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文化隐喻与个体信仰
——评孙甘露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

赵永辉, 罗立桂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孙甘露作为先锋派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不断在小说领域革新技艺,始终对文学保持着独特的思想认识与创作理念。纵观孙甘露的小说创作,从《访问梦境》《信使之函》到《呼吸》《忆秦娥》等作品,再到新近出版的《千里江山图》,可以清晰地发现他从先锋求索到重归现实的创作转向,其精巧简约的语言和重叠交织的形式显示出创作底色。《千里江山图》以20世纪30年代的中共地下党人的真实历史事件为依托,将个人与时代联结,赞颂中共党员的革命英雄崇高品格,再现风云变幻的历史背景下以陈千里等人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人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孙甘露以独具匠心的个体感悟还原历史现场,在诸多谍战小说中构造出另类脱俗的历史叙事,在充满象征的纪念物与生活史背后蕴藏着厚重的文化隐喻。《千里江山图》中的人物因不同信念坚守造就的异途道路,显示出孙甘露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他通过关注个体的命运历程与道路抉择,传达出主体性精神的文化内省和信仰追求。可以说,《千里江山图》以精巧的小说结构、厚重的革命内容与深入灵魂的人物塑造成功地展现出孙甘露纯熟的文学审美追求。

一、时间纵向与还原真实的历史叙事

自21世纪以来,小说家们积极从中国文学传统中汲取为我所用的文学资源,以回归现实、重返历史叙事的写作姿态,介入历史语境、还原历史现场的目标创作出一批优秀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在继承传统历史叙事的基础之上,流露出自身对于历史的独特思考和文学的转化创新,介入真实事件之中去描摹那些逝去的历史故事,让他的小说创作上升到一个新境界。《千里江山图》体现了长篇小说历史叙事的双重特征,一方面重视时间,让历史重返特定时间之中,展现历史的纵向流动性;另一方面“节制虚构、重现真实性的精神,重新确立真实的叙事伦理”[1]。海登·怀特[2]在《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认为“历史叙事”是“对历史的记录和描述”,其重要功能在于“传递历史,这种传递,既包括历史事实的传递,也包括历史叙述主体个人意识的传递”。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兼具客观历史写真和主观精神认知的历史叙事,“无论是历史叙事还是历史感都非常有赖于作家对历史的情感体认,历史叙事也彰显着作家的历史认识和感受”[3]。所以,作者将自身隐去,截取真实历史事件合理地化开敷演,呈现出历史在场的纵向叙述时间策略、特定时代下小人物的生活命运与“文学真实”的写实手法,以紧致含蓄的叙事手笔,勾勒出过往历史的多元图景和拒绝遗忘的伦理姿态。

首先,孙甘露在《千里江山图》中呈现出强烈的纵向叙述时间观念,用线性时间串联起整个故事,小说将短暂的现实时间转化为流动的文本叙述时间,时间不仅是推动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见证,而且成为其历史叙事的有效策略。《千里江山图》截取了1933年春节前后的一段时间,叙述了紧张复杂的地下党人的任务,作者精秒绝伦地将整个故事在文本叙述时间内无限延展。在《千里江山图》开头的“楔子”篇中,第一段话即写到腊月十五,距离除夕剩下十几天,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节点,随即描写了不同阶层、职业的地下党人聚集到图书馆书库后面的一个无人房间开会,在叙述不同人物时,多次提到时间,一方面暗含开会之前忙碌准备的紧迫状态,另一方面衬托出地下党人精确无误的时间意识和严谨慎微的处事态度。《千里江山图》里的人物角色一直关注时间、遵从时间,固定的时刻赋予了小说深层内涵的社会意义。地下党员董慧文第一次见到陈千里,并和陈千元讨论之前因开会被抓走的同志的情况,董慧文询问陈千元从看守所出来的时间,陈千元回答为星期三,但董慧文即刻回答陈千元应该是星期二下午出来的,而陈千里想着他们发生的事情,“在所有的表面现象之下,隐含着敌人的想法。他把这些情况放进那条时间线中,揣摩着对方的意图”[4]。董慧文头脑清晰,富有判断力,在看似合理的时间表象之后推查出隐情,而陈千里脑中因系列事件形成的时间线在排除这些推断之外考虑对方的计谋。又如凌汶和易君年在广州时,凌汶为探知丈夫龙冬的真实情况,在购买报纸与询问他人之中对比丈夫牺牲的时间,虽然可怜的她被特务易君年残忍杀害,但在对过往的时间判断中寄托着她对龙冬真挚的爱意与无比思念的强烈情感。孙甘露在精心的事件设计中突出时间的重要性,在敌我互斗、明暗交织的艰苦环境中对于时间的敏感和掌握,形成了小说历史叙事中的审美张力,可以令人感受到时间对于地下党工作人员收情报产生的关键作用,在中共地下党人与敌人的紧张斗争中,时间宛如他们的生命,在冷静的计划和安排之中蕴含着陈千里对于时间的精准把控和对人心的准确算计,因而才能使整个计划成功,完成自己的光荣任务。

其次,孙甘露在个人化的历史叙事中着重描写小人物的命运浮沉。对于历史而言,文学的意义显现为“人生”的完整而非“历史”的完整。正如“记”与“历史”互为表里,“忆”显然与“人生”的范畴遥相呼应一样,文学的历史叙事由个人想象与历史记忆交互完成,在文学的世界中以历史还原现实人生。孙甘露将看似难以触及的历史事件落实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赋予历史肉身更为具体和可感知的审美形式。小说中的叛徒崔文泰,当北伐军逼近上海时,他因欠赌债走投无路而加入了工人纠察队,因此免遭债款。尝到甜头的他又加入房客联合会,最后投入上海的大革命高潮之中,认识老方后转入地下做交通员。他因内心动摇、苟且偷生出卖老方,在银行行动中,崔文泰见钱眼开,他不惜开罪国共两党,以为自己车上真的有黄金,于是孤身逃窜,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被游天啸杀死。可以说,崔文泰是小说中人物塑造的亮点之一,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历史变革进程中某些投机取巧分子的自私心理和虚伪人格,恰如小说中写道:“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会反省审视自己的人,平生头一回,他惊奇的觉得自己身体里有两个不同的小人,在彼此不停的讽刺挖苦对方。”[4]崔文泰的行为与叶圣陶小说《潘先生在难中》的潘先生具有相似之处,他们面对危险之时无民族大义的高尚品德,为了个人的苟且偷生可以不顾一切,甚至是出卖别人也毫不犹豫。作者将崔文泰目光短浅、首鼠两端的品格刻画得淋漓尽致,他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不惜出卖自己的救命恩人,最终在绝对权威的碾压之下献出生命。在这个特殊的个体形象背后,是作家敏锐而细腻的历史审视与无声批判。历史叙事从来不仅仅是历史与叙事的双向相接,历史、时间与人联袂而行,以小人物写大时代,在历史叙事中描画出时代的背影以及生活在历史现场的人的多样形态。

最后,孙甘露以现实主义笔触营造出“文学真实”的历史叙事。《千里江山图》中,孙甘露叙事节奏紧凑,情节推动迅速,却不会造就突兀之感,是因为作者在小说前期精心准备,以及自身深厚的历史文化素养积淀。孙甘露在《千里江山图》中对于文学和历史的有效处理可谓相得益彰:“对文学而言,历史是一把双刃剑。表现得当,可以为作品增加厚重感,使之成为壮美的史诗;表现失当,则会让作品陷入轻佻、浅薄,夹失文学应有的力量。”[5]孙甘露正好发挥历史的有效作用,使小说以真实还原的情景让读者沉浸其中。作者以1933年中共地下党的“千里江山图”计划为蓝本,在真实的历史事件基础上嵌入合理想象,以个人体验化的群像塑造呈现出这一艰难困苦、震撼人心的事件。小说最后的附录中龙华牺牲,烈士遗物中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以及两则真实材料与小说主体构成互文,可谓是点睛升华之笔,烈士们是真实可靠、有血有肉的人,在令读者震憾感动之余亦提升了小说整体的历史厚重感。读者在读完惊心动魄的小说正文以后,附录的真实材料与正文构成虚实交映的阅读体验,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基础之上合理创作出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故事,通过今昔对比更能衬托出革命先烈们崇高而伟大的英雄精神,让后人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曾经的付出和牺牲。与以往小说相比,孙甘露在《千里江山图》中多次写到人物的居所、饮食、服饰及外貌,大大增加了小说的写实成分,在用心雕琢的城市地理环境、场所以及当时政府的法规之中,以遒劲的笔力建构出现实主义气质的叙事手法。当然,文学创作“并不是要求作家像历史学家那样去追求历史事件、历史情节的绝对真实,而是要求必须尊重历史本质的真实”[6],在《千里江山图》的历史叙事中,孙甘露给予读者关于过去的种种情景,对历史保持尊重和审慎的态度,关注历史中的人和事,于书写之中寄寓自己的态度。

孙甘露在《千里江山图》中的历史叙事既遵循真实的历史线索,又夹以个人独特的历史观念和文学感觉,在小说中以复杂而饱满的叙事精神支撑起完整的故事框架。对于历史,作家将目光抛向了那些细微而纷繁的人和事,在人世沉沦中彰显英雄的光彩。“尽管历史是凝固时间、保存记忆、探究往昔的一种形式,但历史总是生活在某一个地方上的人物、发生在某一个空间内的事件的历史。”[7]孙甘露将这段历史以文学形式呈现出来,用不同以往的历史叙事来建构小说,在不同的空间内矗立起精神文化坐标。小说向历史深处潜伏,以纵向的时间观念形成立体多元的历史叙述,并以小人物的成长道路与命运纠葛反映出了历史叙事之下的细微光芒,返回传统,坚守历史,在精巧含蓄的叙事论调中形成紧张的基调。在时间纵向与还原真实的历史叙事中,《千里江山图》显现出别开生面的文学风貌与文约旨丰的艺术审美诉求,同时可以发现孙甘露小说创作转变中的艺术追求,即在先锋忧郁的迷宫叙事之外,开辟出过往真实与文学想象相结合的历史叙事,在更高的层次上展现现实主义的本真品质。

二、熔铸古今与城市记忆的文化隐喻

孙甘露在《千里江山图》中融汇古今、中外互通,以丰富深沉的文化书写建构起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化记忆。孙甘露以宋代王希孟名作《千里江山图》为题借古喻今,宋画《千里江山图》以“咫尺有千里之趣”的表现手法和精密细致的笔调,描绘出祖国河山的壮丽风景,而小说《千里江山图》以上海中共地下党的秘密革命计划取名,寄寓出革命先贤为祖国河山的统一和人民生活的安定而不懈奋斗的美好愿望。作者将中国古代和西方文化知识有机嵌入文本之中,使小说充满隐喻意味的同时又富有内涵。孙甘露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对于上海的过往与现实有着复杂的感情和体悟,其作品《上海流水》和《上海的时间玩偶》站在全新角度看待上海,而在《千里江山图》中,上海文化记忆流泻出浓厚的文化隐喻意味,以自我感知的方式把握人生、书写历史。孙甘露在小说中“构建对过去的生活世界的各种想象,传播不同的历史观,寻求各种记忆之间的平衡以及反思集体记忆的过程和问题”[8]。在文化记忆理论中,文化作为一种记忆现象,赋予精神世界以稳定性和持续性,取消其易逝性和生命的短暂性。对作者而言,上海的城市文化记忆早已植根于内心,不管这座城市如何伴随着时代发生变化,但他的内心仍保持着恒定的情感记忆与留恋心理,从而在《千里江山图》中复原出“文化上海”,以此作为小说的环境部分而使故事更具历史感与真实性。孙甘露亦是在对上海往昔文化记忆的叙写中展现其对文化身份的认同,因此“对于上海文学的‘怀旧’现象,与其以历史回溯的真实性来衡量,毋宁以文化建构的有效性来评价”[9]。孙甘露在以文化建构的上海都市之中,展开了一段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故事。

孙甘露在《千里江山图》中,处处衬托出作者别出心裁的文化展现,各种文化景象的书写散落小说之中增添了特殊内涵。比如“赛马票”一节中写到陈千里和易君年在卡尔登大戏院的第一次会面:“这几天,意大利山卡罗氏歌剧团在卡尔登上演《图兰朵》。戏院门旁,那幅表现主义风格的巨大招贴画上有中意两种文字:在图兰朵的家乡,刽子手永远忙碌。那是开场合唱中的句歌词,不知制作它的人专门挑出这句是什么用意。”[4]作者以《图兰朵》中的“在图兰朵的家乡,刽子手永远忙碌”一句歌词以图兰朵不断杀害猜错谜语的男人为表面含义,实则暗示白色恐怖压抑氛围下国民党特务对中共地下党疯狂捕捉和杀害的历史现实,二人交谈以《笑林广记》故事和半张跑马厅大香槟票最终互相确认身份,发人深思。易君年和凌汶第一次在书店见面相识,凌汶拿着春潮书局新出版的小说《二月》,因未看懂封面木刻图案,易君年为她解答疑惑。著名左翼作家柔石《二月》描写了失意青年知识分子萧涧秋追寻理想成长的困境与选择,易君年与凌汶因此结识,从小说谈到木刻,从青年的彷徨谈到阶级的对立,作者以真实历史时空中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反映时代主题,于自然叙述中蕴含着深刻文化意义。陈千里和陈千元上海相见时念及涅克拉索夫的诗句“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4],这句诗见证着他们从青葱少年到革命同志的身份转变,自始至终表现出陈氏兄弟矢志不渝的革命勇气,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员的残酷和冰冷现实,他们永不退缩并微笑面对一切困难。陈千里和陈千元从上学到参加革命,涅克拉索夫的诗句不仅成为他们面对困难生活时鼓励自己向前的人生格言,而且是他们与国民党特务斗争时无畏生死的真实精神写照,书中之所以多次出现,就是为了强调少年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中共地下党人临危不惧、乐观豁达的崇高精神跃然纸上。陈千元翻译的手稿写道:“……奇迹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都是没有的,但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急剧的转变,包括任何一次革命在内,都会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都会使斗争形式的配合和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情况,以致在一般人看来,许多事情都是奇迹……”[4]作者有意引用此段话来传达包括陈千元在内的共产党人的坚定革命信念,不到最后不会服输。“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10]陈千元在翻译手稿过程中对于奇迹的看法,体现出他脚踏实地、从不幻想的认真态度,只有勇敢地面对斗争,才会有获得胜利的机会。作者将这些看似寻常的文化景像描写融入小说之中,反复出现的日常书写亦成为小说内部不可分割的文化结构。孙甘露对于古今中外文化的合理运用,无不表现出作者对文化氛围刻画的深厚功力,在为我所用的多元文化中汲取经验注入小说之中构筑整体。

郭春林[11]认为“孙甘露的写作,无论是否写到上海,还是其中看似非常先锋的语言实践,理应置于近代以来的上海史背景和脉络中进行考察”,对于阐释孙甘露的上海城市和文化记忆书写有着准确的定位。孙甘露在《千里江山图》中刻画出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化都市上海,不同于晚清韩邦庆笔下的畸形繁荣上海,不同于海派作家眼中的情欲恣意都市和张爱玲心中古旧苍凉的历史上海。孙甘露笔下的上海传统而新潮,和谐又压抑,中共地下革命者在看似现代繁华的都市却时刻绷紧头弦,随时与敌人斗智斗勇,完成各自的任务。在上海这一文化地理坐标中,孙甘露对于上海地理情况了然于心,小说中出现的道路场所在现实中皆有对应。比如,在陈千里找剃头铺时的描写就引人入胜:“陈千里在北四川路桥前下了电车,过桥沿苏州河堤转向西去,绕着邮政大楼回到北四川路,他四下看了看,确定没有尾随的人,然后沿路朝北走去。这一带是他曾经常来的地方,公益坊里的水沫书店、辛垦书店不知道是否还开着,鲁迅、冯雪峰、陈赓也曾在此参加《前哨》杂志的活动。公益坊广东人聚集,西北面的扆虹园,是中山先生数次到过的地方,这会儿门前一组新人和亲朋好友正在准备文明婚礼。”[4]孙甘露复原出上海过往的历史现场,在熟悉的场所之间上演着别样的故事。小说中出现的浙江大戏院、世界大旅社、兰心大戏院、玄武湖、兴昌药号、中汇信托银行、茂昌煤号等地理场所“只能借助在记忆中保存的传承故事才能发出声音”[12],激起和支撑上海城市文化记忆的过程。孙甘露具体描写人物的住所、穿戴和饮食,一字一句中尽显出浓郁的上海文化地域特征,连交际花声称自己与徐枕亚跳过舞的细节亦能如实写出,可见《千里江山图》中如记录片似的上海画卷徐徐展开,让人身临其境、备感真实。孙甘露在以往小说创作中展现出先锋实验性质,很少提及人物所处的具体环境及人物自身的外貌装扮,而在《千里江山图》中他将上海著名的地理坐标皆不厌其烦地描绘出来,繁华而先进的环境处在表面,中共地下党人的斗争处在背地,一明一暗构成整体,颇具历史现场感,让读者更加沉浸在故事之中。孙甘露在《千里江山图》中呈现的城市文化记忆不仅是上海文化的回溯演绎,而且他在文学书写中让宏大历史的细枝末节部分也能发出声音,让被宏大历史遮蔽的人物和事件有机会浮出历史地表,成为作者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孙甘露在对上海城市文化记忆的文学隐喻中生动践行了关于上海的公共想象愿望,为上海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千里江山图”是一幅古画,也是一个秘密计划,更是寄托革命在中国的千里江山成功期盼的美好愿景。小说中陈千里与林石接头时的一段暗语交流极具象征意味,二人开始交流的内容是寻找宋画《千里江山图》,但推开窗户往外看这一动作背后隐喻着广大人民才是江山,共产党人千辛万苦地进行革命斗争正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幸福和利益,小说以千里江山图为落脚点烘托出浓厚而精辟的文化内涵,作者借古寓今、借今怀古。小说中窗外的江山属于全中国人民,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安康,共产党人毫不退缩、勇往直前,他们以牺牲自身来换取人民的和平生活。孙甘露在小说中不断呈现上海这座城市各方面的生活场景,在古今对比中让人感到唏嘘和喟叹。孙甘露将古今中外的文化博学杂收,运用自如地在小说中绽放光彩,又以上海城市记忆展开的文化隐喻呈现,表现了作者深厚的人文关怀及强大的写作功底,在特殊的战争年代渲染出一幅惊心动魄的革命英雄奋力拼博的历史画卷。孙甘露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外国优秀文化的汲取和个人体验的抽取共同构成了《千里江山图》的文化内涵,他沉入民国时期上海日常生活内部,并且“不断地从日常经验内部寻找各种异质性的蛛丝马迹”[13],进而展示了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人的生活及其可能性状态的反省与想象。因此,这不仅是一部书写中共革命先驱的谍战小说,更是一部具有生活气息和深刻内涵的文化小说。

三、主体信念与革命理想的精神彰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十七年文学”时期,一批描写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和解放战争呕心沥血历程的小说奏响文坛,《红岩》《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一批优秀红色经典以宏伟气魄和壮丽风格描绘出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和崇高人格。与当代文学中的革命历史小说相比,孙甘露并未正面描写战争,而是描写中共地下党人潜伏城市之中的各种任务,笔触并未大开大合,而是精深紧凑,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之上朝红色革命这个总命题的深处纵横。孙甘露通过文学真实书写“对主客观的高度结合,来探知历史事件的真相和人类心灵的秘密,得到的往往是其灵魂层面的收获”[14],即为个人灵魂的抉择与安放。通过对比和反衬描写,小说映衬出中共地下党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革命理想信念,甘愿为革命牺牲全部的坚定决心。为了实现祖国的统一和人民幸福,他们在巨大的艰难险阻之下并未退却半步,而是勇往直前、奉献一切,在对于革命英雄群像的细节把控与磅礴气质的书写之中,凝结着对在苦难岁月中为了祖国和人民牺牲一切的英雄的由衷赞扬与高度认同。

孙甘露在《千里江山图》中描写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在亲情、友情与爱情的交织缠绕之中透射出各类人物的主体信念与革命理想,他们不是单调的扁平人物,每个人物都是处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感情饱满、富有活力与复杂思想的个体。

《千里江山图》中以革命战友之间的珍贵友谊汇聚着中共地下党人的团结之心及不懈追求。在小说开头,众人于图书馆书库后面的空闲房间参加会议被游天啸逮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审讯,并未有人因胆怯而出卖同志。而为开秘密会议的同志们先行警示敌人到来的无名同志,牺牲在上海四马路菜场,无人知道他的姓名,但他却给人以深刻印象,无数的共产党人亦是舍弃小我拯救同志,虽无名无姓,却永远活在人们心中。老方和陈千里第一次见面交谈之时位置暴露,老方为掩护陈千里和他儿子而不幸牺牲。 尽管他们在小说中出现的时间很短,但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由于这些坚定的地下党人的英勇付出,我们才会有当下的美好生活。除了主要人物陈千里,其他的无名英雄也同样伟大和值得铭记,虽然小说在内敛的行文叙述中并未发表过多意见,但是其背后巨大的思考空间却让读者难以忘怀,他们为了共同的事业而不懈奋斗。小说结尾为护送浩瀚同志成功转移,陈千元、董慧文、卫达夫、李汉、梁士超、田非与秦传安等人甘当“鱼饵”,引诱敌人,小说附录的材料中显示,1933年4月4日,他们皆牺牲于上海龙华监狱。为了“千里江山图”计划,他们义无反顾。卫达夫假装叛变,在最后拥有逃生机会时甘愿放弃,梁士超也未离开,始终与同志们在一起,“这里需要他,塘桥镇上出现的人越多,特务就越相信他们的‘鱼饵’起作用了。同志们心甘情愿进入敌人设好的‘陷阱’,心中充满豪情,无所畏惧”[4]。作者并未详细描述他们的言语及动作,但在寥寥数语之中,中共地下党人视死如归的英勇精神及坚强不屈的宝贵品格尽显,与小说中自私自利的崔文泰及阴险残忍的卢忠德形成鲜明对比。卫达夫是小说中出场的第一位人物,同样也是在执行最终计划时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圆滑聪明地假装投降;在面对生死的关键时刻,他无畏生死而顾全大局,在与同志们并肩而立的时刻,他不仅使千里江山图计划取得了成功,也使自己的灵魂得到了升华。他们不仅仅是共同作战的同志,更是情谊深重的好友,他们的友谊在危险的斗争中越发坚定。作为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始终忠诚于党、并肩作战,他们在沧桑历史洪流之中的伟大精神永不磨灭。

《千里江山图》中以亲情为纽带串联起立体人物的精神主体建构。陈千里既为上级派来接头的人物,又是陈千元的哥哥,二人在上海见面后吟诵着他们喜欢的涅克拉索夫的诗句,来印证他们的青春和热情,兄弟二人同为地下党员,在凶险的现实环境中最终天各一方。他们作为亲兄弟,在小说中却很难看到二人相聚的时刻。尽管他们在各自的生活及任务中紧张危险,却也心系对方,在紧迫的革命现实浪潮之中,他们甘愿舍弃自我而投身于解放人民的斗争中,真正意义上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而最富有深意的是叶启年与女儿叶桃之间的亲情。叶启年曾经为学者,信奉无政府主义,是陈千里的老师,而在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背后,却是一个十足的投机分子和野心家,后来他加入国民党反动派,公敌私仇夹杂其中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始终自欺欺人。他坚持认为陈千里把女儿叶桃引上“歧路”,导致她最终失去了生命,却无法直面自己的内心,将个人的过错嫁祸给他人来减轻自己内心的煎熬。在“小桃源”一节叶启年与孟老的对话之中,他思念女儿,为纪念女儿特地建了一个桃园,一直记着女儿喜欢吃桔红糕,但他却不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为了权力和欲望而不惜残害别人,最终在女儿墓地与陈千里的对峙中暴露了真相。叶启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自己虽心知肚明却执迷不悟,女儿叶桃的牺牲,他负有全部责任。作者用心塑造出叶启年这个复杂而偏执的人物形象,他不全然只是反面人物,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与精神建构。在五四运动的催生之下,许多知识分子年轻时饱含激情,有远大抱负,但是当时动荡而复杂的社会局面,造成部分知识分子滑入与人民背离的道路之中,他们获得了丰厚的物质生活和前所未有的权力,沉迷于个人私欲中,最终走向人生的黑暗之中不可自拔。叶启年虽然也爱叶桃,但他更喜欢操纵别人的人生,无法放弃权力的诱惑。陈千里曾经视为老师的叶启年,现在却处心积虑地捕杀自己,孙甘露以陈千里和叶启年为对比,同样都是身处革命现实中的知识分子,同样对于中国革命和未来抱有深切关怀之情,两人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叶启年身为特务头子,大肆杀害共产党人,为一己私欲变得精神懦弱,最终沦为革命的逆行者:而陈千里接受共产主义的教导和影响,为了祖国的未来而不懈奋斗,拥有正确而远大的理想信念,从而熠熠生辉。

《千里江山图》以爱情为暗线勾勒出革命与情爱的双向互动,小说中呈现出陈千里与叶桃、龙冬与凌汶、陈千元与董慧文的感情历程。陈千里与叶桃拥有相同的革命理想,既为知己又互相倾慕,他们在早春二月共赴梅花山欣赏美景,“他们心心相印,觉得整个世界退却到远处,眼前只剩下梅树、蓝天和那张脸庞”[4]。叶桃为陈千里指明了方向,让他做使人生更有价值的事情。但叶桃的牺牲,让陈千里形单影只,不再有人与他惺惺相惜,令人叹惋。而凌汶的丈夫龙冬,恰如凌汶写的小说《冬》一样,以悲剧收尾。凌汶跟着龙冬投身革命,矢志不渝,龙冬失踪后亦不忘初心,来广州后寻找龙冬,而易君年对凌汶具有复杂情感,最终为获取重要情报无情杀害了她。易君年前后杀害了龙冬和凌汶两人,为了革命最终取得胜利,龙冬和凌汶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凌汶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左翼文学创作的革命女青年形象不同,在她身上着重突出了女性在革命大时代中充满艰辛与内心博斗的精神历程。小说中饶有趣味的是,凌汶自身的现实命运走向与她创作的小说中的恋人结局如出一辙,狡猾奸诈的易君年尽管曾经也有拉拢她步入敌营的想法,但在残忍的现实中只能杀害凌汶,这一女性形象充满了悲剧性,而龙冬与凌汶的爱情也让人刻骨铭心。陈千元与董慧文的感情描写真挚而纯洁,作者在紧张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亦描写到短暂的温情时刻,两人在家里吃饭,作者不遗余力地呈现出董慧文的家,包括桌子的摆设及各种菜肴等细节。尽管陈千元与董慧文两人相处的时间并不多,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美好爱情。他们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互为依靠,既是战友也是恋人,在革命与爱情的交织之中命运多舛且困难重重。《千里江山图》中虽然三对恋人最后都没有在一起,但他们对对方都怀有最赤诚的爱意,在波诡云谲的危险艰难环境之中,孙甘露对于爱情的别样书写,无疑增加了小说的厚度和内涵,让中共地下党人的坚定理想信念得到有力印证和浪漫想象。

理想信念作为个人一生之中的引路明灯,对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育具有重要引导作用。孙甘露用小说文本描绘了一幅新时代的《千里江山图》,以历史学家逼近历史真相的严谨考察和文学家细腻想象的文学书写,融入了革命者的身姿和灵魂,融入了革命史的一路风雨。在小说附录“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中写道:“什么时候你再去龙华吧,三四月间,桃花开时,上报恩塔,替我再看看龙华,看看上海。还有报恩塔东面的那片桃园,看看那些红色、白色和红白混色的花朵。”[4]这则历史材料表明革命烈士对于故土的无限热爱和对于革命胜利后的美好憧憬,他们的个体信念与革命理想纳入这片曾经为之奋斗的土地。孙甘露以细微关怀的情思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他们对于友情的坚贞守护、对于亲情的温情呵护、对于爱情的真挚叩问,展现出《千里江山图》中人物的多面情状,最终塑造出一个个有血有肉、如映眼前的生动形象。尽管《千里江山图》中并未过多描写人物的爱情,但仅仅从展示出来的片段之中,不难发现孙甘露构造出爱情的本真面目:纯洁赤诚,相爱相守。小说在日常描写的琐碎事情之中透析出爱的飘扬和轻逸,显示出革命先烈复杂而又立体的生命历程,他们鲜活而纯粹,崇高而伟大,其细腻感情与美好品格令人叹惋。小说也意在警示处在和平时期的人们,不忘先辈革命成功的坎坷历程和崇高宝贵的英雄品格。

四、结语

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并未如同其他谍战类小说那样猎奇神秘,而是以去传奇化的姿态,试图以简要传神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带有烟火气息的上海日常生活图景,在复杂立体的人物塑造中传达出中共地下党人的理想信念。孙甘露的历史叙事重塑红色革命经典的图景与崇高精神,以具有个人经验的叙述方式纳入历史之中重现故事。对于上海城市文化记忆的梳理,孙甘露用心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作为整个故事的背景空间,从而使小说拥有了复杂而深沉的文化意味。作者并非弱化反派敌人,无论是中共地下党人英勇聪敏的可贵品质,还是对于敌人深陷错误道路与矛盾心理的反思,都最终指向主体的精神世界。《千里江山图》是孙甘露深化现实主义创作的一次成功尝试,在思想艺术上的华丽转身背后,体现出中国当代谍战小说创作的一种新发展趋势,为谍战小说的繁荣发展与创新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践行路径。总体而言,《千里江山图》代表了孙甘露小说创作的全新阶段,展现出不同以往的全新文学风貌,在延续个人过往忧郁的艺术气质与深刻的文学观念的同时,贴近历史用心倾听中共党人革命历史的强烈巨响,呈现出血泪交织的革命英雄史诗新篇章,彰显出正义必胜、人民必胜的崇高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