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立吉美博物馆的唐卡

郑珊珊

吉美博物馆展厅 摄影/Vincent Leroux

博物館于2017年所购入的《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中的第一帧，长65厘米，宽20厘米 摄影/Thierry Ollivier

在吉美博物馆于1889年开馆之时，馆内的图书馆也于同年向公众开放。除了收藏了大量以东亚和远东艺术为主题的考古书籍之外，也拥有特藏的经文手稿 摄影/Vincent Leroux

博物馆于2017年所购入的《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中的第二帧，长65.5厘米，宽19厘米 摄影/Thierry Ollivier

作为法国重要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吉美博物馆共藏有1600余件来自喜马拉雅地区的艺术珍品，涵盖了绘画、雕像、工艺、经文手稿等，数量和种类均居法国博物馆之首。其中最古老的物件可追溯至公元15世纪。这些藏品多为来自不同时期的个人捐赠和遗赠，可谓精华荟萃。其中，法国藏学家雅克·巴科1912年捐赠的350件藏品，古斯塔夫·图桑和查理·图桑于1939年捐赠的45件藏品，前工业家里奥奈尔·福赫尼1988年捐赠的101件藏品以及1993年来自摄像师让·曼雄的遗赠更是成为吉美博物馆西藏艺术藏品的重中之重。

相较于金属雕塑造像以及各式宗教法物、法器的收藏，吉美博物馆从1903年起才开始收入藏传佛教的绘画作品，以唐卡和经卷插图为主。实际上，当法国著名实业家埃米利·吉美于1879年在里昂创建用于展示亚洲及埃及宗教艺术的吉美博物馆之时，来自喜马拉雅地区的绘画作品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在1883年的博物馆图录中，我们能看到总共有8页专门用于介绍来自西藏的各式雕塑造像，却对绘画艺术品只字未提。直到1912年，吉美博物馆收到了来自法国探险家、藏学家雅克·巴科的捐赠，才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雅克·巴科曾在1907年和1909年先后两次进入西藏东南部进行考察。在其首次探险行程中，于当地购入的一批（约十六件）来自巴塘和康定周边寺庙的唐卡，在吉美博物馆1908年举办的临展中首度向公众展出。三年后，当他二度进藏，在靠近印度边境的地区得到了百余件唐卡，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法国藏学家更为重视对经文手稿以及木刻本的研究，所以对于这批绘画珍品除了曾在1911年吉美博物馆进行展出以及被录入当时的展览目录之外，再无任何相关的详细资料记载。但毋庸置疑的是，对这批唐卡艺术珍品的研究不仅成为吉美博物馆喜马拉雅地区艺术史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也对此后近七十年间法国国家博物馆的喜马拉雅地区艺术品收藏与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88年，在里奥奈尔·福赫尼捐赠给吉美博物馆的101件展品中，包括了66件绘画作品及手稿，18件雕塑造像以及17件宗教法物、法器。这些藏品几乎涵盖了所有喜马拉雅地区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艺术风格的作品。比如，从一座造于1292年的大黑天雕塑，到一幅可能绘制于15世纪的唐卡珍品《大黑天神及其伴神》都或多或少向参观者展示了它们所处时代的审美追求——外来风格对西藏佛教艺术的影响，后者明显是借鉴了当时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所盛行的绘画构图与配色。可以说，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从15世纪到17世纪间西藏绘画领域所发生的变化：本地画师在传承古老的制像传统的同时，也在小心翼翼地将其与外来文化所带来的新风格相融。也正是得益于这笔慷慨的捐赠，令吉美博物馆收获了丰富的研究史料，一跃成为世界上研究西藏艺术历史以及美学风格与思想的重地之一。

从20世纪上半叶起，已经开始有一些西方学者对唐卡的绘画技法和工艺进行研究，之后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著作：罗列赫的 《西藏绘画作品》 （1925年）、朱塞佩·图齐的 《印度—西藏》（1932—1941年）和 《西藏卷轴画》（1949年）以及巴斯洛莫夫的《西藏唐卡》，但直到约翰·亨廷顿的著作《西藏的绘画风格及风格渊源》（1968年）才开始对西藏绘画的地域风格进行详尽且系统的论述。从20世纪90年代起，法国博物馆研究所（L.M.D.F）开始在实验室借助红外光谱技术对吉美博物馆馆藏的九幅古代唐卡珍品的组成结构，从织物材料到颜料以及染色技法逐一进行分析。时任博物馆喜马拉雅藏品部的主任吉勒·贝甘在1995年出版的《藏传佛教绘画》一书中曾提及：实验结果表明，今天的唐卡绘制工艺与古代相比，变化并不大。画师会首先用炭笔起草构图，这一过程将严格遵照古老典籍所规定的神像造型及身体各部位的度量比例进行绘制。在同一时期，可能会并存多种度量传统，包括了来自印度的经文及其译成藏文的版本。虽然吉美博物馆并未收藏任何唐卡的原始底稿，但在1982年收到了博物馆工作人员乔治·德尼克捐赠的一册由僧侣编辑的度量集以及两幅尼泊尔唐卡的原始底稿，一幅由尼泊尔画师及瓦哈玛于1435年绘制，另一幅是一位尼泊尔内瓦尔画师为来自西藏的订单所作。如今，法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借助仪器就可以透过颜料直接看到底稿上的原始线条。红外光谱技术也可以用于古代唐卡的修复。以绘于13世纪上半叶的唐卡《金刚萨埵与其明妃》（高59.6厘米，宽51.3 厘米）为例，透过仪器，可以令其以赭石描画的底稿线条显现出来，即便是在颜料层受损的情况下，主尊神的中轴线条也清晰可辨。在吉勒·贝甘看来，这幅唐卡，无论是主尊脸部、身体以及服饰线条的处理，首饰的风格，还是侍胁菩萨的动势造型，都能让人联想到印度8世纪至12世纪间盛行的印度波罗风格的微型画。

今天藏于吉美博物馆的唐卡珍品，从制作工艺来看，以“止唐”为主，也有少部分“国唐”。但由于后者相关文字资料的缺失，无论是其绘制年代，还是产地，至今还存在争议。唯一能确定的是，“国唐”作品的制作年代应该不早于18世纪，主要来自江孜、拉萨，以及锡金、不丹、蒙古等地。唐卡的形制是每一件作品特色风格重要的组成部分，也随着不同时期唐卡艺术的发展而形成其鲜明的个性特征。以唐卡的装裱为例，亨廷顿在一篇研究专论中特别提及了来自不同地区唐卡的装裱方式。比如，来自尼泊尔、印度的古代唐卡并无任何装裱，仅装以简单的细木条，方便卷起，与西藏不同地区的唐卡装裱方式都有所区别。从今天的馆藏唐卡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从14世纪起，唐卡的装裱形制也从仅在上下边各镶以长方形的染色土布，以没有轴头的藤条或细竹为天地杆，变得越来越复杂，不仅在工艺方面，为了兼顾装饰性和实用性而愈加精致和复杂，同时也被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比如博物馆于1954年购入的唐卡《四臂观自在菩萨》绘制年代约为17世纪至18世纪，画心长63厘米，宽 41.5厘米。一般来说，16世纪之前的唐卡多为正方形和纵长方形，正如这幅唐卡所展示的，从17世纪起，装裱的形制已发展至包括画心、唐门、地玉、天池、左右侧幅、牙子、面盖及天地杆、轴头等部分组成。在来自雅克·巴科的捐赠中有一幅题为《围坐于印度大成就者之中的僧侣》的唐卡，绘于17世纪，长68厘米，宽47厘米，其右上方绘有手持喜金刚唐卡的布塔利。画中所呈现的唐卡也是将画心置于卷轴中心位置。

唐卡《金剛萨埵与其明妃》，绘于十三世纪上半叶，长59.6厘米，宽51.3 厘米 摄影/Thierry Ollivier

唐卡 《米拉日巴》，绘于十七至十八世纪，为1920年雅克·巴科所捐赠的藏品之一，长84.8厘米，宽67.4厘米 摄影/Thierry Ollivier

唐卡《多闻天王（财宝天王）及其麾下的八大将》，绘于十四世纪，长160厘米，宽99厘米 摄影/Richard Lambert

除了唐卡之外，吉美博物馆还拥有少量藏传佛教经卷手绘彩色插图收藏。据现任博物馆喜马拉雅艺术藏品部主任娜塔丽·拜赞介绍，从2010年起，博物馆接连购入了数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的彩色插图页，最新收入的两帧均绘制于12世纪。手绘插图的艺术风格如同唐卡一样，地域性比较明显。另外，由于形式和空间的局限，手绘经卷插图一般没有具有故事性的复杂场景。像2017年购入的第一帧插图《佛陀导师与僧侣》长65厘米，宽20厘米，左右两侧各有一幅人物插图，佛陀导师于左，坐于莲座之上，其身后为一座多层木制寺庙，饰以各式珍宝，装饰华美。一僧侣于右，面向前者，跪拜于垫上。一般来说，插图是在经文完成后再进行绘制的，所以有时候也会出现插图与经文略微重叠的情况。现存同时期最著名的经卷插图均来自意大利学者图齐的收藏。在20世纪40年代，当他前往西藏考察时，在扎达县托林寺遗址部分的废弃仓库以及位于高处的洞窟中发现了不少经卷。后由纽约古董商纳斯利艾哈曼尼克购入，最终于1969年成为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的馆藏珍品。实际上，现存于世的11世纪至13世纪的手绘经卷插图已极为罕见，可谓是稀世难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