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机制研究
——以上甘棠村为例

丁晓雨，李伯华，刘沛林，窦银娣

（1.辽宁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2.衡阳师范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3.长沙学院乡村振兴研究院，湖南 长沙 410022）

中共中央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1］。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休闲旅游提升计划，支持农民直接经营或参与经营的乡村民宿、农家乐特色村（点）发展［2］。旅游业快速发展下盛行的消费主义不仅重构村落空间，还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原有稳定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关系。随着原住居民不断地向外搬迁，村落活化发展引起人们的重视。传统村落作为形成较早的具有一定历史、文化、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村落［3］，其人居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千村一面、景观破坏、生态恶化、文化断层等问题，如何更好地处理村落主体之间的关系、村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如何实现传统村落转型发展等，引发学者的广泛关注。

实际上，国外人居环境研究早期多应用于理想城市的构建。随着乡村景观的衰败，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各国学者尝试利用地理信息技术评价村落人居环境，对其空间形式和发展模式进行理论建设和实践研究。国内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研究起步较晚，自1993年吴良镛先生首次公开提出“人居环境科学”系统理论，我国学者开始了对人居环境系统化、科学化研究。其研究主要集中在适应性评价方面，其中李雪铭团队根据行政地理尺度把人居环境划分为国家和省级、城市、村（镇）等地理尺度［4］。而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我国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发生变革，相关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村落空间形态演变与重构［5］、文化变迁与传承［6］、村落生态环境特征与适应［7］，以及人居环境更新与营建［8］等方面。目前，传统村落人居环境面临着社会、经济、生态、文化、政治等多重转型要求，在“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型”的背景下，探索村落人居环境演化规律和作用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李伯华等人基于CAS理论视角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空间演化进行深入剖析和直观表达，探索村落人居环境演化过程中背后的运行逻辑，构建人居环境系统调控机制［9］。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旅游经济活动改变了村落生产生活、生态环境、文化传承和发展模式，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对空间生产的讨论［10-11］。基于此，我们选取上甘棠村为案例地，以空间生产理论为研究视角，研究制度环境、资本运行和社会关系在空间中的表现，总结村落人居环境演变机制，为我国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提供参考。

1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

1.1 空间生产理论

列菲伏尔（列斐伏尔）在晚年出版《空间的生产》，针对“生产什么”“谁生产”“如何生产”“为什么生产”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打破了人们把空间视为容器的认识，提倡要关注“空间本身的生产”，认为空间生产的过程是人们利用各种生产要素对空间开发、规划、使用和改造的过程［12］。其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空间生产可以分为三个辩证关系的空间维度：第一，空间实践，具体表现在日常生活实践的活动中；第二，空间表象，它是一种规定的空间；第三，表征性空间，它不指空间本身，而是像权力、逻辑、法则等与物质性的表征物的结合［13］17-18。三个空间维度是同时存在且具有平等地位的，生产性的空间是持续不断、一直存在的。空间三元辩证关系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空间，通过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三个方面来展示社会—历史—空间三者的辩证关系。我国于2005年开始在哲学、社会学、地理和规划领域对空间进行研究，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城市化进程［14］等方面，随着城乡融合的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空间生产理论开始运用于乡村发展研究，在我国的民族村寨以及古镇、旅游社区等微观尺度的空间重构、日常生活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大多是从微观视角研究村落物质空间［15］、文化景观［16］、消费空间［17］等局部变化，缺乏对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系统研究，我们选取生产力水平低且自身偏远和相对独立的上甘棠村为案例地，利用空间生产理论发现空间问题，研究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化机制，完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空间理论，关注村落空间生产，以优化生产路径，实现城乡融合。

1.2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和空间生产理论兼容分析

空间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传统村落本身就是空间性的存在。列斐伏尔从全球化、城市化、日常生活三个维度对空间生产进行了分析［18］，传统村落作为小尺度研究范围，从日常生活维度分析其空间生产更为适合，具体表现为：空间实践是传统村落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物质与非物质相互作用形成的空间特征，主要是物质空间的解构与重构，是被人们感知的空间；空间表象是政府、企业对村落进行设计的空间，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旅游规划上，村落管理者利用知识生产出制度空间，为其管理提供便利；表征性空间被看作是村民生产生活所在的空间，主要表现为社会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

人居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研究可以参照人居环境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分为自然、人类、社会、居住和支撑五大系统，其中自然系统、居住系统和支撑系统的演化主要表现为村落生产生活生态等物质空间的变化，在资本的作用下实现空间价值增值，即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空间实践；社会系统则主要体现在村落整体的社会关系、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多元主体在生产关系的作用下形成社会空间，即村落人居环境的表征性空间；人类系统对应村落发展的主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村落主体不断增加，多元主体通过政策、制度、规划等形式形成制度空间，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空间表象。我们结合空间生产理论把人居环境整合划分为物质、社会、制度空间，传统村落通过人类活动结合各种生产要素进行人居环境演化发展，而空间生产既是一个理论逻辑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实践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空间生产的发展过程就是人居环境演化的过程，人居环境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与大自然建立和谐的相处模式，进而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19］，空间生产的实质是创造出符合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空间（图1）。

图1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和空间生产理论兼容分析

2 上甘棠村人居环境的空间生产

空间是被有目的地生产出来的，空间生产过程就是人的社会实践不断消解旧的空间结构、创造新的空间结构的过程。上甘棠村自汉武帝立县在此，唐朝时周氏族人迁入上甘棠村，历经千年，村庄名称、位置和居住家族始终未变，是湖南省目前发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千年古村落之一。上甘棠村位于湖南省江永县下层铺镇，距离桂林市阳朔县80公里，距广西桂林市区125公里。上甘棠村北邻冬梅村、李家村，西有下甘棠村，南靠山水口村，东接兰溪瑶族乡。实地调查发现，截至2021年，全村共有17个村民小组，544户，2120人。村民收入来源主要是种植烤烟、农作物和外出打工等，一部分村民在村内进行旅游活动获取旅游收入。上甘棠村作为生产要素参与了物质的生产过程，最终又作为生产的结果存在，空间生产揭示了村落社会发展在空间维度所展示的内容，作用于人居环境，体现为其在物质空间、制度空间、社会空间维度的演化。

2.1 空间实践：物质空间的演化

空间实践主要是把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要素和阶段投射到一个空间场域，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进行社会化生产。通过日常实践和关注主体层面，可以发现日常生活和空间之间的关系。空间实践场所主要是上甘棠村所呈现出的具有物理形态的空间，它是人们感受到的空间，并为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提供场所，实现人居环境物质空间的功能复合和范围扩大。

2.1.1 需求推动，物质空间功能复合

空间生产即从物的生产到空间本身的生产，由此生产出了多样性空间，创造出了符合人类生产发展所需要的新的空间形式。上甘棠村历经千年，空间属性被不断“人化”，封建社会时期就形成了满足村民生产生活生态的物质空间。改革开放以后，村民外出打工，积攒资本，在国家倡导新农村建设时，利用积累的资本申请新房基地、修缮旧房、改善居住环境，改变了村落空间景观风貌；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为迎合旅游需求，村民改造房屋，经营农家乐，建成消费空间。游客的旅游需求促成相对舒适的旅游环境的形成，进而形成村民居住、游客消费的生活—消费型空间；旅游开发商对村落进行考察，与政府合作进行农宅改造、景观美化和停车场、门楼牌坊、道路等的建设，形成企业生产、游客参观的生产—观赏型空间。多元主体追求各自的空间利益，形成复合型空间形态。从整体上来看，人们对产品的利用指向具有历史的变化性，先前生产某种物品主要是利用它的其他属性，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在后来的生产中该物品的空间属性在消费行动中所占的比重可能增加［20］。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上甘棠村物质空间由原本的单一功能空间转变为复合型多功能空间，满足村民生产生活需要，人居环境不断优化。

2.1.2 资本投入，物质空间范围扩张

列斐伏尔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时间消灭空间”，认为“消灭空间”就是在创造出新的空间，空间范围逐渐扩大。空间在被认识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在解读之前就已经被生产出来了。上甘棠村在空间生产过程中，逐渐形成农田耕作的生产空间、房屋居住的生活空间、休闲观赏的生态空间以及游客参观旅游的消费空间。从上甘棠村生活空间来看，由三面环山呈半月状封闭的村落到国家政策支持下建设的新农村，村民的生活空间不断向外延伸，政府财政投入修建公厕、路灯、垃圾桶等设施，完善了基础设施建设，村民生活环境逐步优化，村民利用外出打工和旅游收入进行资本积累，修建新房，生活基本达到现代化水平；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上甘棠村的生产空间由原本农田耕种转变为多空间融合发展，2018年相关部门投入4 000万元用于村落文物保护、修复文化空间，村民投资经营的农家乐成为主要的旅游收入来源；上甘棠村建村选址在山环水绕、生态环境优越的地方，中间因自然灾害、人类活动，人地矛盾显现。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征用良田建设绿地，部分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得以结合，绿化面积扩大，村落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2.2 表征性空间：社会空间的深化

表征性空间是在日常生活中被加工过的，与某种物质性的象征物联系在一起的空间。其多元主体因利益关系或村落空间生产关系的改变而作用于传统村落空间主体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生产等，促使传统村落在旅游消费下文化符号化、社会关系复杂化。

2.2.1 旅游消费，传统文化符号化

传统村落空间主要是在自然风貌、风水观念、宗族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空间被赋予一定社会意义。上甘棠村建村选址讲究天人合一，设计出抱阳负阴、背山面水的空间布局。在新农村建设中，强化了其太极八卦阵的空间格局。政府投入资金加强古建修缮，发展文化旅游。步瀛桥作为承担着人们交通进出和生产生活的桥梁，一直发挥着交通作用，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步瀛桥成为文化传说的物质载体，承载了人们对耕读致富的美好期望。忠厚祠是上甘棠村村民祭祖、议事场所，是村落礼制空间的核心，古时上甘棠村大小事宜都在忠厚祠举行，维修以后，村落里的红白喜事仍在忠厚祠举行，节假日时会向游客开放以供参观游览，具有祭祀功能和生产功能。旅游构想的实现生产出新的生产方式，进而生产出新的空间，上甘棠村人利用“千年”“百官”“八卦”“双仔”等主题词树立“千年古村”形象。因此，上甘棠村空间实践围绕着“旅游主题的构想”，社会空间所隐藏的文化内涵在空间生产过程中再现，被旅游消费符号化。

2.2.2 主体增加，社会关系复杂化

空间生产的发展体现为日益丰富的社会关系、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和空间主体的不断增加。空间生产改变了村落空间生产关系，使社会关系复杂化，社会和空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上甘棠村家庭结构发生改变：原先的“大家庭”模式逐渐拆减为“小家庭”模式；而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昔日依靠宗族血缘关系联系时紧密，村落大局观的思想被弱化，血缘和地缘的社会关系逐步瓦解，新的业缘关系形成；因在带团旅游过程中部分村民压价抢客，邻里关系存在矛盾。在乡村旅游的经济推动下，村民、政府、游客、外来开发商等空间主体生产出全新的社会空间。江永县政府整合旅游资源，大力发展全域旅游，颁布政策，鼓励村民参与旅游经济活动，旅游开发商联合政府负责上甘棠村旅游开发。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空间主体的不断增加使得原本村民之间简单的邻里关系、宗族关系转变为多元主体之间利益牵制的复杂关系。

2.3 空间表象：制度空间的形成

随着空间生产的不断发展，上甘棠村的空间制度生产体现了规划者的精神构想。

2.3.1 保护开发，政府主导村落发展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迅猛的现代化背景下，国家和政府成为空间生产的规划者。在旅游发展的大背景下，江永县委贯彻实施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凭借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整合旅游资源，形成“三千文化”旅游形象，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协力、村民参与的旅游发展模式。政府通过政策文件、城乡规划、资金投入等形式重塑村落功能和物质空间形态，其对上甘棠村的空间表象改造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对旅游村落的建设，制定相关政策以促进旅游更好发展和保护传统村落（表1）。村落用地制度执行十分严格，村民不被允许随意对房屋进行改建和修建，商店经营按照要求严格执行，制度空间逐渐形成。在生产力进步和工业化发展的双重进程中，政府在空间生产中既是组织者、参与者，又是协调者、管理者。

表1 江永县政府村落规划年鉴（2000—2018年）

2.3.2 利益竞争，多元主体空间博弈

空间主体在社会结构的限制下进行空间活动，又通过改变空间来表达自己的需求。在发展旅游的大背景下，政府发挥其主导地位，对景点、博物馆进行开发，同时出资修建上甘棠村以及周边道路、公共设施；旅游开发商笔克集团修建一部分旅游设施并对上甘棠村旅游活动收取门票，收入归公司所有。后因村民与开发商利益冲突，开发商退出了上甘棠村空间生产建设。可见多元主体的空间博弈促进了人居环境物质空间的扩建、旅游环境的完善，也使社会关系不断被解构与重构，而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导致多元主体空间实践受限。

2.4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空间问题

2.4.1 空间均质化、破碎化

人们通过改造自然事物的空间形式创造出新的生活空间，人们的生存范围不断扩大，自然空间逐渐消失。空间作为社会活动的基础和生产方式的存在，空间生产具有集中化、标准化的特点，空间形态出现均质化现象。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冲破地方性阻碍和原有生产方式的限制，空间不再只有使用功能，更具有交换作用。村民外出打工，受到城市文化的冲击，修建的新房脱离本村文化形态，极具现代化风格，而古村内很多民居建筑外观也基本现代化，出现“千村一面”的村落景观。与此同时，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上甘棠村被不断地分割成小的空间，造成空间碎片化。企业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村落开发权，根据规划以及自己利益需求对村落进行旅游生产改造，修建村落牌坊、公共厕所和凉亭座椅，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分散化，村落内客栈等经营场所零星分布。以此来看，随着旅游空间的延伸，空间被割裂，人居环境破碎化。村民生活环境、生态环境亟待优化整合。

2.4.2 部分空间过度资本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空间生产更加体现在空间的自我生产过程中，人们通过空间获利而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导致部分空间过度资本化。城乡融合快速发展，空间生产体现在空间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村落空间由原来的使用功能转变为生产和交换功能，空间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过程，多元主体通过空间生产获利，村落土地、建筑、道路等都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政府通过政策积极引导村落发展乡村旅游，修建旅游大道、荷花池塘，改善旅游环境，吸引游客，创造旅游经济收入；村民修建房屋、改善家居环境以迎合游客需求，追求空间的生产能力。现在所看到的传统村落，是由政府和旅游开发商设计出来的抽象空间，村民的生活空间常常被旅游消费空间侵占，一部分村民的生活空间作为旅游经济活动的场所存在。在整个村落场所中，分布着旅游景点，作为日常生活的空间在旅游的推动下贴上了消费符号。

3 空间生产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机制

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化过程中，旅游加快空间的生产，空间主体随之不断增加，各主体因空间利益竞争，引发一些矛盾和空间问题。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背景下，资本成为空间生产的重要动力，改变着村落土地利用方式、生产关系，影响着人居环境演化速度（图2）。

图2 空间生产视角下上甘棠村人居环境演变机制

3.1 空间博弈深化人居环境演变的程度

苏贾认为社会关系中的事件在空间中形成，受空间限制，受空间的调解，同时福柯认为空间既是权力运作的场所又是权力实践的机制［21］。上甘棠村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丰富的旅游资源进行旅游活动，村落由单一的村民活动转变为多元主体的空间博弈，其引发的空间问题在空间互动中被解决，进而促进人居环境综合发展。

上甘棠村空间生产的主体通过实践活动对空间进行塑造，为村落活动主体创造适宜的人居环境。村民根据内在需求进行自组织建设，多元主体根据资本需求进行他组织建设，这深化了上甘棠村人居环境物质、社会和制度空间的演化程度。第一，物质空间的演变。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村民迎合市场需求改造房屋，在建设消费空间的同时改善了村民自己的生活环境，进一步获取经济收入；政府征用村民耕地，修建绿化用地，提高村落交通通达度，改善土地利用方式，村落在原有的自然景观上增加了人造景观；旅游开发商利用村落空间获取经济利益，出资加强了村落旅游基础设施建议，旅游开发使村落空间由原本单一功能空间转化为复合型多功能空间。旅游发展初期是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缓冲阶段，在政府引导下，村落空间扩张，空间功能完善，形成满足人们生产、生活、消费、文化、生态等需求的多功能空间。第二，社会空间的演变。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结合起来，赋予中华农耕文明新的时代内涵。上甘棠村举行舞狮、耍布龙等民俗活动，重拾“读可荣身”“耕可致富”等流传千年的文明乡风，同时，传统村落文化空间不断修复，精神文化逐渐唤醒，社会关系在文化与资本的驱动下不断解构与重构。第三，制度空间的演变。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宗族制度使村落社会关系稳定。随着社会制度的完善，村规民约对村民约束力减弱，传承已久的隐形内在约束力逐渐消解，为受法律制约的制度空间所代替。上甘棠村在发展过程中处于村落整体发展与文物保护相统一的环境下，政府规范限定空间主体的生产生活；村民在生产活动中采用自下而上的模式，通过不断地参与、争取，推动了上甘棠村乡村人居环境发展。多元主体的空间博弈促使空间生产全面化，作用于人居环境的自然、人类、社会、居住等各个方面，深化了人居环境演变程度。

3.2 资本循环加快人居环境演变的速度

资本在逐利过程中不断增值，而资本的逐利性使空间生产走向现代化，资本则在空间生产的参与中走向空间化、消费化。资本为获得最大限度的增值而投入到回报率最高的地方。而资本不断被投入高回报的地方，空间分异与演变产生［22］。政府财政支持和开发商资金投入促使上甘棠村出现了三次资本循环。上甘棠村的资本循环与哈维三重循环理论中大范围充分循环不同，其在村落现有能力的基础上为获取更多的利益，利用资本进行空间中物的生产、人为环境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起初，上甘棠村居民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生产方式，形成相对稳定的农业地缘社会结构。在第一轮资本循环阶段，因旅游业的介入，消费人群增加，村民开始就地出售农副产品，利用消费品投入回报率的提升带动农业发展，积累原始资本，即是“空间中的生产”。这一时期，上甘棠村空间将旅游观光与农业产出相结合，实现小规模的农产品销售。由于生产方式调整，在资本逐利性影响下，剩余资本开始投入环境建设，即资本进入第二循环阶段，为生产、流通、消费提供环境与便利。这一时期村庄开始将资本投入房屋、停车场、游客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用来经营商业、餐饮、住宿等旅游服务获取高额资本回报，村落物质空间因资本投入得到空间价值升值与环境优化，社会关系因各主体不同时期利益需求的不同而不断地解构与重构，村民通过商业活动收入增多。但由于上甘棠村空间建设容量受限，且大部分民宿在“五一”“十一”等节假日人员爆满，其他时刻则基本闲置，资本开始转向文化服务投资，即进入第三循环阶段。文化与旅游服务业成为乡村再生产的主要形式，空间主体开始深入挖掘文化资源，生产文化旅游产品。这一阶段主要由政府主导资本投入实现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村民根据社会文化旅游需求不断完善旅游讲解服务和民宿接待服务，在制度空间中相对有序地进行旅游活动，逐渐把文化资源资本化。由于资本在空间中才能运作与增值，资金流转速度越快增值越多，加快资本积累，为空间生产提供资金支持，将加速人居环境的演化［23］。上甘棠村抓住发展旅游的契机，利用消费品投入回报率的提升带动农业发展。空间产品投入回报率的提升，体现在村落景观环境质量提升、居住条件改善、土地价格上涨。在不断改造过程中，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这进一步加快资本累积。目前，上甘棠村空间的资本循环并没有使村落完成完整有序的空间环境生产，而是资本一直在寻找回报率较高的经济活动生产，其在产业间的自由流动引起村落生产方式的调整，最终改变村落的表征性空间。

4 结论与讨论

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大背景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我们以湖南省江永县上甘棠村为例，将其人居环境划分为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制度空间。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进行空间竞争，人居环境物质空间功能复合、范围扩大，生产过程中空间主体增多使社会关系复杂化，生产方式的改变促使传统文化符号化。从上甘棠村空间生产过程中可以看出，多元主体的空间博弈深化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化程度，作用于村落人居环境各个方面，而资本介入空间生产加快了人居环境演变速度，人居环境在资本、权力的作用下演变发展，构成了独有的表征性空间。

上甘棠村于21世纪初开始发展旅游业，二十年间旅游开发间断性发展，而目前其人居环境发展处于停滞阶段，无法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急需对其注入新的活力加速转型，因此，研究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化机制，对如何实现村落转型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在空间生产视角下，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矛盾阻碍了村落人居环境进步发展。空间作为生产资料，具有实用价值。同时，空间作为产品，成为被消费的对象，实践活动中空间主体过分注重空间的生产能力，忽视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空间逐渐资本化。在实践活动中常常出现因建设制度不完善而导致的空间正义失衡、村落景观环境破碎化、空间形态同质化、传统文化商业化等现象产生。因此，通过空间生产研究，挖掘背后的演化机制，可为传统村落转型发展提供优化路径，解决空间问题，进而实现村落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