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道德研究综述及其时代价值探索*

李 敏，王少君**，杨慧兰

(1 内蒙古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2 内蒙古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经济要发展，健康要上去，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离不开健康，要大力发展健康事业，要做身体健康的民族。”[1]健康是个人与社会发展的基石。时至今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平息，而健康道德强调国家、政府、社会组织对人民的健康责任，强调社会成员对自己和他人的健康责任，为疫情防控提供伦理依据和道德支撑，因此研究健康道德对于战胜疫情、维护人类健康具有重大意义。

1 1986-2002年：健康道德研究初步兴起

1.1 关于健康道德的基本观点

健康道德概念的提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形成“健康是身体和精神的完满状态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力”的新认知[2]；医学模式出现“以关注身体为主的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向关注身体、精神与社会环境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转变[3]；医学观呈现由预防疾病的防治观转向增强健康的“康强观”的新理念[4]；卫生领域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新目标[5]，以上出现的“四新”促使人们开始深度关注健康，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健康道德。在我国，“健康道德”这一概念于1987年由陈元伦[6]提出，基于医学发展对人类健康更全面的要求与工业发展对人类健康产生的新威胁的悖逆，提出应以健康道德动员全体社会成员调整这种悖逆关系，建立符合全人类公共利益的行为准则。1988年，石大璞等[7]论述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健康道德，认为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生理、心理健康以及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健康，应以健康道德为依据，运用多种经济手段保障人类所需的各种健康。自此，健康道德进入学术界的视野。1990年3月全国首届健康道德学术研讨会召开[8-10]，讨论了多项议题，关于健康道德的概念，并未形成统一认识。但就其他相关问题达成共识，如健康道德的基本原则为健康道德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健康道德包括健康道德意识与行为规范两方面；健康是一项社会工程，需要全民共同参与；健康道德是医学道德的深化与扩展，二者相辅相成；健康教育不仅要包括健康知识教育，还应包括健康道德教育；健康道德是精神文明的一部分。会上还提出了创建健康伦理学的构想。达成的共识表明学术界关于健康道德的研究人员从医务人员扩展到学术研究者，研究领域从单一的医学领域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研究内容从保障人的身体健康扩展到保障个体全方位的健康。

围绕健康伦理学的讨论，陈元伦[11]最先提出，卫生工作从个体服务转向群体服务、从防病治病转向综合治理、医学科学在宏观领域的扩展与微观领域的深入以及大卫生观下形成的复杂社会关系都需要一门新的伦理学说与之适应，即健康伦理学。健康伦理学是一门为形成健康社会，保障群体健康而建立道德关系、道德责任和道德规范的学科。随后，王东营等[12]指出健康伦理学是一门旨在研究人类健康与自然、社会等因素的道德关系，揭示健康道德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健康对人类自身与社会发展的意义、各类社会主体对全人类健康的道德责任、自然或环境等客观因素与人类健康的道德关系三个方面。该文指出如果不建立以健康道德为对象的研究学科，很有可能使健康道德的研究在热过一阵后偃旗息鼓。事实证明，目前我国仍未建立起健康伦理学学科，关于健康道德的研究长期以来也处于零散状态。上述研究的共性在于指出了健康伦理学旨在研究健康与道德的关系。

1.2 围绕健康道德的拓展性探讨

健康道德提出后，围绕健康道德的相关探讨逐步增多，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树立以健康道德为根本的医学目的。1995年以“医学目的、生命质量、医学伦理”[13]为主题的全国第八次医学伦理学学术研讨会召开。会议认为新的发展情形需要树立以健康道德为根本的医学目的[14-15]。健康道德上升为医学目的，成为整个医学领域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二是大卫生观与健康道德的关系。侯连远等[16]认为大卫生观与健康道德都植根于新型公共卫生学这一科学基础，大卫生观的本质与健康道德的核心是统一的，即社会全方位、多视角来有效地维护人民的健康。徐善兴等[17]通过分析上海甲肝疫情事件得出保障人民健康关键是要树立全民大卫生观，自觉践行健康道德。陈聚朴等[18]认为大卫生观念促使卫生工作走向社会化，而卫生社会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复杂社会关系需要健康道德来调整。由于没有形成与大卫生观相适应的卫生决策体制，致使大卫生观难以落实[19]。所以此方面的研究就此中断，直至“健康中国”战略提出后，大卫生观才重新被认识。三是明确健康责任。石大璞等[7]指出“健康责任是健康道德的进一步升华和具体化，健康责任是指人民健康是包括卫生系统在内的所有社会部门和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责任”。公民要保护个人健康、尊重他人健康；医药卫生部门要扩大医疗卫生服务、开展健康知识宣传、健康指导；社会部门在生产活动与社会活动中对公民健康负责；政府要加强对公民的健康教育、加强对社会部门的监管[20]。健康道德的实现需要构建多方参与的健康责任体系，社会各方面主体各尽其责，才能保障全民健康的实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期，学界提出了“健康道德”，旨在为维护人类健康而在道德层面做出的要求。健康道德是人类在维护健康中所担负的道德权利与义务，人人享有健康权，人人也负有维护健康的义务。健康道德秉持“人人健康，人人参与”的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统一。随着对健康认知的深入，学者们愈发明确健康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健康道德予以规范太过于单薄，亟须建立完备的健康伦理学体系与之适应。黑格尔指出“道德”概念的核心是个体自由意志及其反思性批判精神，侧重于主观的内在追求及自律；“伦理”概念的核心是实体性关系秩序，侧重于客观的伦理关系及其外在规约。“道德”最终统一于“伦理”，在“伦理”中实现概念的调和[21]。具体到健康领域，健康道德更注重个体对个人健康与公共健康负责所应遵循的内心道德规范。健康伦理更注重为了实现健康个人、集体以及国家在整个健康系统中的权责关系，是客观外在的约束。健康道德寓于健康伦理之中，且是健康伦理的核心所在。而健康伦理学从理论上研究人类健康与自然、经济、社会的伦理关系，为维护人类健康提供思想依据与道德支持，也从实践上规范各主体的道德责任。因此，健康伦理学比健康道德理论的涵义更加广泛与系统。健康道德与构建健康伦理学的提出，使伦理层面维护健康进入人们的认知与研究范围，这一时期的相关探讨虽显零散，且范围相对局限，但好的开头却是成功的一半。

2 2003-2016年：健康道德理论研究不断深化

2003年发生的“非典”疫情使学术界对健康道德的关注转向更为系统的公共健康伦理的研究。由于公共健康制度伦理与公共健康政策和法规的伦理基础趋同，均以审视公共健康的公平正义为要旨，因此合并探讨。

2.1 公共健康伦理理论

公共健康伦理理论即建立公共健康伦理学学科。该学科需厘清公共健康伦理的概念、学科定位、基础理论、目标等。关于公共健康伦理概念，肖巍认为公共健康伦理旨在研究与公共健康相关的所有伦理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所应奉行的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22]。还有学者[23-24]从责任的角度指出公共健康伦理实质上是一种责任伦理，是个人、团体、国家对公共健康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或对待公共健康时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关于公共健康伦理的学科定位，一种为公共健康伦理隶属于生命伦理范畴，是生命伦理的一个新的探索角度或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5-26]；另一种认为公共健康伦理是一个全新的伦理范畴，与生命伦理在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理论基础等方面存在冲突[27]。关于公共健康伦理的基础理论，多数学者认为社群主义是公共健康伦理的基础理论[27-28]。喻文德等[28]从医学角度提出预防医学是公共健康伦理的医学理论基础。肖巍、朱海林[26，29]认为维护和促进公众健康是公共健康伦理的根本目标，这个目标可以分阶段、分步骤实现，二十一世纪初我国的公共健康伦理目标是消除贫困和社会公正，特别是实现卫生保健资源的分配公正。张福如[23]认为公共健康伦理的目标是使自然、社会环境更适宜人类的生存发展。喻文德等[24]提出的双目标包含上述学者的观点，即公共健康伦理的目标是改善公共健康的同时兼顾公平分配公共健康资源。

2.2 公共健康制度和政策

在此，公共健康制度和政策是研判一个社会现存的公共健康制度和政策是否合乎健康道德的价值取向，形成的共识是公共健康制度和政策要实现医疗卫生资源的公平分配。朱海林[30]提倡以健康正义所具有的道德哲学视角评判现实健康问题正义与否，就公共健康制度而言，健康正义能够批判性的反思现有的医疗卫生制度是否正确引导了人们的行为、是否实现了医疗卫生资源的公平分配、是否有效协调了各种健康利益关系。王喜文[31]指出我国二十一世纪初的医疗卫生制度由于地区、城乡、贫富的差异、医疗费用涨幅等原因未能做到医疗保健资源的公正分配，要实现卫生资源的公正分配要关注五个方面：健康状况公平、卫生服务可及性公平、卫生服务提供公平、卫生筹资公平和卫生投入公平。史军[32]也指出我国卫生保健资源分配不平等，在城乡、地区、阶层方面皆有体现，公共健康政策要公正分配公共健康资源。朱海林[26]认为维护生命尊严是公共健康伦理的核心要义，因此，公共健康政策、法律等的制定必须维护人的生命尊严，既要在政策或法律的立意上尊重每个人的生命尊严，也要在具体制度和现实行为上维护每个人的生命尊严。

2.3 相关具体伦理问题

学界普遍认为需要从伦理角度分析公共健康的具体问题，诸如流行病、烟草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和环境问题等。肖巍[25]提出流行病的防治要遵循公正和关怀原则，政策或资源要倾向边缘和弱势群体，进而控制传播；仁慈对待患者，使其自愿参与防治。王阶等[33]指出要以建设仁爱与宽容的社会环境、遵守有利和公正原则，使患者自主选择与医务人员适时协调的策略以促进艾滋病防治。韩作珍[34]提出问题、剖析成因，从伦理角度提出了解决食品安全的路径。赵丽[35]认为精神病的诊断与鉴定有违伦理，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患者的上诉权；并就医师是否尊重患者权利并公正无私而制定相应的伦理原则。

2.4 公共健康伦理的原则和规范

公共健康伦理的原则和规范研究社会中全体成员为维护公共健康所应遵循的原则与规范。关于公共健康原则，史军[36]提出了整体功利原则、最小侵害个人权利原则、对受侵害者的补偿正义原则、公众知情原则、社群参与原则。朱海林[26]认为公共健康伦理的首要原则是维护人的生命尊严。关于公共健康规范，学者们从责任视域阐述不同社会主体所应遵循的规范，要求政府承担维护公共健康的责任及履职行为符合伦理规范；要求公民自觉服从公共善、珍视生命与健康、维护公共卫生；要求相关从业者具有无私奉献、以人为本的品德以及追求真理的精神。张福如[23]认为个体承担着公共健康伦理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责任，个体要通过改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促进公共健康。史军[37]认为作为公共事业管理核心与主体的政府理应承担起公共健康的伦理责任，维护社会健康利益、保护个体健康权利、促进健康公平与平等。

这一阶段，对公共健康伦理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纵向比较更为全面系统。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虽有实践层面的反思和对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审视，但就公共健康伦理的可操作性对策的探讨还相对薄弱，这导致公共健康伦理的研究并未很好地落实到我国公共健康政策的制定和实践中。

3 2017-至今：“健康中国”战略下健康道德思想研究全面升华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健康中国”战略。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高度，为健康道德与公共健康伦理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曹永福[38]在反思现实困境中阐述“健康中国”战略的伦理意蕴。第一，这一战略所重视的健康更具有终极道德价值，它使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回归维护人类健康的目标。第二，促进人们对健康道德的新思考，有利于明确各主体的健康道德责任。国家担负维护人民健康的责任，构建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下，社会各层次多元主体在多领域共建共享的模式。第三，这一战略有利于破解现行医疗卫生体制中背离公益性的伦理难题。

2018年9月，中国伦理学会健康伦理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聚集多位专家举办学术研讨会，对健康伦理进行全面探讨[39]。李恩昌指出，“健康伦理学”范畴在我国提出，具有国际先导性。健康伦理学可通过理论体系的创新填补部分领域的内容缺失，为健康中国的实现筑起道德堤坝。张新庆从新视角探讨“将健康和健康公平融入所有政策”的伦理蕴涵和实现途径。黄钢认为伦理学的独特作用，在于助推个人从道德意识、道德行为等方面自觉合理膳食、保持运动、规避危险等，使个人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董玉整认为要加强健康医疗大数据的伦理建设，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局面，为全民健康提供具有伦理关怀的健康服务。此外，会上还探讨了健康伦理与法律、人权的关系，健康的影响因素等议题。健康伦理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具有里程碑意义。

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促使专家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下，呼吁建立全球公共健康伦理。彭迎春[40]认为公民个体要对个人健康负主要责任、对公共健康尽维护义务；各国通过信息资源共享、科研技术协同攻关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维护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张蝶等[41]探讨公共健康伦理在重大疫情防控中的价值，指出公共健康伦理为社会成员提供道德规范，为疫情的防控干预措施提供伦理辩护，对防控政策进行伦理评价。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生命至上、团结合作、追求公正以及对于健康责任的担当充分彰显了公共健康伦理精神。

“健康中国”战略下的健康道德研究达到新的层次，论域更加深入全面。概括就是关注人民生命及生活质量、环境整治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等方面。这一战略下提倡的健康伦理学，从讨论经济与社会发展对健康道德的影响，扩大到政治、文化、生态等多领域与健康道德的关系，并致力于推动全社会构建维护健康道德的保障网。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化防控也促使人们深入研究世界范围的公共健康伦理。

4 健康道德的时代价值

健康道德自提出之日起，就致力于为人类健康提供道德层面的支撑。总体来看，1986-2016年30年间对于健康道德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多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应用性与操作性不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需要健康道德作为伦理支撑，这将推动健康道德的研究走向新阶段。立足于当下审视健康道德，其对于为个体提供道德规范、对于社会解决公共健康问题以及建设健康中国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都具有重要价值。

4.1 为个体维护健康明确道德规范

个体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个体健康是实现全民健康的基础与保障[42]。健康道德约束个体行为，要求个体不仅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合理膳食行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要掌握必备的健康技能，维持心理平衡，形成健康的身心。同时也要为他人的健康负责，爱护公共卫生、不传播疾病、尊重、关怀患者等，必要时为集体健康放弃个人自由。近年来，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疾病成为中国居民疾病的主要死因，吸烟、过度酗酒、饮食不合理、缺乏运动等不良生活方式是产生慢性病的重要诱因，因此，慢性病的危险因素与个人生活方式息息相关，而通过“关口前移”这些因素都是可防可控的。健康道德倡导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全过程、全方位保障，倡导对公民进行健康知识与健康道德的双重健康教育。因此，引导公民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积极关注健康，提高其预防慢性病的素养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在当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个体应积极主动配合疫情防控，主动上报说明个人情况，如果为确诊患者应配合治疗，如果为疑似或密接患者应自觉隔离，拒绝传播疾病。

4.2 为解决社会公共卫生健康问题谋求出路

当前，我国面临的公共卫生健康问题仍然较多。公共健康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社会各主体承担起健康责任。健康道德为各主体承担健康责任提供伦理支持。工业化快速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等问题，严重威胁了人民健康。这是社会各方主体健康道德责任缺失所致。健康道德的基本原则是健康道德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健康是一项社会工程，各方主体需共同参与。因此，在健康道德的指导下，有利于明确各主体的健康道德责任。如在食品安全中，企业应加强自律和诚信道德；政府应加强行政道德建设，在食品安全的预防、监管以及处罚等过程中发挥道德约束的作用；消费者应提高道德主体意识，提升自我保护和参与市场监管的意识与能力。社会各主体履行各自的健康责任，公共健康问题便迎刃而解。

4.3 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道德支撑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构建了宏伟蓝图，提供了行动纲领。《纲要》指出“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主题。这与健康道德提出的“人人健康，人人参与”的基本原则不谋而合，全民共建共享健康，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势必会产生复杂的关系，而健康道德则会从道德层面调整人与人的健康道德关系、厘清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健康道德责任并建立相应的道德规范。《纲要》中提出“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这意味着健康不仅体现在医疗卫生政策领域，还要融入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全面促进全民健康。健康道德调整经济、社会、文化等与健康的道德关系，使经济、社会、文化等符合健康的道德标准，促进人民健康。例如，在经济发展中，不能破坏环境，制造污染，影响人类健康；文化发展要积极向上，弘扬正确的价值观，不能消极颓靡，影响大众心理健康。健康道德通过道德衡量，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道德支撑，注入源源不断的伦理精神动力。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也会使健康伦理学的建设更符合中国语境，更具有中国特色。

4.4 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拓展思路

全人类的命运休戚与共，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抗击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健康道德为维护人类健康，解决人类健康问题提供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它关注不同国家健康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公正，且致力于消除这些不公正。在流行病、传染病席卷全球时，呼吁各国团结一致，共同将风险最小化。在抗疫中，我国秉持着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积极践行着健康道德的“公正”与“关怀”原则来维护人类健康。同世界卫生组织与相关国家密接交流、友好合作，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主动向国际社会分享疫情信息、战疫经验，向全球供应疫苗，充分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在疫情防控中健康道德责任担当。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不仅是战胜当前疫情的重中之重，也是解决人类公共健康问题的长久之计。

5 结语

健康道德自提出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研究主体也从医护人员延伸到学术团体。但在研究领域的拓展上，公共卫生健康实践领域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使健康道德的研究再度引起重视。学界致力于构建健康中国的伦理话语体系，为实现全民健康提供伦理思想动力。后疫情时代，就健康道德的时代价值尚需进一步深入挖掘，并使其在促进个人公共卫生健康观的形成、提高全社会公共卫生健康水平以及助力健康中国行动中充分发挥应有的指导和规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