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的三种知识分子气质

赵 艳

(西南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0715)

《堂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代表作,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已无须赘言。堂吉诃德的形象经久不衰,究其原因在于其形象不仅在当时广泛传播,还能和现代读者产生共鸣,形成广阔的阐释空间。从最初的读者群体到现在的评论家,对堂吉诃德形象的阐释一直发生着变化,堂吉诃德逐渐从一个喜剧形象演变为悲剧形象,从一个普通的疯子形象升华到理想主义的献身者形象。堂吉诃德的思想原本显示出人文主义的倾向,然而在变成疯子之后,他的非理性思想萌生了种种锄强扶弱、打抱不平的行为,开启了一段由人文主义理念启发的人道主义实践。种种迹象表明,堂吉诃德已变成一个具有人文主义理念并进行人道主义实践的知识分子形象,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

堂吉诃德的漫游经历是故事的主线,无论漫游情节是悲剧还是喜剧色彩,都体现了读者和研究者对小说内容的关注,而堂吉诃德的知识分子身份和漫游情节这两个形式因素一直以来都沦为这出戏剧的“背景板”,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本文意在以知识分子这一贯穿古今的关键概念为线索,探究堂吉诃德形象千百年来深入人心的根本原因。

一、堂吉诃德形象的流变:从滑稽到崇高

在《堂吉诃德》诞生之初,堂吉诃德的形象是滑稽的,与严肃性并不沾边,人们常将堂吉诃德视作欢乐的来源。据罗德里格斯·马林[1]6考证,堂吉诃德在最初的西班牙读者眼里是喜庆的标志:“堂吉诃德和桑丘、杜尔西内娅一起,出现在众多的民间喜庆节目中,被人当作逗乐的小丑到处演示。”当时的创作者对其极尽贬低之能事,堂吉诃德被许多诗人搬上舞台作为嘲讽对象。西班牙剧作家洛佩·德·维加在其喜剧《傻夫人》中把女主角傻夫人比作堂吉诃德,借剧中人物奥克塔维奥之口,评价堂吉诃德只会逗世人发笑。

创作者的戏仿一方面强化了堂吉诃德的滑稽印象,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这部作品的广泛传播。就官方立场而言,17世纪的书检官认为《堂吉诃德》一书“广征博引,极富教益”[1]15,褒扬了作者扫除骑士小说的主旨,传教士则把《堂吉诃德》当作一部“寓教于乐”而又“为国争光”[1]16的好书。民间也有一些对堂吉诃德的正面改编,例如纪廉·卡斯特罗的同名仿作就突出表现了堂吉诃德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

随着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的兴起,“崇高”逐渐在堂吉诃德的形象中占主导地位。海涅评价堂吉诃德“有诗意,爱冒险”[2]12。屠格涅夫[2]19在演讲中正式把堂吉诃德的形象置于崇高地位,认为其性格中有着自我牺牲的崇高因素:“他身上连一点利己主义的痕迹也没有,他不关心自己,他整个人都充满自我牺牲精神——请珍视这个词!——他有信仰而且坚信不疑,义无返顾。”屠格涅夫的论敌赫尔岑讽刺1848年的革命活动家,称他们是“可笑的堂吉诃德”。赫尔岑贬低堂吉诃德的形象,屠格涅夫则将他看作一名义无反顾的英雄和革命者,高度赞扬其对真理的信仰和对理想的忠诚。法国文学批评家圣伯夫把《堂吉诃德》称为“人性的圣经”,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将《堂吉诃德》视为“人类思想的最高表征,是人类所能企及的最苦涩的自嘲”[1]76。尼采和弗洛伊德都对堂吉诃德赞誉有加。尼采认为“所有充斥人类心灵的情感和价值其实都是堂吉诃德疯”[1]78。弗洛伊德对堂吉诃德的遭遇十分惋惜,流露出情感共鸣:“堂吉诃德的形象被照亮了,因为他好心未得好报,等来的是残酷的嘲讽和凶猛的棍棒。”[1]78堂吉诃德的形象成为现代人面对变幻现实的心灵写照和情感投射,米兰·昆德拉更是把“贬值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作为小说精神价值的终极旨归。

在国内有关堂吉诃德形象的文献中,堂吉诃德被公认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是人文主义思想家眼中的理想形象[3]80。钱理群[4]提到堂吉诃德强烈追求、不惜为之献身的那个“黄金世界”实际上是一个乌托邦世界。钱理群对比分析了堂吉诃德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具有共同的平等理想和改造“不可能改造”的壮志,然而二者的实现途径不同,前者使用武力实现理想,后者则以作家群体写作来革新整个社会文化。刘建军[5]认为,堂吉诃德的形象带有矛盾性和复杂性,他是一个急公好义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并试图以除暴安良来成为英雄。

堂吉诃德身上的确带有人文主义精神,但简单地将其称为人文主义者却并不准确。在蒋承勇[6]看来,学界通行的人文主义概念主要指文艺复兴前期对人类个性的张扬和对自然生命的强烈欲求,而堂吉诃德身上的这种特色并不明显。于是,从堂吉诃德和桑丘分别代表的“宗教人本意识”和“世俗人本意识”入手,蒋承勇分析出“塞万提斯式”的人文主义取材于中世纪文化,得出堂吉诃德是一个中世纪人文主义者的结论。

堂吉诃德形象的“知识分子”气质体现在漫游经历的情景中,漫游经历的各个时期分别对应不同的“知识分子”概念。堂吉诃德的人物形象与全书的结构是统一的:在漫游之前,堂吉诃德是一个传统的中世纪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书房里进行封闭阅读和创作,博古通今,尽管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却依然抱持传统社会的行为规范,在实践中较为保守。在漫游过程中,堂吉诃德开始介入现实,试图恢复和谐美好的道德准则,除暴安良是他的主要任务;然而随着漫游的深入,他逐渐体会到书中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割裂,这与知识分子介入社会实践的行动高度相似。在被打败后,堂吉诃德回到家乡,象征着知识分子失败之后向现实妥协的必然命运。

二、书斋型知识分子:封闭与保守

雅克·勒戈夫[7]141-143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中提到,中世纪的人文主义者经常效力于权力阶层,将领导社会的责任让给权势,自己则在隐居中清静地工作,他们十分强调自己的闲散时间,并在悠闲中创作“美文学”,因此人文主义者其实十分乐意从城市回到乡村。然而,在堂吉诃德隐居书斋的日子里,他并未依附于教会或者王侯公卿,年逾半百时,他拿起棍棒游走四方,开始行侠仗义式的漫游,这实际上已经带有“知识分子”的色彩。堂吉诃德在出游做骑士之前就“沉浸在书里,每夜从黄昏读到黎明,每天从黎明读到黄昏”[8]13,俨然是一位闭锁在书斋中的知识分子。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以人性的解放为核心,并号召人将聚焦点从上帝转向到人本身。堂吉诃德具有聪明人的“自由意志”,待在自己家里,“一切自主”[8]3。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在诞生之初便受到官僚和富豪等权势阶层的庇护,他们喜爱“美文学”,并独自安居于乡村中[7]141-143。

书斋型知识分子的首要特征为进行偏安一隅式的研究,他们往往能够在自己的书房或封闭的环境中进行创作,从而让头脑中的理念更新迭代。堂吉诃德这个形象吸收了人文主义者的特点:他是西班牙富有文学涵养的乡村绅士,书房中有“一百多部精装的书和小本子”[7]41-48,这些书大都是骑士小说、牧歌体传奇和诗歌。书房是他在漫游之前常待的地方,幻想型文学是其想象力的来源,也为他日后在想象中将现实世界转换为书籍符号打下了基础。

此外,堂吉诃德具有书斋型知识分子博学的特征,他通晓拉丁文,并时常在与桑丘的对话中引用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名言;他也对西班牙的地名与民族文化信手拈来,具有平常百姓所不具备的知识[8]131。15世纪时的意大利学生将“人文主义”用来称呼教古典语言和文学的教师,这些教师教授的科目叫“the humanities”(人文学),包括道德哲学、历史、文学、修辞等科目[9]6。人文学几乎涵盖了所有大学里的文科科目,教授人文学的教师与学习人文学的学生构成了当时最主流的知识分子群体,即人文主义者。堂吉诃德与人文主义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并未进入大学等教学机构,也并未成为依附于权势的为稻粱谋的智囊团成员,他始终保持着个人的独立性与批判性。

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发起了“新人文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的宗旨是以人为本,重新唤起现代社会对人的独特性和价值的关注[10]67。新人文主义可以看作人文主义的一种现代转型,新人文主义者希望恢复在美国现代社会已经沦丧的人文精神,并指责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弱化了人类“掌控和克制本能冲动的人性面”[11]4。新人文主义并没有继续人文主义的“人性解放”议题,而是主张回归旧秩序。堂吉诃德身上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自由、公正及和平的特征,却又和新人文主义者一样带有保守的宗教性特征,他向他人宣扬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同时保持自己的身体完全圣洁。

在第二卷中堂吉诃德的这两种特征表现得极其明显,他在出游之前同家人谈及“穷绅士只能靠品德好,才显得自己家世好……最要紧的是居心仁厚”[8]46,并力表自己对美德的重视。而后堂吉诃德坚守对杜尔西内娅的“承诺”,断然拒绝了总督府中阿尔迪西的情感挑逗,并时刻嘱咐自己,作为骑士需要对个人感情隐忍克制[8]326。他在漫游中始终遵守基督教的道德体系,在黑山中为了爱情苦修并进行自我鞭策;在桑丘就任总督之前,堂吉诃德对他进行了“尊重上帝”和“保持德性”的教诲[12]300。从对个人品德和贵族生活的坚持看来,堂吉诃德更像是一位现代时期遭受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冲击的新人文主义者。贵族严谨地遵守着基督道德,底层则更加注重实际利益。堂吉诃德将这些底层事物幻想成理想中的城堡和贵族,在进入真正的贵族圈子之后,堂吉诃德的行为与贵族无二,甚至表现得比真正的贵族更像贵族。

处在书斋中做研究的专业型知识分子,即使是外出进行实践,也会十分注重自己的名节与名号。在与桑丘出游的过程中,堂吉诃德数次给自己授予骑士封号,而每一次封号都代表不同的意义。一次战败后,经由桑丘提醒他给自己封号为“哭丧着脸的骑士”,与狮子打交道成功便自封为“狮子骑士”。中世纪末期的欧洲倾向于把骑士制度和知识阶层相联系,给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博士头衔,就如同给骑士头衔,二者的权利几乎可以等同[7]112。头衔不仅代表了骑士的个人特征,也是骑士独特性的标志。这也许让堂吉诃德认为做骑士同样需要具备书斋里学习到的知识,他认为骑士的知识面不止于撰写诗歌、善于音乐,更需要在外出时认识草药,具有给自己疗伤的本领。因此,即使堂吉诃德漫游在外,他的形象依然带着书斋型知识分子的特征。在进入漫游的人生阶段后,堂吉诃德就不只是书斋型知识分子,他的身上体现了更多介入型知识分子的特征。

三、介入型知识分子:独立与批判

现代人类认识世界的视角与理念发生了变化,知识分子的形象比起以往有了新的特点。由于各个学科的完善,现代知识分子一般被看作某个行业内的职业者,是指一种职业种类,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其主要工作内容是处理理念,这些人有作家、学者等[13]4。古德纳[14]37-41认为知识分子取代了旧式阶级而变成新的有产阶级,新阶级与旧阶级同时成为一种所谓的批评话语文化的成员,专业化的人员组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领域。福柯[15]127-128提出所谓普遍的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的地位已经被专业的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所取代,专业的知识分子可以在不同时期跨界,但永远都在某一个专业领域内发挥自己的专长。

萨义德[16]2也提出,在现代知识分子所涉及的专业领域中,语言的专业化和远离社会政治的倾向日益明显,文学批评代表着各自的专门化和非常精确的知识劳动分工,然而,过度强调知识分子的专业性却将“高雅文化的实践”[16]2与严肃的社会政治关注分离开来,也将作为精英的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分离开来。职业化的知识分子往往会使用自己专业的知识去思考社会大众的事件,而这些知识遵守纯粹的内部原则,会导致社会整体上的灾难。19世纪末,法国的道德学家曾宣传过一种情境式、特殊的正义,即放弃“愚蠢的形而上学家”所推崇的绝对正义观,而要诉诸一种“只适合法国的”正义,它要适合法国独有的天赋、历史及现实和永恒的需要[17]104。当时一些德国知识分子也同样效仿,以致后来助长了法西斯主义对其他民族的迫害。在此基础上,介入型知识分子便成了专业型知识分子的一种补充,他们始终与人类生活、政治和社会事件存在真实的关联,而其主要目标是对权威与正统进行抵抗。堂吉诃德作为一个熟稔人文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在疯癫之后却渴望成为骑士介入社会,想要拿起“枪杆子”来辅助“笔杆子”。在他的理念中,拿“笔杆子”的目标在于公平分配财产,拿“枪杆子”的目标则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能企望的最大幸福——和平[8]344。因此,走出书斋的堂吉诃德是一个萨义德意义上的介入型知识分子。

介入型知识分子具有独立性与批判性的特征,他们可以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难,能共情其他人的苦难[18]41。班达[17]78提出知识分子需要克制自我的政治激情而坚持正义的普遍性法则,知识分子如果出于民族主义去发表理论,就违背了良知。堂吉诃德身处西班牙的乡村边缘地带,独立于当时的社会规范与权力体系,知识于他而言并不产生功利性价值,是一个“边缘者”的形象。他认为骑士需要在各地经受冒险与考验以获得名声,国王会循着“名声”来重用骑士[8]161。堂吉诃德以正义为出发点关注和保护弱势一方,介入现实公共生活。边缘者的身份让堂吉诃德与权力阶层保持距离、不被收编,流浪者的身份则让他深入西班牙社会的各种现实,从而不断批判不公、罪恶的事件。堂吉诃德对当时的西班牙社会保持批判态度,认为其缺失了道德和文明准则,想要回到过去的“黄金时代”,“那时候一片和平友爱,到处融融洽洽……真诚还没和欺诈刁恶掺杂在一起。公正还有它自己的领域,私心杂念不像现在这样,公然敢干扰侵犯”[8]73。在遇到牧羊人时,议论黄金时代的人们看重贞节、真诚和公正,振兴骑士道是堂吉诃德企图恢复旧理想社会的方式,在其中隐含了自由、平等、为民请命的思想与情怀。

在出游之后,堂吉诃德身上的人道主义色彩表现得更加鲜明。遵守普遍性原则也使他陷入了困境,这些困境展现出知识分子的自我牺牲和悲剧感。塞万提斯的作品主要展现了和谐的诗歌和不协调的戏剧这两种事物。前者呈现的是和谐的音阶,即迁就规则,顺应并且理解支配事物的生命动力;后者则偏离规则,行为上或者思想上出轨犯错。其原因在于不理解、不顺应必然的方向,使得来自真实的火花触及人们的视线[1]157。和谐的诗歌主要体现了堂吉诃德具有生命动力的幻想和理想主义。在锄强扶弱的过程中,许多情侣在被现实或误解分开之后,经过堂吉诃德误打误撞的调解,得到了和谐、圆满的结局。而不协调的戏剧则随处可见。在桑丘准备去海岛就任总督时,堂吉诃德义正词严地对桑丘进行了一系列关于行为准则和个人品德的叮嘱。然而“总督事件”只是权势之人的一次玩笑,这些情节恰好显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反抗精神与正义感。堂吉诃德严肃的态度与公爵一家的戏弄态度形成对比,凸显了堂吉诃德的道德属性,带有强烈的戏剧感。

在流浪的过程中,堂吉诃德获得了“双重视角”[18]54,这是指知识分子在流亡途中一种观念或经验始终对照着另一种观念或经验,从而让两种观念有时以新型、不可预测的方式出现。在这种并置中,知识分子可以得到更多思考的角度,比如借用比较两个不同的情境,去思考有关人权的议题。在变成疯子之前,堂吉诃德是一位西班牙乡村的善人绅士,在第三次出游之前,他与家人谈话时论及作为绅士应该具有的美德:“穷绅士只能靠品德好,才显得自己家世好。他应该温文有礼,和气勤谨,不骄横,不傲慢,不背后议论人,最要紧的是居心仁厚。”[12]46这是他在正常状态下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自述,书中也有旁人数次提及,他一提到“骑士道”便变得不正常。在小说最开始叙述堂吉诃德疯癫之前的文字中提到:“他沉浸在书里,每夜从黄昏读到黎明,每天从黎明读到黄昏。这样少睡觉,多读书,他脑汁枯竭,失去了理性。”[8]13贫穷与匮乏使他热爱朴素的生活,清闲让他热爱书籍,不停地思考理想和生命的意义。过度沉浸在书籍中使堂吉诃德丧失了理性,变成了无法区分现实世界与书籍世界的疯癫骑士。堂吉诃德的流浪为他展现了两个世界——小说世界与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充满不公平和残忍,因而堂吉诃德随时都企图让现实世界符合骑士道的规则,这正显示出他对民众权力与社会制度的相关思考。

在不同地区流浪可以带来双重视角,堂吉诃德的流浪更多地是为读者带来了双重视角,而他的流浪实际上只是书籍和现实世界的符号对标,所谓的双重视角往往需要多方考量和具体评估,囿于书本之中无法与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在此之下,堂吉诃德理想的失败似乎存在着一种必然性。他在骑士理想失败之后,又产生了新型的知识分子特征。

四、妥协型知识分子:认知的错位

漫游不仅给堂吉诃德提供了双重视角,也使他拥有了多重身份,“生→重生→死亡”的三个阶段对应了堂吉诃德的三种社会身份,同时也表征了不同的意义。在堂吉诃德生命的前几十年中,他都是西班牙乡村中平平无奇的乡绅“阿隆索·吉哈诺”,此时他头脑清醒,整日待在封闭的书斋里。西班牙语中“骑士”这个词指有两个生日的人,其中一个生日是自然生日,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含义;另一个指心灵重生之日[1]73,是被授予骑士头衔的日子,堂吉诃德的出游使他的生命得到了理想意义的重生,在生命的第二阶段他改名为“堂吉诃德·台·拉·曼却”,此时真正的主角才在小说中登场,其身份也发生了从书斋文人到漫游者的转变,变成了介入型知识分子。重生阶段的堂吉诃德位于开放的市集、乡镇,他头脑混乱,却对自己的理想和未来充满希望。堂吉诃德的最后一重身份则是回归的乡绅,在小说结尾,堂吉诃德被学士假扮的白月骑士打败,于是浑浑噩噩地回到了家乡。堂吉诃德的回归是一种被迫的醒悟,在第二重身份即作为介入型知识分子失败之后,他向社会现实妥协并放弃了骑士理想,并告诫侄女此生不得接触骑士[12]512。

由于放弃了骑士的身份,“堂吉诃德”这个代表骑士新生的名号就失去了实在意义,成为空洞的符号。堂吉诃德最终在病床上脱离疯癫状态清醒了,然而清醒代表着理想的绝对覆灭、拯救世界愿望的无限落空,因此也无法让他回到成为骑士之前的自然生命,死亡便是“堂吉诃德”(骑士封号)回到 “阿隆索·吉哈诺”(原名)的结局。堂吉诃德这个人物的身份经历了从书斋文人到骑士漫游者的转变,最后妥协回归了乡绅身份。这第三重身份的社会属性为乡绅,但其所指意义与第一重身份截然不同。经历过第二阶段的漫游之后,堂吉诃德认清了现实事物与书本符号间的差异,否定了第二阶段的重生意义,回到家乡后他为自己和身边的人都取了牧羊人的名号,他自己叫牧羊人吉诃悌士[12]509。骑士封号的消失代表介入型知识分子的死亡与妥协,而牧羊人的封号则代表了对隐居的期待,但堂吉诃德已经不能重新回归偏安一隅的书斋型知识分子了。

从介入社会到对现实妥协的转变并非偶然,实际上这是发生在当时知识分子身上的普遍事件,其中缘由离不开隐含在专业知识分子身上“囿于理念”的特征。由于专业化的趋势,知识分子往往被归为某一个行业领域内的职业者,这使知识分子容易被困在自己的思想框架里,难以跨越不同领域。这种囿于理念的状态,让知识分子在介入社会的过程中产生了和堂吉诃德使用“枪杆子”落败时一样的迷失和落空感。堂吉诃德的一生一共经历了三次自封为骑士的出游,总是在流浪中被戏弄和伤害。其疯癫状态下的话语也显现出一定的真理性,然而放入当时格格不入的社会语境中时又十分荒唐。堂吉诃德介入社会的失败在于他对已有理念的不加怀疑,他急切地用自己的特殊知识介入公共生活,且没有经过思维上的变通。例如他路遇囚徒,轻信他们并将其放走,是由于骑士小说中所提及的“锄强扶弱”原则,但不加变通地运用却罔顾法律事实而破坏了公正。再者,堂吉诃德人文主义的理念始终带有贵族化的特征,而贵族化的理念恰恰与锄强扶弱的武力实践是相悖的。堂吉诃德在城堡时,举手投足都与真正的贵族一致,在文化上的精英倾向让他不断碰壁,精英的规范对底层大众来说是无效的,堂吉诃德所想要回归的骑士世界也不能直接应用到西班牙的全体社会。

知识可以分为“寻常知识与知识分子的特殊知识,寻常知识和不被知识分子看重的知识散布在社会大众之中”[13]21。职业化的知识分子专注于他们的特殊知识,往往忽略了社会大众中可以解决普通生活问题的寻常知识。如果始终停留在自己熟悉的专业里,知识分子容易沉浸在“被理念浸透的领域”[13]5,这些理念带给知识分子评判标准上纯粹的内部原则,却无法通过外部实践的检验,这是极具危险性的。二战时期,不少知识分子都公开表示过支持希特勒和纳粹主义,这是由于他们假定了这一点:他们在某个特定领域内的优秀能力能够普遍化为各方面的优秀智慧或美德[13]19。“职业化”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显著特征,一生钻研一门学问的状态使得他们更加可能在某一领域拥有卓越的建树,然而职业化也会使他们囿于观念中,缺乏变通与实践。

堂吉诃德和桑丘分别拥有的知识基本可以对应“特殊知识”与“寻常知识”。堂吉诃德身为书斋型知识分子时受到的全部是人文主义的特殊知识训练,他所拥有的特殊知识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头脑中人文主义的相关理念,包括除恶扬善、人人自由而平等;二是骑士道的规则知识,包括与贵族交往时的礼仪、骑士需遵守的规矩等。两种知识都来自堂吉诃德阅读的书籍,人文主义理念固然正确,然而这一理念配合了过时的骑士道规则,便在行侠仗义中不具备任何可行性。桑丘的形象往往被认为是配合堂吉诃德存在的,然而桑丘却具备非常强大和广阔的寻常知识,这一知识让他在就任总督后尽量避免了公爵府下人们的捉弄。桑丘的知识来自在大众中累积的经验,在寻常知识的把握上他显然超过了堂吉诃德,因此在生活顺利这个方面,堂吉诃德不可能占上风。在桑丘就任总督之后,塞万提斯十分有趣地书写了两人分开后的情节:堂吉诃德在公爵府中受尽愚弄和折磨,他始终用“魔法师”解释来自城堡中的恶意;桑丘则在辖区利用已有的寻常知识公允地断案,甚至获得了民众的赞扬。

知识分子无法抵挡权力的影响,堂吉诃德与桑丘在分别之后,各自遭遇了来自权力的戏弄。即使桑丘处理大众矛盾时相对顺利,却也无法拒绝健康医生规定的“进食法则”,这一法则自然是用来戏弄桑丘的,拥有寻常知识的桑丘一眼识破了这个骗局,却也无法在权力的玩笑中获得该有的物质报酬。公爵夫妇是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因而可以造就一出捉弄堂吉诃德和桑丘的戏剧。知识分子身上具有一种戏剧感和起义感,即善于使用发言机会来博取旁观者们的目光,他们往往比对手更具有才智、更善于辩论,喜欢坦率直言、自我嘲讽[18]8。堂吉诃德不需要巩固自己的地盘或是守护自己的地位,他的兴趣在于挑战现实的权威,并对现实情况提出意见,为弱势群体的不公平处境发声和斗争。从介入型知识分子到妥协型知识分子的转变,堂吉诃德彻底失败了,然而这更加显示出他与生俱来的优良品质——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悲剧感。

堂吉诃德为何失败?奥尔巴赫[19]407认为,在堂吉诃德偏执的思想中,崇高和愚蠢并存。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没有建立在对世界真实情况的认识上,虽然他具有这样一种认识,但“只要偏执思想的理想主义支配着他,这种认识便离开了他。随后他的一切所作所为均没有任何意义,与现存世界很不一致,以至于在这世界里只能引起可笑的混乱。他所做的一切不仅没有成功的希望,而且在现实中甚至找不到一个起点;它们都是空忙一场”。专业理念和社会现实之间的错位不仅是堂吉诃德漫游遭遇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堂吉诃德知识分子形象使古往今来的读者产生情感共鸣的深层逻辑。如圣伯夫所言:“《堂吉诃德》写于一个特定的时代,却具有普世意义,化作了人类永恒的想象。”[1]76正是知识分子对人性价值观的坚持与守望,使堂吉诃德的形象长久矗立在世界文学的画廊中。

五、结语

分析塞万提斯小说《堂吉诃德》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结合现代对知识分子的解读,可以归纳出堂吉诃德身上所代表的三种知识分子类型,以及不同知识分子身上所具有的身份特征、理念与实践。堂吉诃德受到人文主义精神影响,显示出他对自由、友爱、平等价值观的关注,他同时汇聚书斋型知识分子、介入型知识分子与妥协型知识分子的形象于一身,提供了一个完整而复杂的知识分子形象。堂吉诃德的漫游是知识分子从专业领域迈向现实社会的一种写照,要解决理念与现实不匹配的问题,便需要“为此后的发展所要求的对我们当下的观念及理想进行不断的修正留出空间”[20]20,不断使用经验修正当前的理念,这也是当前知识分子所形成的共识。堂吉诃德身上的珍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秉持道德和良心,他代表着穷人、下层社会、没有声音的人、没有代表的人、无权无势的人[18]95,而这也正是他作为知识分子最大的优越性。要不断修正理念、更好地与社会生活适配,就要求知识分子在心灵中保有一个空间,能够开放给怀疑以及部分的警觉、怀疑的反讽——最好也是自我反讽[18]101。知识分子在自身经验之外跨越不同领域汲取知识,才能减少理念的固执对现实生活造成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