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的文本规范研究
——以遵义会议会址为例

杨鸿雁

（遵义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贵州 遵义 563006）

红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文化的翻译与对外传播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备受广大专家学者关注。红色文化的翻译与传播有利于国外民众以正确的眼光看待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史，了解中国人民为争取独立、民主、幸福所付出的艰辛努力。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良好效果对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遵义红色文化的重要意义

遵义红色文化是代表当代中国价值取向的主流文化，长征文化是遵义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 年6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考察，在遵义作了“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遵义故事”的重要指示。遵义，位于贵州省北部，黔北地区的中心城市，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红色是遵义的底色。“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遵义故事”就是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用好遵义的红色资源，擦亮遵义的红色底色，不断讲好遵义故事，将“红色种子”播撒到更远的地方，向世界人民展现新时代遵义人民的精神风貌，让世界人民了解遵义、了解中国，对外彰显“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城市品质。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能够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同时还能提升国家软实力。遵义故事作为中国故事的组成部分，“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遵义故事”就是要树立文化自信，用好遵义红色文化资源，讲好遵义红色故事。遵义红色文化旅游作为遵义红色文化的传播载体，吸引了许多国内外游客慕名而来，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遵义红色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正在走向世界。

二、外宣翻译的特点

外宣，是对外宣传的简称，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实践活动。在众多外宣活动中，翻译实践是关键，外宣翻译不仅仅涉及语言的转换，而且还涉及政治领域的一些问题。外宣翻译的对象虽然很多，但是也需加以辨别，要知道哪些内容可以外宣，哪些内容只适合内宣。外宣翻译的目的是要让目的语国受众了解原语国的实际情况，不受某些不良媒体的影响，让目的语国保持公平的态度看待原语国各种事务，从而在国际舞台上塑造和提升原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正面形象，争取和扩大外部世界对原语国的认可和了解。外宣翻译是将外宣材料翻译成目标语言的一种方法，也需遵循翻译的共性原则，即译文内容、结构、文采要符合汉语的特点，注重意思表达的完整性，换言之，也就是内容的准确性，语法结构的顺畅性与语言载体的文采文学性。然而，与文学翻译等其他类型的翻译相比，外宣翻译又因其自身的特性决定了不能完全套用文学翻译的准则和方法。黄友义指出，“外宣翻译作者需要熟知并运用‘外宣三贴近’原则，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1]外宣翻译的意义在于促进文化的传播，在于让外国读者了解本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外宣翻译本质上是跨文化传播。[2]

（一）外宣翻译政治性强

外宣翻译的目的是向世界传递正确的信息，提升国家的形象。外宣翻译文本中会涉及事关国家发展的政策和方针，以及国家军事、安全等领域的资料，它集中体现源语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积极的文化价值观。因而，在外宣翻译中，译者要具备极高的政治敏感性，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对政治敏感性以及意识形态的政治术语必须经过反复推敲，并及时了解和查找权威翻译，进而准确地翻译外宣资料，维护国家尊严，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特别是当涉及领土主权、重大国家利益等问题时，外宣译者需要头脑清醒，态度严肃，永葆政治上的正确性。[3]比如：近日，王毅出席第三届“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开幕式并发表致辞。在外交部的官方翻译中，“西藏”的英文翻译不再延用“Tibet”，而是采用汉语拼音“Xizang”。在境外，“Tibet”一词代表“西藏”的大量语境里，其引申意不仅包括西藏，还涵盖了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四省涉藏州县。20 世纪30 年代以来，任乃强等藏学研究先驱对学界将“西藏”一词译为“Tibet”提出了批评。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林平认为，“西藏”译为“Tibet”，这对于纠正西方流传甚广的“西藏”地理极为不利。

（二）外宣翻译非逐字翻译

外宣翻译文本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信息量较大。外宣翻译旨在实现其政治目的和社会功能，因而，面对国外读者时，译者应该根据他们的需求和兴趣以及接受程度，将翻译文本中重复和多余的部分删减，或是将文字所隐含的意义挖掘出来，将文本中的修饰部分省略。外宣翻译中使用经济简明的原则能有效避免语言累赘繁复，提高对外宣传的效度，从而有助于提升国家的形象。比如：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巩固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果”。译文：“consolidate our gains in keeping the skies blue,water clear,and land pollution-free.”该译文出自新华网的对外官方网站，政府工作报告原文中的“保卫战”没有出现在译文中。原文中的“保卫战”使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起着激励人心和昂扬斗志的作用。然而，由于近年来中国军事实力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些西方媒体甚至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对国家，对中国进行抹黑攻击。如果译者将该词直译为“battle”，会让一直受西方媒体影响的外国民众误以为中国人好战，不利于国家形象的传播，因而，此处将该词弱化不翻。

三、遵义红色文化外宣翻译文本重构研究

遵义红色旅游资源丰富，特色鲜明，在全国堪称经典，丰富而厚重的红色文化决定了遵义红色旅游具有较高的品质，在对内宣传上优势明显。然而，与其他红色旅游发达地区相比，遵义红色旅游在对外传播上，还有很多欠缺和较大差距。笔者针对遵义红色文化景区的文化翻译进行走访调查，收集各类翻译语料（标识语、旅游指南、公示语，景点介绍等），发现遵义红色旅游文化翻译现状不容乐观，存在问题颇多。首先，遵义地区各个红色景点普遍存在着英译语篇匮乏的问题，除遵义会议会址外，很多红色景点（包括著名的娄山关景区）都没有配套的英文翻译；其次，遵义会议会址的英文翻译中，其英译内容极为有限，仅仅翻译了少部分标志性的建筑物和参观提示，对遵义会议的起因、经过、对中国革命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及历史名人对遵义会议持有的积极观点、看法均未有译文；再次，仅存的少量的红色景点英译语篇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如：一词几译、拼写错误、大小写不规范、翻译文化内涵缺失、语法错误等。

为了进一步提高遵义地区红色旅游景点的对外知名度、促进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本文对遵义地区红色旅游文化文本的翻译进行了规范化研究。本研究以遵义会议会址参观路线为导线，对文本翻译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统一的整理归类，找出其中的原因，提出修改意见，以期使该类翻译更加符合规范化标准。

遵义会议会址主楼的小院里有一个宣传栏，玻璃橱窗里展示着遵义会议会址简介，并附英文翻译。原文如下：

“遵义会议会址，原是国民党第25 军（黔军）第2 师师长柏辉章私邸。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时，总司令部驻于此。1935 年1 月15 日至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在这里的二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英译为：

“The site of the Zunyi Meeting was previously the private residence of Bai Huizhang, the commander of the 2nd Division of the 25th Army of the Kuomingtang(also known as the Qian Army).The Central Red Army based their general headquarters here when they reached Zunyi during the Long March.This enlarged meeting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as held in the meeting room on the second floor,from January 15 to 17, 1935.Attendees included the Political Bureau members Mao Zedong, Zhang Wentian,Zhou Enlai,Zhu De,Chen Yun and Qin Bangxian,and alternate members Wang Jiaxiang,Liu Shaoqi,Deng Fa and He Kequan.Also in attendance were Liu Bocheng, Li Fuchun, Lin Biao, Nie Rongzhen,Peng Dehuai, Yang Shangkun, and Li Zhuoran, the heads of the Red Army headquarters and the army corps; Deng Xiaoping, the Central Secretary; and Li De(Otto Braun), the military adviser from the Comintern and his interpreter Wu Xiuquan.

Importantly, the Zunyi Meeting established Mao Zedong’s leadership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Red Army.It also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adoption of the correct Marxist line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s put forward by Comrade Mao Zedong,and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 Party’s central leadership was formed with Comrade Mao Zedong at its core.This marked a new stage in the Party’s independent solution to the practical problem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us,it rescued the Party,the Red Arm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an extremely dangerous situation,and marked a critical turning point in the Party’s history.”

这两段翻译中，出现两处错误。

其一，标点符号乱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译为：“Also in attendance were Liu Bocheng,Li Fuchun,Lin Biao,Nie Rongzhen,Peng Dehuai,Yang Shangkun,and Li Zhuoran,the heads of the Red Army headquarters and the army corps;Deng Xiaoping,the Central Secretary;and Li De(Otto Braun), the military adviser from the Comintern and his interpreter Wu Xiuquan.”。在原句“……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中，李卓然、邓小平、李德三人为并列短语结构，应使用逗号将其分开，译者在翻译中使用了分号。

其二，词序排列错误，“……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译为“...It also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adoption of the correct Marxist line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在这句翻译中，“also”为副词，表示“也”的意思，它位于行为动词之前，be动词、助动词、情态动词之后，因而此处应译为“...It was also the beginning of the adoption of the correct Marxist line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主楼二楼的每个房间，都标明了功能，其中有：

“机要科工作人员住室”，“毛庭芳住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一局（作战）办公室”，“参谋人员孔石泉黄鹄显吕继熙王辉黄功发谢汉初罗舜初曾美住室”，“彭雪枫住室”，“彭德怀杨尚昆住室”。

房间对应的英文翻译分别为：

“Bedroom of ciphe officers”,“Bedroom of Mao Tingfang The director of confidential section”,“No.1 bureau (opreations office)” of General Headquartrs of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red army”,“Bedroom of Kong Shiquan,Huang Hexian,Lv Jixi,Wang Hui,Huang Gongfa,Xie Hanchu,Luo Shunchu,Zeng Mei.”,“Peng Xuefeng’s Bedroom”,“Peng Dehuai and Yang Shangkun’s Bedroom”。

房间翻译中，出现了两处错误。

其一，单词拼写错误，（1）“机要科工作人员住室”翻译为“Bedroom of ciphe officers”，笔者猜想译者可能以为机要人员工作职责就是译电文，想将其意译为译电员“cipher officers”，但翻译过程中出现拼写错误。然而，机要科的工作职责并不仅仅是译电文，同时也包括其他工作，机要科工作人员和译电员并不在同一范畴，因而笔者认为将“机要科工作人员住室”译为“the bedroom for the staff of the confidential department”更为恰当；（2）“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一局（作战）办公室”翻译为“No.1 bureau(opreations office)” of General Headquartrs of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red army”，其中出现两个单词拼写错误，“opreations”应为“operations”，“Headquartrs”应为“Headquarters”。

其二，大小写不规范，特定地名都应首字母大写，然而在各房间的翻译中，有的使用了单词首字母大写，而有的则没有。如：“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一局（作战）办公室”译为“No.1 bureau(opreations office)” of General Headquartrs of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red army”，应译为“No.1 Bureau(opreations office)” of General Headquarters of the Chinese Workers’and Peasant’s Red Army”

其三，标点符号乱用，“参谋人员孔石泉黄鹄显吕继熙王辉黄功发谢汉初罗舜初曾美住室”是一个短语，其后不应使用标点符号，然而译文“Bedroom of Kong Shiquan,Huang Hexian,Lv Jixi,Wang Hui,Huang Gongfa,Xie Hanchu, Luo Shunchu,Zeng Mei.”的结尾，译者使用了句号。

遵义会议会址参观出口的街道对面，树立着一块指示路标，上面标明了下一步参观的景点名称、方向和距离。路标上标有“红军烈士陵园”，“红军街”，“邓小平住址”，“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秦邦宪（博古）住址”，“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址”，“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

路标对应的英文翻译分别为：

“The Red Army martyrs cemetery”, “The Red Army Street”, “The bedroom of DengXiao Ping”,“The former site of the Red Army General Political Department”,“The residence of Qin Bangxian(Bo Gu)”,“The residence of Mao Zedong Zhang Wentian Wang jiaxiang”,“The former site of the Soviet State Bank”。

路标翻译中，出现了四处错误。

其一，一词多译，“住址”一词在“邓小平住址”，“秦邦宪（博古）住址”，“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址”被分别翻译为“the bedroom”和“the residence”，笔者认为，住址既然是红军领导曾经居住过的地方，统一翻译为“the former residence”更为恰当；

其二，人名翻译不规范，英译人名应将姓和名分开，且姓和名的开头字母大写，“邓小平”应为“Deng Xiaoping”，而非“DengXiao Ping”，“王稼祥”应为“Wang Jiaxiang”，而非“Wang jiaxiang”；

其三，标点符号不规范，为避免产生歧义，多个人名之间，应用逗号隔开，而非仅仅使用空格，一连串没有符号隔开的人名拼音会让对中国红军领导不熟悉的外国游客产生误解。“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址”应翻译为“The Former Residence of Mao Zedong,Zhang Wentian,Wang Jiaxiang”；

其四，地名大小写不规范，特定地名每个单词的首字母都应大写，例如：“红军烈士陵园”译为“The Red Army Martyrs Cemetery”，而非“The Red Army martyrs cemetery”。“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应译为“The Former Site of the Red Army General Political Department”,而非“The former site of the Red Army General Political Department”。

四、结语

遵义红色文化外宣翻译工作任重且道远。翻译的规范化要求译者充分理解原语文化背景和目的语文化背景，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从文化类型和翻译的目的出发考虑读者的接受度，尽量展现民族地区红色文化的特点、向世界展示出中国革命先辈们的不朽精神。[4]红色旅游文化文本的翻译中，译者应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尽量避免翻译错误。在进行政治文本的翻译时，译者应该关注相关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从受众的角度出发，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多种翻译策略，注重对外宣传的效度和受众的认同度。外宣翻译不仅仅和译者的翻译水平相关，同时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翻译环境，这样更加有助于达到有效对外传播的目的。社会各界从事英语的专业人士应该对当地红色旅游的翻译工作加强关注和监督，对自己在旅游景区发现的错译和误译，及时向该部门提出意见和修改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则应该注重红色旅游宣传文本的翻译，组织相关专家做好文本收集、翻译、校对工作，从根本上保证外宣资料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