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城市民族工作的早期探索
——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定边为例

乔国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北京 100081)

中国共产党在率领红军经历多次反围剿和艰难的长征，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时，一方面对中国多民族的国情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和把握，另一方面，已逐渐形成较为明确的中华民族和民族国家概念。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只有“帝国主义和卖国贼才是中华民族共同反对的敌人”，苏维埃“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在于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由此，一方面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称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另一方面确立建立反日反卖国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331-332。毛泽东随后作的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1]337-338。

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在抗日革命根据地建立模范的方略，通过党的政策措施在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实施，影响不同区域、不同党派、不同阶层的各族人民了解党的各项政策，最终将他们吸引并团结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这一方略同样体现在民族工作中。如1936年10月20日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通过的《西北形势和全回民解放运动的任务决议》中关于“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尽其模范的推动的作用，以掀起全中国回民解放运动的狂澜”的战略定位[2]11；1938年11月24日毛泽东等《关于建立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及党的政策的指示》中“团结蒙汉人民联合抗日，以我们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来改变中国过去传统的错误政策，我们做成模范来推动影响国民党”的战略目标[3]788；陕甘宁边区成立以后，1941年4月《回回民族问题》中对边区回民成为“抗日团结的模范”的总结以及“把现在边区回民的生活情形，真实地介绍给全国同胞，破除一切对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欺骗的武断的宣传，使全国同胞了解我们的生活状况以及边区的民族政策，作为争取全回族的平等地位的参考和模范”的任务指示[1]928-929。

一、定边在民族统战工作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定边是“中央红军长征入陕第一县”[4]52，从战略地位讲：第一，定边是蒙回汉民族连接的枢纽。在地理位置上北邻内蒙古地区，西部与回族聚居的宁夏毗邻，尤其是定边县城与伊克昭盟交接处分布着十多个盐湖，这一资源对汉、蒙民族关系具有重要影响[4]106。第二，定边县是重要的商贸中心。定边及周边盛产盐、皮毛和甘草(俗称“三宝”)，商埠云集，是三边地区“旱码头”之一，是汉、蒙、回等民族贸易互市的重要场所[4]103。基于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将定边划为商业区域，以利于陕北地区与内蒙古地区的贸易往来，1935年12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中提出“将长城附近，如宁条梁、安边、定边等地划为商业区域，以发展你我双方间的贸易”[1]323；另一方面，设立市并赋予定边城市工作作出影响和团结白区人民的模范的战略任务。红军西征解放定边后，于1936年7月至1937年1月在定边县城划定定边市并设立市委[5]42[6]43-44。1936年8月，李维汉在《定、盐城市工作的两个教训》一文中指出：“经济政策对于城市工作的重要，犹如土地政策在农村工作中的地位一样，我们在苏区之中，无论在城市和农村，都要作出一个模范来影响与团结白区的人民到抗日战线上来。”[7]14第三，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定边，作为三边地区党政机构的所在地，是影响周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工作开展和边区保卫的领导中心和枢纽。1941年7月22日，《西北局关于三边工作决定》指出：“三边地区是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重要富源，是开展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枢纽，是保卫边区的军事要点。”[8]131-133基于定边的城市特征和在三边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陕甘宁边区时期至少在1941年至1947年间将定边设为区一级的市，成立公安局[9]，通过参议会选举两任市长[10]319-320。同时，定边市有明确的行政区划，1936年时辖4个乡，1944年西关回民乡纳入定边市[5]49[6]135-136。《定边县志》记载：定边自“1936年解放后，市政建设突飞猛进，县城渐成三边政治、文化、交通、贸易中心，陕甘宁边区西部之咽喉”[5]295。而自陕甘宁边区建立以后，中共中央要求陕甘宁边区通过各方面建设承担起“在全国起模范的与推动的作用”重要任务。1938年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组织问题》报告中指出：“陕甘宁边区……其任务是，进行切实的抗战动员，民主政治的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普及，增进国防与民生的经济建设，肃清土匪汉奸，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在全国起模范的与推动的作用。”[3]679

基于定边在民族统战工作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党对定边城市工作乃至陕甘宁边区工作做成模范并发挥模范作用的战略要求，在红军西征解放定边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恢复和发展定边城市经济，根据定边的战略地位和城市特色开展民族统战工作，不论从党的民族政策执行、城市良好民族关系的促进，还是战时边区边境地区统战工作开展方面都成效显著，成为战时党的城市民族统战工作的一个模范。

二、陕甘宁边区时期党在定边的城市民族工作

1941年7月22日，《西北局关于三边工作决定》指出：“认真进行少数民族工作，在党内成立专门的组织……选择胜任的干部，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地向宁绥地区建立工作据点，定出实际工作计划，定期的完成一定的任务。为此特责成西北局少数民族委员会给以具体帮助，同时在政府内建立少数民族专门工作部门……为研究执行与领导少数民族政策的机关。”“建立经常的统战工作，深刻研究工作对象(如边区内各阶层、友党、友军、哥老会、蒙、回民等)，每个具体策略与进行工作的方式方法，学习与研究党在‘三三’制政权中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认真的建立党团工作，切忌包办代替。”[8]131-133《决定》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确定了陕甘宁边区时期三边地区民族工作的对象、方式和工作方法。事实上，自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来，三边地区即已开始开展相关的民族工作，而中国共产党以定边为中心开展的民族工作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一)建立民族工作的组织和机构

1.延续党组织机关中民族工作机构设置。1936年9月后成立的中共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蒙民部和回民部，在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三边地区党组织的多次调整和改组中，先后作为中共三边特委(1936年12月至1937年5月，1937年10月至12月)和中共三边分区委员会(1937年12月至1938年4月)的民族工作机构，开展蒙古族和回族相关的工作。1937年5月至10月，中共陕甘宁省委撤销中共三边特委和定边县委，设立中共定边中心县委会。1937年10月，为了加强党组织对三边、伊盟、宁夏等地区的领导，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撤销定边中心县委，恢复定边县委，建立中共三边特委，机关驻地定边城西街。与此同时，在定边成立三边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三边分区保安司令部和三边分区抗敌后援会。三边特委成立后，书记由白如冰担任，设立统战部、回民部、蒙民部等工作机构，其中回民部部长由杨一木担任，蒙民部部长由赵通儒担任。1937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改称为陕甘宁特区，三边特委改为中共三边分区委员会(简称三边分委)，三边特区专员公署也随之改为三边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三边分委与定边县委合署办公。分委先后设立统战部、白区工作部、回民工作部、蒙民工作部等与民族工作相关的工作机构，直至1938年4月，蒙、回民族工作部相继撤销[4]116，145-146。

2.建立和领导宁夏和内蒙古国统区的秘密党组织。1937年5月，中共陕甘宁省委设立中共定边中心县委会，除了直辖定边县的四个区委，下辖安边和盐池县委外，内蒙古地区的鄂托克旗工委开始归三边特委领导。1937年9月，为了加强蒙古、汉、回民族的团结联合和共同抗日，中共中央撤销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分别成立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其中，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工作机构移至靖边，但其书记由中共三边特委书记白如冰担任，赵通儒和于占彪为委员。宁夏工作委员会由李仰南、杨一木负责，成立后进入宁夏地区开展工作。1937年10月再次成立的三边特委统一领导定边、盐池、靖边三个县委和鄂托克旗工委的工作；1937年12月三边分委成立后，下辖盐池县委、定边县委、吴旗县委、鄂托克旗工委(1939年1月至1942年9月改称为三段地工委)、乌审旗工委、金灵工委，代管宁夏工委，直辖定边县各区委。1941年11月城川解放，次年9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城川组建相当于旗级的中共城川工作委员会，隶属于中共三边地委。1943年1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决定将中共三边分区委员会改为中共三边地方委员会，恢复定边县委，地、县机关分设办公，确定三边地委为三边分区的最高领导机关。下辖定边、盐池、靖边、吴旗四个县委，宁夏金灵工委、河东工作组及乌审旗工委。定边县城作为中共三边特委(分委、地委)及机关所在地，不仅辖有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也领导属于内蒙古和宁夏国统区的党组织，如属于内蒙古统战区的中共乌审旗工委、中共三段地工委、中共鄂托克旗工委、中共城川工委(1941年11月至1945年2月)和属于宁夏国统区的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中共金灵委员会和中共河东工作组。领导统战区党组织开展对内蒙和宁夏地区党的组织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的宣传、人民群众的发动、党员的发展、少数民族上层的人士统一战线工作、蒙汉抗日组织的建立、国统区情报的收集等秘密工作[4]116,145-147,150-154。

3.在政府部门建立民族工作机构。1942年4月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副主席李鼎铭发布《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三边增设民族事务工作人员的命令》要求：“定盐两县均系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之地，应即于一科内定边增加三人，盐池增加二人，专司民族事务工作，查此尚无不合，本府除已批答该厅外，望即批发预算并加委王汉民为三边专署二科长为要。”[11]1447月11日发布《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增设民族机构的命令》，准予“在三边专署、陇东专署、关中新正县政府、靖边县政府内设立民族事务科，以专司一切有关各民族团结事宜”[11]145。随即，上级先后派赵诚(蒙古族)、周仁山为三边专署民族事务科科长，云世增、马占山为科员，金三寿(回族)为定边县民族事务科副科长[4]164。

(二)安置移、难民并建立城市回民区(乡)

定边县回民自治区的建立，起始于对来自甘肃宁夏一带逃难回族人口的安置工作。随着逃难人数的增多，政府在不断安置回族群众的同时，实施民族平等政策，吸引来更多边区外统战区的回族移难民。1937年在定边县城西关划定回民区，1942年成立包含盐池回六庄的回民区，1943年夏因盐池回六庄回民自治乡距离定边太远，管理不便，其管辖权归盐池县[4]167。此后回民区改为回民乡，1944年回民乡划归定边市，定边回民乡正式成为定边市的一个行政管辖区域。

定边县城在新中国成立前属于汉族人口聚居区。1936年，在定边“揽工和开饭馆”的回族只有杨彪等4个人。西征红军解放定边之后，在定边县建立人民革命政权，杨彪首先将家眷搬至定边[10]290。1937年时，县内回民增加至15户[10]290。为了安置这些回族，实施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在政府的帮助下，“西关外修了两间水房和3间住房，20余间回民店房，并修建了10余间房子”。正是因为在定边县的回族“受到政府的优待，有了平等，有了贸易上的自由，并得着生产上的帮助”[10]290，吸引相当多回族搬到这里。

自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以来，1942年4月，三边专署行政会议决定：“定边四、六两个区和城关区的两个行政村，划为回民自治区，直属县政府领导。”[10]321同时，“盐池县回六庄设回民乡，划归定边回民区管辖”[4]167。当时的定边回民区已有回民100余户，计480余人，从事经商、畜牧业、代牧和农业等多种生产经营[12]。

定边回民区成立以后，定边于1941年先后建立了培养回族子女的小学和针对成人但属于小学教育性质的公学。小学于1942年3月开学招生，当时共有男女学生17人，主要教授与一般小学相同的科目[10]320。至1943年，学生增加到32名[10]329，1944年增至56名。为了解决不断增多的回民同胞子女的入学问题，“定(边)市雷市长、商会文会长热心帮助，发起募捐扩大建筑校舍。……市政府在各方面帮助，现已计划修改新校舍15间”[10]381。公学成立于1941年10月，是一所回汉商民共同创办的民办学校。初成立时有学生12名，至1944年时学生扩大到56名，是“全乡人民学习的公学”。公学附设有夜校，为了解决回族女性入学不方便问题，公学的女教员采用家庭识字组教育法，通过教一些妇女或者教一些小学生再由他们教自己女性亲属的形式进行教学。同时，还通过办黑板报的形式向回民乡的群众传播党的政策等信息和知识[10]286-288。

定边回民区(乡)的回族同胞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自由提出。回民乡妇女也享有各种平等权利：“本来回族妇女是不得随便出来参加集会的，此处由于合作的好，‘三八’节回民妇女也派代表出席大会。”回民乡政府管理回民小学，同时开展成人教育，“成年的回民已成立了识字组，每天识一至三个字，并阅读《三边报》及《群众报》”。乡政府一方面帮助回族同胞解决工作上的困难，另一方面执行定边县政府的一切措施[13]。

(三)开展定边民族贸易互市大会

1940年后，随着三边地区对内蒙古地区统战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定边县城经济建设恢复并初具成效，为了促进边区汉族与蒙古族群众的贸易往来，也为了进一步活跃经济，边区政府每年在定边和盐池定期举办骡马大会。从《解放日报》报道的定边1943年农历九月和1944年农历六月的骡马大会中，可见当时的盛况及党和政府为大会的顺利推进所做的工作。

1943年农历九月十五开始的定边骡马大会，在定边城东关外旷野上进行。鄂尔多斯草原上的蒙古族同胞、镇原等地脚户、定边县四乡的农民、附近友区商人都赶来参加，各机关穿蓝色衣服之农场经理人员也来选牛和购买物品。会场上设有马市、牛市、骆驼市等市场，这些市场中间形成两条街道，各种皮毛制品、布匹和小摊应有尽有。据报道，虽然“会期已历十日，但与会者日渐增多，每日参加人数约在一万五千人以上，日交易异常发达”。为了给蒙古族同胞和外地客商提供各种便利，政府在“靠西南角税局临时搭一布棚，专门输牲畜过境及出境登记，货币交换所并给蒙胞及外路客商以特许兑货币的便利”。同时，“政府除在货币交换上予以便利，并严格禁止牙行及商人从中剥削，处罚了他们那种按照过去陋习欺诈蒙人的行为。此外，蒙人买货均按照平定价计算，政府并特委派蒙胞补音图多贯招待蒙人，并帮助他们办理一切手续，因此人人称便”[14]。

1944年农历六月的骡马大会，在定边西门外会场上进行。据报道，得益于“历年来政府对蒙回商人的种种优待，兼以今年水草特别好，故赶会者超过往年数倍。蒙胞及边客从乌审旗、鄂托克旗、城川黑梁头等地蜂拥而来，牛马达六千之多，在西门外会场上客商云集，小摊林立，牛群、马群、驴骡群、羊群、人群，十分拥挤，热闹异常”。会上蒙商和外商的牲口大部分都售出。此次骡马大会上，三边专署同样为蒙古同胞提供很多便利，诸如为“来自鄂托乌审旗等地四十余位蒙胞曾发给他们出入证，使他们不因语言关系受阻”。又如“边区银行三边分行对外商兑换法币，随到随兑”。同时，“允许蒙胞携带自吃粮食出入”并提供诸如“介绍商店，廉价卖给货物，并给看管牲口，招待吃饭、看剧”等便利和服务[15]。

三、定边城市民族工作的成效及模范意义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陕甘宁边区“在全国起模范的与推动的作用”工作定位和目标指导下，定边城市民族工作成为战时中国共产党发挥城市特点开展民族统战工作的模范。其工作成效及模式意义具体而言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以1935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和1936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等一系列宣言、报告、提纲、施政纲领和选举条例中党的民族政策及对蒙古族和回族的工作原则为依据，定边城市民族工作模范地执行了以下民族政策。

1.保障蒙古族和回族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利[1]367,653,665。根据抗战时期相关政策规定，保障蒙古族和回族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中央、有回族和蒙古族分布的省、市、县各级地方政府机关和各级参议会须有适当数目的回族和蒙古族参加。通过保障在省县政府委员中有相应的代表保证他们的参政权。凡有回族、蒙古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政府，应设置由回族人员和蒙古族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1]653，665-666。

红军西征解放定边县以来，一方面在定边县曾成立先后隶属于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三边特委和三边分委的蒙古工作委员会、蒙民部、回民部、蒙古游击队司令部和回民游击队司令部。另一方面，1942年先后在三边专署设立民族事务科，在定边县政府一科增加3名从事民族工作的人员。其中，先后由马怀蔺(回族)担任回民游击队司令部司令，赵诚(蒙古族)任三边专署民族事务科科长，云世增(蒙古族)任科员，金三寿(回族)任定边县民族事务科副科长，保证了党政机关中少数民族的参政权。同时，在边区和定边县选举中，通过保证少数民族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少数民族参政议政的权利得到保障。例如1941年11月第二次民主选举中，定边县城区六乡83名回族中，曾选出县参议员1人，乡参议员2人；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回族参议员有5人，而来自定边县的杨彪和金茂岳占据了2个名额[4]166。1946年2月定边第三届参议会时，大会选举产生参议会议员53人，选举出回族、蒙古族参议员各1名。选出定边县政府委员11人，其中回族、蒙古族各1人，选举了出席边府参议会代表5人，其中包括回族参议员杨彪[5]694。

由于宁夏和甘肃等地国统区回族移、难民不断逃往定边县，定边县在安置回族的过程中，先后建立回民区和回民乡，并于1944年将回民乡划归定边市。不仅实现了《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规定的“回族有居住迁徙的自由，应撤销不准回族居住某些城镇和地区的禁令”[1]654，还在共同参政议政等方面保障了回族的平等权利。

2.尊重蒙古族和回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根据抗战时期关于民族政策的文件，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主要指：第一，尊重少数民族有应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支持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及以其为载体的文化教育的发展。反对言语、文字和行动方面的民族歧视、侮辱和轻视[1]367,595，654,667。第二，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自由，保护宗教场所和教职人员[1]653，666。

在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方面，通过民族语言为载体的报刊媒介及其他一些形式，传播党的政策方针，提高国民政治文化的水平[1]367。在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方面，在定边设立的蒙民招待所，接待蒙古族上层人士，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并按蒙古族习俗建立“安达”关系。回民乡成立以来，按照风俗习惯过节日，信教群众也可以在清真寺过宗教生活[10]357。与此同时，定边县通过成立识字组，设立陕北公学夜校、办黑板报等形式向回族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方针。

3.帮助蒙古族和回族发展经济。依据抗战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帮助回族和蒙古族发展经济[1]654，667。依据蒙古族和回族在定边的两种不同生存状态，定边县在帮助发展两个民族经济方面的做法有所不同。针对移居定边的回族移民和难民，为他们提供可以居住、生产和生活的土地，帮助他们修建房屋、店面，为他们提供可在定边生活的家园。回民区成立以来，定边县和回民区在安置移难民时，为他们发放救济粮、为妇女提供纺织技术培训等，促进他们在商业方面的发展，并鼓励和领导他们向农业方面发展。同时，为了帮更多回族同胞解决居住和耕地问题，政府将“离新华街五里地的杨家油坊划归回民乡”，在那里开垦足够多的荒地，并“划出三十八家回民的居住地址”[10]292。针对到定边参加商贸活动、流动性较大的蒙古族同胞，定边县在举办民族贸易大会的同时，为他们提供发放出入证和出入境登记、提供翻译、提供货币兑换、提供公平交易的环境等方式，减少蒙古族到定边参与互市的障碍，为他们提供便利，促进更多的蒙古族愿意到定边参与互市。

(二)营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城市环境和氛围

通过建设定边城市贸易环境，在边区内实施民族政策，为回族移难民提供生产生活的家园，为蒙古族到定边开展互市贸易提供各种便利等工作，定边市逐渐变成各民族交往交流的重要场所。

1.定边少数民族和民族互动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回族移难民到定边定居。1936年只有4个从事“揽工和开饭馆”的回族[10]290，至1941年，定边县已有回族179人[5]950，仅城区六乡就有回族83人[4]166。1944年9月回民乡选举时，人口达到488人，其中女性223人[10]276。1944年仅回民乡就安置回族156家，1944年底定边回族人口增加到243户[10]291。1946年召开第三届参议会时，定边县已有回族1016人[5]950。

定边解放后，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蒙古族商人、上层人士和一些参加骡马大会的人员不时或周期性地往返于定边和内蒙地区。1940年后，定边县每年举行3次骡马大会，对吸引蒙古族到定边开展贸易，推动定边市汉、回和蒙古族之间的交往交流起到很大的作用[16]52-53。另一方面，由于三边政府开展的促进民族互动及有利于互市的工作，定边逐渐出现蒙古族定居者。据记载，1942年，定边境内有60多位定居的蒙古族。至1944年，到定边居住的蒙古族达到150多人[16]52-53。

2.各族交往交流的城市环境和氛围形成。1944年，杨彪这样描述定边市回民乡的城市场景新貌：“现在的……新华街是条很繁华的街道，由定边的西关一直建筑了有一里长，装玻璃的商店，宽大的骡马店，住家互相衔接着修建成整齐的平房。……每天，街道上经过着成千的赞颂，经过着成链的骆驼，成群的骡子和驼驴的运输队，有不断的来去商旅。”[10]291当时的报道则显示：“定边兴华街(编者注：即新华街)……由于地方党政的协助及回民自己努力，正在飞跃的发展着。……确是由近百家商店组成的热闹的市面。”[13]由此可见，当时定边市回民乡新华街的繁华和热闹。

定边举办的骡马大会，更是开展各民族定期交往交流活动的具体体现。边区政府为蒙古族同胞和边区外商人提供便利，维持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促进牲畜、农产品和小商品等成功交易。1943年9月举行的骡马大会盛况空前：“大会还举行赛马会，……蒙古同胞卖了他们马和牛，换得布匹、糠、茶、铜器，和谷糜、白面等。……来参加会的蒙古同胞特别众多。”除商人之外，“近日以来定边市会场上，头带首饰的妇女蒙古小孩，到处皆是”[14]。1944年农历六月举办的骡马大会，“蒙回商人增加数倍”，从蒙古地区蜂拥而来的蒙古族商人所携牲口大部都售出。“城区回民在这次贸易会上新买十余犋牛，作秋开荒用”。会期内，除了有各民族的贸易往来，还有“七七剧团出演历史名剧”，引来众多围观者。而当时定边市的夜景，更是从侧面显示了当时定边市各民族交往交流的热闹场面：“夜晚鼓楼上悬灯结彩，照耀通明，各大商店顾客都多，整个定边市处于欢腾之中。”[15]

(三)构建战时党的民族统战工作典范

党在建设百废待兴的定边县城的过程中，以定边城为落脚点和中心，开展针对蒙古族和回族的民族统战工作，发挥定边县作为内蒙古与三边地区商贸中心交界的地缘优势。党在定边的民族统战工作包括：重新发展和激活定边的城市贸易互市局面，在定边举办的中央党校设立民族班培养民族干部，在定边建立中共中央领导的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及其下辖的蒙民部、回民部，建立由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领导的蒙古族和回族的抗日武装。

陕甘宁边区建立以来，定边县作为边区西北边界的商贸城市，不仅承担发展边区贸易的职能，还兼有稳固边区的职责，更是开展针对宁夏民族工作和内蒙民族工作的重要枢纽。基于此，中国共产党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城市民族工作：第一，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党组织建设，统领边区内民族工作和边区外民族地区的统战工作，将党的组织和民族政策辐射到边区；第二，通过在定边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民族关系局面，建立有利于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城市生活环境，吸引边区内外少数民族到定边市开展贸易和定居；第三，发挥定边“旱码头”的城市功能，通过开展“骡马大会”等贸易互市，开展有利于公平交易和便于少数民族参加商贸活动的工作，发展边区经济。

党的民族政策在边区的模范实施，赢得了边区内外少数民族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民族政策的衷心拥护。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及民族政策的认同，成为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内蒙古和宁夏地区各项工作开展的坚实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铸牢夯实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