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变动与出口关系疏离研究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出口汇率弹性分析

□印 梅,张靖琦,管 竞

(南通大学,江苏 南通 226000)

1 引言

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央行逐渐退出对人民币汇率的常态化干预,双边汇率波动越发剧烈。从人民币兑主要发达国家货币的汇率来看,相比于2021年,2022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贬值4.06%;兑日元升值14.59%;兑英镑升值6.97%,但是我国对美国和日本出口分别增加了56.69亿美元和70.78亿美元,对英国出口减少了54.92亿美元。虽然影响出口贸易的因素众多,但是类似这种汇率与出口关系背离传统经济理论的现象在经济实践中并不少见,典型的案例是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之后人民币一路升值而我国出口却一路增加的情况。

关于汇率与出口关系弱化的研究,学术界颇为深入,与不完全传导的研究一脉相承。21世纪以来,随着各国和地区垂直分工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解释的目光投向了全球化的生产方式。比如Athukorala和Menon(1994)[1]认为汇率变动可以通过进口成本变动影响到出口价格,如果忽略了汇率变动对进口成本的影响,则可能对汇率传递程度的估计有偏。Abeysinghe和Yeok(1998)[2]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他们以新加坡为例证实了当存在较高的进口成分时,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已经弱化。向训勇等(2016)[3]和韩剑等(2017)[4]利用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研究了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结果表明企业进口中间投入份额越大,出口贸易的汇率传递率越低。上述研究均从中间品进口视角研究了汇率对出口弹性影响的弱化问题,然而Ahmed等(2016)[5]指出,除了中间品进口以外,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间品出口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印梅和张艳艳(2018)[6]64从理论上分析了全球化生产中汇率弹性的弱化效应分为中间品进口与出口受汇率影响的后向对冲效应,以及中间品出口与最终品出口受汇率影响的前向竞争效应,并从两个视角的实证验证了我国中间品的进出口都会削弱汇率对出口的影响。印梅和于津平(2019)[7]研究发现以增加值计算出口汇率弹性普遍高于贸易总额计算的汇率弹性,进一步佐证了上述结论。

综上,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相关研究主要落脚于中间品进口对汇率与贸易关系的影响上。虽然既考虑中间品进口又考虑中间品出口,即全球价值链后向嵌入与前向嵌入的研究已经兴起,但是基本还停留初步检验的阶段。本文在印梅和张艳艳(2018)[6]69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三维数据对其结论进行进一步验证,并拓展其研究,考虑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不同阶段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以期对汇率变动与出口关系有更细致的解释。

2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我国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

2.1 基准模型构建

基于印梅和张艳艳(2018)[6]67的理论分析,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并采用三维数据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出口汇率弹性的关系进行检验:

EXijt=α0+(α1+α2GVCFijt+α3GVCBijt)BERit+α4GVCFijt+α5GVCBijt+βXijt+φijt+εijt

(1)

其中,下标i表示出口对象,j代表具体制造业,t代表年份。EXijt为出口贸易额,GVC为我国各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分为前向嵌入度GVCFijt和后向嵌入度GVCBijt,BERit为双边汇率,Xijt为控制变量集合,φijt为“地区-产业-年份”三维固定效应,εijt为随机误差项。将除了全球价值链数据之外的所有变量均做对数化处理,那么系数α1表示出口的汇率弹性,系数α2和α3表示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嵌入度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α4和α5表示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嵌入度对出口贸易的直接影响。

2.2 变量与数据

2.2.1 被解释变量

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为我国出口到各个国家和地区各制造业细分产业的贸易额(EXijt),数据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的增加值贸易(TIVA)数据库。

2.2.2 解释变量

双边汇率(BERijt)。为更加直观准确地反映汇率变动的影响,选取以直接标价法下的时期均值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

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度和后向嵌入度(GVCFijt和GVCBijt)。采用增加值贸易数据库中我国对某贸易伙伴某产业出口EXijt中的中间品出口EX_INTijt的比重作为GVC前向嵌入度(GVCFijt),采取对某贸易伙伴出口EXijt减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EX_DVAijt占EXijt的比重作为GVC后向嵌入度(GVCBijt)。

2.2.3 控制变量

结合本文研究对象、前文理论模型以及参考相关文献,选取国外价格水平(CPIFit)和国内价格水平(PPIDjt)来控制价格因素,数据来自IMF数据库;资本跨国直接投资(TDICit)采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进行加总计算得来,贸易伙伴价格水平数据来自万德数据库、国内价格水平数据;贸易自由度(TRADEit)衡量一国经济自由程度的评价指标,指标上分数越高,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水平越高,数据来自美国传统基金会数据库;出口对象产出水平(GDPFit)控制收入效应,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国内产出水平(OUTPUTDijt)控制产业发展初始条件,通过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我国各产业的总产出而得。

根据研究需要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1995—2018年我国与65个出口对象24个制造业产业类别的相关数据参与实证检验,所有指数类数据均改为同期定基指数,且除全球价值链嵌入指标外,全部做对数化处理。

2.3 基准回归及稳健性检验

全球价值链前向与后向嵌入影响出口汇率弹性的基准回归及稳健性检验见表1,采用类稳健性标准误考察回归系数的显著性。第(1)列剔除了全球价值链嵌入指标,第(2)列为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出口汇率弹性系数为正数,这与惯常认知相一致,即汇率贬值有利于出口。剔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后,汇率系数显著增大,全球价值链前后项嵌入指标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弱化了出口汇率弹性,全球价值链嵌入是造成汇率与出口关系疏离的原因。其中全球价值链后向嵌入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超过了前向,与印梅和张艳艳(2018)[6]76的结论一致。从控制变量与出口的关系来看,只有国内价格水平与出口呈负向关系,这表明国内价格水平作为控制变量,除了剔除价格因素以采用更直观的名义汇率之外,还控制了成本因素。

表1 基准回归及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基准回归的稳健性,表1采用三种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其一,使用前后向嵌入度的和(GVC)与汇率的交叉项进行替代检验,主要变量显著,符号意义与已有研究结论相符,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也与替换变量前的结果基本一致,结果见表1第(3)列所示。其二,考虑到双边汇率与出口贸易额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的问题,根据货币学派的汇率理论将滞后二阶的国外产出水平与国内产出水平的比值作为双边汇率的工具变量,进行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检验。检验前,我们对工具变量作了一系列检验,从不可识别检验结果来看,Kleibergen-Paaprk统计量为86.632,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强烈拒绝“不可识别”原假设,认为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从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来看,Kleibergen-Paap统计量为148.647,大于显著性10%水平下的临界值16.38,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表1第(4)列报告了使用工具变量后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比较发现,核心变量仍然显著且符号一致。其三,改变样本期间。将样本期间缩短为汇率制度改革之后的2007—2018年进行估计,结果见第(5)列所示,所有变量的显著性以及符号与全样本仍然保持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3 基于门槛模型的进一步检验

考虑到出口的汇率弹性可能会根据嵌入度的改变而调整,因此再参考张伯伟和田硕(2014)[8]、谢非和罗安(2022)[9]的研究方法对印梅和张艳艳(2018)[6]74的研究进一步拓展,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进行检验。由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后向嵌入的影响,因此首先将后向嵌入度作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模型:

EXijt=θ1GVCBijt*BERitI(GVCBijt≤γ1)+θ2GVCBijt*BERitI(γ1γm)+λYijt+φijt+εijt

(2)

其中I为示性函数,γ为门槛值,Y为基准模型中除交叉项之外的其他变量。交叉项的变动最终要叠加到出口的汇率弹性上,为了验证式(2)结果的稳健性,再构建式(3)的门槛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中Y′为除了汇率变量以外基准模型中其他的变量,将门槛变量替换为全球价值链前后嵌入度之和GVCijt来验证稳健性,γ′为门槛值。

(3)

经过300次抽样(bootstrap)得到的门槛值和门槛数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以总体嵌入度作为门槛变量的模型中单门槛和双重门槛P值显著;以后向参与度作为门槛变量的模型通过了单门槛检验。

表2 门槛值和门槛数检验

表3为两种门槛变量的门槛模型回归结果。后向嵌入度作为门槛变量的单重门槛检验中汇率与交叉项的系数相反,又一次验证了后向嵌入度的提高会弱化出口汇率弹性,这与前文结论相符。进一步观察阈值区间对应的交叉项系数,高门槛值的系数比低门槛值对应的交叉项系数的绝对值大,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越高,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削弱作用越强。将总嵌入度作为门槛变量时两个门槛值形成了三个阈值区间,三种阈值区间对应的出口汇率弹性均显著为正,且区间越高时,出口的汇率弹性越低,进一步证明了嵌入程度越高,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越弱的结论。再将两种估计结果中汇率系数叠加交叉项系数后发现,阈值区间对应的变动趋势相一致。

表3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4 主要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检验了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无论是基准回归抑或是不同门槛变量下的回归结果,都证实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弱化提高出口汇率弹性的结论。分阶段看,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阶段不同,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汇率弹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突变。高嵌入阶段,全球价值链对汇率弹性的弱化程度更高。从其他变量对出口的影响来看,除了国内价格因素,其余变量对出口的影响均为正值,表明成本因素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依然存在。

根据本文研究,不难得到如下政策启示。一是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度能够有效应对汇率冲击对出口贸易的不良影响,因而扩大对外经济交往,拓宽进出口渠道,深入参与国际分工能够成为保持出口稳定,应对汇率冲击的有效手段。二是全球化生产阶段,出口连着入口,汇率变动的效应已经打了“折扣”,政府部门在制定货币、汇率等相关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汇率变动的出口效应所带来的抵消作用,适度降低币值变动对贸易进行调节的预期。三是国内生产价格因素对出口具有负向效应,因此维持出口稳定乃至促进出口发展仍然需要注意生产过程中的成本问题,需要通过技术革新等各种手段来控制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