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的演进、价值与实现机制

龚咏梅 程 锋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很大程度在于中国人民的联合力量。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每逢外敌入侵、遭遇自然灾害，都是靠聚集起来的力量来应对，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重要工程、竞技体育、核心技术攻关等都是靠普遍的联合力量才取得成功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1]。进入新时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又为我们加了道“附加题”，世界各国都逢此“大考”。在这张答卷中，中国率先成为经济增长由负转正的国家，顺利实现“四个全面”历史性的更新，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这些瞩目成就的取得，无不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国体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一、举国体制的历史演进

“举国体制”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在历史演进和国家治理全局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纵观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举国体制根植在党团结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坚定走向“强起来”的前进道路之中，并不断演化发展、传承至今。

（一）缘起于应对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独立的工作实践

革命战争年代，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为举国体制奠定了雏形。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党人认识到，只有实现统一战线的广泛参与和联合，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面对日寇侵略，毛泽东提出全体中国人民要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2]。全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解放战争中，面对强大的反对派，毛泽东提出“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为主”[3]，而不能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最终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一时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举国体制”的概念，但党高度重视统战工作，集中力量发动群众，形成了“中国人民的大联合”[4]，促成了中华民族团结救亡的共同行动。可见，党在特殊时期运用的统一战线策略，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已经具备举国体制的特征，为举国体制在我国的深入探索和实践注入了思想资源。

（二）丰富于促进社会进步、实现民族富强的探索拓展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要尽可能“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5]，努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6]。在南方谈话中，他更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从此，集中力量办大事作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由隐性走向显性，成为普遍的共识。江泽民强调，要办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发三峡资源、抗洪、生态环境治理等大事，都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7]。胡锦涛对于优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途径做出了回答，即要健全人力、财力、物力的调配机制[8]，要有大团结大协作精神，尽可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一代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智慧谋略，中国人民敢于为促进社会进步、实现民族富强实践应用，举国体制的科学性和优越性得以彰显，并不断得到丰富、传承与演进。

（三）成熟于群防群控群治、团结共度时艰的疫情大考

新时代背景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大考”。在这场灾难中，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得到进一步淬炼和检验。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中国共产党能够从全国出发，举国上下全党动员、全军集结、全民行动，将中国人民在长期战天斗地、攻坚克难中表现出的顽强生命力、坚韧忍耐力和巨大创造力汇聚成强大的“战疫合力”，成功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总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举国体制之下，中国人民书写了成功抵御重大风险挑战的战“疫”篇章。

（四）聚焦于协同科研攻关、实现民族复兴的发展愿景

一段时间以来，个别西方国家在高精尖科技领域对我国实施“科技封锁”，妄图迟滞我国发展。对此，习近平提出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作为打破封锁的重要对策∶一是核心技术往往涉及多个部门、行业和学科，需要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和团队协作，要想实现突破，必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优化整合科研资源，从而集中力量狠抓创新体系建设。二是在紧急状态下的科技攻关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要解决药品、医疗器械、疫苗等紧急问题，这种特定场景下的科技攻关存在针对性强、时间紧迫、技术水平要求高等特点，更需要集体的力量才能解决。在这个过程中，运用举国体制有利于整合多方资源，从而聚成攻克“卡脖子”难题、破解他国技术封锁的合力，让科技创新成为我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引擎。

二、举国体制的时代价值

从深层次上看，集中力量办大事之所以能上升为制度，进而成为能够长期发挥重要作用的显著优势，归根结底，源于其适应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具有政治、制度、组织、实践、文化、治理等多重价值。

（一）集中领导，一心聚合力的政治价值

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更是应对风险挑战的“定海神针”。中国人民立足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在历史的拔萃中凝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并在长期的跋涉求索和初心坚守中锻造出共同的精神品格，涵育了强大的凝聚力。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展现了强大的组织力、领导力和动员力。而今日之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正是通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来实现，基于此，中国人民才能在应对困难挑战的群体行动中聚合成磅礴之力，为实现国家复兴、人民幸福注入不竭动力。尤其是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相比西方难以形成疫情防控共识并及时作出科学决策，中国能够高效统筹组织推进各项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全国上下令行禁止、行动有力，体现了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政治价值。

（二）全民参与，同心谋幸福的制度价值

人民最关心的最直接最现实的是利益问题。我国人口众多的现实导致“群众利益无小事”，对此，习近平强调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具有一致性，共产党人要与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9]。以社会保障为例，习近平指出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推动社会保障事业行稳致远”[10]。除此之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及集中力量办好脱贫攻坚、疫情防控、西气东输重大工程等“大事”，办的都是人民的事、是国家的事，根本上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始终坚持为人民群众做实事，这充分体现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制度价值。

（三）举国动员，众心成大事的组织价值

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举国动员、形成合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优势。无论是举全国之力研制“两弹一星”等高端利器，还是在“南水北调”“西电东送”等大国工程上坚持“通盘优化资源配置”，无论是坚持“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还是在举国抗洪、抗震、抗疫中“众志成城”，全国各部门、行业、地区都能从全国大势着眼，找准定位，服从中央，服从大局，以要办的大事为中心展开协同工作，在协同中凝聚集中力量。相比西方一些国家央地相互掣肘、资源调度混乱等状况，中国科学有序配置人力物资，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释放出强大的应对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体现了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价值。

（四）守望相助，齐心聚共识的文化价值

中国特色举国体制的显著优势的形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息息相关。无论是抵御外辱时的“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还是抢险救灾中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都体现了集体主义道德观和团结一致的精神追求。尤其是面对疫情防控，广大党员冲锋在前、英勇奋战，医护人员无论生死、逆行出征，基层社区工作者不惧风雨、坚守一线，无数志愿者踊跃参与、无私奉献，展现了令人震撼的行动能力和来自亿万人民聚沙成塔、握指成拳的精神力量，彰显了中华民族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家国情怀。中国民众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发扬奉献牺牲精神，有序配合防控，体现了中华民族凝心聚力、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文化价值。

（五）统筹兼顾，全心求发展的治理价值

从腥风血雨的革命岁月，到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再到克难奋进的改革开放新时代，从“神舟飞天”“蛟龙入海”到“嫦娥探月”，从普及义务教育到全面小康，从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等无不体现了举国体制对经济、科技、民生、体育等方面的推动作用。尤其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坚持防控与法治并行，体现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治理优势。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之治”的优越性，为世界提供了诸如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解决民生重大问题、应对突发事件等方面的“中国智慧”，更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三、举国体制的实现机制

环顾寰宇，国际局势风云激荡，在这个“黑天鹅”与“灰犀牛”并存的时代，中国加快发展、应对各类重大风险挑战，要继续用好举国体制，保持团结向上和共同奋斗的良好局面。

（一）政治机制∶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决策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举国体制提供了方向保证和政治保障。一方面，党的领导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确保正确方向。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11]，可以说正是党的领导确保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人民导向，确保“集中力量”过程中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办的大事”是人民的事、是国家的事。另一方面，党的自身优势为其提供政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归纳了中国共产党具有一系列自身优势，例如注重政治建设、得到人民信任和拥护、重视组织体系建设、作风优良等，可以说党的强大领导力、动员力、组织力、软实力是避免“一盘散沙”，聚集人民一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保证。

（二）动力机制∶遵循“历史合力”规律

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由诸多要素共同构成的，正如恩格斯认为历史的生成和发展是“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12]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他看来，合力是特定时空下众多“单个人”作为一个整体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错综关系中不自觉形成的多个力量要素的集合体。在恩格斯的合力思想视域下，举国体制迸发出来的中国力量是14亿多中国人民在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自强、民族复兴的实践中奋发图强、砥砺前行而形成的“时代合力”，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中国人民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目的性与恩格斯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天然地耦合起来，也即“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13]。作为土生土长、长期发展、为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服务的内生性力量，在遵循历史规律的基础上顺利推进，今后也必将循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成为既合目的性又合规律性、不断趋向成功实现民族复兴的“正能量”。

（三）组织机制∶“民主”“集中”动态均衡

中国之所以能聚集人民的合力，离不开社会主义制度对各种力量的集中功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在用人、决策、执行等方面形成了一套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在实际运行中表现出强大的制度整合力和政策执行力，成为我国进行大国治理的秘诀之一。党在密切联系群众的过程中吸纳各方主体、汲取人民智慧，汇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力量。而在应对脱贫攻坚、突发灾害等问题时，中国共产党又通过集中的指导，在把握全局的基础上迅速激发和调配各方力量，通过整合资源、凝聚共识激发人民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而形成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蕴含着国家与人民相互支持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与集中相互作用、彼此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人民整体力量聚合成为统揽全局发展的系统性合力，以强大动力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顺利实现。

（四）运行机制∶集中力量办大事

把举国体制的显著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要依靠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运行机制，更要在实践中做到“三个一”∶“一张图”，即对于关乎全局的事务，例如生态保护、中国文化走出去、强基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要办的大事”，通过统筹考虑形成“全局一张图”的方式集中力量[14]“一盘棋”，即各地区、各领域、各部门都要从全国大势着眼，找准定位，服从中央，服从大局，以要办的大事为中心展开协同工作，在协同中凝聚集中力量；“一杆子”，就是要保证从中央到地方政令畅通、上下同心同力，从而做到对于重大问题“一竿子插到底”[15]。在这样的运作方式下，举国体制的应用能够有效协调整合各领域、各层级社会资源，集中力量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关键难题，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和抵御特大灾害，推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尖端项目或重大活动。

四、结语

实践证明，举国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化探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整体优势、大党优势、大国优势，缔造了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成功之道”。正所谓“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面向未来，要以史为鉴，从历史中获得启迪，在实践中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凝聚亿万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努力创造新的奇迹，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