积狭小，特殊的租界制度环境造就了鼓浪屿人口的集聚，经济因素反而并不突出。

因此，鼓浪屿人口变动个案证明了租界制度的重要。反观学界对上海租界人口城市化因素的研究，对租界政治与制度因素重视不够，租界独特的制度环境是城市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前提。近代中国，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世界银行认为，一个现代国家最少职能应包括八大职能：提供公共产品、国防、法律及秩序、财产权保护、宏观调控、公共卫生、增进公平和保护穷人。[23]但是，当时中国政府无法提供最基本的安全与社会秩序的条件，民众自然会需求一个相对安全与稳定的环境居住。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生理、安全和归属与爱是较低层次的需求，个体可以通过自身条件和努力而获得，而尊重和自我实现属于高级需求，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质才能得到满足。[24]安全需求是仅次于生理需求的低级别需求，其中包括对人身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胁或疾病等。与国内其他地区一样，在闽南地区，这种最低层次的生理与安全需求亦难以保证，租界的安全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国中之国”的租界提供了基本的安全与社会秩序，保证了基本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以及部分的自由，从而为市场交易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熊月之先生研究上海文化时提出“孤岛效应”概念：“政治空间上说，上海因为有租界的存在，在将近一百年时间里，确是一个孤岛。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号令，可以行至天涯海角，在上海租界却不能畅行无阻。中国其他地方硝烟滚滚、哀鸿遍野，上海租界却可能风平浪静、灯红酒绿。”[25]之所以有孤岛之说，首要原因就是租界提供了近代中国极为难得的安全与秩序。这种政治制度的作用平时并不显山露水，但关键时刻就会突显，战乱或战争就是最好的检验剂：不管是鼓浪屿，还是上海，人口均曾因战乱猛增，战乱结束便大幅下降。鼓浪屿如此，上海租界亦不例外。上海租界人口有三次在短时间内大量增加：太平天国进军上海期间（1853—1862）、日本全面侵华期间（1937—1942）以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6—1949）。[26]当然，战乱导致的难民入迁只是城市人口增长的一个偶然、次要因素。鼓浪屿与上海租界人口短期急剧变动，充分显示出租界制度的重要性。

当然，本文并非忽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一个城市的人口数量只能与城市容纳能力相适应，城市容纳能力直接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的细化和新式职业的产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人口增长程度，租界因而成为外来人口的“蓄水池”。

结语

近代以前，鼓浪屿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居民很少的落后小岛。近代以来，随着优良的自然环境被“再发现”，岛上中外居民不断增加，尤其是1903年被辟为公共租界，公共设施逐渐改善，居住环境日益优良，成为闽南地区有名的宜居区，岛上居民快速增加，直至1941年12月被日军完全占领。推究鼓浪屿人口变动原因，近代经济发展自然是其动因之一，但租界政治制度环境的重要性也应予以足够重视。与上海租界人口增长的动因相比，鼓浪屿的经济因素并不突出，而租界制度因素较突出。正是租界独特的政治制度环境，以及近代市政公共设施建设，吸引了富商、华侨及眷属和官员等社会中上阶层入住，带动了岛上服务业与商业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房产开发、商业发展与人口集聚，鼓浪屿城市化获得一定发展，从而成为一个人口密集、闽南地区先进的近代化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