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工业美学视阈下新主流电影三重思考

张兴宇 贾斐然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1]

一、时代诉求下的类型化探索

蕴含国家民族情怀、展现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和时代变迁的主题电影自中国电影诞生以来就一直活跃于舞台之上。继而这类电影随时间演进被称为“主旋律电影”和“主流电影”，又于当下时代被称之为“新主流电影”。近年来的此类电影更加注重平衡政治性和艺术性之间的关系，探索既适用于当下时代电影市场又能深刻表现时代印记和价值的新形势，因此“新主流电影”的模式日趋明显。结合对电影工业化关于“电影该如何做”的问题的思考，不难发现当下“新主流电影”正在探索新的类型化范式以及讲好新时代故事的新路径。

(一)“主旋律”向“新主流”的新路径

我国的电影市场曾在“三分法”下被划定为“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三大类型。其中“主旋律”电影多由政府扶持投资，不必考虑市场收益而主要体现官方意识形态；“艺术电影”则是更多体现个人化的创作，以追逐国内外奖项的新形势出现，也可以理解为“小众电影”；“商业电影”不难理解，即从大众的审美和文化需求出发，依靠民间资本创作并注重票房回报。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表达国家大事、时代印记和社会演进的“主旋律电影”被与商业和市场割裂开来，主要由政府官方指导创作。但近年来，随着这种桎梏被逐渐打破，此类电影更多地能够追求“政治性”和“商业性”，“标准化”与“艺术化”的有机平衡，既体现价值观和商业化的高度统一，又展现出对意识形态和艺术创作的双重考量。从而形成了“新主流电影”，营造出从“主旋律”向“新主流”演化的新局面。

最为明显的就是“新主流电影”的类型化以及在此变化之下票房和市场的反馈。此类电影往往在上映之时便能打破票房纪录并创造出良好的口碑。例如获得56.8亿票房的《战狼2》、获得46.8亿的《流浪地球》、获得36.5亿的《红海行动》和获得31亿的《八佰》等。与传统的主旋律电影不同的是，“新主流电影”能够充分肯定市场和商业的价值，在秉承优秀文化和价值观的同时兼顾观众的审美需求和视听喜好。

当下的类型化演进也更是处于风格类型杂糅，文化开放融合的新语境。例如，以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中国机长》，虽然从中能体现对西方好莱坞式叙事模式的借鉴， 但不难发现其一改好莱坞“个体英雄”成长模式，以本土化的真实案例塑造更符合中国人价值观的“英雄群像”。通过机长带领下，机组人员和乘客共同努力聚焦中国人在灾难面前的勇敢无私，从而体现新时代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流价值，使传统意义上的灾难片类型被打破，进而塑造中国范儿的“新主流”。

(二)“中国故事”向“新时代故事”的新征程

自21世纪以来，主旋律电影又结合更加鲜明的时代印记形成了所谓的“新主流电影”，在这期间存在着三次较为明显的突破性创作节点：第一次是我们所熟悉的“三建”系列，《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主要以明星荟萃的大排场、政府和商业双重支持的大制作首先开启对重大历史题材红色印记与商业化元素融合的先例；第二次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以来，主流电影又进行了一番深刻融入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的演化，出现了《战狼》系列、《红海行动》《流浪地球》《湄公河行动》等融合更多动作、警匪和军事元素以在海外扬我国威的国家形象系列电影；第三次则是2019年以来更多体察百姓民生的以《我和我的家乡》《中国机长》《中国医生》等更多表现乡土建设和人民利益等民生化题材的创作潮流。可以说，此类“新主流电影”正体现了电影创作者从讲好“中国故事”到讲好“新时代故事”转化的新思路。

最为重要的是当下的时代为“新主流电影”提供了新的机遇。首先，在于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2020年我国已然初步实现全面小康，继而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下脱贫攻坚战打响，因此时代任务更多倾向关注百姓民生，从《我和我的家乡》和《中国医生》等作品便可见一斑；其次，是新时代下我国国际地位和话语权的越发提高，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发展我国更加注重国家形象的建设和中国风范向世界传递，国内电影逐步改变了被欧美大电影侵占市场的局面，诞生了如《流浪地球》全部由国内团队承接特效的“大制作”视觉化大片，弥补了中国在科幻领域电影制作上的空白和短板。综上，“新主流电影”需要更多思考新时代下的路径转型，坚持在阐释中国价值和反映社会现实中讲好“新时代故事”。

二、多维叙事转换下的历史呈现

叙事手法作为电影表现的最突出艺术手段，直接影响电影作品的质感和艺术呈现。纵观此前的红色电影和主旋律电影，因其表现的题材往往过于宏大和沉重，同时大多采用政府主导的创作模式，在叙事上难免容易表现得庞大而传统，从而显得过于说教，不能有效引起观众的共鸣和认同。可喜的是近些年倾注了更多商业性的“新主流电影”能够清楚认识这一弊端，并在叙事手法上敢于消解传统、探索新路、博采众长，打造适合新时代发声模式的叙事手法，以别开生面的故事讲法呈现历史。

(一)“新瓶装旧酒”之于传统模式的消解

传统的“主旋律电影”最直观的特点便是题材重大，气势恢宏，叙事容量多为120～180分钟，以“史诗片”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和革命大事记。例如《开国大典》《毛泽东的故事》《大决战》《大转折》等聚焦于革命战斗史或领袖人物传记题材的电影。诚然这样传统的“编年体”或“纪传体”叙事模式可以将尘封的历史重新活跃于银幕之上，但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体量过于庞大但故事性和情节性较差，不能有效吸引观众的观影兴趣；表现手法较为单一，过于注重历史真实而忽视对鲜明人物个体的塑造；演员整容以及叙事单元组合过于保守从而陷入“教科书式”的说教桎梏。因此在新时代如何用红色历史和红色旋律创造异彩纷呈不一样的故事便成了“新主流电影”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融合了更多商业化元素和受众审美需求的“新主流电影”勇于在叙事模式上打破藩篱，更多地参考国内外优秀电影表达模式，使看似宏大固化的历史事件能够以新的视角绽放光彩，这也正对应了电影工业美学中提到的“更多结合市场和受众需求，在保证制作质量的基础上使电影产业可持续性发展”的观点。例如，同样对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史实的创作表达：1989年《开国大典》运用传统的线性叙事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的关键节点和历程；而2009年的《建国大业》则逐渐在叙事模式上采用多视角关注，如领导人、学生、工农等不同群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努力；至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和我的祖国》更是突破性地采用多导演模式，以六位不同年龄段的导演为创作核心，将整部电影拆分为七个相互独立的叙事单元，以工人、科学研发者、运动员、军人、出租车司机、贫困民众以及飞行员等作为不同的视点，避免叙事的“疏离化”和“说教化”，如同“铺开一张网络”将爱国故事“发散开来”，使得观众在熟悉的身影中感受艺术张力和小人物于国家间的情愫，最终又将情感“聚合”为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从而在“由分至合”的主动探寻中获得情感共鸣与心理认同。能做到叙事模式上消解传统，以“新瓶装旧酒”的大胆尝试和工业化探索唤醒“共同国家记忆”，从而负载“主流价值”召唤下的时代使命。

(二)个体化叙事成就“盛世浮生绘”

从近年来上映的节日档电影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原本被定义为“主旋律”的一类电影越来越受到市场和商业化的影响，在叙事表现上政治色彩的官方元素逐渐削弱，更多地把着眼点转向社会群体大众，并结合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影片中融入更多“小人物”的身影以激发受众共鸣，从而对新时代的到来产生自信和认同感，很显然这种“个体化”的叙事手法成就了银幕上欣欣向荣的“盛世浮生绘”。

我们可以发现“个体化”叙事并不一定是以某一位独立个体为主人公，而是从某一类人物群像上找到共同价值点和认同感。突出表现为以“聚焦小人物”的手法致敬平民英雄与人民大众，如影片《烈火英雄》《中国机长》《中国医生》等，正呼应着关于“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这一召唤。例如2021年五一档过后以“救市之作”斩获13亿票房回归的《中国医生》，其个体化的叙事手法真实可感地呈现了2020年武汉疫情时面对灾难全民一心的奋斗史。其电影叙事聚焦于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以及援鄂医疗队，秉承提炼最具代表性的精髓来展现最真实的抗疫战争的初衷。通过刻画脾气火暴但医者仁心的院长、坚忍不拔的重症科主任文婷以及虽个性凸显却尽职尽责的援鄂医生等人物，展现特殊时期舍小家而为大家的“中国医生”群像，同时影片也展现了疫情时期的外卖小哥，失去父母的孩子以及众多青年志愿者的群像，最大限度地还原了与之对应的人物原型，并通过艺术加工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将医患关系、工作关系、家庭关系、全民一心共渡难关时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通过“个体化叙事”，影片完成人物和事件的双重真实，进而激发出情感真实以获得观众的价值认同。

又例如取材于7·16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件的影片《烈火英雄》，同样突破以往扁平的英雄叙事模式，而是通过着眼于不同的消防员个体进一步打造救火英雄群像。例如处于团队最核心位置的江立伟，影片并非为其赋予超级英雄的光环，而是给予了这位平凡英雄更多普通人身上的特质，在其经历了受到挫败、考试落榜、经受考验、涅槃重生等一系列变化后，观众不仅能看到作为消防员指挥官临危不惧、勇敢果断的一面；也看到了他犯下错误后生活事业急转直下的无奈与东山再起的决心，这样的人物才是立体真实的，才是贴近生活使观众所信任和接受的，同时影片更是创造出马卫国、徐小斌等性格迥异却同样愿为人民群众安全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烈火英雄，不仅将父子情和爱情等更丰富的情感注入其中，也使观众能够主动参与到叙事环节中来，自发而真挚地产生对消防员群体的礼赞。

三、文化转型和视点变化下的民族共情

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手段不仅是建立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媒介形式，更是聚焦历史和时代精彩光影时刻，体现社会和文化演进以及百姓民生的艺术品。而新时代下由“主旋律”电影逐渐演变而来的“新主流电影”更是以“民生化”的大众文化和“年轻态”的时尚文化谱写着更适应新时代语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创造新时期党领导下使得百姓共鸣、民族共情的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态，彰显大国风范和大国文化。

(一)“大时代的平凡者”：谱写倾向民生的大众文化

纵观近几年的“新主流电影”发展态势，不难发现创作团队已然将视点从历史和时代大事件转移至每一位新时代下的普通人身上。或男女或老少，或农村或城市，通过建立涵盖社会方方面面的群像展现新时代每一位平凡者的“不凡之处”。以“民生化”和“内向化”的文化语境去解读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过的“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意义，真正做到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剧中人”。

例如2019年国庆档轰动全国的《我和我的祖国》，影片创造性地采取了分段式的叙事结构，用各不相同的故事和视角单元化地展现代表着千千万万平凡个体的“我”与伟大“祖国”间的炽热情义。《前夜》单元讲述了一位普通工人同时也是电动旗杆设计者林治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排除万难确保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故事；《相遇》则讲述了原子弹研发者高远为大国舍弃小爱的感人故事，也揭示了研发者家属们的坚守和期望；《夺冠》中1984年三连冠的中国女排的光辉历史再次以崭新的诠释跃然纸上；而香港回归、奥运开幕、神舟十一号成功着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阅兵中，或是修表匠，或是升旗手，或是北京“的哥”，又或是流浪少年和替补女飞行员……创作团队将这些宏观的“大历史”和“大事件”背后那些平凡的“小人物”作为影像表达的主体，使他们彻底“鲜活起来”成为影片刻画的“主角”。无疑这样的平民化视角能够真正地“以小见大”，抛弃“说教式”的文化表达，使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和不同地域的所有观众都能感受到“我”与“祖国”血脉相连的真挚情感，真正践行着“平凡者”创造“大时代”的中华民族价值内涵。

(二)“新时代的新青年”：聚焦青年文化和时尚文化

纵观新时期以来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主要发声媒介的“主旋律电影”，虽然结合历史和时代大事记在电影创作上下足了功夫，但无须考虑商业化和市场化因素的运作模式不免会带来一些问题。例如，宏大题材和模式化创作带来的受众群体的失衡，大部分年轻受众不免会感到疏离和陌生，甚至因过分重视教育而忽略艺术感召力略有说教化口吻，以电影工业化的维度考量必不是长久之计。但从近年来的发展来看，“新主流电影全角能够认识到此前的不足并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的导向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价值的凸显上，青年文化和时尚文化的注入使得原本宏大晦涩的题材得以变得生机勃勃，为其可持续发展和年轻代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首先，是演员阵容上的年轻化以及青年榜样的加入。例如，2017年上映的《建军大业》，在保留实力派老戏骨担当的同时也为影片注入了更多年轻血液，如欧豪饰演的叶挺将军，硬气潇洒又自带些“痞气”，把人物多角度刻画得活灵活现而不只是课本上的刻板印象；又如马天宇饰演林彪、张艺兴饰演卢德铭、刘昊然饰演粟裕、董子健饰演的邓小平、鹿晗饰演的船夫等。这样的年轻化偶像阵容不仅体现了官方创作团队对于青年新生力量的肯定和扶持，更生动鲜活地揭示尘封的历史，运用偶像效应吸引更多年青一代不忘过去，以史为鉴。

其次，是青年文化和时尚文化的注入，突出表现为青春喜剧元素和创新表现形式于宏大题材中的融入。例如《我和我的家乡》中的《神笔马亮》叙事单元，喜剧大咖沈腾加东北味十足的马丽，强强联合为观众展现一对为建设新农村努力的欢喜冤家，“开心麻花”的喜剧形式打破了人们对农村落后保守的固有印象，笑中带泪地体验众多学成之才为家乡建设放弃个人利益得失的真挚情感；再如《我和我的家乡》中《天上掉下个UFO》叙事单元，王宝强、王迅、黄渤等自带笑料的演员组团出击，以“没头脑和不高兴”的喜剧形式于误会反转和冲突之中揭示UFO的秘密和真相，不仅能够加大戏剧张力使观众捧腹大笑，更能于黑色幽默的悬疑氛围中展现中国天眼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对于农村建设的带动作用。同时，我们可以发现近期的“新主流电影”在画幅设计和形式上都能够做到大胆创新，例如在《我和我的家乡》中不仅融合网络审美特点，使用碎片化单元化的故事讲述方式，更突破性地将“竖屏”画幅运用其中，体现VLOG、抖音短视频、直播间等新媒体形式。并将年轻人关注的“网络流行文化”以及“热词热哽”等提炼内化其优质有趣的部分，且以喜闻乐见的喜剧形式注入“新主流电影”之中，凸显青年文化和时尚文化对观众的吸引力，无疑会为“主旋律电影”增加魅力。

结 语

无论历史的车轮如何演进，文艺创作者首先应考虑的就是如何通过电影作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无论是政府支持还是商业化运作，是本土化创作还是借鉴外国优秀成果和经验，创造寓意深刻影响深远的时代作品是中国电影人必须负担的重任。很可喜的是随着近年来“新主流电影”在碰撞中不断向前演进发展的历程中，我们肉眼可见其在类型化探索上的突破，在叙事模式转化下对历史的新呈现以及越发关注百姓民生的人文情怀和民族共情，这一系列探索正是在电影工业美学理论影响下更加使人民大众作为历史主角和文艺出发点的实践，相信融汇新观念、新技术和新时代的“新主流电影”更会在影业可持续发展道路上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