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脱贫时代社会帮扶动力体制的困境及重构探析

周鹏生

（西北民族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甘肃兰州，730030 ）

我国对社会帮扶的探索最早来自21世纪初对外迁移民安置的帮助研究[1]，接着人们开始关注对困难群体（如五保户、患重特大疾病、失独家庭等）进行的社会帮扶。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而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扶贫工作重心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扶贫工作方式由集中作战调整为常态推进。从2014年开始，在精准扶贫的框架下，人们开始思考如何构建多层次社会帮扶融资机制。[2]从技术社会学的视角审视社会帮扶体系[3]，并且注意到社会救助制度的覆盖面[4]。人们已经意识到，由于自然灾害、产业运行、就业变化以及重特大疾病等外在或内在的原因，已经脱贫的人口存在着返贫致贫风险。无论是2019年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还是2020年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都在对脱贫攻坚全面收官提出总体要求的同时，还为建立一个让脱贫具有可持续的内生动力的稳定脱贫长效机制作出了战略部署。国务院在《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完善监测帮扶机制，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推动脱贫地区帮扶政策落地见效。可见，国家仍然十分重视社会帮扶，并强化了社会帮扶的管理。

而要提高社会帮扶管理科学化水平，必须加强包括动力体制在内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建设。前人更多地关注社会动力机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提供一种充满活力的社会动力机制、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5]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如何将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有机地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既有严密平衡又有强劲动力，两者相互协调的总的社会运行机制。[6]前人强调脱贫内生动力，认为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积极方面是实现可持续脱贫的内外推动力。[7]这为已经脱贫地区后续社会帮扶管理提供了某种借鉴。但前人很少从微观层面探讨社会帮扶动力机制的特点和规律。当前，乡村振兴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之中，需要我们探讨社会帮扶动力体制的特点和规律，为后续社会帮扶管理提出相应的建议，为社会帮扶政策的可持续推进提供智力支持。探讨社会帮扶动力机制，最终目的就是激发社会发展活力，稳定社会帮扶成效，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本文拟在探讨社会帮扶动力机制特点的基础上，探讨后脱贫时代社会帮扶动力机制的困境，揭示构建社会帮扶动力机制的运行逻辑，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以期更好地为乡村振兴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社会帮扶的历史缘起及现实解读

脱贫攻坚阶段社会帮扶的动力来自于帮助群众脱贫的最终目标。后脱贫时代，社会帮扶动力继承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又体现出与脱贫前的帮扶管理相衔接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帮扶动力来自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

社会帮扶的动力离不开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弘扬。《礼记·礼运》曾经描绘的理想社会应该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先秦儒家提倡的与有关社会帮扶有关的主张还包括：提供保障，例如“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瘖、聋、跛、躃、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王制》）；以及减免徭役、赋税等，例如“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周礼·地官·乡大夫》）。社会帮扶体现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不仅关爱自己的父母子女，而且要让各年龄段的人都受到重视，即对老年人赡养，让中年人发挥专长，让儿童接受良好教育，还要让那些老弱病残及弱势群体都得到更好的照顾。在这样的理想社会中，当一方有难时，就会有八方来支援。

《管子·治国》中也包含了社会帮扶动力的思想。管仲认识到民富是国富的基础和前提，“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贫，君无与富”，强调要做到好富而不忘贫，爱富而不嫌贫，把鼓励致富和大力帮扶结合起来。管仲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忧之以德，勿惧以罪，勿止以力”；“夫牧民不知其疾则民疾，不忧以德则民多怨，惧之以罪则民多诈，止之以力则往者不反，来者鸷距”（《管子·小问》）。不仅如此，管仲还制定了一系列对贫困群体的救助措施，制定了著名的“九惠之教”《管子·入国》，就是包括恤孤、振困等9项社会保障措施，大力扶贫帮困。

墨家眼中的兼爱思想也是社会帮扶动力的传统文化来源。在墨家描绘的理想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应互助互济。他们使用兼爱（普遍平等的爱）来代替别爱或偏爱。“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兼爱还要与物质利益相结合，就是给予物质上的帮助，解决急迫的生计问题，例如“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从而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墨子·尚贤下》）。不仅如此，墨家还提倡助老扶幼，例如“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子·兼爱下》）。

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是人民群众几千年来的生活实践经验的精华所在，蕴含着一脉相承的帮扶弱小的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因此，探究社会帮扶动力需要接续挖掘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中与社会帮扶相关的主题，并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二）对人民生命权的重视是社会帮扶的根本动力

社会帮扶的目标是群众的生活质量改善，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人的发展的重视，也就是对人民生命权的重视，这是社会帮扶的根本动力。对于人的生命权的重视由来已久。早在西汉刘向《说苑·杂言》中，就有“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这一把人作为“万物之灵”的观点。古希腊哲学家、智者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虽然视角不同，但对生命权的重视却是一致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8]，尊重每个人的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历来尊崇的；不仅如此，每个人处在一个个“关系”范畴中。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人是从事着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而现实的人总是生活在自然和社会之中。马克思还认为，人首先不仅“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更重要的是“对象性的存在物”[9]。正是这种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使人既在生产劳动中改造世界，又在人与人之间构成各种社会关系，从而永续推动社会的发展。社会帮扶的动力就是要把对人的尊重放在这一关系范畴中，使帮扶对象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尊重人的生命权，使帮扶对象作为“人”受到关怀，达到一种“希望的有利状态”，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社会帮扶提供了绵延不绝的动力。2021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白皮书指出，自2009年以来，我国已制定实施三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而这一行动计划已经实现了与国家发展规划的对接和统一。我国持续开展以农村扶贫开发为中心的减贫行动，以及在减贫事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改写了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史，也创造了世界人权保障新奇迹。中国共产党正确坚持和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贫困是实现人权的最大障碍，社会帮扶正是满足人民群众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有效途径。中国共产党不仅承认帮扶对象个体的物质利益，而且将这一利益的实现程度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揭示了利益原则是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最大动力。不仅如此，坚持人民幸福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最大的人权，而社会帮扶的动因就是来自于帮扶对象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社会帮扶的动力也来自于宪法和民法典对人权尤其是生命权的重视。宪法第二章第33条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这是一项最基本的人格权，它在维护自然人的生命安全的同时，也成为自然人享有其他人格权的前提和基础。生命权是与身体权、健康权紧密联系的，其中身体权是必要条件。社会帮扶的动力来自于像《民法典》这样的法律规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帮扶就是维护人的生命权的表现，包含两项基本内容：一是保障帮扶对象生命安全，满足其基本的维持生命需要；二是维护生命尊严，主要是生的尊严与活的尊严。维护生的尊严，当事人无法做到，只能由社会与其父母给予保障。人出生后有权得到社会和他人的尊重，维护自己活的尊严。社会帮扶使人们体验到“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自豪感，这就是维护生的尊严和活的尊严的表现。社会帮扶使帮扶对象过上好日子，提升生命质量，很好地诠释了人们对生命的享有权、维护权和生命利益支配权，使帮扶利益各方感受到了社会的公平、公正，最终实现维护生命尊严的目标。

（三）社会帮扶动力来源于共产党人对于内生动力的信念

社会帮扶动力来源于共产党人对于内生动力的信念。2012 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阜平调研时指出，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这一动力表现在“扶贫先扶志”和“扶贫必扶智”上。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十分重视帮扶对象的思想引领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增强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脱贫前针对帮扶对象面临的实际状况，一直强调扶贫要先扶志，这里的“志”实际上就是帮扶群众的脱贫致富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引用“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韩非子·喻老》）来强调要真正脱贫，就必须摆脱思想和精神的贫困。《礼记·孔子闲居》中也说，“志气塞乎天地”。如果说“扶志”是扶信心、扶观念，使帮扶对象树立起摆脱困难处境的斗志，那么“扶智”就是扶技能、扶思路，使帮扶对象重点提升稳定脱贫的综合素质。强调扶贫与扶志、扶智的密切结合，是共产党人对于能够通过社会帮扶使脱贫主体过上好日子的信念，也是相信能够激发帮扶对象树立主体意识，形成脱贫内生动力的信念。

共产党人对于内生动力的信念来自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促使共产党人相信群众，相信通过自身努力和社会帮扶达到稳定脱贫的目标。而开展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过程。毛泽东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正因为有了“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深入田间地头、企业车间，发现真问题，运用科学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分析解决帮扶对象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才能激发帮扶对象持续稳定的致富动力。包括典型调查和开调查会的方法在脱贫攻坚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后脱贫时代更是如此。例如，在2020年9月对“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意见和建议研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与社会各界人士一起参与调研，无论是地点选择还是参加人选都体现出“面向基层”的特点。

共产党人对于内生动力的信念同样来自追求认真的态度和方法论。毛泽东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一句话成为经典名言。其实，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就深刻指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习近平总书记同样指出：“我们党最讲认真，言必行、行必果，说到做到。”从态度视角来看，共产党人不是遇到矛盾绕道走、碰到问题赶紧躲，也不是浅尝辄止、流于形式，而是说到做到，言既出，行必随。从方法论视角看，追求认真的原则就是务实求效，通过典型调查（被比作“解剖麻雀”）和开调查会的方法处理问题。面对矛盾和问题从不马虎、敷衍，是一以贯之地讲认真，是把帮扶对象最关心的各种事情办好，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在对社会帮扶的历史缘起及现实进行解读的基础上，需要我们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理解后脱贫时代社会帮扶动力体制的发展变化规律，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社会帮扶动力体制面临的困境，提出相应的对策。

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形成了后脱贫时代社会帮扶动力体制面临的困境及重构模型图（见图1）。本文采用弗里曼（R.E.Freeman）的广义利益相关者界定，即认为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项目帮扶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帮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10]利益相关者理论普遍强调的是以下几点：一是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拥有决策权和所有权，共同承担风险；二是帮扶目标应关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收益，而不单独强调某一方利益的最大化；三是每个利益相关者与帮扶组织是契约关系，各方均享有平等的权利。因此，在分析社会帮扶动力体制困境和重构时需要注意这几个要点。

图1 后脱贫时代社会帮扶动力体制的困境及重构示意图

二、后脱贫时代社会帮扶动力体制的困境

（一）动态变化的社会矛盾使社会帮扶面临种种压力

后脱贫时代既有社会基本矛盾，也有社会主要矛盾。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是在脱贫攻坚告一段落后的发展阶段存在的多种矛盾中那些起支配作用的矛盾，是影响和制约这个时期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矛盾。经济社会发展受到疫情和国内外各种环境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已脱贫居民的政策性收入所占比重较高、自我发展能力仍显不足、发展基础比较薄弱。一旦之前的帮扶性政策到期而缺乏接续的政策时，这些人很可能返贫，因而社会帮扶面临着稳定脱贫与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

从个体需求来看，帮扶对象个体的需求在不断增长之中。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的生理需求满足后，就会向安全的需求、尊重与爱的需求迈进，当这些需求得到满足后又开始向更高等级的自我实现需求前进。帮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物质生活上的困境，吃穿不愁了，但精神生活质量不高。人的精神需求也是分层次的，大致有人际关系的需求、自我实现与价值认同的需求、自我价值和意义的需求等。[11]有的帮扶对象因为种种原因人际关系不佳，自闭家门，亲戚邻居也不大上门，但他们也想找人说说话，倾诉困惑，共享快乐。帮扶对象需求的增长，使社会帮扶不能仅仅满足于送米面、送食用油这样的层面。

从群体需求来看，不同领域的群体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不确定性，不同领域的社会矛盾一直处在变动不居状态。例如就业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对困难群体就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有的就业机会减少，有的无法外出返岗，就业帮扶面临不小的压力。新就业形态造就的岗位需求与追求考公（公务员）、考编（有编制）的矛盾正在加剧就业帮扶的压力。在消费帮扶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问题。例如，某些帮扶产品自我营销渠道缺乏、同质化严重、与同类产品相比缺乏竞争性；某些地区下达了消费帮扶政策，但相关物流、资金链条等资源开放与集成程度还不够。消费帮扶既有帮扶的属性同时也是消费的一种类型，违背市场规律只能积累矛盾。从年龄层面来说，国家更加注重对老人和儿童“五保户”群体帮扶，但那些“轻老群体”（一般指60岁至 65岁）[12]往往得不到重视，而这些占总人口5.2%的 “轻老群体”有照料孙辈的现实需要，其中不少人仍然怀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但他们的精神需求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和满足。

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之前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伴随着我国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经济资源分配逐渐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这种资源分配不均衡为基层社会矛盾的发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基层社会矛盾一般是由物质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和人们价值的多元引发，并由日常琐事问题日积月累逐渐质变而成为一种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帮扶过程中增加了不同单位或群体的利益相关者，这些社会矛盾将以各种形式展现在他们面前，例如帮扶干部帮扶能力的应然要求与实然状况间的矛盾、基层帮扶实施主体的实际收入与劳动付出倒挂的矛盾、帮扶目标理想化与现实帮扶质量的低效化的矛盾等。因此，使社会帮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二）社会帮扶目标调整跟不上发展趋势

社会帮扶与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实现中国梦的理想，就是要通过建立良性的社会运行体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证人民的幸福与尊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学者们早已明确，“目标是人类行为的直接调节者（尽管不是唯一的）”[13]。社会帮扶目标也是如此。社会帮扶目标一旦确定就具有稳定性，而社会经济形势是发展变化的，因而帮扶目标的调整往往跟不上发展趋势，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第一，社会帮扶目标的确定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需要花费相对较长的时间。一是因为社会帮扶目标更多的是政策性的，是自上而下确定的，国家在确定了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后，才逐级下发到各层级的主管部门，需要主管部门制定具体的社会帮扶目标。二是因为具体帮扶目标确定需要一个相对长的周期。位居一线的基层部门需要请专家论证和设计方案，开展调研、收集帮扶利益相关各方数据，上报帮扶对象的材料。下情上报均需要一定的时间。

第二，社会帮扶目标的下达与调整是分类进行的，一般把这一目标区分为群体目标和个人目标。当前，社会帮扶目标是稳定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并进行动态监测，帮扶对象主要有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等三类群体。群体帮扶目标是以群体为中心的，旨在把帮扶对象个人对群体绩效的贡献最大化，显示出积极影响；个人帮扶目标则是以个体为中心的，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个人帮扶绩效。侧重强调个人帮扶目标而疏于管理群体目标，可能会对群体帮扶目标产生某种消极影响，尤其是在帮扶对象个体特别依赖于群体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社会帮扶群体目标中列出了各项具体目标，把人、事、物等看作是相对固定不变的确定性变量，这一设定对于方案的顺利执行是有一定好处的，但人、事、物往往并非是静止不变的，因而时间一长，僵化的模式便开始对效率产生阻碍作用。社会帮扶中刚开始的任务分工是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正如网格化管理一样，分工使任务界限明确，有利于职责分明。但随着帮扶对象的成长、贫困生长条件的消除，最初的分工管理就会暴露出限制过死、“各扫门前雪”等弊端。社会帮扶群体目标中有相当一部分目标并未严格确定实现的指标，使帮扶效果的评估变得比较艰难。一般来说，当设定了有一定困难达成度的目标后，帮扶实施要比那些困难程度不大的目标（即尽力而为的目标）可能产生更高水平的绩效。目标设定的影响对群体层面和个人层面同样有效。群体中的帮扶对象个人目标对群体绩效的影响取决于群体总目标聚焦在哪些方面。当总目标聚焦于帮扶任务环境（如时间压力或风险）时，个人目标负面影响将可能增大。个人目标的任务难度需要考察以下3个方面，即任务成分复杂性、任务协调复杂性与任务关系的变化性。帮扶任务环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帮扶任务难度，当帮扶对象要达成的任务难度增大后，个人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变小，从而影响了群体目标的实现。任务难度成为个人目标与任务完成度的有效调节变量。

第三，社会帮扶不仅针对脱贫不稳定户等群体，还针对困难企业，尤其是已脱贫地区的中小微企业。对困难企业的社会帮扶要达到纾困解困目标，就需要制定具体的帮扶目标，在疫情多点暴发期间更是如此。例如，为减轻企业的用人成本制定税收减免、税收和社保延缴缓缴等目标；为降低企业的物业成本，制定租金减免目标；为减缓企业贷款融资的压力，制定降低贷款利率和贷款贴息等金融帮扶目标。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这些帮扶目标将随之发生变化，帮扶政策措施也会跟随退出目标序列。但当前的帮扶目标并未能完全与疫情防控同步，导致目标的调整跟不上发展的趋势。

第四，社会帮扶目标调整与人们期望的公平和效率仍有不小的差距。社会帮扶目标离不开对公平和效率的追求。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社会帮扶要促进社会的共同富裕，就需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我国仍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距离高收入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意味着发展仍然是硬道理。追求帮扶效率的同时，要考虑公平，这不是搞平均主义，平均分配资源，而是追求有差别的共同富裕目标。在后脱贫时代，社会帮扶目标离人们的期望仍然有一定差距。受到“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帮扶对象往往看到的是别人是否比自己获得更多和更好的资源，而未曾考察自己的条件和基础。这也造成了社会帮扶目标调整的困境。

（三）社会帮扶中利益相关各方，尤其是帮扶干部缺乏相应的素养

脱贫前全社会参与到脱贫攻坚战中，各个级别的领导、干部都被动员起来。尤其是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干部，被称为“具身的国家”（the embodied state）[14]，驻村干部增强了帮扶对象所在地域在项目、资金、技术和信息上的能力，在社会帮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选派一批优秀干部到乡村振兴一线岗位，把乡村振兴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广阔舞台。”一支能为善治的干部队伍是开展社会帮扶、推动乡村振兴工作的“领头雁”。

帮扶干部素养的缺乏，一方面来源于知识和技能的储备不充分。帮扶干部被派驻乡镇开展社会帮扶工作，却不能及时通过对新政策、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学习提升自身综合能力素质，因此难以胜任当前的工作岗位。有人把这类帮扶干部称为“夹生干部”。[15]要帮助他人需要相应的知识与技能，以及帮助他人的各种资源。帮扶干部的信息化知识与技能，例如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管理帮扶数据等素养需要进一步提升。帮扶干部一般要通过投入资金、引进项目和搭建平台这3种途径助力帮扶对象稳定脱贫，因而在“牵线搭桥”或“以购代捐”等方面存在着资源存量的差异。资源存量的差异导致引入资金额度、项目多少和平台等方面帮扶的成效差距较大。不仅如此，帮扶干部素养的缺乏还包括帮扶干部对所在帮扶工作队的认识不足。帮扶干部组成的工作队通常由各单位抽调的人员组成，帮扶干部之间的协调、调配等问题都需要时间来磨合和解决。之前隶属于不同单位的干部可能并不愿意被新的领导分配，这就需要帮扶干部提升宽容、接纳的素养。

另一方面来源于对与当地干部和居民的关系估计不足。帮扶干部依旧用传统的管理思维开展乡村振兴中的各项帮扶工作，未能实现从“管理型干部”向“服务型干部”的及时转变。在社会帮扶中有3种权力参与其中，即总体权力、技术权力和实践权力。[16]其中，中央政府通过总体权力开展帮扶动员，各级政府利用技术权力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帮扶任务分配工作，而这一工作目标的实现需要那些拥有实践权力的当地干部的支持。当地干部并不能充分信任帮扶干部，在某些当地干部看来，帮扶干部就是上级派下来镀金的，不能真正解决什么问题，尤其是在筹集资金、项目时，那些资源较少的帮扶干部往往不受待见。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社会帮扶需要转变帮扶理念，这就是要向“服务型”转变，充分估计与当地干部和居民的关系。需要具备服务意识、项目统筹实施能力、联系群众的能力等胜任力特征。

因此，需要提升干部在社会帮扶中相应的知识和能力等各方面的素养。共产党历来强调宗旨意识，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帮扶对象需要什么，干部就要服务什么，这与前面的论点是一致的。只有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为人民服务，才能让帮扶对象高兴、满意，最终达到帮扶目标。一些地方开展的帮扶干部素养提升活动就是这一宗旨意识的反映。例如，2021年 9 月，甘肃省启动的乡村振兴“岗位大练兵、业务大比武”活动，目的就是帮助基层干部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深入了解诉求，不断提升村级组织的服务能力、工作质量和水平。

三、后脱贫时代重构社会帮扶动力机制的重构路径

后脱贫时代社会帮扶动力体制表现出自身的特色，同时也面临着现实的困境，因此需要重构社会帮扶动力机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帮扶对象需求的满足、协调和提升是社会帮扶的根本动力机制

对人的利益需求的不断满足、协调和提升是社会建设社会帮扶的根本动力机制。要缓解社会帮扶因动态变化的社会矛盾所面临的压力，就需要满足帮扶对象的需求。“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以城乡低保对象、特殊困难人员、低收入家庭为重点，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包括就业帮扶、消费帮扶在内的一系列帮扶政策举措仍需持续推进。持续推进社会帮扶不能一直躺在过去脱贫攻坚的功劳簿上，而是要提档升级，抓重点、补短板。例如，疫情背景下的就业帮扶方面，就要开发一批与防疫相关的临时性公益岗位，对受疫情影响无法离乡、无业可扶的贫困群体进行托底安置；将贫困群体作为线上春风行动的重点服务对象，免费开展线上培训，提升从业技能。又如，消费帮扶方面，要在生产端、流通端、销售端提档升级，严把帮扶产品质量关，让数据成为新农资，打造以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为主要抓手的新渠道，降低引发社会矛盾的问题苗头，推动消费帮扶活动的开展。

社会帮扶管理需要更多关注参与主体各方尤其是帮扶对象的精神需求，才有利于聚合社会各方智慧，共谋社会经济发展。有了精神需求便有精神消费。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早就指出：“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17]这种消费就是帮扶对象以精神产品为消费对象，以达到陶冶情操、愉悦生活、提升幸福感等目的的消费。

解决帮扶对象的精神需求，一个重要的举措是进一步加大地域文化产业的投资。一方面，要加大公共文化基础投资，扩大乡村公共文化供给，为帮扶对象提供更多更好的共享文化产品服务。另一方面，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本土文化领域，有条件地放宽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限制，扩大社会资本参与范围。加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场馆的文化载体投资，并加快推进配套建设，为乡村振兴中社会帮扶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消费也是虚拟消费。社会帮扶要科学指导和发展虚拟消费，区分生产性精神消费（如娱乐产业、体育产业等）和生活性精神消费（如科普、短视频指导下棋等），提升精神消费的能力（如艺术鉴赏力等），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后脱贫时代乡村振兴中精神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要提升帮扶对象的利益需求，就不能不认真思考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是指帮扶对象对于自己通过一系列活动能否完成预期目标的能力判断以及主观感受和信念。已有研究表明，高自我效能感的员工会对自己的能力表现出更强的信心，同时也在工作过程中拥有更高的内在动机。[18]如果帮扶对象自我效能感较高，由此激发的内在动力会促使其选择有一定挑战性的任务，否则，当对自己顺利完成任务的能力表示怀疑时，自然倾向于逃避相应工作任务。同时，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帮扶对象能够在完成任务中体会到相应的乐趣，而具有较低自我效能感的帮扶对象往往对失败具有更强的消极体验，而且倾向于把某一方面（如养殖）的失败泛化到生活中其他非相关领域（如婚恋等）。此外，自我效能感对帮扶对象在活动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程度也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在比较严酷的生活环境中，即使任务难度对帮扶对象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是他们的自我效能感能够把压力的负面效应抵消掉。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习惯于把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而提高能力正是内在动机的核心内容之一。[19]自我效能感往往通过影响个体的努力程度，提高或证明自身能力，影响个体的内在动机。

社会帮扶中的“融入行动”是激发帮扶动力、减少社会矛盾的重要实践经验之一。社会帮扶利益相关各方既有帮扶干部，也有帮扶对象，还有社会力量的结合。让社会帮扶利益相关各方力量融入帮扶对象的生活，不做看客，有的地方还将“融入”情况作为一个指标来考核帮扶干部。“融入行动”是在脱贫之前结对帮扶的基础上采取的帮扶手段之一，从之前的“优势带领劣势和输入资源”，到当前提倡的“融入”，把帮扶看作是自己家的事，是一个重大进步。让帮扶干部与帮扶对象结成亲戚，以“一家人”的方式，体验到相互的成功和痛苦，而不是站在旁边指手画脚。让帮扶对象了解帮扶单位和帮扶干部的苦乐，就能让帮扶对象感受到真诚，从而乐意把自己的真实想法、感受充分地展现出来，使帮扶方案的设计和实施有针对性，也容易取得预期的成效。

（二）明晰社会帮扶目标并逐步实现是激发社会帮扶动力的有效手段

帮扶目标是帮扶行为所指向的最终状态，它也是帮扶对象在一定时间内所期望达到的行为结果。明晰社会帮扶目标并逐步实现是激发社会帮扶动力的有效手段。人们已经发现，激励个体的行为可以通过设置目标来完成，在一定条件下，目标设置得越高，个体工作越努力，其行为表现就越好，这一条件就是自我效能感。与个人目标研究结果相类似，群体目标的达成需要不断调节目标与群体效能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相协调。具有一定难度的帮扶目标往往可以维持较高水平的动力，可以通过子目标的达成产生相应的满意感和幸福感。从个人目标的设置来说，可以是自行设立的，也可以是帮扶干部或其他人帮助设立的。只有在帮扶对象理解和接受这些目标时，外在的期望或压力才会转化为动力，才具有激励作用。从群体目标的设置来说，要紧跟时代步伐，根据政策来制定，避免“群体思维”。但政策呈现的往往是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这就需要制定群体可以实现的近期目标。由于近期目标具有实施和成功的可能性，因而群体帮扶更愿意选择近期目标。例如，临夏市东乡县建立的防止返贫和动态监测系统，既有群体目标设置又有个人目标设置，目标就是重点瞄准脱贫不稳定户等三类居民群体。

在社会帮扶群体目标的实现过程中，需要通过利益相关各方的努力才能达成群体的目标。在某些领域（如消费领域）需要利益相关各方良好协作、各环节的良好沟通才能达成共同的目标，而在其他领域（如医疗领域）尽管要求利益相关各方相互协调并相互支持，但群体的目标达成度可能是利益相关各方独立取得的结果之和。乡村振兴战略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表现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目标，而这些目标的实现是与社会帮扶中各个层面的问题解决密不可分的。对于已经脱贫但有返贫风险的地区来说，要解决好帮扶产业与保护生态的矛盾，解决好共同富裕与优先发展的矛盾，都需要经过整体性治理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例如，临夏市立足实际，按照“合作社+农户”模式，探索发展庭院经济（例如栽植啤特果等）。

在明确社会帮扶目标后要避免过度的压力传导，即把目标作为一种加压机制来实施。加压机制主要采用的是一种外来的压力，而不是自外而内的动力。加压的方式一般是严格考核和奖优罚劣，而不考虑任务的难度、帮扶对象的情况以及帮扶干部资源整合的能力。所谓的“高标准、严要求、争先进、创一流”之类的要求，并不能提升社会帮扶的动力，在某种程度上往往会降低参与的动力。

社会帮扶通常由各单位抽调的干部形成的群体来重点实施的。帮扶干部作为群体成员不仅要将自己正在做的工作与其他成员的工作协调一致，而且还要受到其他成员的信念、动机等因素的影响。这种交互作用使帮扶干部在完成目标时可能受到其他成员的影响。在某些领域（如消费帮扶领域），帮扶干部对集体效能的评价可能会受到某个重要成员的个体自我效能的影响，而这一集体效能对于群体目标的达成非常重要；而在其他领域，帮扶干部的工作效率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帮扶群体所提供的资源、帮扶对象所在地区的机遇和困难所决定的。

（三）培训帮扶干部，适应并引领解决动态社会帮扶中的结构不良问题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帮扶遇到的问题绝大多数是结构不良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事实存在，一般没有明确的结构或者解决途径，比较难以根据以往经验进行解决。[20]而要顺利解决这些问题，提升社会帮扶利益各方尤其是帮扶干部的动力是关键的一环。这就需要构建适合当地发展的培训体系，推动社会帮扶中结构不良问题的解决。

社会帮扶形势的发展和帮扶干部不断变化的培训需求倒逼培训内容、培训手段、方式方法甚至是管理机制的快速更新。从内容上来说，要优化培训专题，围绕稳定脱贫、改善相对贫困面貌的目标，形成类似于“产业兴旺、就业有路、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态宜居”等培训专题模块，形成帮扶系列化培训专题库。例如，《半月谈》2022年第7期报道的扶贫资产沦为闲置的半死不活资产（如撒胡椒面式帮扶形成的资产）[21]，如果碰到这样的问题帮扶干部应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都可以作为培训时讨论的专题。从培训手段上来说，除了利用“互联网 +”平台（如腾讯课堂、网易云课堂、网易公开课等）外，还要创建培训组织平台，充分整合社会资源，包括干部培训系统资源、高校资源、社会机构资源等，为培训提供优质素材。从培训方式方法来说，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模式。开设“培训超市”，实施菜单式选课、模块式组课等方式。从培训制度上来说，健全完善培训规划制度、培训学分制考核管理等机制，将帮扶干部的培训留下痕迹（如培训表现、学习成果、实践效果等），并纳入培训评价体系，将学时学分纳入干部考核评优评先内容之中，从而提升培训质量，激发帮扶干部的工作动力。

培训帮扶干部的目的是解决结构不良问题或者棘手问题，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帮扶干部遇到的问题也有差异，因而他们的培训需求是不同的。应针对帮扶干部的层级和岗位，面向工作实际需要，科学合理设计培训内容，确保所提供的培训内容符合帮扶干部工作所需。采用研究式（如解剖麻雀式）、案例式（如钻研个案）、情境式（如创设情境）、体验式（如到现场去）等方式开展培训，或者采取送学到帮扶点和“培训＋座谈＋观摩”的形式，均可以收到良好的培训效果。“互联网 +”时代，通过微信公众号、开发APP可实现帮扶干部培训的实时化、一体化。

另外，还要考察帮扶干部培训转化是否完成，因为这是评估培训是否成功的关键。培训转化要关注的两个要点：一是同化，指培训干部能够将所学到的知识、技能记在心中；二是推广，即培训干部在帮扶工作过程中遇到那些类似情境和相似问题时，能够将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运用到工作中，并能够很好地解决那些棘手问题。培训转化的成效还要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帮扶干部能够将在培训过程中所学的知识转化成为自己的东西，成为自身素质的一部分，这属于外部知识的内在化；另一方面是指帮扶小组群体的转化，即帮扶干部能够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运用到工作中，使小组群体帮扶水平总体上得到提升，这属于内部知识的外显化。[22]

四、未来研究趋势

激情满怀服务于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社会帮扶实践，是时代赋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职责和使命。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社会帮扶不能缺席，社会帮扶管理中的动力体制研究更是如此。

根据对前人研究的评述，未来研究呈现出以下趋势：一是需要探讨社会帮扶中目标选择的动力作用。需要在理想的目标与现实的目标之间权衡利弊，进行选择。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帮扶要达到的是让帮扶对象满意的目标，而不是尽善尽美的目标。目标选择的核心是把握正确的方向，而找对方向是一切努力的前提。为人民服务的信仰就是社会帮扶的关键动力。二是需要深入分析社会帮扶中的各种关系。后脱贫时代需要面对的是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利益相关各方，尤其是帮扶对象的相对贫困状态，因而属于动态的社会关系网络。这就需要考察微观层面的社会帮扶动力源，例如自我扩张动机和将他人纳入自我两个变量。[23]三是要深入探讨社会帮扶利益各方尤其是帮扶干部的自我效能。通过考察群体自我效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了解群体凝聚力、社会支持等因素对社会帮扶的影响机制，促进人们对相对贫困状态的风险评估和应对。

总之，要达到和谐有序和充满活力的社会帮扶最终目标，就需要不断地深化改革，创新社会帮扶动力机制，使社会帮扶利益相关各方尤其是帮扶对象的诉求得到尊重，需求得到满足，问题得到解决。社会帮扶动力的激发不仅要满足需求，还要明确帮扶目标，通过培训帮扶干部，改善并解决相对贫困面貌，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面临着各种挑战，也隐含着各种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