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室宇书写与士人精神世界
——以室宇赋为中心

陈莜烨

（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室宇赋”类目名称出自清人陈元龙编纂的《历代赋汇》，是与讨论治道、彰显帝国声威的宫殿赋相对而言的，具体指题咏房舍、屋宇（不包括宫殿）的辞与赋。室宇赋发展到宋代数量激增，在曾枣庄、吴洪泽先生主编的《宋代辞赋全编》中，“室宇”类目共收录103 篇辞赋，误收明人赋1 篇[1]。室宇不仅是一种客观实体的欣赏对象，还是文人寄寓人格理想和情感意趣的场所。宋代士人普遍参与室宇的营造，在室宇兴修中融入思想情感和文人意趣。宋代室宇赋的书写重心并不在于建筑本身和修建过程，而是更倾向于展现居住或游观此地之人，能够反映士人心态与精神世界。目前学界对宋代室宇赋的专题研究寥寥无几①参见易永姣：《清前室宇赋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中篇第二章，主要从创作风格角度考察宋代私宅赋的大致特征。其余一些探究宋代亭台楼阁、山水园林散文，或宋代辞赋相近题材的研究中也论及部分室宇赋，但由于论述相对零散，兹不赘述。，故本文将以宋代室宇赋为主要文献，从室宇的命名、选址、造境三个角度，探究宋代士人的精神世界，以期尽可能地还原宋代的“原生态”文化。

一、室宇命名：寄寓精神情志

室宇赋通常以建筑名字为题，从赋名可以看出文人在室宇命名上的审美流变。唐代以前的文人一般不注重给室宇起名，如潘岳《狭室赋》《闲居赋》、姜质《亭山赋》、谢灵运《山居赋》等，多抽象地冠以建筑外观、位置或文人生活状态，缺乏独特性。唐代室宇赋命名更为写实化，即详尽地注明室宇的具体信息，尤以唐人王泠然《汝州薛家竹亭赋》为代表，赋题标注了室宇地点、主人、环境、形态，这是宋前室宇赋取名最为详细的作品。

宋代士人热衷于命名室宇，并且有着较为明确的取名意识。室主有时通过书信等方式，特地邀请他人为自己营造的建筑取名。如黄庭坚《王圣涂二亭歌》赋序言，王圣涂告老归乡，写书信给黄庭坚，请求其为屋舍旁修建的两个亭子取名。黄庭坚围绕致仕之事，给亭子分别取名“休休”“冥鸿”，前者意为“上言事下言德也”，后者乃“言公自此去矰缴远矣”[2]309，形象地反映了主人归休的生活状态，同时也赞扬了亭主德行兼备，可谓贴切而富有用意。再如，据苏辙《超然台赋》赋序可知，苏轼知密州时修葺城上废台，并请苏辙命名。苏辙取老子《道德经》中的“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句的“超然”二字命之，表示达观自处、不累于物之意[3]414。

宋代士人普遍喜欢在室宇名字中寄托个体的情志，这是其较之前代最为突出且重要的特征。虽然唐代一些亭台楼阁也拥有寓意深厚的名字，如白居易虚白堂、忘筌亭等，但这只是偶然、即兴的行为，直至宋代，象征化的室宇取名方式才真正蔚然成风，并且一直影响着明清士人的审美时尚。这些象征化的室宇名字并非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区别于其他建筑的符号，还寄寓命名者的情志与期待，是室主向外界传达心声、展现自我的一扇窗口。因而，宋代一些室宇赋也将写作重心放置于解释建筑名字所蕴藏的情志与哲理中，借此表露文人所寄寓的思想用意。具体而言，宋人命名室宇，展现精神世界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沿袭前代注重质实的命名方式，主要从室宇形状、材质等角度给建筑取名，在如实反映室宇特点中寄寓文人的情感志趣。李开《飞舄楼赋》的“飞舄楼”便是用室宇形状命名的建筑。该名含有两层意思：一则，“飞舄”描摹出楼高耸入云以及屋檐如鸟翼的样子，赋曰：“君今晚作桐乡想，弋舄汝名名翚飞。”[4]2031“翚飞”出自《诗经·小雅·斯干》的“如翚斯飞”，《朱熹传》曰：“其檐阿华采而轩翔，如翚之飞而矫其翼也。”[5]196二则，该名还蕴含赋家欲似鸟儿般自在飞翔的绝世出尘之志，“嗟世缘之滚滚，峻阔步于鶱腾”[4]2030。张耒《芦藩赋》、释居简《薤室赋》中的芦藩、薤室，都是用建造宅室的材料给屋子起名，前者织芦为藩，后者用薤搭建屋室，造价低廉，而室主虽生活在简陋的环境，却能安贫乐道，固穷守节，反衬出主人高尚的节操。

其二，托物言志，用室宇内外能反映主人品格、志向的事物命名建筑。文人喜欢在建筑周围种植各类植被，如梅、兰、竹、菊、松等，既起到装饰建筑的作用，又能借此彰显主人高洁志趣。于是，文人用这些布置环境的植物给室宇取名。如李石《红梅阁赋》，阁楼因庭前种植的红梅而得名。梅花不畏严霜，一枝独秀，傲立在草木摇落，牡丹凋谢的环境中，“含太素以独秀，破小萼之微丹”[4]2092，且可与松、竹媲美，象征主人冰清玉洁的品格。再如，杨万里《清虚子此君轩赋》、释居简《竹斋赋》中的室宇以竹子为名。有的文人还用室宇中的器物命名。如刘一止《三友斋赋》（并序），“三友”指麈尾、石、琴三样与作者朝夕共处于小斋内的事物，它们象征君子不改品性、抱节守志、常德不忒的人格。

其三，撷取诗文命名室宇，体现宋代室宇题名“诗化”的倾向。宋代是陶渊明接受史的一大高潮，许多文人追慕陶渊明人格，取其诗文为室宇命名。晁补之可为代表。其《遐观楼辞》的“遐观”出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时矫首而遐观”[6]161。晁补之倾羡陶渊明为人，晚年致仕后，居于缗城，买田置地，营建私园，用《归去来兮辞》的语句为园内九处堂、轩、楼、庵、亭等命名，“遐观楼”便是九处建筑之一，“封土为台，架屋其颠，若楼瞰百里，曰‘遐观’”[7]5，其余八处摭《归去来兮辞》之语而命名的室宇为“松菊堂”“舒啸轩”“临赋亭”“流憩室”“寄傲庵”“倦飞庵”“窈窕亭”“崎岖亭”[7]4-5。室名既表现主人对前代贤达的追慕之意，又抒发个体的隐逸志趣，同时在每日的起居宴游中，见字如晤，如同与古人朝夕相处。再如，赵鼎臣《寄傲斋赋》中的“寄傲斋”之名也是源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宋代诗词中也存在室名撷取陶渊明诗文的例子，如辛弃疾瓢泉新居的“停云堂”之名便是出自陶渊明的《停云》一诗，辛弃疾还模仿此诗“思亲友”之意，作《贺新郎》（甚矣吾衰矣）[8]566。

其四，直接用展现个体性格、处世态度的词语命名室宇，以此刻画主人形象，展现个体情志。王迈《爱方亭赋》具有典型性。赋作设主客问答，客人质疑亭名之义，认为只有为人圆滑才能立于君侧，品行方正只会沦为众矢之的。主人举历史中“庄士端人”以方正为利器，救司隶、止幸竖、斩佞臣、击逆贼的例子，表现亭主郑逢辰不随时俗、端方正直的品性。接着从亭主过渡到赋家本身，感慨“家虽无爱方之亭，心已有爱方之癖”，并表示“抱此方兮终身，濒九殒兮不怵”[9]247，展现作者爱方成癖，愿终身抱方的立身处世态度。还有一些赋作中的室宇名字，也是直接冠以展现主人情志思想的词语，如葛立方《余庆堂赋》，提出积善养性，顺乎时命的处世之道；《旷斋赋》直接以“旷”名斋，表达旷达自适的生活态度；王休《清清堂赋》表现甘为清流的任官理念。

其五，用规劝、告诫之语命名室宇，起到劝诫警示、砥砺品行的目的，同时也反映士人的精神情志。一些官署类室宇名字蕴含关注民事、尽职尽责的为官之道。如王十朋《民事堂赋》曰：“堂名民事，志天语也。”[10]208“民事”来自宋高宗之语，明人南逢吉注“宋高宗曰：‘王十朋系朕亲擢第一人，欲试以民事。’故授绍兴府签判幕幕职也”[10]208。王十朋牢记圣上叮嘱，给其官署寓所题名为“民事堂”。再如，曹彦约《尽心堂赋》（壬子为同官张汝器司理作）曰“惟职思于尽心兮，率前圣之格言”[11]193，堂名强调治理百姓应当竭尽心力。一些私人室宇的名字也暗含规劝之意，如陈造《远宜亭赋》曰：“营斯名斯，庸谂时贤。”[12]315“谂”字说明陈造创建、命名小亭的目的在于劝告时贤，赋作主张远离尘世俗务，追求高雅境界。

正因为宋人喜在室名中寄寓自我的精神理想与人格志向，因而，斋堂之名往往成为主人的自号，有的还成为文人别集的名字。有研究者提出：“斋名为号，进而演化而为斋主的称呼，在北宋似乎还不多见，到了南宋却蔚为大观，成为士人间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13]斋名与斋主称呼相同的现象，在宋代的确是一个普遍的情况。宋代室宇赋中亦能找到二者相同的例子，如白玉蟾《懒翁斋赋》曰：“眉山苏森老于懒，以懒翁名其斋。”[4]2114“懒翁”既是斋名，又是眉山苏森的号。白玉蟾给苏森酬赠的诗词中，便是以“懒翁”称呼苏森，如《赋诗二首呈懒翁》《初见懒翁》《呈懒翁》等。再如，晁补之《漫浪阁辞》序曰：“筑屋庐山其先人之居，自号曰‘漫浪翁’，意以比元结，从仕与物皆不得已也。”[7]5刘壮舆阁名与自号相同，其阁楼为“漫浪阁”，自号为“漫浪翁”。

而有的室宇名字还能成为主人诗文集的题名。如崔敦礼《石湖赋》中的“石湖”，指范成大晚年退隐石湖时建筑的别业。孝宗御赐“石湖”二字，范成大自号“石湖居士”，赋中亦称范成大为“石湖先生”。杨万里《石湖诗集序》证实了范成大之号来自室宇名字：“公之别墅曰石湖，山水之胜，东南绝境也，寿皇尝为书两大字以揭之，故号石湖居士云。”[14]505而“石湖”亦是范成大诗文集的名字。范成大亲自整理诗文为《石湖集》，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曰：“初效王筠一官一集，后自裒次为《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15]340可见，室名既可能成为文人称呼，也可能成为别集的名字。

由于文人将自我精神世界寄托于物质空间的室宇中，室名连接起人与建筑的关系，使得室宇名字成为主人精神志趣的象征符号。尽管室主与室宇将随时间终归于陈迹，但室名能超越物质空间与主体之人，裹挟着主人的精神内蕴而永恒地流传于后世，后人能从名字中探得骊珠，想见主人的情致与人格，这便是象征化室名的价值所在。

二、室宇选址：优游山林与身居城市

室宇是文人居息游赏的生活场所，也是心与物游的精神空间。高居庙堂还是退处江湖，这是历代文人普遍需要面对的现实抉择，而其背后关联着文人居住、宴游的宅第园林地点应该选择在城市还是山林的问题。宋代一些室宇赋论及隐逸与修建园林的关系。如南宋谢薖《怀故园赋》曰“筑屋其闲兮，将以隐居而求志”[16]63，表明建筑屋宅的目的在于隐居求志；陈造《延绿亭赋为高秀才作》也说“筑亭寄隐”[11]317。室宇为文人提供隐逸的物质与精神场所，而隐逸文化又影响了文人对于室宇选址的审美时尚。

宋代室宇的选址可大致分为山林、城市（城郊）两种。宋代一些文人将室宇建在山林乡野之中，部分室宇赋的写作对象是山林中的斋堂轩室，如王迈《六野堂赋》、葛立方《横山堂三章》，等等。幽谷深山是衡门栖地的理想地点。不同于初盛唐文人视隐逸山林为“终南捷径”，宋代士大夫的潜意识中普遍真心向往优游山野的隐居生活。周紫芝《敬亭山翠云庵赋》中，有一段从景物角度比较山林与城市的内容，赋曰：

夫其怪石悬磴，乔木参天；幻晕出没，沃野浮烟；此则城市所未尝见也。元猿啼阴，祥鸠呼雨；反舌习禽，金衣求友；千态万状，载鸣载止；此则城市所未尝闻也。[4]2124

山中可饱览怪石、乔木、幻晕、浮烟，但城市却无法看见；山中可欣赏猿啼禽叫、鸟语欢歌，但城市却无法听见。这段话呈现了山林较之城市能享受自然野趣的优点，反映出一些宋人喜在山中建斋的原因。在这清幽的环境中，观赏者能“脱浮生之尘缨，暂敷游以憩息”，“祛尘想于须臾，恋幽岨于晚眺”[4]2124，任性逍遥，放浪山水。

当文人无法通过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或者厌倦功名利禄，想要挣脱俗世羁绊时，便会真正隐遁于僻壤深山，忘却世俗纷嚣，享受山林自然景色，从而获得精神的自足。试以杨杰《归来堂赋》为例。“归来堂”建于庐山之上，该赋为送别碧虚子陈景元归隐庐山而作。陈景元，字泰初，得宋神宗赐号“真靖”，为北宋中期著名的高道。熙宁五年（1072），其进所注《老子》，敕当旨为右街都监同签书教门公事，后累迁至左右街副道录，可谓薛致玄《道德真经藏室纂微开题科文疏》卷一所说的“羽服中一时之荣，鲜有其比”[17]486。但其为官事所累，厌烦尘世俗务，于是三年后乞归庐山。该赋追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展现陈景元归隐后的超然自乐的状态。文中论及对于隐居的理解：“有名教之真乐，绝世俗之妄忧。玩几微于八索，鉴福极于九畴。”[18]2其出入于名教与自然之间，将儒、释、道思想统摄于“玩”的心态之中，追求逍遥自适的精神情怀，山林室宇成为文人身心栖息之所。

再如，郑刚中《山斋赋》也是描写山中的斋室。从赋序可知，该赋作于作者因取忌秦桧，而被贬桂阳之后。其居住于“金华赤松之下”，榜寓所为“山斋”。虽赋家处在贬居时期，但赋作丝毫不见悲苦之情，反而流露陶然悠闲的情趣。文中对乡居生活的摹写如下：

有桑有麻，有梨有栗，吾非耕而俋俋，则灌而搰搰。或无饵而钓寒溪，或带经而锄晚日。……寂无人声，柴门昼扃。隅坐一窗，度秋林之策策；如临万壑，听风雨之冥冥。扫庸神之滞困，对孤爨之余清。盥瓶罂而小汲，杂荼荠以同烹。问迷涂于贝叶，窥奥义于羲经。是皆追省愆尤，收召魂魄，处阴休影之地，洒心修行之庭。[19]142-143

种桑采麻、无饵钓鱼、带经而锄、坐听秋雨、烧火做饭、浇花烹茶、读《易》学佛等都是作者的日常生活。这种对于乡居生活的描写并非陶渊明式为借田园生活而自标遗世独立，也非借此阐发人生哲理思考，而是直接展现作者内心对于乡居生活的纯粹热爱，表现自足情趣，无怪乎赋家说“此心无一日不在乎山间”[19]142-143。

宋人也将一些室宇建在城市之中，或与城市相隔不远的郊区。这一现象在宋代颇为流行，值得深究。宋代城市与市民经济发展迅速，生活于闹市有着物质、交通的便利。更为重要的是，这与当时普遍盛行的“中隐”风气密切相关。“中隐”思想真正成熟要到白居易手上。有唐中叶，在经历安史之乱带来的由盛转衰的社会变化后，整个社会普遍弥漫着倦怠的风气，文人的人生态度由外在张扬的事功意气转向内在平淡的心境意绪。他们采取明哲保身的立身态度，蜷缩进私人的书斋中，追求日常生活的适意。白居易在晋王康琚《反招隐》诗的“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20]953基础上，提出“中隐”。其《中隐》诗曰：“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21]1765诗人认为大隐于朝市，太过喧闹；小隐于山林，又太过冷落。真正理想的隐居方式是“中隐”，即担任地方官、闲官，既能食君俸禄不至于生活贫寒，又能远离政治斗争中心，享受登山、游园、宴饮、高谈等休闲生活。白居易分司洛阳时，在履道里修葺园池，园池成为其仕隐两便的场所，是其“中隐”思想的物化，也是城市室宇的雏形范本。

宋代社会与文化提供“中隐”思想滋生、发展的土壤。白居易的“中隐”思想在唐代没有引起文人共鸣，而到了宋代才为士大夫广泛接受。宋代实行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政治，文人社会地位较高，享有较为优渥的国家俸禄。士大夫又普遍怀有饱满的参政热情和强烈的主体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入世。然而，宋代尤其南渡之后，朝廷高度的专制集权，与士大夫相互倾轧的意气党争等社会现实，让多数宋代士人无法实现政治抱负，甚至面临生存与显达的双重压力。但在出生于寒门、庶族的宋代士大夫群体中，真正如魏野、林逋等淡泊名利、永绝宦情的人毕竟为少数。宋代少有士人能抛却满足口腹之欲的俸禄，隐遁山林，做到与官场、世俗彻底地决裂。因而，“中隐”思想成为宋代士人巧妙地消弭入世与出世矛盾的理想方式。而在城市建造室宇，享受园居生活便是宋代文人趋之若鹜的选择，如此既满足了士人身居城市的物质欲望，又能得获山林之思，可谓两得之举。苏轼《灵壁张氏园亭记》对于园林和仕隐关系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可作辅证：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是故筑室艺园于汴、泗之间，舟车冠盖之衢，凡朝夕之奉，燕游之乐，不求而足。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22]369

张氏园亭解决了仕与不仕的两难矛盾，园林建在汴泗交通便利处，开门则入朝为官，闭门则归隐家中，享受山林燕游乐趣。既能实现士人忠君报国之志，又能保持心灵的相对自由。因而，城市园林在物理空间上为文人构建了融通“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私人领域，成为宋代士大夫青睐的室宇选址。

在“中隐”思想的风行下，宋代文人不再如两汉以前隐逸者栖身深山岩穴、寓身筚门陋巷①如扬雄《逐贫赋》曰：“扬子遁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邻垣乞儿，终穷且窭。”参见（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第816 页。，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而是可以选择在城市或城郊建造室宇，高居庙堂之上也可享受江湖之思，不离城市也能欣赏林泉之趣，由此实现个人的隐逸情结。在个体制造的第二自然中，儒道理想被完美融合在一起：士人白天入世为官，处理政务；傍晚自朝堂退隐还家，投入山水园林，摆落尘事，逍遥自适。这种生活在晏殊《中园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晏殊依托白居易“中隐”之意，给园起名“中园”。赋曰：

眷予生兮曷为？幸亲逢乎盛时。进宽大治之责，退有上农之赀。求中道于先民，乐鸿钧于圣期。寓垣屋于穷僻，敞林峦于蔽亏。朝青阁以夙退，饬两骖兮独归。窈蔼郊园，扶疏町畦。解巾组以遨游，饰壶觞而宴嬉。幼子蓬鬓，孺人布衣。啸傲蘅畹，留连渚湄。[4]2135

“郊园”交代了“中园”的位置在城郊。该地离政治中心有一定距离，但又未入深山老林。真宗、仁宗朝的承平之世，给予晏殊优游园林、纵逸闲雅的生活条件。其游刃于进与退之间，进则入世为官，施展才干；退则居于园林，躬耕自足。晏殊每日早早退朝归家，遨游在小屋和菜园，饮酒设宴，嬉戏娱乐。这是宋代文人典型的“中隐”生活，靠近城市的地理位置给予这种生活实现的便利。而晏殊在赋作中也明确表露“中隐”的处世态度。开头运用公仪休身居高位而生活廉洁，陈仲子坚决辞官而保全真性的典故，代表大隐、小隐两种不同的处世思想。赋末再次提及这两种隐逸方式，“兹所谓袪鲁相之介节，略于陵之独行”，鲁相、于陵分别指公仪休、陈仲子，晏殊认为大隐不如小隐，而其选择的立身之道为“倡佯乎大小之隐，放旷乎遭随之命”，徘徊于大隐与小隐之间，保持放逸旷达，顺时安命的心态。赋末言“禽托薮以思鹜，兽安林而获骋”[4]2137，禽鸟、野兽要寄托于薮泽、山林才能自由奔跑与飞翔，人亦如此，需要寻找安顿身心的地方，“中园”便给予了晏殊寄身处所。这体现了园林在文人精神栖息中的作用，是文人实现身在魏阙而心游江海的载体。再如，黄庭坚《寄老庵赋》中，孙觉所建的“寄老庵”也在城郊，赋中否定寄老于权位、儿孙、朋友的行为，提出“超世而不避世”“托轩冕而鹑居”的“中隐”主张[2]294-295，即可依托高官俸禄居无常处，肆志于江湖。苏辙《王氏清虚堂记》、姚勉《盘隐记》等记体文所写的室主也都是在室宇生活中践行“中隐”思想，可为辅证。

三、室宇造境：可居可游和壶中天地

宋代文人题咏室宇时，常常在赋中描绘室宇的环境，从中折射出宋代士人在室宇环境布置方面体现的审美时尚，而其背后又蕴藏着士人的精神世界。需要说明的是，赋中描绘的室宇环境可能并非真实存在，只是士人文学加工的产物，但文人的想象是基于士人的普遍审美意识与惯常所见的现实景象之上的，因而，尽管赋作所写内容或出于想象，但也能展现士人的精神世界。

宋代士人将山水引入室宇之中，要求室宇集游赏山水、居住休憩、宴饮宾客等功能于一体，即做到可行、可望、可游、可居。北宋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训》曰“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而其认为山川的“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23]64-65，这一观点反映了北宋士人山水审美意识的变化。宋代士人将山水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思想运用到造园艺术中，要求室宇也具备这四种功能。文人描写室宇环境时，注重展现“四可”。如钱公辅《吊王右军宅辞》写居于宅中的四季之乐：“春可游而纵望兮，夏可息而凄凉；秋可登而感慨兮，冬可处而乐康。”[4]70主人在宅内可以游玩、休息、登高、居处，宅子拥有游乐、居息的功能，使主人生活其间，却犹如置身于秀美的山水之中。

宋代士人重视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室宇环境布置，除了与山水审美意识的变化有关外，还和宋人隐逸思想的转变密切相关。如上文所说，宋代室宇是文人实现隐逸精神的物质载体。宋人退居家中，若想要获得山林隐逸之趣，则需要通过布置室宇内的景物，营造一个提供文人精神游弋、寄寓文人人格追求的场所。尤其是修建在城市里的园林，更需要人工的精心安排与规划，“虽由人作，宛自天开”[24]44，不能破坏自然的野趣，否则无法满足士人居于城市园林而寄寓隐逸精神的需求，也破坏了园林平衡仕与隐矛盾的功能。

因而，宋代士人在布置室宇环境时，追求园林的自然之趣。宋代一些室宇修建在依山临水的形胜之地。士人在造园时，因地制宜，巧于因借，充分利用周围山水地势、自然景观进行改建，将自然中一切可引借的景致都收纳、摄取入室宇视野中，追求室宇本身与外部自然环境的浑然一体。如崔敦礼《石湖赋》，描写的是范成大的石湖别业。赋中描写园林环境：“筑农圃湖山之观，耸碧城昆阆之丘，岫幌纳千峰之秀，云庄开万壑之幽。……至于水静鹄立，林幽鹤鸣，漾湖光于几席，占山影于台亭。”[25]366“岫幌”指山洞居室的窗户，石湖别业利用窗户将邻近的秀丽山峰收纳进园林内，开拓了园林的空间与视野。园林还用镜借之法增加内部景色的层次，水光荡漾的湖水如同一面大镜子，将四周高山、湖中亭台映入镜中，虚实对比，园林内的亭台仿佛依山而建，充满着自然趣味。再如，傅自得《训畲堂赋》曰：“相彼寓居，岿然楼宇，据高面胜，开牖洞户，挹盱水于襟怀，纳军山于指顾。”[4]2009该堂占据高处，能尽收四周美景。士人利用园内的窗户、门户的设计，将堂周围优美的自然景色引入室宇内。通过牖户，人似乎能在胸怀中舀取旴水，能在手指目视间收纳军山，拉近了天然景色与人造园林的距离，这便是士人巧于利用自然营造室宇环境的结果。

然而，并非所有室宇都能建于依山临水的地方，尤其置于闹市的园林，周围不一定能有优美的自然环境，所以宋代士人注重在园林内部模山范水，营造清幽秀美的山水境界。从室宇赋看，士人对于室宇环境的布置有以下几种。

其一，种树莳花是士人营造室宇的重要方式。花草树木是装点园林，分割建筑空间，仿造自然不可或缺之物。士人在观赏、吟咏花草之际，由自然万物涵养内心世界，充分感受乾坤万物之化育精神。如李廌《松菊堂赋》，堂周围遍植各种花卉，在众芳凋落、肃杀酷寒的时节，只有菊花傲霜独立，松树苍翠繁茂，它们象征士人孤标傲世、坚贞不移的志节。再如，宗泽《抚松堂赋遗王居士》，堂前藏气幽处的松树象征着自标独立、进德修业的隐居贤者，作者希望友人修养身心，在世道衰败之际持危扶颠，“用扶危而利涉，肯收功于芒粟”[26]51。

其二，士人在具有居住功能的室宇中栽培蔬菜和水果。它们除了可供人们观赏外，还有食用的价值，能够满足士人口腹之欲，也能让文人在室宇内过上躬耕自食的田园生活。以晏殊《中园赋》为例。赋作铺写园林内六十多种蔬果、花草，体现植物物种的繁富：有杏、桃、梬枣、石榴、榠楂等果木；有薤、葵、苜蓿、菘韭、藜藿等蔬菜[4]2136。同时，主人尊重万物生长、各得其所的规律，展现园林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体现主人与自然亲和的闲适情韵。胡次焱《山园赋》也记录了山园内豆菽、芋栗、兰桂、角笋、橘柚等各种蔬果花木。

其三，宋代士人也重视在室宇内放置石头。宋代整个社会嗜石成风，士人营造室宇环境时，多将石头置放园内，创造山水意境。郭祥正《逍遥园》（并序）中，逍遥园的环境是“有水一溪，有竹三亩。兰芬菊芳，松老石瘦”[27]580。“石瘦”二字反映宋代文人赏瘦石的趣味。再如，李复《久翠堂辞》，堂前列植松、竹、奇石，“非苟以为玩也，以学者来游兮，日三省于其身”[28]68，主人以三物所象征的君子品格为参照，每日反省自身行为。“妍丑杂露兮，石之所自有”一句[28]68，形容石头美丑交杂。

而从整体上看，宋代士人致力于营造园林“壶中天地”的境界。“壶中天地”最初本为道家仙境的代称，该典故出自《后汉书·方术列传》，其载方士费长房在楼上，见一老翁卖药结束后跳入悬挂于肆头的壶中，第二天其拜访老翁，与老翁一同进入壶中，见里面有严丽玉堂、旨酒甘肴[29]2743。“壶中天地”后来被用在园林之中，指那些在狭小的空间里展现丰富意趣的室宇。自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就耽心于表现狭小空间的趣味，中唐以后，“壶中天地”格局更是士人园林最普遍、最基本的艺术追求。[30]137-159

囿于士人经济状况、社会空间与地形限制（尤其在城市室宇内），宋代士人追求以小见大，用叠山理水、拳石勺水等方式，在狭小的空间内再现千变万化的自然山水形态，构建完备的景物体系，使士人在有限的地理空间中体会天地氤氲、宇宙运迈的广大深远的境界。蔡戡《壶村赋》集中展现了“壶中天地”的境界。作者在居住之侧搭建亭子，命名为“壶村”。根据赋作所言，“壶”形容室宇的形状，“村”指其中的景物，“盖壶以形似喻，村以景物言也”[4]2152。赋曰：“壶村之地，延袤不殊，折旋中矩，如在仙家之方壶。壶村之境，车马不喧，花竹秀野，如游武林之桃源。”[4]2152作者将壶村比作仙家方壶，而其中的境界如同桃花源。赋作接着描写壶村的自然景物、趣味、至音、真味等，展现居住此处可获得的野人自适的生活乐趣。再如，王炎《林霏赋》（并序）曰：“开楼观之净丽，纳江山之幽遐。疑老仙之一壶，藏物色之清佳。”[31]21赋中形容林霏居所为“老仙之一壶”，也就是“壶中天地”。该室宇能够纳入深幽遐远的江河山岳，蕴藏清佳的自然景色。

“壶中天地”的一大特点在于室宇空间狭小，所以可以看到宋代室宇赋多写室宇虽丈室容膝，却可供士人六合神游，展现士人安贫乐道、陶然自适的精神。而这种书写方式其实是建立于现实基础上的，宋代宅屋的确有着从高大宏伟到小巧精致的发展趋势。南宋周煇《清波杂志》卷八便揭示了这一审美时尚，其曰：“大抵前辈治器物、盖屋宇，皆务高大，后渐从狭小。”[32]338宋人建造屋宇从以前追求高大转向了狭小。晁补之《披榛亭赋》运用“七体”结构，否定游赏名山、访仙问道、达官显贵、纵情享乐等物欲生活，最后认为优游安闲才是最好的生活。赋中所言的“吾非以狭骄广、以俭笑侈也。狭易治，俭易供，此吾所以乐也”[7]13，代表着宋代士人崇尚狭小、节俭的造园原则。因而，可以看到宋代诸多室宇赋描写的建筑都是狭小的环境。

虽然室宇环境局促，但士人却能在此地安放身心，追求无穷的精神世界。赵鼎臣《寄傲斋赋》描摹了“寄傲斋”的环境，其曰：“环堵之墟，瓦砾所储。高裁隐顶，广劣容躯。白日穿漏，寒风啸虚。褊浅迫仄，闷若囚拘。”[33]121房屋环堵萧然，仄陋拘迫，仅能容膝。但主人认为“凡世之所谓壮观巨丽者，固已尽载于吾居矣”[33]121，主人追求的不是物质层面的富足，而是精神上的丰腴。他在狭小的屋室内，读书作文，尚友古人，处之泰然，体现了赋家安贫乐道的品格。再如，慕容彦逢《双楠轩赋》，赋文开头由客人发问，将世之豪俊多争相修建华丽的建筑，与南郭夫子在幽僻处建“广不数椽”的双楠轩相对比。接着描写夫子对于此轩的看法，其曰：“予乐在内，子观在外，思庄生之贵真，与老氏之去泰。审予心之所安，虽容膝以为大。”[34]301虽然屋室狭小，但夫子所乐不在于建筑之外形，而是居于此轩所获得的内心安定，体现庄生贵真，老子去泰的哲理。因而，夫子在赋末再次强调“予有安宅，亦曰广居”[34]302，这狭小的双楠轩实为安宅、广居。其余如张耒《芦蕃赋》、释居简《薤室赋》《碧幢赋》等，也通过描写狭小的室宇，呈现文人丰富的精神世界。

宋代士人重视给室宇取名，常见的方式有一语双关、托物言志、撷取诗文、直接书写、规劝言语等，借此寄寓主人的精神志向。室宇名字往往成为士人的自号以及诗文集的题名，超越室宇与时间，将主人之精神情志流传后世。受隐逸文化影响，宋代室宇地址可大致分为山林型和城市型。文人幽居于山林乡野，逃离世俗纷嚣，享受自然野趣。而由于中唐以后隐逸思想的转变，宋代士大夫更多选择居住在城市或城郊园林，在私人园林中涵养“中隐”精神，调和仕与隐、城与野的矛盾，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宋代士人在布置室宇时，注重营造可游、可望、可行、可居的环境。或巧于向自然因借，或通过种树莳花、栽培蔬果、摆放奇石等方式，模山范水，达到妙和自然的审美境地。而宋代士人整体上追求室宇“壶中天地”的境界，在狭小的室宇环境中构建超尘出世的生活空间，体会无比广大的意趣。从宋代室宇赋中可以管窥到宋代士人的精神世界，因而，这一题材的研究是有价值的，当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