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性谣言传播议题历史流变之辨析
——基于政治、灾祸和人身侵害等主要涉及层面的考察

周高琴

（嘉应学院文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引言

谣言与恐慌的关系自古有之，在早期的研究中，谣言就被称为恐慌性谣言。[1]什么是恐慌性谣言？学术界尚未有明确的定义。何为“恐慌”？《辞海》中“恐”的基本释义是“害怕、恐惧”，比如《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中的“何恃而不恐”。对于“慌”，《汉语词典》的理解是“因担忧、害怕而紧张不安”，《辞海》则解释为“急遽、忙乱”。从心理学来看，“害怕”“担忧”是人们对外来的危险或者威胁刺激的情绪反馈，常常伴有逃离心态；“急遽”“忙乱”则是人们在面临迫在眉睫的危机时出现的特殊状态，其行为表征多为无序。可见，“恐慌”是人们处于紧急险境下的一种强烈的应激反应，这种因超出心理预期所致的情绪失调较难控制。何为谣言？学者认为它是“社会上传播的未经官方机构公开确认的信息”[2]，或者是“在不能明确证实的情况下传播的，旨在令人信服的一种陈述”[3]，他们大多强调了谣言的“非官方来源”和“不确定性”特征。鉴于此，恐慌性谣言的概念应该包括“既定制度之外”“不确定性”“迫在的危机”“强应激反应”这几个核心要素。

作为一类比较特殊的信息，恐慌性谣言既非指令性的，也非征询性的，而是在“诊断性”或“警戒性”方面具有某种价值。例如，汤景泰和巫惠娟认为，夸大、渲染消极后果是健康谣言常见的话语策略[4]；施爱东在谈及灾难谣言时指出，它们将危机放大到“可能的最高值”，并强化其与公众的关联性，以引起社会警醒[5]。显然，警醒的威胁性评价是恐慌性谣言通用的手段，这使其包含了鲜明的负面事实判断意蕴，能够促成受众对信息内容的重视。再者，与其他类型的谣言比较，恐慌性谣言更容易被传播。比如，罗斯偌、埃斯波西托等认为，相比希望谣言，恐慌性谣言传播更迅速，受众的情绪可在短时间内被唤起[6]；张星和吴优也表示，在谣言类型中，受众对恐慌性谣言的传播意愿更强烈[7]。由此可知，恐慌性谣言的唤醒程度高且传染力度强。一旦恐慌情绪被激活就很难移除，容易干扰个体的理性认知，影响他们的选择决策，而恐慌情绪在群体间的高度传染，则可能会引致非理性的集合行为[8]。

综合来看，恐慌性谣言是指在既定制度之外产生的，以迫在的危机为主题和警醒的威胁性评价为策略，在传播中具有高唤醒性、强传染性的特征，能快速引发受众强应激反应的，有关现实世界的不确定的反常事件的叙述。从古至今，恐慌性谣言都未曾在社会上缺位，只是不同时代的参照框架不同，其传播内容亦有区别。本研究拟从议题的视角，考察不同历史背景下恐慌性谣言的传播流变。在古代恐慌性谣言部分，通过梳理《史记》《汉书》《后汉书》《搜神记》《旧唐书》《宋史》等经典古籍，并结合《中国地方志集成》，收集秦朝至清末的相关谣言案例；对于现代恐慌性谣言部分，鉴于人民网、新华网、腾讯网常年发布较为权威的假新闻报告、谣言榜单，并拥有丰富的舆情数据，而知网则收录了大量谣言研究文献，且可搜索报纸、年鉴中的有关记录，故综合这些重要平台，整理1949 年以来的相关谣言案例。

研究者指出，导致谣言恐慌的危机大致关乎政治动荡、重大灾祸[9]抑或个人生存状态威胁[10]，结合本文研究的实际情况，将恐慌性谣言涉及的范畴划分为政治、灾祸和人身侵害这三个方面。立足于以上三个层面，本文拟研究如下几个问题：1.古代恐慌性谣言传播的主要议题有哪些？2.现代恐慌性谣言传播的议题有何偏向？3.恐慌性谣言传播议题转向的外在表现和内在性质如何？4.相比之下，现代恐慌性谣言议题建构有何特点？通过历史对比，思考对恐慌性谣言议题传播转向的意义，为正确认识、应对此类谣言提供一条有效的路径。

一、古代恐慌性谣言传播的主要议题

中国历史上，恐慌性谣言怪诞妖异，常常以“谶谣”、“讹言”或者“妖言”的名义出现，加剧了社会的动荡。综合诸多经典古籍，研究发现，在政治、灾祸和人身侵害等层面，早期恐慌性谣言的传播议题侧重以下几种类目。

（一）政治层面：多为“政变”，政海风波的舆论武器

封建时代，社会危机重重，以政变为议题的恐慌性谣言屡屡传出，在重要的社会运动中，它们发挥了“火种”的作用，掀起一时的政海风波，成为历史记载的注脚。

中国首个大一统的王朝——秦朝，尽管历史不长，却被认为是“各类谣言传播最多的时代”[11]。其中，充满预言色彩的政权谶谣更是层出不穷。《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秦朝流传的一些谣言，例如，东郡天降陨石，其上刻有“始皇帝死而地分”[12]。同年秋天，华阴之地，一位使者走夜路，有持璧的神秘人将他拦住，对其言“为吾遗滈池君”“今年祖龙死”[12]117。这些“不祥之词”震动朝野，被民众看作是“上天的启示”。然而，事件的真相是有人为动摇秦朝统治而有意编之。随后，历代王朝中，但凡皇权递嬗及人事变化之际，各种带有征兆色彩的政变谣言就四处流传，诸如，东晋的“晋祚尽昌明”、南齐的“年历七七水灭绪，风云俱起龙麟举”、南朝关于陈后主的“独足上高台，盛草变为灰”等等。这些谶谣以隐语的方式传达着天意，引起阵阵社会骚动。

除了政权谶谣，兵祸谣言也是一种常见的封建政变谣言。由于政权谶谣铺垫在前，兵祸谣言比较容易被民间采信，因此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乱。东汉章帝时期，有人传言“盗贼攻犯京师”，于是，“百姓奔走，转相惊动，诸郡惶急，各以状闻”[13]。章帝建初五年，有讹言称“相惊有贼，捕至京师”[14]，其影响波及东平、东海、山阳和济阴等多地，造成“民皆入城也”。汉献帝初平三年，朝廷处置董卓旧部（凉州大军）时，民间谣传“当悉诛凉州人，遂转相恐动。其在关中者，皆拥兵自守”[15]。后来，这则谣言成为兵变的导火线，掀开汉末长达二十余年的内战序幕。在封建历史上，宋朝是兵祸谣言较多的一个朝代，民间甚至出现了“妄传事端”的小纸。天禧三年，亳州疯传“兵祸将至”，在恐慌情绪的影响下，“老幼千余人夜奔陈州”[16]。清末年间，国力羸弱，人心思变，社会盛传“大清气数已尽”，大量兵祸谣言涌现，对地方起义起到了鼓动作用。关于它们对革命、暴动的促进效果，孙中山曾言：“舆论之势力与军队之势力相辅相成，故曾不数月，遂竟全功。”[17]例如，武昌起义的爆发就有兵祸谣言的助推。1911 年10 月，湖北兵营盛传“清政府正在捕杀汉族士兵”，谣言使士兵们陷进心理的“大泽乡困境”，最终推动了军队的大规模哗变。

作为舆论利器，政权谶谣和兵祸谣言主观色彩强烈，总有一定的造作源，大多都能从中察觉出其动机、立场等因素，它们以“因果呼应”的方式制造出政变的舆论漩涡，对政局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小觑。

（二）灾祸层面：突出“灾异”“天谴”之下的危机昭示

众所周知，古代文明是在与自然灾害的不断抗争中前行的。自古以来，人类常常受制于洪水、地震和旱荒等灾异，它们造成的社会损失不胜其数。封建社会，与灾异相关的恐慌性谣言只要流传，往往会愈讹愈幻，造成民间争相惊恐、奔走蹂躏的局面。

在各国文明中，洪水传说是一类共有的灾异谣言，总在历史的长河里反复浮现。《搜神记》载，秦时，长水县孩童突然齐声歌唱：“城门有血，城当陷没为湖。”[18]当时，百姓认为，倘若人类的行为招致神灵的不满，便会引来毁灭性的洪水淹没城市。在汉代的典籍中，大水讹言屡屡被提及，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例如，《汉书·成帝纪》中记载：成帝建始三年，年仅九岁的小女陈持弓听说洪水就要到来，“走入横城门，阑入尚方掖门，至未央宫钩盾中。吏民惊上城”[19]。类似的“大水犯京师”讹言，在《汉书·哀帝纪》《汉书·五行志》《王商传》等古籍中均有记载，谣言恐慌之下，吏民惊恐，老弱号呼，有的人被发徒践，有的人持火上屋，有的人翻墙而走，有的人乘车奔逃，整个长安城一片混乱。之后，很多朝代都有发生因大水讹言而导致民众惊恐出逃的群体性事件。比如，宋熙宁元年，河北频发地震灾害，社会讹言“大水且至”，大批百姓“惊欲出走民间”[20]；元至正十四年，南方大雨连下80 多天，岳州一带传言，地下的潜龙趁水灾钻出来，要危害民间，百姓们惶惶不安。

古人深信“天人感应”之说，他们对大自然充满敬畏之心，常常把灾害归咎为上天对人事问题的惩罚，这便使得此类谣言有了更多的谴告意义。比如，在汉代，大水被视为“阴盛之罚”，“大水犯京师”讹言就被民众当作是上天对后宫擅权的警示。同样，元朝的“潜龙入世”讹言也被百姓解读为上天“起了杀机”，是老天爷对人间不满的一种警告。因此，《新唐书·五行志》告诫人们：见物有反常，要思其因，为之戒惧。

古代社会，自然条件恶劣，灾异谣言容易触动百姓脆弱的神经，造成非理性的群体逃离。表面上，灾异谣言与反常的自然环境相关，实际却被用来昭示某些隐藏的社会危机。在一定层面上，它们反映了百姓对当朝社会的消极态度，以及对国家秩序的重重忧虑。

（三）人身侵害层面：聚焦“鬼怪”，鬼神信仰衍生的社会安全危机

魏晋南北朝，巫术宗教盛行，民间思潮活跃，社会上流传大量充满诡谲色彩的谣言，它们多以鬼怪为主角，如魋鬼、木怪和鼠怪等等。其中，最为典型的谣言当属“食人枨枨”。

据《拟两晋南北史乐府》《南史·武帝纪》等书记载，梁武帝执政期间，南梁首都建康传言有恶鬼“枨枨”，专取活人肝肺，以饴天狗，百姓大惧，巨细相警。过了数日，谣言才逐渐平息。到了唐朝，“枨枨”似乎已经成为百姓普遍认可的存在。在贞观、天宝年间，社会上曾经爆发过两次影响较大的“枨枨食人”谣言事件。《旧唐书》曾载：贞观十七年，长安谣传“上遣枨枨取人心肝，以祠天狗”[21]。一时间，百姓“递相惊悚”，争相购置兵器，以防意外；天宝三年，“星坠东南，坠后有声”，长安纷传“官遣枨捕人肝以祭天狗”，百姓十分惊恐，京都附近的畿县更是惶惶不安[19]。这两次谣言引发了大规模的集体恐慌，长安及周边地区的民众“闭门持杖，数月乃至”[22]。

在宋朝，民间关于“食人”的鬼怪谣言也不绝于耳，蜀地就曾流传“白头翁食小儿”的谣言，整个地区嚣然不安，“至暮，路无行人”[23]。到了明清，浓郁的鬼神信仰风俗将鬼怪谣言推向更极致的位置。公元1484 年（明成化二十年），杭州地区谣传：有黑眚晚上潜入老百姓家，其形状可大可小，有人被它抓得满脸是血，有人则被它“捺压垂死”，然而，“及细询，杳无实迹”。于是，民间日夕惶恐，“官司引捕人四方弹压”。这是明朝江南第一起全局性的怪物谣言事件，“扰攘半月而寂”[24]。此后，类似事件时有发生。明嘉靖年间，江南鬼怪谣言的传播达到高潮，嘉兴乌镇、湖州南浔和苏州吴江等地妖言不绝于耳。有史记载，这些妖兽常常夜入人家，或者“伤人面，辙迷不醒”[25]，或者“挤人，有至死者”[26]，导致百姓草木皆兵。清朝鬼怪谣言的内容比较丰富，包括“剪人发辫”“叫摄生魂”“纸虎压人”“纸人剪鸡毛”等等，谣言的影响范围也十分广泛。乾隆三十三年，“剪辫摄魂”谣言席卷十二省，对民众的生活构成严重的威胁，成为震动朝堂的大案件。晚清时期，西洋人入侵，洋人妖言广为流传。受谣言的影响，在一些百姓的眼里，洋人能够使用“咒水生符”“摄生人魂”“术取器官”等等妖术，是一种另类的“妖怪”。甚至，人们认为“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后来，这些“洋祸”谣言成为清末众多教案“启衅的根苗”①转引自董丛林：《“迷拐”“折割”传闻与天津教案》，《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2 期。。

鬼怪谣言常见于古代的志怪小说和广记杂录等文献，在意象构拟上杂糅了民间信仰元素。而鬼怪入侵宅所、作乱世人等谣言内容，也蕴含了当时的民众对社会安全的认知与想象。

二、现代恐慌性谣言传播的议题偏向

进入现代社会，科技进步，城市发展，信息化浪潮高涨。在转型期的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在逐渐提升，但其内心的不确定感也与日俱增。伴随着社会形态和社会心理的转变，恐慌性谣言在政治、灾祸和人身侵害等层面呈现出新的议题偏好。

（一）政治层面：以恐惧“新政”为主，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特殊舆论

改革时代，政府推行各类新政，社会处于急剧的变动之中，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社会形势的模糊性与不可预测性，一些与新政相关的恐慌性谣言出现，将民众引入政策迷局中。

在20 世纪90 年代，国家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有关部门要求各地推广长效避孕的措施。霎时间，众多谣言纷飞。其中，“绝育针”谣言的社会影响最大，谣言称：为控制人口，青少年要打绝育针，男孩打的部位是太阳穴，女孩打的部位是肚脐，不适者会即刻死去[27]。该谣言先在广东、广西、海南、安徽、湖南和湖北等地区传播，后逐渐发展成全国性谣言。在某些地区，小学生打卡介苗也被歪曲为“打绝育针”，导致学校被迫停课。

到了21 世纪，国家改革步伐加快，互联网也进入了蓬勃发展期，任何信息都可以通过数字化媒介扩散，新政谣言有了更多滋生的空间。这一阶段，房子、车子、教育和金融等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领域成为新政谣言的重灾区。例如，2015 年，我国部分地区拟整体规划农民自建房，网络盛传“全国统一停止在农村盖房且不允许翻修”的信息，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在泗县贴吧，相关话题的讨论热度非常高，短短几天，跟帖数量达到631万次，许多农村人担心无处可住，不满矛头直指政府。尽管，专家指出谣言纯属断章取义，但辟谣效果并不显著；2016 年，上海传出“调整银行信贷”“实行认房认贷限购”等房贷新政谣言，这些传闻在社交媒体上病毒式传播，掀起了民众恐慌式离婚购房潮。当时，上海各个民政局都排起了离婚长队，不少婚姻登记处不得不限制离婚受理数量。上海楼市因此受到震动，325 房产新政的执行也遭受到严重的干扰。除了恐慌性购房，新政谣言也曾导致恐慌性购车事件。2014 年，因机动车限购的小道消息流出，杭州陷入购车恐慌风潮，市民纷纷囤车囤牌，车管所上牌的人排起长龙，直至深夜依然人头攒动。在传言的迷雾中，民众的购买行为被恐惧情绪紧紧“捆绑”。同样，在教育、金融等领域，新政谣言也引发过学位房抢购、银行挤兑等风潮，影响了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

新政谣言大多来自民间，有着政策事实的某些影子，并不是与其毫无交集，但总体不符合政策事实。它们不仅会引发舆论热议，也会影响政府决策的落地，给社会管理带来困扰。

（二）灾祸层面：以恐惧“风险”为核心，社会发展问题集结下的焦虑放大

工业化的现代世界是一个不太可控的世界，人为灾难频发，现代风险的意外后果甚至可能会主导社会的发展，人们不由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与此同时，风险谣言也屡屡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集体恐慌。

风险谣言涉及的范围广泛，包括食品健康、公共卫生和环境污染等多个方面。其中，食品健康类谣言是传播频次最多的风险谣言。从早前的四川蛆橘、海南香蕉致癌，到近年的塑料紫菜、塑料大米和棉花肉松，这些谣言消解了民众对于食品安全的信心，造成相关产品严重滞销。比如，受蛆橘事件的影响，当年全国柑橘经济损失高达15 亿元；塑料紫菜谣言重挫了南方的紫菜市场，使主产区的订货量和收购价格缩减三成左右。短期内，百姓的心理阴影也难以驱散。经历SARS、H1N1和MERS 等事件后，民众对病毒信息非常敏感，公共卫生类谣言活跃起来，像“感染埃博拉病毒会变僵尸”“××感染SB250 病毒死亡”“登革热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等谣言总不断出现在网络上，刺激着民众的眼球，诱使他们采取过度防御的不理性行为。在疫情事件中，这类谣言出现的频率极高，容易引发次生舆情。例如，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就带来了一场谣言流行病，“蚊子或成新冠病毒第三宿主”、“两年不能接触新冠肺炎患者”、“5G 传播新型肺炎病毒”和“淡水鱼能传播新冠肺炎”等小道信息层出不穷。由于谣言言辞急切，大部分还附带了数据、图片、视频等所谓的“佐证”信息，因此，它们对普通群众具有极强的迷惑力，致使社会舆情反反复复。为此，世界卫生组织成立“谣言终结者”团队，专门对抗这类谣言的传播；环境污染是困扰现代社会发展的一大难题，但凡信息关涉到辐射污染、空气污染和生化污染等内容，人们就会变得十分警觉，即便是信息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他们也会对其持有“宁可信其有”的态度。例如，2011 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出现核泄漏问题。国内盛传“海盐被核污染”“碘盐可抗核辐射”等谣言，受恐慌情绪支配，多地发生食盐抢购事件，最后造成全国盐荒。这场食盐恐慌还影响了股市，A 股的盐业股集体飙升；近年来，空气污染问题的社会关注度持续攀高，相关谣言的热度也随之高涨，“雾霾不散是因为核污染”、“雾霾堵死肺泡”和“空气污染是肺癌发病率高的元凶”等谣言都曾疯传朋友圈。“PX 高爆炸且剧毒”“钼铜冶炼毒性大”等生化谣言更是令人胆战心惊，引发过大型的群体性事件。例如，2012 年，四川什邡传言“钼铜厂污染程度远超福岛核电站”，众多市民在市政府门口示威，抵制相关项目。

风险，是一个不受欢迎但又不可避免的现代性主题。风险引人反思，是侵扰现代人生存最为深刻的主题。在风险恐惧中，人们的焦虑被放大，对恐慌性谣言的接受阈限降低。

（三）人身侵害层面：以恐惧“陌生人”为重点，个体安全模式的新威胁

现代人生活的物理空间不断扩张，流动人群也越来越多，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正在崛起，一种称为“恐他症”的时代病也随之而来，由此滋生出大量的陌生人谣言。

陌生人谣言主要有“割肾谣言”“抢小孩谣言”“艾滋针刺谣言”，它们描述了一种来自他者的身体伤害。“割肾谣言”最初出现在广州、深圳和上海等城市，这些地区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体量庞大，传统的熟人社会形态已渐去渐远。“割肾谣言”讲述了一段离奇的事件：某男子在酒会上邂逅某女子，酒醒之后，他发现自己睡在酒店装满冰块的浴缸里，背上划出九寸左右的伤口，内部肾脏则被人取走。除了酒会版本，割肾谣言还有求职、网吧和地铁等多个版本，它们“提醒”民众要与陌生人保持距离，避免身体遭受破损。“抢小孩谣言”是流传较广的一类陌生人谣言，只要在百度搜索相关内容，就会出现千万个网页信息。这类谣言多次登上年度热门网络谣言榜单，其内容大体如下：从X 地来了N 个外地人，到Y 市偷抢小孩。在谣言中，外地人的数量从10 至1000 不等，他们驾驶外地牌照的车辆，以“制作被褥”“专修水电”“收旧物”等名义为幌子，在小区、公园和广场等场所偷抢小孩，再进行拐卖或者卖器官等残忍行径。由于叙事对象的“低龄化”和叙事内容的“细节化”，加上所谓的现场图片、视频等证据，使得这类谣言颇具冲击力，导致涉事地区的许多家长整日提心吊胆，不敢让小孩在外单独行动。“艾滋针刺谣言”是一种久传不衰的陌生人谣言，该类谣言首现于2001 年，当时天津有传言称：有人将艾滋针暗藏在电影院、社区和公园等公共场所的座椅上，每天约有七、八人被艾滋针扎伤。谣言传开后，整个地区陷入恐慌之中，很多人都产生了“出门环顾四周”的条件反射。之后，该事件被列为一号案件，数百名警员参与了破案。后来，“艾滋针刺”虽被界定为谣言事件，但它并未沉寂下去。2002 年，类似的传言又流入广州。2004 年以后，“艾滋针刺谣言”以不同的版本，出没在上海、温州、银川、兰州和南京等十多个城市。2017 年，共享单车风靡一时，“艾滋针刺”摇身变为“小黄车针刺感染艾滋病”，该谣言很快引起社会骚动，并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

无论是“割肾谣言”“抢小孩谣言”，还是“艾滋针刺谣言”，都是对他者伤害的想象性恐惧，它们反映了现代人在社会交往方面的安全焦虑问题。实际上，陌生人谣言的传播，也是现代人重建心理阃阈的一个历程。

三、恐慌性谣言传播议题转向分析

不管是封建时代，抑或是现代文明，恐慌性谣言都是以一种民间舆论的形式存在的。伴随社会的变迁，政治层面的谣言议题从政变恐惧走向新政恐惧，灾祸层面的谣言议题从灾异恐惧走向风险恐惧，侵害层面的谣言议题从鬼怪恐惧走向陌生人恐惧，恐慌性谣言的传播视角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传播意义也有了新的延伸与拓展。

（一）恐慌性谣言传播议题转向的外在表现

1.从政变恐惧到新政恐惧，政治谣言的传播面向底层化。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恐慌性谣言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在政治领域亦是如此。中国历朝历代中，恐慌性政治谣言从不曾缺位，对社会秩序乃至国家安全造成了消极影响。

古代的恐慌性政治谣言多为政变谣言，现代社会流行新政谣言，两者虽同为政治谣言，但却存在一定的差异：首先，议题指向不同。政变谣言的矛头直指当朝执政者，从秦朝到清朝皆是如此。诸如，“今年祖龙死”中的秦朝始皇帝、“青盖入洛阳”中的东吴皇帝孙皓、“晋祚尽昌明”中的东晋孝武帝等等；新政谣言瞄向普通百姓，其叙事对象涉及户主、车主和家长等社会中下层群体。其次，议题立场不同。政变谣言关乎国运兴衰，为合法的政治权力争夺造势。在历史上，每当政权稳定性遭遇挑战时，就会出现政变谣言，它们大多以谶言的形式预言皇权嬗变、世代更替等政治大事件，针对目标十分明确，是政治宣传舆论战中的有力武器。新政谣言与百姓利益挂钩，它们基于民众的立场，诉说政策的变动对百姓利益的负面影响。例如，“信贷政策收紧力度大”“公积金利率上浮”等谣言“解读”所谓的购房新政带来的损失，“全面回收宅基地”“继承的土地不能确权”等谣言“揭示”农民土地确权的新问题。自始至终，政变谣言都面向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以童谣、碑谣、题谣和图谣等方式干预政局。新政谣言则转向普通民众，其底层化的叙事特征比较显著。

在某种意义上，政治谣言包含了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合理性解释或挑衅性观察，正因如此，它们才会被有心者操纵，用于特定的目的。从恐慌体验来看，政变谣言针对统治阶级，百姓受其裹挟所产生的恐慌比较笼统，政策谣言聚焦社会底层，带给百姓的恐慌更直接、更具体。

2.从灾异恐惧到风险恐惧，灾祸谣言的传播内容日常化。灾异谣言和风险谣言都涉及灾祸，属于典型的恐慌性谣言。灾祸难以预测，犹如地下冒出的幽灵一般，具有突发性和不可控等特征，能够诱发民众最本能的不安情绪。

在议题叙事方面，灾异谣言和风险谣言具有较大的区别：第一，两者的叙事范围不同。古籍记载的灾祸谣言多与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异有关，尤以“大水讹言”为甚。虽然当代社会也存在自然灾害，但灾祸谣言更多地聚焦在现代性风险层面，涵盖食品、卫生、科技和环境等多个领域。第二，两者的叙事场景不同。灾异谣言的叙事场景神秘夸张，谣言中的自然灾害常被冠以“十年一遇”或者“百年一遇”的名号，而且，谣言还强调灾害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造成的损失是不可重复的。因此，特大灾异谣言一旦广泛流传，容易催生百姓的集体逃离行为。例如，汉成帝时期的“大水犯京师”、元惠宗时期的岳州“水灾潜龙”等谣言都曾致使民众四处流窜，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与灾异谣言相比，风险谣言的叙事场景比较生活化。例如，自来水致癌、味精致癌等谣言关乎民众的日常饮食，微波炉致癌、地暖致癌等谣言触及百姓的日常用品……总之，谣言所剑指的隐患就隐匿在人们的身边，它们大多强调这样的观点，即“我们”生活在一个“风险社会”，这里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

灾祸，即天灾人祸。古代百姓知识受限，他们从“天谴”的角度理解灾异谣言，释放出非常原始的恐慌情绪。现代社会风险集结，风险谣言关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贴上“人祸”的标签，民众的自发卷入度相对较高，由此引发的恐慌更频繁、更复杂。

3.从鬼怪恐惧到陌生人恐惧，侵害谣言的传播主角具象化。鬼怪谣言和陌生人谣言是有关人的身体遭受外界伤害的谣言，即侵害谣言，这是常见的恐慌性谣言类型，反映了人的一种生存焦虑。

鬼怪谣言和陌生人谣言都控诉可怕的外来者，但两者所内含的外来者有着极大的不同：鬼怪谣言的叙事主体是非人类的“恶鬼”和“妖孽”，它们状貌抽象，或一团黑影，或置有铁爪，形状可大可小，变幻无常，于晚间侵入“私人空间”暗中伤人。为了达到叙事效果，谣言会渲染诡异的气氛。例如，鬼怪来临之前，必有怪风，屋瓦皆鸣，其过后却杳无实迹；在作恶手段上，鬼怪使用“剪纸”“应答”等形形色色的妖术来取人肝或摄人魂……这些叙事手法将主体的形象不断魔幻化，把民众推向想象的恐惧深渊。当代的侵害谣言延续了鬼怪谣言中“被迫害的弱者思维”，伤害的对象仍是普通人。但是，谣言中的他者——“陌生人”，却是一种现实的存在，“陌生人”操着外地口音，身份特征明显，他们大多以团伙的形式，出没在公园、广场等现代化场所，利用车辆、针头等工具作案。不同于鬼怪的夜间犯事，陌生人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行抢掠之事，因此，谣言中还会出现所谓的“目击者”，以坐实他们的恶劣行径。在现实元素的拼接下，陌生人谣言的叙事主体得以具象化，谣言内容的说服性也随之增强。

在侵害谣言中，叙事主体与叙事对象之间的情感被叙事者对立起来。相比鬼怪谣言，陌生人谣言对叙事主体作了现实化的身份处理，并对其属性进行负面定性，这会造成某类群体的污名化，导致一些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二）恐慌性谣言传播议题转向的内在性分析

1.个体权利的忧虑：从“顺应天命”到“主体意识”。封建时代，出于精神信仰的需要，社会中产生了大量关于人类终极问题的思考，在命运方面，中国人形成了自己的“天命观”。“天命”是超乎人类之外的某种存在，决定了人生的顺利困厄。因此，人们要“尽人事听天命”。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天命”常常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成为改朝换代的一种合法性阐释。古代谣谶就巧妙地借用“天命观”，宣扬国运兴衰和兴亡治乱都是上天的安排。“天命观”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体现，上天是命令的发布者，百姓只能服从“天命”。这种关系自然也体现在谣谶中，“亡秦者胡”“晋祚尽昌明”等谣言都在教化民众顺从“上天”选定的皇权，接受政权嬗变的局面，至于个人在乱世中的多舛命运则是微不足道的。

到了现代社会，经历市场经济的锻造和自媒体的激活，公民已经历史性地生成了主体，他们对自身权力高度关注，这种关注必然递延到关涉其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上。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价值作出的权威性分配，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当代政治谣言主要与公共政策的变动有关，它们假借“国家指令”和“中央一号文件”等名目，传递“民宅征收”、“楼市调控”和“车辆限购”等民生信息。不像预言国运变化的封建谣谶，新政谣言聚焦底层百姓的根本利益，通常在特定的群体中流传，暴露了公众迫切要求的知情权与行为滞后之间的矛盾。从文本来看，许多新政谣言都采用“利好即逝”的叙事框架，例如，新政之后，有关部门“收紧力度很大”“利率无优惠”等等。同时，它们还会借助“已接到通知”和“日期有限”等时间限定词制造紧迫感，促使民众采取紧急行动以保全个人利益。在这里，民众不再被定义为“天命”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自身权利的维护者。

同为恐慌性政治谣言，对比之下，古代百姓因政变谣言而产生的恐慌总包含着诸多无奈，他们没有掌握个人命运的意识，只能想象自己在乱世中随波逐流的凄惨状态。而现代民众的主体性增强，其因新政谣言所致的恐慌情绪直接且浓烈，或多或少携带了一些抗争的成分。

2.现代性的迷思：从“天人感应”到“发展危机”。从远古的穴居时代起，大自然对于人类来说，就是一种神秘的存在。洪水泛滥、山泥倾泻乃至电闪雷鸣都会带给他们无助感。为了能够理解这些现象，人们开始对自然信息进行解读，“天人感应”之说流行起来，并编织进灾异谣言的文本中，由此发展出“灾异天谴”说。

“天人感应”论认为，上天主宰着人间的一切事物，人类的行为会上感于天，上天会依据人类行为的善恶邪正下应于人，其方式就是用灾难谴告世人，令他们反省改过。在灾异谣言中，风雨雷电、山崩地裂和水灾旱情等异象都被诠释为“上天的警示”。在“天人感应”论的影响下，人们通过逆向推理的方式，把“天谴”与社会、政治等问题联系起来，甚至还牵涉至君臣、朋友、父子等人事治乱，其中的情况关联也因神秘的上天而变得脉络清晰。面对天谴，民众消灾弭患的基本手段是祈祷，并在道德上加强自我约束，以修人事来感动上天。从灾异谣言来看，百姓恐惧的对象是来自上天的不可预测的神秘威力，而恐惧的压力则施加在与所谓“天灾”有关的人事方面。

随着文明社会的到来，“天人感应”论日渐式微，科学精神得以确立和传播。科技进步使人类迈进后工业社会，在这个时代，大多数的公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生活得更舒适，但他们仍然感到恐慌，这是因为激进的技术发展生成了另一种新的风险——人造风险。这种风险与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其后果常常是造成一种潜在的威胁，有的风险造成的影响甚至超出专家的叙述能力。虽然，在现实中，很多风险并未演化成大规模的灾难，但它们的阴影却以“风险谣言”的形式笼罩于整个社会。

风险谣言的核心内容是“发展危机”，其大多披着科学外衣，以“敲警钟”的方法促成人们对特定内容的接触，再通过利害关系的强调，唤起他们的警戒心，从而达到说服的目的。风险谣言体现了一种现代性的迷思，即“我们”生活在社会发展的困局之中，在这里，过剩的资本与过剩的风险相辅相成。现代性的迷思之下，人们对食品行业、公共卫生和环境建设等发展问题充满质疑，甚至产生抵制行为。置于高度敏感的技术世界，每个人似乎都具有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风险焦虑。人们时常变得躁动，一些高度焦虑者甚至还可能“看到或听到假想的可怕东西，感知到不存在的有毒气味，或者有虚拟生物在身上爬行的触觉”[28]。

灾异谣言与风险谣言都涉及社会灾难，但两者所引发的恐慌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前者的恐慌是对特定危险的本能意识，掺杂着浓郁的道德评判色彩；后者的恐慌是抽象的、泛在的，交织着迷惘与躁动，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3.社会关系的忌讳：从“人与鬼怪的关系”到“人与人的关系”。古时候，民间普遍信鬼神、好淫祀，这种信仰风俗的社会基础深厚，对百姓的影响也根深蒂固。鬼怪谣言之所以能够被民众接受并采纳，部分原因在于，文本中的鬼怪形象大多杂糅了民间信仰的元素，有着较为广泛的大众认知基础。

通过分析鬼怪谣言，不难发现其中的佛教魔怪元素，例如，“赤发蓬然”“眼如燈焰”“身尽青色”等外貌描述就极似夜叉，“铁爪”特征则与佛经中的地狱恶狗形象相吻合。为此，受惊的民众使用的防范物也非单纯的武器，而是桃木和枣枝等辟邪道具。此外，谣言所提及的“取人心肝”“术取器官”等残忍行为，也沉淀着野蛮的远古人祭风俗。由此可见，错综复杂的宗教信仰体系是鬼怪谣言滋生的土壤。

在都市化的进程中，人们已经“脱魅”，他们畏惧的不再是鬼神，对陌生人的恐惧开始变得普遍。这种恐惧是在“自己人”与“外来人”分类的基础上产生的，映射了人们在社交距离方面的某种忌讳。一直以来，熟悉的“围合”是社会安全空间的最高境界。城镇化发展使得传统的围合空间正在消失，人们不得不面对大量的外来者，人际网络逐渐陌生化。与此同时，陌生人侵害案件偶有发生，经由媒体的过度报道和周边人的反复叙说，人们的嫌猜心与戒备心扩张膨胀，不自觉地在认知系统中将陌生人与“恶者”相联系，社会信任感大幅下降。于是，陌生人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恐惧的源头，陌生人谣言流行了起来，侵害谣言中的社会关系由“人与妖的关系”转向了“人与人的关系”。

陌生人谣言是一种时代“恐他症”，反映了人们对侵入有效围合空间的外来威胁的不安。这类谣言叙述的事件掺杂了某些现实的片段，容易被受众误认为“客观事实”来扩散。谣言结尾大多附有警示性的话语，提醒人们不要独自去陌生地方，不要与陌生人独处，以免付出惨重的身体代价。整类谣言充斥着对陌生人社会的不信任，并以“道德训诫”的方式进行强化。在谣言的影响下，部分民众把“陌生人”与“身体残害者”等同起来，对现代社会空间的人际交往安全充满了焦虑。

鬼怪谣言和陌生人谣言均表达了对外来者的禁忌，但其中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不尽相同：前者恐惧的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后者警惕的是现实世界的他者。与鬼怪谣言相比，陌生人谣言所描述的威胁未必更严重，但它会造成人人互相嫌防的局面，从而加剧了社会的隔阂。

四、恐慌性谣言议题传播转向的思考

一直以来，威胁性评价都是恐慌性谣言争夺受众注意力的话语工具，人们被激发着去扫描环境中的各种威胁。相比传统时代，现代恐慌性谣言中的威胁性评价内涵更丰富，它们追问个人权利，充满现代性的迷思，也揭示社会关系的新忌讳。这些议题转向与现代文明有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对民众乃至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一）现代恐慌性谣言意义建构更复杂，是一种主体性强的群体话语实践

不管是社会结构和社会事件等“外在世界”，还是人的本能反应与思想意识等“内在世界”，它们都是由相关行动者借助于特定的符号、话语、文本和理论所建构的社会世界[29]。同样，谣言也是一种话语建构。相比封建时代，现代恐慌性谣言的意义建构更加复杂。

首先，现代恐慌性谣言是一种集体的民间话语建构。一般而言，谣言都有一个“召唤结构”，其中包含了许多的“意义空白”。在封建时代，恐慌性谣言的“意义空白”大多由政治精英、宗教人士等少数社会特权者填补，在他们的操纵下，谣言成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有学者就指出，在神灵崇拜的时代，先验式的政变谣言往往是威力无比的公关战术[30]。例如，新莽末年，图谶“赤伏符”流行，使得刘秀成为最终的受益者。现代社会，民众的能动性增强，他们因共同利益而联合在一起，在多轮的议论与协商中，对谣言进行集体的意义确定，达成对某种威胁的一致性道德判断，最终使谣言能够符合群体的风险共识。例如，疫苗谣言就契合了部分民众对疫苗接种不安全的认知。这种意义生产方式将群体最实际的诉求编织进了谣言，但它也聚集了人们日常积累的负面情感能量，一旦经由偏颇吸收的心理机制作用，很容易产生谣言的群体极化现象。

其次，现代恐慌性谣言是一种主体性强的话语实践。古人对恐慌性谣言的理解深受“天命观”“天人相应”等封建思想的束缚，在信息解码的过程中，其被动性和可控性较强。比如，汉代，大水之灾常被指为“阴盛之罚”，这一说法被民间普遍接受。因此，后宫不宁的汉成帝时期，曾多次出现“大水讹言”，传相惊震，“流杀人民，多至千数”[31]。现代社会，受众作为“我”或者“我们”的主体性意识突出，他们在恐慌性谣言的符码范畴内解码后，往往会对其中的威胁性评价进行重新编码。在编码过程中，受众根据自己的认知水平、社会背景等条件理解谣言的意义（例如，新政与“我”的关联，PX 项目对“我”的影响），依照自身对意义的理解作出回应，并关注其回应对于谣言传播的影响，进而调整话语策略。而且，他们还借助网络媒介与其他用户进行谣言的话语互动，不断从中建构出新意义，致使更多变异的谣言涌现。例如，割肾谣言就有酒会、求职和地铁等多个版本。在受众的主体性介入下，谣言传播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话语行动，同时杂糅了传播者最本质的焦虑情绪。

由于多元主体参与了谣言的解码和编码，因此，现代恐慌性谣言的意义建构比较复杂，它们凸显出民众某种急切的心理诉求，也融入了其在某个社会议题上的情绪底色。

（二）现代恐慌性谣言文本隐喻更深刻，折射出加速社会的本体性安全危机

拉科夫和约翰逊认为，在人类的语言和思想中，隐喻是无所不在的[32]。封建时代，恐慌性谣言以隐喻的方式宣传“统治失当”“天人相悖”等观点，是一种企图控制民众精神的“叙事话语”。对比之下，现代恐慌性谣言的文本隐喻更加深刻。

首先，现代恐慌性谣言是社会资源分配及争夺矛盾的一种体现。高速发展的转型社会中，财富、安全等红利不停地向上聚集，贫困、风险等问题持续地向下聚拢，由社会断裂所引致的资源配置问题，将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民众置于生存困惑的泥沼中。面对时代“加速”下的“变动”世界，人们尚未做好充分的准备，社会层面的认知适应变得紧张。于是，他们恐惧新政、恐惧风险，甚至恐惧陌生人，这些恐惧构成了现代恐慌性谣言的主要内容。无论是新政谣言、风险谣言，还是陌生人谣言，都是社会加速发展的必然产物，从中可窥探到社会资源分配、可利用科技资源和空间资源争夺等方面出现的问题，以及现代人的围困与迷思。

其次，现代恐慌性谣言是社会关系异化的一种映射。现代社会亦称“复杂社会”，它正在改变人们最熟悉的日常生活领域，普通民众无法应付这种复杂系统带来的种种挑战，上层系统也难以有效解决科技激进、道德变迁和群体重组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社会关系不断异化，给社会信任系统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现代恐慌性谣言隐喻了这些状态，比如，新政谣言显示了对权力机构的质疑，风险谣言隐含了对专家系统的不认同，陌生人谣言暗示了对外来流动人口的不接受……它们是现代人本体性安全感严重缺失的体现。“恐慌”已经成为现代复杂社会的一个常见词汇，夸大和笃信不确定性信息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现代社会中，有序与无序、常态与非常态频繁转换，人们的本体性安全受到挑战。现代恐慌性谣言隐喻了复杂社会高速运转下的种种发展问题，折射出民众的“存在性焦虑”状态。

（三）现代恐慌性谣言的工具价值更突出，包含着弱者趋利避害的特殊期待

在古代，恐慌性谣言更多的是特权者操纵舆论的游戏，而现代社会里，恐慌性谣言演变为弱者的武器，为他们提供控制感，并传递其趋利避害的声音，谣言的工具价值更突出。

首先，现代恐慌性谣言聚焦底层社会，为弱势者提供了某种解释性的控制感。工业化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弱势群体的被剥夺感非常强烈，他们常常会产生困惑：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会处于这样的生存状态？很多时候，他们变得敏感且焦虑，对威胁性刺激的阈限降低。恐慌性谣言“告诫”或“预警”一些可能发生的负面事件，让人们据此改变他们的行为，以避免某种不利的后果。这类谣言赋予了弱势者一定的控制感，使他们知道可怕的事件将要到来，从而在心理上做好充分的准备。例如，“雾霾可让鲜肺六天变黑肺”“雾霾堵死肺泡”等谣言的传递，就使民众从雾霾的危害困惑中寻求到意义，同时也为他们的应对行动提供了线索。由此，民众便体验到了一种解释性的控制感。

其次，现代恐慌性谣言是一种带有抗争色彩的情绪表达，其舆论张力比较大。后现代社会，弱势者能意识到自己在生活、生产中的不平等地位，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世界，因为新的风险太多，并且，很多问题具有全球性的特征，如果它们真正发生，自己是没有社会权力和个人资源去有效应付的。在民众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时代，当涉及切身利益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基本诉求无法实现时，他们往往会以恐慌性谣言为武器，建构起一个悲情叙事的框架，并利用集体记忆来渲染问题的不可逆代价，然后传递出趋利避害的抗争性声音。如此一来，谣言便具有极高的唤醒性，可引发公众的关注与同情。借助一定的舆论声势，弱势者可争取到与强势者“协商”的机会。在信息时代，网络媒介会加速社会动员，增大“话语抗争”发展为“对抗风暴”的概率，从而给社会管理带来挑战。例如，四川什邡的“钼铜厂污染”谣言就是典型案例，在网络情绪动员下，该谣言事件最终演变为群体性事件。

现实社会中，弱者没有权力或资源控制不确定的负面事件，有的时候，恐慌性谣言就成为他们抗争的一种武器，传递其对某类问题趋利避害的特殊期待，谣言的工具意义得以凸显。

小结与讨论

伴随时代的变迁，恐慌性谣言从早期的政变谣言、灾异谣言和鬼怪言论，转向当代的新政谣言、风险谣言和陌生人谣言。与传统简单社会比较，现代恐慌性谣言的意义建构更复杂，是一种主体性强的群体话语实践；现代恐慌性谣言的文本隐喻更深刻，折射出加速社会的本体性安全危机；现代恐慌性谣言的工具价值更突出，包含着民众某种趋利避害的特殊期待。

基于现代恐慌性谣言的传播范式，可以从传播者、传播文本和传播环境这几个方面，展开相关的应对措施：在传播者方面，现代恐慌性谣言的叙事主体大多为普通民众，因此，有着相同利益诉求的民众很容易加入传谣大军。为避免落入虚假谣言的陷阱并导致过激的行为，民众应提升个人知觉信息的能力，增强批判性思维，尽力克服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认知失调，同时也要正确认识现代风险，对其形成科学的心理预期，以防被错误的恐慌性信息感染。就传播文本来说，现代恐慌性谣言具有显著的负面事实判断意蕴，传递着对当代社会的各种“消极偏见”，信息平台可以根据其文本结构和情感倾向，建立相应的谣言分析技术模型，对特征词进行有效的识别，提升谣言溯源的准确性，阻断群体恐慌性传播的链条。至于传播环境方面，现代谣言的恐慌或因政策变动而生，或因科技风险而发，或因陌生人社会而起，与资源分配不公，可能的致命后果，身体严重受损等负面感受相关，民众对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的不了解、不理解和不信任成为谣言传播的内驱力。正因如此，谣言很容易被某些有心者所利用，通过互联网大规模地传播，从而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像“碘盐防辐射”“5G 传播COVID-19”等谣言都曾引发过歇斯底里的恐慌。对此，有关部门首先要注重提升公众的体制信任值，一方面要让他们认识到其管控社会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要使他们感受到其心系民众、维护民众的意愿和决心。其次，有关部门要营造健康、理性的舆论氛围，督促媒体、网络大V 以及社会组织履行社会责任，传递正确的知识和平衡的信息，同时也要善于设置议题，努力消除公众的心理噪音，引导他们把消极情绪转化为积极情绪。

当然，谣言并不完全产生绝对的负面影响，通过分析谣言现象，可以发现其与现实社会之间的某种联系，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大众心理。就恐慌性谣言来说，它们也提供了一个突破常规意义的民意探测管道，政府可以通过谣言的议题指向及文本隐喻，深入了解民众的诉求，探讨缓解社会冲突的路径，使其发挥“预警器”和“安全阀”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