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技术哲学批判的三重指向

涂良川 钱 镇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加速发展的技术建构了现代社会的新逻辑，推进了资本对人的深层次宰制。那么，发达的现代社会和坚硬的资本逻辑到底是人聪明的物化证明还是人“聪明的愚蠢”？斯蒂格勒以“系统性愚蠢”(systemic stupidity)这一概念哲学地表征了这一悖反的事实。从斯蒂格勒的逻辑我们发现，虽然“系统性愚蠢”是与“神经系统无产阶级化、新商业”(1)Bernard Stiegler, 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0，p.45.等相伴而生的，但是其深层次根源却在于技术加速所推动的“当代超现实性”(2)Bernard Stiegler, 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 On Pharmacology, trans by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p.131.，即“数字自生简化了神经系统的反思功能，造就了系统性愚蠢”(3)Bernard Stiegler, Automatic Society, Vol 1. The Future of Work, trans by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p.25.,实现了“控制论创造者的预言”(4)Bernard Stiegler, Automatic Society, Vol 1. The Future of Work, trans by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p.161.。因此，当技术逻辑全面介入政治与经济，技术的控制与支配成为当代超现代性的本质特征的时候，如何洞见“系统性愚蠢”就成为理解时代与自我的关键问题。因为无论是今天的新政治经济学，还是人类生活的依赖对象，或者是我们未来的活动方式，无一不与技术内在相关。而且，作为对象化“一般智力”的技术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理性，不但没有真正表达人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性的人性在当代的最新进展，也没有体现人类本质对象化、人类智慧技术化的真正意义，而是造就了一个“蠢人的市场”“反思性缺失的心智”(5)Bernard Stiegler, Automatic Society, Vol 1. The Future of Work, trans by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p.25.和“理论、具体化与无产阶级滥用”(6)Bernard Stiegler, States of Shock: Stupidity and Knowledge in the 21st Century, trans. By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5, p.43.的状态。今天的技术延续了近几十年来“技术知识化的趋势”(7)Bernard Stiegler, States of Shock: Stupidity and Knowledge in the 21st Century, trans. By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5, p.21.，这一方面摧毁了知识根植于理性探索、根源于逻辑批判与大众争辩的超个体原则，使个体化的技术变成了超个体的知识；另一方面，技术的封闭性中断了个体反思、干预、重构技术的可能，导致系统产生了宰制与支配的效应，其中既有“无用阶级”的价值判断，又有“愚蠢”的个体判定。那么技术就聪明了吗？显然不是！“系统性愚蠢”才是其真实的状态。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一方面人类因为拥有了生命自我编辑的基因技术与意识上传的人工智能技术而具有了驾驭一切的能力，展现了人类全面的能力与足够的聪明；另一方面技术系统的自治性与完满性使其超越了人的控制，成为统治人的绝对力量，展现了技术对人的支配与控制，从而打造了“系统性愚蠢”。在我们看来，技术加速之所以能够推进无产阶级普遍化，是因为技术打造的系统能够以数据分析的精准、消费欲望的推送等方式实现价值积累的快速与高效，是技术体系的绝对“聪明”。但是，聪明的技术系统同时又打造了现代的“系统性愚蠢”，使知识与理论的批判本性中断(short-circuit)、辩证法被过程化为工业文化的要素、非理性合理化与现实化，是“超现实性”现代化的“药理学”(8)Bernard Stiegler, 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 On Pharmacology, trans by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p.22.。

一、加速发展的技术系统与理论知识的丧失

今天，技术的突飞猛进与日新月异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数字技术、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发展，更是从发展状态与存在本质上改变了当代历史的面相。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斯蒂格勒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技术，是继工业革命时代技能技术、信息技术时代生存技术之后的加速技术知识化的全新技术体系。一方面，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体系既延续与表达了资本逻辑中无产阶级普遍化的逻辑与趋势，更是以系统编码的方式中断了反思性，使“总体性知识短路”(9)张福公：《机器时代的无产阶级化——评斯蒂格勒对马克思哲学的技术化解读》，《理论月刊》2019年第7期。，推进了普遍的“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加速了的数字技术改变了21世纪的知识形态，造就了一种令人震惊的状态：“理论知识的权威随着时代的倒退而消散”(10)Bernard Stiegler, States of Shock: Stupidity and Knowledge in the 21st Century, trans. By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5, p.23.，因为技术的系统编码能力既产生了现实的效益，又消解了“理性”在知识转化为技术与技术升华为知识中的根基性地位，使逻辑批判、大众辩论等理论知识从属与屈服于技术的直接利益与现实效用。(11)Bernard Stiegler, States of Shock: Stupidity and Knowledge in the 21st Century, trans. By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5, p.21.

技术的加速使社会发展无法驻足，更无暇反思技术系统编码的存在论效应。这使得时代被卷入了理论知识丧失的漩涡之中，即“生活于技术系统突变时代的我们，被卷入了一个双重悬置折叠的存在处境之中”(12)Bernard Stiegler, States of Shock: Stupidity and Knowledge in the 21st Century, trans. By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5, p.173.，或者说技术的加速加快了资本进入“超级工业时代(hyper-industrial age)”的进程，不仅以直接的方式构建了缜密、自洽的技术体系，而且以多重折叠的方式强化了对社会和存在的编码。技术加速使社会如同一头跑起来就无法停下来的疯驴，只注重能够服务于技术编码与控制的“注意力”和“欲望”。在对技术破坏性的运用中，一方面是技术体系效率的提高与能力的全面，另一方面是技术体系对理论知识反思批判、争辩能力和空间的无情吞噬。因此，“从工业民主的崩溃中产生的超级工业社会构成了无产阶级化的第三个阶段：我们看到了19世纪技能知识(savoir-faire)的丧失，20世纪的生活知识(savoir-vivre)的丧失。在21世纪，我们见证了这个理论知识(savoirs theoriques, theoretical knowledge)丧失的时代的诞生——似乎令我们震惊的原因是处在一种绝对难以想象的发展中的”(13)[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6页。。因为技术加速产生的“双重悬置的折叠”，使编码在逻辑与实践上易于操作，可以直接表达为技术对“象征性贫困”的精准建构与实现，以“器官学”的逻辑使“感性的机械转向”，“把个人的感性生活(生命)置于大众传媒的永恒控制之下”(14)[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6页。。对于这种状态，只有内置于技术系统的第三持存(tertiary retention)(15)Bernard Stiegler, States of Shock: Stupidity and Knowledge in the 21st Century, trans. By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5, p.173.这一“药剂”发生变化时，才有可能真正打破技术编码化的社会—伦理与社会—政治进程，也只有在技术“搁置”(epokhē)(16)Bernard Stiegler, States of Shock: Stupidity and Knowledge in the 21st Century, trans. By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5, p.173.的前提下，人们才有可能对理论知识的丧失及其后果产生真正的警觉。

加速的技术系统强化和放大了人类知识短路的状态：理论知识的丧失。理论知识的丧失，一方面是斯蒂格勒所说的“象征性贫困”，另一方面则是技术系统对人注意力的“掏空”。斯蒂格勒对于“知识的短路”有着格外的关注，一方面这是因为知识的短路隐喻地表达了在技术编码场域下理论知识解释力缺乏与感性表达力抽象的事实，这既是资本主义在技术助推之下感性实体化、直观化和短暂化的结果，又是技术知识化的必然；另一方面这是因为“技术的极端加速发展中断了第二持存的进步意义”(17)Bernard Stiegler, States of Shock: Stupidity and Knowledge in the 21st Century, trans. By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5, p.174.，造就了历史视域缺失的存在语境。因此，技术系统不仅摧毁了关于存在的知识，使知识不再公平地被人们享有，而且也解构了理论知识的认识论意义。在这样的后人类纪时代，不仅会时常发生影响人生存公平的经济战争，更是会从根本上改变理论知识的形态，呈现出“被称为快科学的实质慢科学”(18)Bernard Stiegler, States of Shock: Stupidity and Knowledge in the 21st Century, trans. By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5, p.174.。因为加速的技术系统本身只关注技术自身的“变”，即只关注由具体指标刻画的特定系统在形态、内容、数量和影响方面的变化，而没能将理论知识应有的关注力直接指向人类的对象世界。所以，加速发展的技术系统既是“工业性的捕获注意力”(19)[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8页。的系统，又是使注意力发生变形、疏离个体认同、脱离理论知识并使其在人的现实生活中“短路”的系统。虽然在现实中人依然还有注意的能力，但是注意力在加速的技术系统影响下的偏离与纯化既封闭了人以批判的方式直面对象世界的可能性，又强化了技术知识化的过程，加速了理论知识的丧失。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加速不仅体现为实体性的技术网络，而且还呈现为虚拟化的信息网络，分布式的结构与去中心化的组织作为“一种药，这种药将会成为一种实现超级控制(hyper-control)和社会瓦解(social dis-integration)的技术(technique)。除非有一种新个体化的政治学(politics of individuation),即除非通过有可能产生新的技术环境(和以语言为开端的每一相关环境)的特殊的第三持存而形成(新)的注意力”(20)[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2-123页。，否则极度加速的人工智能技术不仅会从根本上瓦解理论知识本身，更有可能达到物种论的奇点。因此，注意力的被掏空既是斯密意义上的机械化的“迟钝”的根源，更是强化技术加速的功能逻辑，其社会历史性后果就是注意力缺失的“昏迷”，必然导致人的“功能性的愚昧”(21)[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43-244页。，以至于不能认识自身。

技术的加速赋予技术系统更多的独立性，不断以新的形式实现“知识的外化”并“导致知识的破坏”(22)[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0页。。这一方面构境了无产阶级存在的技术语境，另一方面则是对理论知识存在论意义的削弱。加速的技术一方面使得技术逻辑更加完善、高效，激发出的物性力量更加强大，有利于满足社会历史发展对物质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使系统“总体自动化(total automatization)得以可能，那些作为最卓越的观念化和认同的成果的理论都过时了”(23)[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6-47页。，技术在获得知识样式和身份的同时从根本上解构了理论知识。从历史发生学逻辑上看，这一过程随着固定资本机器化而日臻完善。“自动的机器体系”(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既是知识的外化，又是固定资本的实体化，还是“技能知识的无产阶级化”(25)[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7页。。从现实的存在样态上看，知识的外化是在一般工具机的意义上的“分析的形式化、离散化(discretization)、再生产和自动化”(26)[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2页。。外化知识的“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和由技术加速催动的系统，一方面使工人成为自动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另一方面则是知识转化成支配工人的固定资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蒂格勒明确地指出，知识外化的技术体系虽然可以实现物质的增长和资本的增殖，但是并没有因为技术的知识化而建构“第三持存积累之上的知识”(29)[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4页。。相反，在技术加速的过程中，因为技术的独立化与知识的物化，人失去了提出理论知识的动力。加速发展的技术系统本身虽然形成了完备的运行逻辑和显著的社会效应，但知识的外化使得“技术(technics)没有被主题化(thematized)为知识和非知识(non-knowledge)的一个要素，没有[提出]一种知识的器官学(an organology of knowledge)或力比多经济学——即升华欲望(sublimated desire)意义上的一种知识经济学(an economy of knowledge)”(30)[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5页。。因此，当机器作为固定资本最后的表达形式使技术从劳动过程中根本分离出来的时候，加速发展的技术系统获得了支配生产的独立性，并在知识化的过程中获得了一般性，以技术语境的方式“剥夺了所有消费者的生存认知力”(31)张一兵：《心灵无产阶级化及其解放路径——斯蒂格勒对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批判》，《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期。，从根本上破坏了理论知识的生活根基，即知识的外化加速带来的超级大工业技术体系使得“整个社会的理论认知系统被连根刨起，这导致所有人真实欲望本身的破坏和信念与信任的缺失”(32)张一兵：《心灵无产阶级化及其解放路径——斯蒂格勒对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批判》，《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期。。

所以加速发展的技术系统作为“技术科学，一种工业力量”(33)Bernard Stiegler, Automatic Society, Vol 1. The Future of Work, trans by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p.199.在无尽地放大“计算力量”的过程中，不再关注理论知识作为“存在科学”(34)Bernard Stiegler, Automatic Society, Vol 1. The Future of Work, trans by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p.200.探索对象的注意力，不再呈现真正的理性之思。虽然在技术知识化的过程，我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逻辑清晰、操作规范、效果明确的“知识”，但是我们却在逐渐丧失创造反思与内省的理论的源动力和可能性。正是因为这种理论知识的缺失，加速发展的技术系统一方面将一般智力转化成资本行使权力的政治逻辑，另一方面却在“第三持存”的单一化与抽象化中造成一种普遍的“系统性愚蠢”。

二、个体化的丧失与系统性的愚蠢

技术的加速发展催生了“超工业时代”(35)[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张新木、庞茂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73页。，一个个体化丧失、个体扭曲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 “不断修正个体条件的技术逻辑”(36)Bernard Stiegler, States of Shock: Stupidity and Knowledge in the 21st Century, trans. By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5, p.59.重建了精神个体认同自我的基本语法。一方面，因为理论知识的丧失，个体失去了自我反思和大众批判的能力，在注意力分散中被技术的集置更加具体而深入地一致化。另一方面，消费工业体系使众人无可逃离地被普遍无产阶级化，人在具有“政治意义”的工业社会中产生了系统的愚蠢，即“我们不能认识个体化”(37)[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张新木、庞茂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74页。。这一方面是因为技术作为超工业时代的“药”，既是解放人、成就人能力的实体之药，“主动地介入话语的身体之内”(38)[法]雅克·德里达：《柏拉图的药(一)》，胡继华译，《跨文化研究》2019年第2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对于“更加处在各种事物的工业化中”(39)[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张新木、庞茂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76页。的人来说，技术作为药又是一种反实体，“拥有灵异效果、隐秘深度的一切，它们拒绝通过分析来消除其歧异性”(40)[法]雅克·德里达：《柏拉图的药(一)》，胡继华译，《跨文化研究》2019年第2辑。。于是，加速发展的技术体系打造了具有“聪明的愚蠢”悖反面相的“全球金融系统性危机”(41)Bernard Stiegler, 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 On Pharmacology, trans by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p.22.，在彻底推行技术同一化与数量化的过程中，使人从根本上失去了个体化的可能性，使整个社会陷入了深度的系统性愚蠢之中。

个体化的丧失是由“工业革命具体化了的变易”(42)[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张新木、庞茂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76页。在使技术本身扩展、加强、变得复杂的过程中，打造的去除个体独特性内在价值的终身价值体系，是“象征的崩塌”(43)[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张新木、庞茂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一方面，技术推进个体化丧失的进程，使人像“嗑药”一样依赖技术，既使技术失去原本“义肢”的功能，又使人的行为能力从根本上退化。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个体化及其物化对象就从人的活动中被完全剥离出来了，使“个体成为消费者”(44)[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张新木、庞茂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8页。。个体化的丧失使人失去了“对独特性和独特物品的审美依恋能力”(45)[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张新木、庞茂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0页。，人既丧失了表达自我聪明的“费力学习”的内在主体性，又丧失了脱离技术体系的主体能力。在个体化丧失的场域中，主体行为更为快捷、有效，但是却无法自觉地具有以自我的聪明辨识方向、制定决策、有效行动的能力，这使得数与量而非本质或个体性成为人富有、聪明和拥有个性的标志。这既是消费主体盛行的结果，也是技术以个体化丧失的方式深度介入生活的必然，更是“人工非智能”系统性愚蠢的现实表达。(46)吴冠军：《速度与智能——人工智能时代的三重哲学反思》，《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另一方面，个体化的丧失更表现为个体知识被清空的状态，理论知识表达的分析、批判与争辩不再是人的主体性的象征和聪明的确证。技术系统的统一化逻辑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严格挤压个体化的思考与行为能力，比如在金融市场中，即使是精英也因为个体化的丧失而被自己创造出来的逻辑全面操控，成为“蠢人的市场”(a market of fools)(47)Bernard Stiegler, 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0, p.47.。或者说，具有象征意义的“可行能力”不再是人引以为傲的个体化标识，因为技术本身能够以速度的快、效果的好、差别的大接管和替代可行能力，以个体性表达出“主体性”。所以个体化的丧失，既是生活行为与他人无差别的同一，又是主体存在的系统性愚蠢。

计算的普遍化与技术统治的自然化，作为当代超时代的现实语境，统一了“工人的举止形式”并使“工人不再是技术个体”(48)[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张新木、庞茂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79页。，这就根除了个体化的存在论前提，建构了系统性愚蠢的语法化过程。按照斯蒂格勒的分析，系统性愚蠢的语法化过程在当今由生活数码化等前卫技术继续与完成，它一方面使20世纪愚蠢的说和做的“传统”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则导向个体化的完全丧失。其个中原因在于，技术不再是人使用与支配的对象，而是建构与规范人的主体性力量。人的行为被技术转型，这在大工业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随着操作人身体的基因技术和实现人的意识的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这一过程更是全面而根本性地表现出来。因此，技术一方面具有把人系统性变蠢的能力和可能，另一方面又有把人变蠢的系统性需要。因为形式语法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驯养”的新政治，其依赖的是把“毒药当作唯一良药的愚蠢个体”(49)Bernard Stiegler, 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 On Pharmacology, trans by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p.130.。因此，系统的愚蠢既表现为被驯养，或者说药理化个体的愚蠢，同时也是系统本身的愚蠢，因为愚蠢系统的驯养本身就具有摧毁其自身的自反能力。以毒药为药就是“散布毒性、摧毁毒药药理学”(50)Bernard Stiegler, 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 On Pharmacology, trans by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p.130.的过程。所以，技术的药理学本质的充分展开，不仅推动了以技术系统为原则的“驯养政治学”，而且会从根本上触发系统的愚蠢。在计算普遍化与技术系统化的时代场域中，已然丧失个体化的主体被技术剥夺了生存权力、生活知识和理论知识，变成了由系统“饲养”的动物。这一方面充分证明了“技术科学也是语法化过程的新阶段”(51)[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张新木、庞茂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80页。，另一方面则表明系统性愚蠢的个体是个体性丧失、精神性缺失的机械个体，由这样的个体组成的系统表面上看似聪明无比，实现了绝对的控制权，表达了驯服的优越性，但是因为个体化丧失的个体随时有可能“短路”，所以本质上是真正的愚蠢。

系统性愚蠢作为技术存在境域中个体化的反趋势，形成了“一种元稳定的(metastable)平衡”(52)[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张新木、庞茂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81页。，使“我和我们的个体化也是技术系统的个体化”(53)[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张新木、庞茂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82页。，既强化了技术的知识化，又加强了愚蠢的系统化。这使得个体化这种精神的继承性采纳，不再是人的社会历史性聪明的激活与创新，而是技术本性的表达。技术化、自动化的系统性愚蠢不仅体现在系统以封闭性来保持其有效性、规范性与完备性，而且表达为一种被广泛批判的“后真相”社会。在其中，人的个体化被技术个体化所取代，社会变成了被既定逻辑重述、被技术逻辑表达和被技术知识实现的社会。因为技术个体化取代人个体化是超级现代性个体化的语法形式，是机器系统技术取代工具技术、剥离技术的经验根基并转化成知识形式的过程(54)Bernard Stiegler, States of Shock: Stupidity and Knowledge in the 21st Century, trans. Trans.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5, p.133.，所以随着个体化丧失的语法化的形成，生活知识被取代了，理论知识被替代了，技术作为知识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以知识内容和存在能力的方式重新定义了无产阶级，呈现了系统性愚蠢的具体形态。具体而言，个体化的丧失与系统性的愚蠢在经济上表现为依赖技术、强化技术、资本主义矛盾加剧、利润率下降、经济危机频发和社会生产的零和甚至是负增长等；在政治上则表现为“聪明”的蠢人主导政治、庸俗政治大行其道，“人工的、自动化了的愚蠢，是去理论知识的具体化，是算法和网络化的计算性资本主义”(55)Bernard 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 Trans. Daniel Ross, London：Open Humanities Press,2018, p.143.。在这样的资本主义中，随着个体化丧失的去知识化、系统性愚蠢的定制化、熵增的加速化而来的是政治的蠢人化。

进一步讲，技术个体化的语法从根本上导致个体化丧失和批判性失却，这既是西方社会“精神和集体个体化”(56)[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张新木、庞茂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81页。传统的必然，更是系统性愚蠢依赖于无差异重复的根基。去个体化也好，个体化丧失也好，其根本目的在技术看来就是要建构符合技术齐一性的存在，这在西蒙东看来是个体化的丧失，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眼中是愚蠢的固化。(57)Bernard Stiegler, States of Shock: Stupidity and Knowledge in the 21st Century, trans. Trans.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5, p.62.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超级现代化随着启蒙的滥用而产生了理性主义与工具主义的泛滥，并在技术知识化与理论知识丧失的推波助澜下内置了系统性愚蠢的基因。因为这种滥用本身只是把个体直观作为个体化的存在而带到群体之中使之随波逐流，而不是使个体真正在对精神与集体的理论理解、实践批判和个体化表达中成长起来，所以一方面使个体从属于集体，使个体成为集体泛化成个体的“蠢人”，另一方面也使精神和集体自足于这种个体化形式，形成系统性的愚蠢。这恰恰就是现代技术的逻辑封闭性、成效显著性和时间移植性所表达出来的“聪明的愚蠢”的哲学隐喻本身。更为重要的是，技术个体化的语法在实现“精神和集体个体化”的过程中，依赖植入、控制、挤压等原则，使现实实践的个体和系统双双失去认知自己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场域，既创造出技术繁荣的表象，又开启了系统性愚蠢成为超验结构的可能性。因为系统性的愚蠢解构了古典主义类别的差异性和现实实践的个体性，表面看来人的行为更加自由和全面，“我们可以说和做任何事”(58)Bernard Stiegler, States of Shock: Stupidity and Knowledge in the 21st Century, trans. Trans.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5, p.64.，但实质上却是超越的系统性愚蠢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表达系统性愚蠢的无人能够逃脱的“心理力量机器”(59)Bernard Stiegler, States of Shock: Stupidity and Knowledge in the 21st Century, trans. Trans. Daniel 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5, p.83.，既在现实生活层面以欲望和消费的形式，又从心理结构层面以文化属性的方式，牢牢固化着“精神和集体个体化”的意识，强化与扩散着系统无差异的霸权。显然，这样的过程不再是习得与自律，而是弥漫与浸入，而且具有彻底性和全面性。总之，系统性的愚蠢不仅是技术加速时代的一般状况，而且是这个时代一切问题的根源，因为系统在对“数字的、模拟的和机械的踪迹”(60)[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8页。的采集、复制、传输中，全面彻底地使“第三持存”深度技术化，从而造就了没有理论知识、没有批判意识、没有个体能力的普遍的无产阶级。

三、“第三持存”的深度技术化与普遍的无产阶级化

承袭自动化对第三持存掏空的逻辑，高阶自动化的数字化更是加剧了这一过程。按照斯蒂格勒的观点，普遍自动化以电影影像的方式既建构了超级控制的超工业化逻辑，又改变了第三持存的内涵，加剧了第三持存的深度技术化。(61)张一兵：《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构境论解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94页。第三持存的深度技术化不仅具体呈现了现代人被宰制的生命政治逻辑，而且中断了理论知识和慎思理智的能力，产生普遍的无产阶级化。(62)[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0页。因此，在高阶自动化的人工智能时代，不仅存在着物种奇点论危机的远忧(63)涂良川、乔良：《人工智能“高阶自动化”的主体可能性——兼论人工智能奇点论的存在论追问》，《现代哲学》2021年第6期。，更有无产阶级被重新定义以及普遍化的近虑。由新技术与社会政治逻辑强化的第三持存使当代的无产阶级化不再是简单地被剥夺物质财富生产力与支配力的问题，而是由危机、突变、蜕变所推进的“理论化的智力能力的无产阶级化”(64)[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2页。，这与自动化境域中感性和情感的无产阶级化、大工业生产中工人姿态的无产阶级化具有逻辑的同构性。但是，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新特点、政治的新方式、价值的新逻辑却在技术强化的意义上，全面改变了第三持存并产生普遍的无产阶级化的现实。

第三持存作为“为增补人的生物机能记忆能力的有限性所产生的记录”(65)张一兵：《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构境论解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04页。，具有遴选、复制和传达的内在需求，而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更是深度技术化了第三持存的固化力与复制力，建构了这个时代普遍无产阶级化的现实语境。或者说，第三持存在深度技术化的语境中聪明地表达了第三持存的主体性。但是第三持存在理论知识化的过程中因其无反思性与无批判性造成了两个方面的愚蠢：其一是系统自身的愚蠢，其二是系统内部对象的愚蠢。因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不仅实现了对物的操作、再现、还原、搬运和重构，而且还在诸如“虚拟实在”“机器人”“元宇宙”等抽象知识具象化过程中从根本上影响、塑造和规定人的第二持存乃至第一持存。从记忆的生成逻辑上讲，记录过去的载体的技术特性不但决定记录容量的大小、持续的时间、还原的难易等技术性问题，而且是“每一时期此在通达其过去的方式”(66)[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赵和平、印螺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更为重要的是，技术从根本上影响着第三持存的时间、空间、物质乃至社会要素，在记忆工业化的过程中，由模拟、数字技术(67)[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赵和平、印螺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通讯技术和信息技术等技术高度集成的人工智能技术得到充分发展。这“改变了胡塞尔所指认的作为原生持存的心理知觉持存和作为第二持存的心理记忆持存之间的关系”(68)[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0页。，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极容易实现对第三持存的如下操作：其一，以存储容量的大保证量的“大”和“全”；其二，以计算的精确保证质的“优”和“精”；其三，以投放的准保证传达、复制和再现的“时”与“效”；其四，以实现的实保证影响的“真”与“深”。或者说，人工智能时代使第三持存在构造“注意形式”的能力和方式上强化了第三持存对“理性”的影响，对人的意识能力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支配的网络不仅从信息传递与技能养成上驯化了人，而且还延展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按照技术逻辑自身打造了无反思、无批判的注意形式，从而“饲养”了新的受众，并从根本上推进了无产阶级化的普遍化。

人工智能时代深度技术化的第三持存，以技术的可感知性与经验具体性掩盖了人工智能时代无产阶级普遍化的事实与“无用阶级”的生命政治后果。人工智能时代第三持存不再是文字记录的可以在反复阅读中产生差异的第三持存，而是基于无差异的数字和流动稳定的信息而建构起来的技术逻辑。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当“技术随着程序工业中所有最新生物技术的发展而日趋完善”(69)[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赵和平、印螺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的时候，第三持存以全新的形式，像文字的第三持存推进希腊几何学显著发展一样，推进了技术体系的日臻完善，推动了技术体系的知识化与第三持存化，也就自然地推进了无产阶级的普遍化。或者说，在人工智能时代，深度技术化的第三持存在与日常生活的紧密结合、与思维方式的弥漫媾合和与价值逻辑的深度整合中，建构了适合表达技术本身的理性与逻辑，更自然地使技术“超个体化”(70)[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0页。并使主体普遍无产阶级化。因为在人工智能时代，西蒙东意义上的“超级第三持存(hypomnesic tertiary retentions)”(71)[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1页。具有自我预设的技术可能与逻辑需要，并有“云”这样的一般技术客体，所以超个体之物也就成为自然而然。因此，在“电脑和数字化网络作为数字形塑的第三持存”(72)[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4页。的时代，第三持存不再依赖第二持存的“集体前摄”(73)[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5页。而独立表达对人“注意形式”的形塑，而是以其自身完全行使了规训的功能。由于深度技术化的第三持存在技术上能够保证数字收集的实时性与处理的精确性，在形塑逻辑上能够确保“注意形式”的精准性与齐一性，所以“理性作为一种综合能力(a synthetic faculty)也可能因为‘大数据’具有极速运转的自动的知性分析能力而发生短路”(74)[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6页。，即普遍的无产阶级化。同时，技术的自动性特别是人工智能的高阶自动性，一方面能够以高效能的方式编程化经过选择和甄别的智性经验和智性意义，另一方面也能够按照既定逻辑积累第三持存，使特定内容和特别价值的智性经验以知识的“科学性”“严谨性”“真理性”得以“遗传”和再现，从而在逻辑上巩固以第三持存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化。

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第三持存”(75)[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9页。既是无产阶级化普遍化的语境，更是其实现方式。深度技术化的第三持存在人工智能时代变成了“数字第三持存”，在对人注意力的灾难性破坏中，既表明普遍的无产阶级化有了新的形式，也呈现出无产阶级化普遍化的新阶段。也正因为这样，斯蒂格勒说数字第三持存是一种新药，既可能治疗大工业时代第三持存遗留的问题，又有可能豢养新的“瘾君子”。或者说，如果我们不能洞见数字第三持存泛滥的存在前提与利益前设，那么普遍的无产阶级化将是人工智能时代人的普遍遭遇。在我们看来，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是人类历史的必然，定义时代的人工智能作为人的社会历史性人性对象化的技术是现阶段的最高级技术，但却未必一定是人类历史的最高技术。这种技术充分发掘了数字建构第三持存的能力，并且以技术之名、中立之象、效用之实建构了一种人见人爱的超个体，使其承载内涵、表达价值和追求目标的超个体循环更具有时效性与根基性，对人注意形式的改变更具彻底性。从本质上说，数字第三持存作为一种客体化的存在，是“基于超级记忆第三持存的知识的产物”(76)[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6页。，它以技术弥漫与存在浸入的方式从根本上中断了理论知识的反思、批判和审视，于是人也就从根本上从属于数字第三持存。这显然不是数字第三持存这一保存、传续、复制人类智性能力的存在必然具有的，而是人与技术关系的一种全新异化状态。或者说，人工智能时代的普遍无产阶级化是因为“技术(technology)的进化速度被策略性地用于“中断”(77)[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8页。的目的而产生的，数字第三持存只是这一逻辑的具体面相，比如由数字第三持存建构、维系的全球性数据经济就是典型的例子，虽然在表象上是生产更灵活、流通更便捷、消费更个性、分配更精准，但是其本质只是资本积累与增殖的另一种方式罢了。因为“知产阶级”与“无用阶级”的全新划定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所以在生产力极度发展、流通极其高效、决策相当高明的时代，必然会出现个人和系统的双重“系统性愚蠢”。因此我们可以说，普遍的无产阶级化既是第三持存深度技术化的必然结果，更是系统性愚蠢的根本原因，还是我们必须警惕的现实状态。

四、结论

人类历史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加速与社会重构的深度互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第三持存深度技术化产生了药理学的效果，产生了普遍的无产阶级化，使“系统性愚蠢”成为时代的现实悖反。

在我们看来，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虽然没能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普遍无产阶级化的现实展开深刻的批判，也没能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但是却基于“技术药理学”表征了人工智能时代人自我理解能力退化、批判能力弱化、政治选择固化、技术依赖强化的严峻现实。因此，在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系统性愚蠢”既是我们遭遇的现实，也是我们必须重新反思技术加速社会历史后果的一个契机。在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人们要建构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能力，就必须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人自身的现实境况与存在现状。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在时代中认识自我、理解自然和发展自我。当然，在“系统性愚蠢”的背景之下，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必然退化、能力必然弱化、实践必然抽象化，而是表明我们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思维重新理解社会存在，激发我们的主体性力量，使人的本质对象化的技术体系真正表征人的社会历史性的人性。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在认识、发明和制造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并不断促进它们升级的同时，也持续地增进和提升了人的理智能力。“系统性愚蠢”及其普遍的无产阶级化足以说明，在技术狂欢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加精深的认识自我的理论。或者说，在技术狂欢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加坚强的自我，方能构造我们最为真实的现实生活，否则，我们就只是技术的一个纽结，在这个技术的纽结中，人必然会迷失于自己对象化的创造物之中。为了人从这种迷失的状态中重新醒悟过来，既需要重新理解技术，更需要重新理解创造技术、应用技术和依赖技术的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