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逻辑理路

杨鸿柳，杨守明

（1.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 100029；2.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人类疫病是一个长期的现实问题，它不仅与自然界传播相关，还与大国地缘政治密切联系。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上述问题提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想，为国际社会解决人类疫病问题、促进公共卫生事业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因此，文章将沿着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逻辑理路，从自然界疫病演化维度（疫病演变的自然界发展逻辑）探讨威胁人类卫生健康的自然因素是什么；从大国地缘政治维度（国际社会应对疫病的实践逻辑）探讨保障人类卫生健康的人为因素是什么；从理论维度（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探讨当前国际社会应对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该秉持的原则。

一、人类疫病演变的自然发展逻辑：从“地方性疫病”到“公共性疫病”

对于所有生物来说，疾病和寄生物几乎无所不在。当寄生物从某个有机体身上成功地搜寻到食物时，对后者（宿主）来说，就可能导致一场恶性感染或疾病。人类也不例外，当寄生物侵入人体（宿主），就可能导致人类一场恶性感染或疾病。自从人类开始出现，疾病就随之而来，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具有传染性的。这些传染性的疾病，或曰疫病，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不断出现，并且随着人类觅食环境和方式的变化，呈现出“地方性疫病-区域性疫病-全球性疫病”的逻辑路径。目前，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们出现健康问题，都会迅速成为对其他地方或整个人类的健康威胁，即人类疾病的全球“公共性”。

（一）地方性疫病的产生（史前-公元纪年前后）

人类祖先疫病主要产生于生态失调，其中导致失调的关键因素来自食物链。早在远古时期，人类就处于生物链的顶端，捕猎的技巧和能力就已经超过其他肉食动物，也就很少再有被大型天敌吞食的危险。但是，大多数人的生命和健康在这一时期就已受到与微生物之间脆弱平衡的制约。这种脆弱的平衡主要体现为人类食物与寄生物之间的共存关系。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人类有能力得到多种多样的食物，而多样的食物又携带多样的微生物。因此，伴随人类的进食过程，大量微生物也进入人体内。白细胞是人体内防御疫病感染的主要元素，它们能够有力消解其中的入侵者，但那些不能被消解的微生物便成为人体内的寄生物。为了对付体内存在的致病微生物，人体需要不断进行机能调整，而与此同时，各种致病微生物也在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人体环境。经过长期的相互调适后，人类宿主与病原体之间会产生一种能让双方共存的相互适应状态，这是较为理想的状态。也就是说，两者能够长期共存，且不会对对方的正常活动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例如，人类肠道中常常存在大量细菌，但不会对人带来明显病症，这样生态平衡的例子数不胜数。然而，并非所有致病微生物经过与人体环境的调适，就能够与人类和平共处，如引发疟疾的疟原虫可能是人类最古老的寄生物，但它至今仍给人类宿主带来严重的四肢虚弱、忽冷忽热病。可见，维护人类生命和健康的生态平衡是脆弱的。进一步说，上述脆弱性生态平衡，还有可能随着人类觅食环境的变迁而不断被打破。一旦人类觅食环境发生变化，必然带来其食物及其所携带微生物种类的相应变化，其体内原来的脆弱性平衡就会被打破，人类与食物所携带微生物之间就要在新的情形下重新进行调适。因此，这种生态平衡是不稳定的、动态的。具体来说：人类觅食环境和方式的第一个变化就是从树上走到地面。当人类祖先从树上到地面，并以狩猎作为主要生存方式的时候，人类生存环境和方式发生了第一次变化，打破了原来的生物平衡。因此，人类与微生物之间就要在新的环境中重新调适，并建立新的生态平衡。人类觅食环境和方式的第二个变化源于从狩猎到农牧业的转变。首先，灌溉农业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构建了有利于病原虫传播的环境。其次，畜牧业的发展，使人类同驯养的动物联系紧密，从而导致人类的疫病与家畜传染病直接相关联。总之，任何一种觅食环境和方式的改变，都会打破原来的生物平衡，人类面临新的生物失衡，这一失衡导致宿主和寄生物的死亡可能交替发生，这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便形成无限维持的传染链，即演变成地方病。

（二）区域性“疫病圈”的发展（公元纪年前后-公元15 世纪末）

公元纪年开始时，欧亚非几个不同文明区域，如中东文明区域、黄河流域的冲积平原、恒河流域的季风地区以及地中海沿岸区域等，开始形成彼此孤立的“疫病圈”。此后，随着各文明地区之间出现定期和有组织的交流，原本孤立的疫病圈之间的传染病开始越出固有边界，很快从一个文明地区蔓延到另一个文明地区，肆虐于以前没有患病经历或免疫力的人口，这便导致严重后果。在公元纪年后的两个世纪，从中国和印度抵达地中海的旅行线路常规化，因此中国、印度、东地中海之间的贸易达到了此前长途贸易未曾有的规模。商队在陆上频繁地横穿中亚的绿洲和沙漠，商船自由航行于印度洋及其邻近水域。驼队和商船在这些空间内经常性的往返运动，既意味着商品的交流，也意味着传染病的交流，因为陌生疾病在易感人群中的传播机会增加了。到公元900 年，原本地理上各自独立的亚欧诸文明之间，由于经常性交流进行的疫病调试，而使这些疫病发展成相对稳定的状态。即是说，这时亚欧非各个区域的人类，已经相互适应了源自其他区域的传染病，一般来说亚欧非原来的几个文明圈之间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人-人传染病发作。然而，随着亚欧非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交流，刚刚建立的文明圈之间的疾病平衡被打破。这些更为广泛的商贸交流，跨越了文化和疫病的原始边界，导致传染病在更为广泛的区域内传播。综合以上所述，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和相互交流的不断增加，地方性的疫病发展为几大文明圈的疫病，进而又发展为亚欧非区域性疫病。

（三）全球“公共性”疫病的演变（公元15 世纪末-现在）

15 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启了美洲与欧亚非区域传染病的交流历史，进而促进了区域性疫病向全球公共性疫病的演变。随着新大陆的被发现，更为频繁的跨海接触间接导致了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当船只开始出没于地球的各大洋，并把所有的海岸线结为一个国际交流网时，疫病分布的均质化过程意味着疾病将被传播到更多更远的地区，并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在这些地方制造地区毁灭性的流行病。可以说，每当那些原本偏远而隔离的部落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并遭遇一系列毁灭性的疫病侵袭时，灾难便不可避免。[1]例如，美洲印第安人对欧洲人带来的病原体相当敏感，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另外，继欧洲人之后，漂洋过海的非洲人带来的病原体也加剧了疫病在新大陆的传播。在加勒比海沿岸及大部分岛屿等地方的种植园需要输入大量劳动力，这便加剧了非洲奴隶贸易。奴隶贸易不仅致使人口混合，还驱动人口从一个疾病环境走向另一个环境，从而致使传染病的扩张越过了原有的自然界限，形成了跨越不同疫病圈的传播。

总而言之，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原来欧亚非所形成的区域性“疫病圈”进一步向美洲发展，进而使每一个区域的疫病都可能迅速传播到世界任何一个区域，成为全球公共性疫病。

二、国际社会应对疫病的实践逻辑：从“区域性合作”到“全球性合作”

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同疾病和灾难的斗争史。随着“疫病圈”从区域扩展到全球，人类同疾病斗争进程中的国际合作，也在不断扩大和深化。

19 世纪上半叶，欧非亚就针对疫病展开了国际合作。1831 年，欧洲多国驻亚历山大的公使，应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之邀，共同在亚历山大组建一个卫生委员会。此后，他们继续为西欧创建了负有特殊使命的卫生预警机构，追踪沙特麦加朝圣者的传染病情况，并在埃及发布关于危险疾病出现和消失的警报。正是通过国际合作，建立卫生组织和预防机制，欧洲医疗组才能在此后埃及出现霍乱时，及时赶赴现场，利用细菌学的新知识有效应对这场疫病。[1]此后，为应对霍乱流行病，国际的医学交流与合作也达到了新的高度。1815 年国际医学大会在巴黎召开，来自欧非多国的医学家会聚巴黎，主要讨论检疫制度是否对霍乱或其他疫病有效的问题，随后取得显著实践成果。然而，由于上述国际合作局限于西欧国家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和西亚国家，也就仅仅在这个范围内的国家暂时抑制了霍乱，而在世界其他未参与国际合作的国家，这一疫病仍然进行着传播。实际上，霍乱这种疫病早在19 世纪上半叶就已经越出其传统传播疆域而成为世界性的疫病，而上述针对这一疫病的区域性国际合作，则不能有效抗击这一疫病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原因是19 世纪世界性殖民体系的建立以及科学技术推动的全球交通的迅猛发展，加深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程度，强化了疫病的世界性。因此，针对世界性的疫病，只有建立全球性的国际合作组织和机制，才可能有效抑制疫病在全球的传播。

20 世纪初，在防止疫病的全球性组织管理工作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基金会最初设立于1904 年，在基金会成立之前，洛克菲勒已经有一个卫生委员会，进行钩虫病防治工作。其最初宗旨是“促进全人类的安康”。其1913 年注册之后，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在基金会之下建立国际卫生部，并把此前成立的卫生委员会合并进来，以促进全人类安康工作国际化。基金会第一项任务就是把它发起的防治钩虫病和公共卫生的工作向全世界推广，从而将防治钩虫病的工作推广至六大洲62 个国家。1915 年，基金会又开展了一项旨在研究和控制黄热病的全球计划。另外，在同一时期，基金会还在世界多国建立常设公共卫生机构，培训公共卫生医务人员，从事更加广泛的公共卫生工作。它在英、法、比、加以及拉美、中东和东南亚一些地区进行了广泛合作，并在中国建立了著名的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总之，从20 世纪初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国际卫生部在促进全人类安康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从而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进行全球性的组织管理，才能有效维护全人类的安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性的防止疫病组织管理工作，就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转交给了1948 年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是国际上最大的政府间卫生组织，其宗旨是使全世界人民获得尽可能高水平的健康，负责联合国系统内卫生问题的指导和协调工作。它为全球近200 个国家卫生事务提供指导，拟定卫生研究议程，制定规范和标准，阐明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方案，向各国提供技术支持，以及监测和评估卫生趋势。具体来说，促进流行病和地方病的防治，提供和改进公共卫生、疾病医疗和有关事项的教学与训练，推动确定生物制品的国际标准等。在上述基础上世界卫生组织还借助各国政府有力的支持，把最先进的科学、医学知识应用于落后地区。可以说，20 世纪40 年代以后，医学科学和公关卫生管理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已经真正的全球化了。从此以后，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都能够团结一致，共同抗击疫病。

冷战高潮时期的20 世纪50、60 年代，世界各国在抗击疫病方面打破了意识形态的分歧，取得了广泛的共识，都认为通过大力动员全球民众与疫病进行斗争，必定能够取得最终胜利，并为此进行了国际合作的具体实践。1958 年，苏联代表在世界卫生大会上提出发动国际运动以消灭天花，这一倡议几乎得到世界各国的一致赞同。这一时期，虽然国际社会形成两大对立的政治军事阵营，但没有因此影响各国在公共卫生事业方面的合作，尤其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支持这个活动，从而取得了巨大成就。正如世界卫生大会在1980 年5 月8 日所正式宣布的那样，“全世界的民众已经从天花中获得自由。从远古开始，天花一直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疾病，以流行病的方式横扫几个世纪；仅仅在十多年前，它还在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猖狂一时”[2]，但在全世界团结合作、共同努力下，仅用了11 年时间，就彻底消除了天花。

21 世纪，针对全球性疫病的国际合作更加广泛和深入。为了应对H7N9 流感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带来的严重威胁，全球在面对区域性和全球性传染疾病方面的预防、检测和报告能力进一步增强。2013年，G20 首次号召各国强化对WHO 国际卫生法规的执行，通过该法规，全世界能检测其是否做好足够的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疾病威胁以及生物恐怖袭击。此后，2014 年2 月13 日，来自美国、中国、俄罗斯等27 个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代表在华盛顿共同启动了一项名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的全球防控传染病计划，旨在通过现有全球卫生安全机制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提高各国对传染病的防范、监测和快速反应能力，共同促进全球卫生安全。具体来说，就是预防或减缓各种原因（包括天然的、蓄意的或事故性质的）造成的危险病原体带来的影响，快速地检测和准确地报道暴发疾病的发生时间，动员互联的全球网络国家来有效应对疾病暴发，以限制传染性疾病在人和动物的扩散，缓解人类承受的痛苦，减少生命损失，降低流行性疾病对经济的影响。为达到上述目标，全世界的多个国家都共同支持该工作，力图优先在关键和重大问题方面进行合作，其中包括疾病防控、早期监测、卫生应急。为加快这一进程，多个国家、国际组织和民间组织协商合作，采取了一些具体的行动，并在国家、地区和国际卫生改进方面得到切实提高。这些措施都表明，国际社会在促进全球卫生安全合作方面的不断深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国际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论国际政治是否稳定，人类在抗击疫病方面都进行了有效合作。19 世纪的殖民扩张和战争阶段，20 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阶段，尽管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政治安全利益分歧发生国际冲突，但这些国家在关乎整个人类卫生健康这一共同利益方面，进行了有效合作，并且国际合作的范围和深度还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加大。

三、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从“世界历史理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及其中国化的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从人类诞生以来的整个历史维度，探讨人类生存生活方式从原始封闭地域走向民族国家，进而演进为世界体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规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随着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的不断发展，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随着生产方式的日臻完善和交往活动的增多而逐步消除，自然形成世界历史，进而构成世界体系。如今，随着世界体系的演化和社会生产力、分工及交往的进一步发展，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交往更为广泛和深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网状结构，进而造就新时代相互依赖、休戚相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先，人类社会由原始的地域局限向民族和国家转变。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人们受到原始地域的局限和部落制度的束缚，不同地域、部落的人们彼此孤立、闭关自守。由于在各个地域和部落的内部，个人从属于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个人的劳动也无法超越这种地方性限制，因而不同地域、不同部落之间缺乏交换。“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或者大体说来，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3]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交换的增加，原先狭隘的劳动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这样就自然冲破了原始地域局限和部落束缚，进而实现了向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性转变。

其次，人类社会从民族的、国家的相对局限性向世界体系转变。马克思认为，不仅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内部结构也取决于其生产力和对外交往的发展程度。因而“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的种类和范围不断扩大，这些不断扩大的社会分工，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交往。因此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5]，从而实现了由民族和国家的局限性向世界体系的演进。

最后，人类社会从世界体系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进。上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的不断发展，自然形成世界历史，进而形成世界体系。但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明确判断世界历史发展到21 世纪将演变为怎样的世界体系。

1.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世界。习近平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国访问，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谈到了他对国际社会中各国之间相互联系和依赖程度的总体观点，认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6]。之后，他又多次谈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7]，并在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提到，“深刻认识到，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8]

2.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习近平主席在巴基斯坦会议发表演讲，认为“和平、发展、合作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主题”[9]。之后，他又在上述理论观点中增添了“共赢”这一新的要素。认为“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新的增长动能不断积聚，各国利益深度融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10]。认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再符合时代逻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11]。

3.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习近平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中讲到：“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12]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13]此后，他在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上指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如何解决发展赤字、破解安全困境、加强文明互鉴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进而“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14]

4.矛盾问题比较复杂的世界。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认为“这个世界，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6]。之后，他又进一步指出：“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9]同时，他还指出，“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错综交织，世界经济复苏道阻且长。

5.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世界。习近平主席在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时，从当前国际格局的演变认识谈到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性。他说：“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16]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他又从战后国际关系的演变趋势认识到世界发展的进步性。“70 年来，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历史性地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对峙不复存在”[17]，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并认为“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9]。针对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新领域他进一步指出，“信息革命时代潮流浩荡前行，网络空间承载着人类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18]。

总之，人类社会实现了由原始地域向民族和国家转变，进而又从彼此孤立的民族和国家演变为世界体系。目前“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6]。人类社会这种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依赖越来越深入的客观规律，使人们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走向深度与全面的合作。

结语

综上所述，从疫病的自然界发展逻辑来看，随着人类觅食环境和方式的变化，疫病涵盖的范围也逐步扩大，由地方性疫病、区域性疫病，发展到全球性疫病。从国际社会应对疫病的实践逻辑来看，随着国际社会推进医疗合作，战胜疫病的成果日渐丰硕，分别在19 世纪的殖民扩张和战争阶段，20 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阶段，有效维护了人类生命健康。目前发生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疫病，都不仅是其“私家”的问题，而是各国的“公共”问题；不仅有自然因素，还可能有人为因素。由此，说明威胁整个人类生命健康的总体问题是疫病的“公共性”。而解决人类“公共性疫病”的根本途径，是人类社会随着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的不断发展，各民族从原始封闭地域走向民族国家，进而形成世界体系，并正朝着休戚相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演进的理论逻辑。当今世界60 多亿人口居住在同一个地球村，并且其中大多数仍然处于贫困状态。从生物学传染病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的境况比几个世纪前不是更好了，而是更糟了。不仅如此，我们人类自己还因地缘政治进行着斗争。如果这样下去，微生物将要战胜我们。正如美国学者劳里·加勒特所说，“微生物就是我们的捕食者，如果我们人类不用心在一个理性的地球村里共同生活，而给微生物提供良好的生存机会，那么胜利的将是我们的捕食者”；“我们不是学着一起生存，就是一起死亡”[2]。因此，我们要研究人类疫病演变的历史逻辑，尊重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沿着以往人类战胜疫病的实践路径，减少地缘政治对解决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消极影响，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