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外交及其对国际贸易影响研究的发展演进

2022-08-09 02:02颜相子刘庆林

山东社会科学 2022年6期

颜相子刘庆林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经济外交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外交形式，也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实践证明，成功的经济外交战略有助于国家的崛起和强大，从多个方面影响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在学术研究和外交实践双轮驱动下，经济外交的内涵和形式越来越丰富，涉及学科越来越多。在经济外交的诸多形式中，贸易外交是最普遍最常见的形式。后疫情时代，国际经济格局深刻演变，中国经济外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了更好地把握经济外交的研究进展，本文对经济外交及其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研究成果进行阐释，并分析中国经济外交和贸易关系研究的特点及未来发展趋势。

一、经济外交的定义和分类

经济外交由来已久。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就曾对葡萄牙和英格兰之间的通商条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1703年的英葡通商条约“显然对葡萄牙有利，而对英国不利”。李嘉图(1817)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可以作为葡萄牙出口葡萄酒和英国出口布料自然贸易的解释。然而，葡萄牙和英格兰之间的葡萄酒和布料贸易结果显然不同于自由贸易的结果，这是经济外交的影响。

对现代经济外交的研究始自日本学者，经济外交这一概念最早源于1957年9月日本政府第一次颁布的《外交蓝皮书》，山本进认为，“经济外交这一词汇显示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日本帝国主义，试图在战后被亚洲国家关注的情况下想要抓住再次登场的机会”。经济外交的内涵则是山本满(1973)首先界定的，他认为经济外交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经济为目的，将外交作为手段，把谋求扩大经济利益作为目标；二是以经济为手段，谋求或依托经济力量来实现外交的目标。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的研究更为深入，与贸易、资本、金融、服务相关的限制出口、经济制裁和经济援助的各项政策都被视作经济外交，“经济外交目标是扩大贸易和市场，确保资源的经济价值”。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外交在欧美国家的拓展，其内涵逐步丰富起来。Baine和Woolcock认为经济外交是由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同时运行的，主要关注国际经济方面的活动，主要解决贸易、财政和全球环境三大问题，使用的工具从非正式谈判到规则制定，以及执行过程中的一系列措施，如经济制裁和激励等，这些工具塑造了经济外交的六个因素，包括相对的经济力量、国际组织和制度、市场、利益和讨价还价、机构和双方博弈、思想和说服力等。经济外交可分为处理经济政策问题的外交和使用经济资源进行的外交工作。

Van Bergeijk和Moons发展了Baine和Woolcock的定义，将经济外交看作与跨境经济活动有关的一系列活动，包括出口、进口、投资、援助等，认为经济外交通常涵盖三个层次的内容：利用政治影响和关系促进或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以改善市场的运作或应对市场失灵，降低跨境交易的成本和风险，商业政策、非政府组织的许多活动都与此相关；利用经济资产和关系来增加冲突成本，并加强合作和政治稳定关系的相互利益，即增加经济安全，该层次既包含结构性政策，也包含双边贸易和投资协议(旨在实现特定的地理标志模式)，以及贸易和投资的政治管制；为巩固正确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而利用的方法和组织，涵盖多边谈判，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等国家组织和机构的领域。

Okano-Heijmans认为经济外交的目的是影响政府和非国家行为者所追求的跨境经济活动的决策。经济外交涉及政府及其国家(国际)网络的活动，是利用政府关系和政策影响使国际贸易和投资成为可能的行为。通常，国家通过国际代表(大使馆、领事馆和其他公共部门)和外交活动(贸易和国事访问)与其他国家进行交往。各国政府还与国内外企业进行互动，通过由经济外交官主持的国内机构(出口和投资促进办事处)来促进贸易和投资。这些国内机构利用外交网络提供的信息，支持公司的贸易和投资决策，这些机构在许多国家是大使馆网络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总部基础。

从各国学者对“经济外交”不同的界定可以看出，从初期强调“经济”与“外交”之间的关系，到后来越来越重视经济外交的具体形式、组织，其含义更为宽泛、丰富，凸显经济外交概念的时代背景及其在各国实践的发展态势。

经济外交存在多种不同分类，如按照外交活动所体现的经济类别，可分为贸易外交、投资外交、金融外交、财经外交、货币外交；按照外交发生的经济领域，可分为科技外交、文化外交、环境外交、能源外交；按照外交关系的性质与手段，可分为援助型外交、合作型外交、经济制裁型外交、防御型外交；按照外交主题、层次和对象，可分为全球经济外交、区域经济外交、多边经济外交和双边经济外交。

从经济外交的定义和分类看，研究者都是根据其所探究的经济外交领域，从其自身研究的目的出发来界定该类经济外交的内涵，以满足其所构建或研究的某一类别经济外交理论体系的逻辑。经济外交涉及国际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学科领域，越来越多的学科开始关注经济外交，各学科都有针对经济外交拓展自己研究范围的内在驱动。

经济外交虽然备受各方关注和期待，但当前学界对经济外交并未形成一个公认的权威定义。回归概念本质，广义的经济外交，或者说“大经济外交”的含义更有助于多层次研究的拓展。鉴于经济外交的复杂性，衡量经济外交的影响，尤其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就成为相当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二、经济外交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研究

围绕经济外交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对重商主义和新重商主义思想的传承；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贸易带来和平”观点的发展；基于贸易协定、官方访问、外交服务机构、文化机构等对贸易影响的广泛研究。

(一)对重商主义和新重商主义思想的传承

从世界历史看，争夺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源始终是一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动机。本质上，这类研究延续了曾经的帝国和殖民地之间政治关系持续存在的贸易模式，将经济关系的培养和开发视为服务于国家更大的外交政策利益的手段。Hirschman的《国家权力与对外贸易结构》被视为代表性著作，其观点被诸多学者用于评估经济制裁的有效性。由此，经济外交对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繁荣的重要性被强调，美国之所以在冷战中没有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因为从马歇尔计划到经济制裁萨达姆，经济外交始终作为美国的第一道防线。

经济外交是国内政治与经济目标的延伸。19世纪中叶以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国内结构的变化导致了这些国家对外经济战略的转变。所有发达工业国家外交部所痛惜的控制权丧失不只是根源于国外，也根源于国内。虽然如何选择对外政策最终是由政治家决定的，但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则取决于国内就业、投资和消费等群体的支持状况。因此，政治家决策的选择就会受限于动员以及维持其支持者的需要，他们必须与政府官员、公务员、政党和利益集团领导人，以及社会中的经济行为者达成共识。

(二)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贸易带来和平”观点的发展

Van Bergeijk认为，在所有政治经济思想的研究传统中，都能找到“贸易带来和平”的见解，比如，穆勒曾指出：“商业正在使战争过时，因为其强化和扩大了自然对立的个人利益”。列宁也曾提出，外国直接投资会增加战争成本，从而减少冲突的发生，“那些与我们达成经济协议的大国参与针对我们的军事行动将变得困难，因为战争对其所有的建筑、设施和铁路都是毁灭性的”。如果和平能够改善贸易，那么贸易就有可能带来和平。以这些思想为基础，对贸易和冲突关系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形成了经济外交与国家安全协同发展的基本研究框架。

1.经济外交促进了国家安全。贸易的收益是安全性的一个外部来源，因为贸易引起的效率提高使贸易伙伴的经济资源可能用于军事用途，将这些成果交予友好国家，并拒绝交予敌人，符合一个国家的战略利益目的。因此，各国可能利用贸易的相互依赖性，从战略角度奖励盟友或惩罚对手。历史经验表明，盟国之间的贸易更为密切。新贸易理论的实证研究发现，联盟(包括双边关系的其他形式)对规模报酬递增下的贸易比对规模报酬不变的贸易更为重要。经济外交在国际安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Li和Schaub 利用1995—1997年112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研究经济全球化和恐怖主义的联系，结果表明，一国的贸易、FDI和证券投资等通过影响经济发展水平间接地影响国家安全，一国和其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境内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越少。经济外交是连接双边政治气候和国家间经济往来的重要渠道，若想成功有效地提高国际安全，需要具有强大和广泛的双边关系，公共和私营企业密切往来，并拥有稳定的共同利益。

2.一国安全影响其经济外交的发展。恐怖主义和暴力事件会通过更高的风险、额外的安全措施直接破坏贸易，增加贸易成本，从而对国际贸易产生负面影响。Nitsch和Schumacher 利用1960—1993年200多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双边贸易流量考察恐怖主义和战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发现如果每年恐怖事件的数量增加1倍，双边贸易流量将减少4%。和平是贸易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实际上比双边贸易协定具有更大的影响。恐怖主义因提高贸易成本，增加贸易壁垒，对双边贸易产生负面影响。双边距离的增加会使恐怖主义的影响有所下降。恐怖主义造成的安全边界可能会打击最困难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并形成贸易偏见。和平对贸易具有强大的统计和经济影响。Blomberg和Hess对179个国家(地区)35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在一个给定国家的年份里，恐怖主义及其导致的内外部冲突相当于高达30%的贸易关税，这比边境和语言障碍导致的关税成本，以及通过普惠制和加入世贸组织而减少的关税成本都要高。这些结果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和不同国家都很明显。Biglaiser和DeRouen利用1966—2002年126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引入经济改革、民主化水平等控制变量衡量国家安全指标，进而测度美国对其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一国安全和自由市场潜力有可能吸引美国更多的投资，成功和有效的经济外交通过更强大和更广泛的双边经济关系对经济安全形成了保障。因此，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应集中在鼓励和平上，把和平作为一种促进贸易、改善经济福利的手段。

(三)贸易协定、外交服务机构和文化机构等影响贸易发展的研究

1.贸易协定和政治关系对贸易有广泛的影响。欧洲自由贸易区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对12国贸易网络有着重要影响。经互会对7个成员国以及22个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联系都有着广泛作用。对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区和中美洲共同市场的分析也有类似的结论。日本外务省2002年在其发布的《日本FTA(Free Trade Agreement)战略》中明确日本FTA建设的目标是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外交作用。日本通过FTA网络的持续建设，尤其是2017年签署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实施其加强经济伙伴关系的战略政策。Summary对美国与66个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数据的研究发现，除了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因素外，军火商品贸易额等“半经济”因素，民主权利、国外机构设立等国际政治因素也对美国非军火商品的双边贸易产生重要影响。两国的贸易额随其军火商品交易量和国外机构设立的增加而增加，美国在贸易伙伴国的政府人员数量只影响出口额并不影响进口额，民主或专制两种政府类型对双边贸易额的影响并不显著。

2.外交服务机构对贸易有积极影响。关于出口投资促进机构有效性的研究较为广泛，涉及出口促进和大使馆的区域影响、发展水平的影响等。大使馆是国家间外交关系存在的良好标志，国事访问或其他高级别会议的举行则是外交关系强度的代表，两者对出口的影响都是积极而重要的，一国外交服务规模的扩大更会增加其出口。首次发表使领馆网络影响宏观经济层面研究的是Rose，他使用涵盖了22个大型出口商和200个进口目的地的截面数据，研究出口与国外外交代表的联系，发现每增加一个驻外领事馆，双边出口大约会增加6%—10%。这种影响因出口国而异，而且是非线性的。Ferguson 和Forslid的研究也表明，在新的瑞典大使馆开馆之后，瑞典出口到指定目的地的数量显著增加。一国通过增加常驻外国代表团来促进出口是有效的举措。Van Bergeijk分析了大使馆、领事馆、出口促进机构等代表经济外交的政府工具对不同发展水平经济体的贸易促进作用，发现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数量每增加10%，贸易量增加0.5%—0.9%。从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来看，出口促进机构的增加可以有效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加，但对发达国家的效果则不明显。Kang对1994—2004年韩国78个出口目的地的研究显示，环保局海外办事处预算每增加10%，出口将增加2.45%—6.34%。

3.文化机构对贸易有显著效应。在国外设立的文化机构对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以及FDI都有积极和显著的影响，并且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明显大于发展中经济体，更有助于服务贸易的发展，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利用这些机构作为其软实力的一部分，从而增加市场渗透率、扩大贸易和新的投资机会。语言或文化的异质性造成了非关税进入壁垒，是国家间经济交流的重要决定因素。例如，共同语言和语言熟练程度被发现是双边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强劲而重要的决定因素，文化相似性(或距离)也被证明是双边经济关系变化的重要驱动力。受宗教、冲突历史、基因和身体差异等特征制约的文化偏见，对双边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提高语言和文化的认同度以及国家之间的亲和力有助于降低贸易壁垒和交易成本，发展双边经济交流。Firat和Hyeonjin利用1990—2015年8个母国(即中国、德国、法国、日本、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和英国)和214个东道国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孔子学院对中国出口、FDI、国际旅游需求等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样，歌德研究所对德国出口和FDI也具有显著积极影响。

实证研究验证了某些经济外交变量对国际贸易有显著积极影响，大使馆和领事馆是促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经济外交的衡量标准各不相同，研究结论具有异质性。学者们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发展阶段进行统计测算，得到各种因素和贸易变量之间的弹性，该弹性在0.01到0.60之间，弹性差值较大，这种差异既与各国的贸易政策与外交政策相关，也与变量的选择有关(见表1)。

表1 经济外交和国际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三、中国经济外交及其对贸易影响的研究

中国的经济外交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高，经济外交在外交全局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新发展理念、新合作倡议层出不穷, 推动了中国经济外交的发展进程，拓宽了外交的视野与深度。中国经济外交对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政治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一)经济外交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与西方市场化进程较早的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外交在促进贸易发展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改变。中国开始谋求积极加入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努力寻求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促进经济的现代化。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扩展了“外交”的含义，把“经济”作为一个鲜明的“要素”纳入其中，这一时期中国在经济活动中主要是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进入21世纪，中国成为国际经济外交舞台上的重要参与者，通过外交网络和经济治国工具积极参与经济外交，经济外交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地位迅速上升。2004年8月，时任总理温家宝在接见全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代表时，公开使用了“经济外交”一词，自此，“经济外交”的概念开始走进公众视野，中国经济外交开启了发展的新阶段，从注重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向促进国内发展与实现对外战略布局并重转变。

(二)经济外交降低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政治阻力

经济外交在一定意义上释放了未来的合作没有严重政治阻力的信号，这些信号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样重要。消费者偏好受到两国间关系、互信和欣赏水平的影响，经济外交可以向爱国消费者发出信号，不要对国家间的政治紧张做出过度反应而损害双边贸易。政治紧张局势不仅导致经济外交中断，也会使双边贸易恶化。两国关系紧张，会阻碍经济外交在减少非正式贸易壁垒、降低交易成本和增加国家间透明度和信任度等方面发挥作用，但经济外交也可在事后恢复关系时发挥重要作用。互联网使中国政府面对更多的舆情风险，通过外交活动发出双边紧张关系缓和的信号将有助于解决本国消费者抵制问题。中国利用在中东的经济外交资源有效保护了中国企业投资和资产，并利用经济激励措施明确在该地区热点问题中的外交政策目标。

(三)经济外交缩小了中外文化和价值观认同的差异

虽然随着通信和运输技术的进步，运输成本大大降低，正式贸易壁垒减少，但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壁垒依然存在。特别是非正式贸易壁垒、文化和制度差异等继续扮演着无形壁垒的角色，形成文化摩擦因素，经济外交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处理这些无形贸易壁垒的有效工具。贸易是随着双边信任而增长的，这种信任深深植根于文化。Kastner和Saunders分析了1998—2008年间中国领导人的出访模式，其结论是中国领导人的出访行为从广泛意义上来讲，符合中国是一个融入国际体系的国家，而不是挑战现有秩序的国家。目前的中国经济外交被视为实现“中国梦”的一部分，经济外交四项原则的提出加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可。

(四)国际政治关系影响中国经济外交和对外贸易发展

具有不同制度和文化背景的新兴经济体的出现将影响全球规范和价值观，这无疑将对国际贸易规则产生影响。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改变了人们对贸易—政治关系的传统认识。中韩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也与政治关系的走向一致。2015年朴槿惠政府签订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协定，导致2016年中韩贸易额比2015年下降7%。2017年文在寅执政，中韩贸易得以恢复发展，当年韩国与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13.5%。

(五)自由贸易区建设在中国经济外交中的地位快速提升

中国经济外交起步晚、发展快，经济外交和对外贸易区域梯度式发展。通过不断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嵌入全球贸易价值链，推动其从学习者、参与者到全球贸易体系推动者、构建者的转型。面对更加开放、更加不确定的外部环境，自由贸易区(FTA)战略作为中国经济外交和政治外交的重要工具，不仅能够扩大贸易、创造规模经济和吸引投资，还能提高贸易政策的可预测性，增强其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影响力，扩大其政治和安全空间。在自贸区建设探索的基础上，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自贸区战略”，十九大报告中则提出加快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自由贸易区建设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标志着中国自贸区外交在经济外交中重要性的逐步提升。2022年1月1日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是中国第一个深入推动形成的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全球最大的自贸区，“全面、现代、高质量、互惠”的自贸协定特征，凸显中国作为国际经济外交引领者的作用。

四、结语

对经济外交及其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研究显示，已有文献主要依据经典贸易理论分析经济外交和国际贸易的关系，也有一些学者开始运用面板数据、先进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和更具体的经济外交工具作为解释变量，同时通过关注外交部门的实际贡献来研究经济外交，探讨经济外交与国际贸易之间的相互作用。经济外交在政策制定者中的学术关注和普及提高了对经济外交影响和重要性的认识，随着政策相关性的增强，对经济外交和国际贸易的实证研究呈现多元性和针对性的特点。然而，经济外交内涵广泛，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统一的经济外交指标。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经济外交和国际贸易的研究将沿两个方向进行：一是沿定性研究路线进行，以更复杂的分析更精确地描述经济外交的内涵和分类；二是计量检验的研究，从世界经济政治化和国际政治经济化的双重趋势出发，引入更多政治变量、对变量进行调整以适应控制研究的需要。通过实证研究结论，寻找有利的贸易和外交政策，提高贸易与各种因素之间的弹性将是贸易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动力。

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重叠背景下，国际经济政治环境愈加复杂严峻。中国经济外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提出的“广义经济外交”引起全球经济学家的关注。国际学界越来越关注研究中国经济外交和引领各种中国经济外交形式的机制，包括对自由贸易协定、经济援助在中国经济外交中越来越重要的分析，外部互动的具体机制，多边贸易机制构建及影响因素，尤其是中国经济合作项目对东道国国内政治形势、其他合作形式的影响，政府间、党际间的互动关系；经济外交在投资变化、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推动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以及中国经济参与日益增多的其他领域中的作用。国内学界应借鉴国际经济外交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搭建包含政治和贸易目标的理论框架，经政并举，形成中国经济外交的研究范式。利用RCEP实施的契机，在积极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的进程中，提出中国方案，推进我国经济外交和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