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土书写传统的赓续与创新性发展
——以《家山》《金墟》《莫道君行早》为例证的思考*

刘 艳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艺工作与文化传承等有一系列的重要论述,中国作协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2022年7月31日)与“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2022年8月1日)相继启动。启动工作的系列活动,选址在湖南益阳,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寓意和昭示性意义。这里不仅是《山乡巨变》作者周立波的故乡,也是《山乡巨变》故事背景地。这次选址益阳的创作计划启动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表征,堪称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这对于书写乡土、通过书写乡村巨变来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对于整合优势资源、深化合作、遴选和推出反映新时代新征程的文学经典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已经陆续推出三期支持项目,旨在创作、编辑、出版、宣传推广以及成果转化和外译等多方面形成联动机制,推动与赋能产生反映新时代文学价值的时代精品力作。其中多位作家加入该项计划,而且相继结出丰硕的创作成果。

本文要重点考察的三部长篇小说力作,即王跃文《家山》、熊育群《金墟》、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皆出自“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提供支持的优质选题项目,分别为第一期、第二期支持项目。三部由当代知名作家精心打造的长篇小说,都是在2022年12月由业内著名的出版社出版。由此,其产生的影响力也从选题、作品内涵、审美情感、文化范式等多方面,给人以强烈的艺术观感和精神震撼。对这三部作品,可以从新时代地方“志”书写传统的赓续、历史之笔与文化记忆的融合、非虚构写作与虚构小说文体的兼容并包、乡土书写传统以及传统文化与文学传统的赓续和发展等方面作出集中探究与考察。这对于总结新时代文艺精品的艺术规律、创作指征,以及推动中国当代文学从“高原”向“高峰”迈进,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地方“志”书写传统的赓续

称《家山》《金墟》《莫道君行早》三部长篇小说,表现出新时代乡土书写在地方“志”书写传统层面的赓续,并非指其系“地方志”书写,而是说三部极具艺术造诣的小说在文学书写中,表现出兼容地方志书写元素的创作理念。地方志,古已有之,延续至今,即一个地方的方志、史志,是记载一地的地理风物、风俗掌故、人物人事(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的志书。自司马光即以“博物之书”称之,而博物的传统也一直蕴涵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并延续至今,近年还有学者以“博物”“地方志小说谱系”为研究命题,来研究和分析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1)李遇春:《博物、传奇与黔地方志小说谱系——论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7期。毫无疑问,欧阳黔森近作《莫道君行早》依然延续其此前“博物”“地方志小说谱系”的书写传统。

王跃文《家山》中所写沙湾,是以作家家乡漫水村为原型的,湖南溆浦雪峰山就是“家山”的原型。《家山》原名“家谱”(见中国作协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首批所公布的名单),这部近54万字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动因,系由家谱《三槐堂王氏五修族谱》中父辈、祖辈的革命事迹对作家触动而产生。作家想把他们的事迹复原和还原出来,像《家山》中的革命者陈齐峰、陈劭夫便是以作家的伯父辈王楚伟、祖辈王禹夫为原型的。“家谱”中所记的人物、人事及其历史功绩,本身就让这部作品带有史志与人物志的因素和要素。

有研究者已经关注到新世纪乡村小说中的这一类型创作,即乡村小说中的地方志书写,并对贾平凹近年来“聚焦秦岭这一地方的物事、人事和史事”的三部长篇小说《老生》《山本》《秦岭记》加以研究,称这“秦岭三部曲”“堪称秦岭山川的草木志、动物志、村落志和人物志”(2)陈国和:《论贾平凹“秦岭三部曲”的地方志书写》,《文学评论》2023年第3期。。《家山》《金墟》《莫道君行早》三部小说,全部对应某一地方的地理、物事与人情风俗等,是对所写之地作“志”书式文学书写的小说文本。王跃文《家山》是以家乡漫水与这里的地理、历史、物事人情和风俗风物等为原型来创作的,从“家谱”转而为“家山”所作的小说更名,也可以见出小说从较为纯粹的“自叙传”式家族叙事转而为更具方志史志意味的书写,往往带有“志”书书写意味,但是更体现出一种向文学性叙事的让渡。《家山》通过集中描摹1927年至1949年这段中国现代风云际会、时世激荡不定的历史时期湖南乡村沙湾人的生活与历史故事,全方位反映沙湾人近乎百科全书式的乡村生活图景。“家山”自古时汉语中即有家园、故乡之意,而如果落实到具体是哪一座山,那便是王跃文家乡的雪峰山。而小说中的龙溪江的原型就是王跃文家乡的溆水河,溆水河是汇入沈从文笔下常常眷顾的沅江的一个支流。

熊育群的《金墟》堪称是对侨乡赤坎古镇作“志”书式文学书写的作品。小说反映的是赤坎古镇在现实中的史事、人事和物事,小说对廊腰缦回、骑楼相接、“碉楼深处是我家”的欧陆风格式的赤坎古镇,有着从历史与现实双向叙事维度切入的、近乎百科全书式的描摹与书写。《金墟》颇具现实与历史中的赤坎墟地情书的色彩与意味,小说所写的广东开平碉楼在2007年即已申遗成功,但是伴随历史与时间流逝、岁月风雨侵蚀之下的赤坎古镇,在国家精准扶贫与侨乡振兴的时代背景下,亟须改造重建与振兴。镇长司徒誉积极投身古镇房屋征收改造的工作,经历道道关隘坎坷,他与徐芷欣、关忆中等人寻根问祖及探访文化渊源,在走访每一街、每一村、每一岛以及船艇上人的过程中,逐渐复原和还原出赤坎古镇历史上三起三落的那段历史传奇故事:由明代海上走私贸易始,经由形成关氏牛墟和司徒氏东埠市场,及至司徒誉的曾祖父司徒文倡回到家乡赤坎(1926),当时在他主持之下,司徒氏与关氏共同修建了赤坎古镇。《金墟》摹写和反映出赤坎古镇历史与现实中极为丰富的史事、人事与物事。

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见“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第二期名单,名为《震旦》)这部作品,是作家在此前的“精准扶贫三部曲”(2018)——报告文学《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引发普遍的社会关注后,再度发力,以文学作品重现武陵山腹地“精准扶贫”的历史现场,反映在国家“精准扶贫”方略之下,当地贯彻国家“科学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理念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与脱贫攻坚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新时代里的“山乡巨变”,就发生在紫云镇、花开村、千年村、红岩村等这些地处武陵山腹地的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地方。《莫道君行早》是以“非虚构小说”的创新性文体样式,对这些村镇所共同形成的武陵山腹地的精准扶贫历史现场的故事作出记录与书写。它是围绕着本地干部花开村主任麻青蒿、紫云镇书记龙险峰与镇长熊少斌,外来干部即几位“第一书记”肖百合(千年村)、陈国栋(花开村)、张学勤(红岩村),以及当地村民吴艾草、牛老五、丁香、罗云贵等小人物,所展开的乡村故事集。汞矿关停、汞矿资源再开发利用、村里的“三改”、新时代里的土地流转、集体经济产业化等工作,都是通过具体生动的感人故事来表现,每一个故事又与这里的地理、物事人情密不可分。《莫道君行早》以武陵山腹地的脱贫攻坚与精准扶贫工作为创作主题,近乎百科全书式的摹写与记录,对当地精准扶贫历史现场的史事、人事、物事作了地方“志”书式的文学书写。

新时代的乡土书写,若要赓续地方“志”书写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就要“具有百科全书式的文献大全和地情书的色彩”(3)陈国和:《论贾平凹“秦岭三部曲”的地方志书写》,《文学评论》2023年第3期。。在被称为《家山》创作谈的王跃文散文集《喊山应》中,作者细述了由于溆浦二字皆从“水”旁,“先民们沿溪依河而居”,境域内不仅溪河密布,有半数以上的乡镇名与“水”有关……这样的地理志、村落志特征,也如实反映在《家山》中:沙湾人的生活完全离不开水、潭、江,达公儿子修碧被抓壮丁回来后,烂衣臭气,要到龙王溪去洗澡换衣;容秀屋的娘井儿井,据说都会流到万溪江,最后会流到东海。(4)王跃文:《家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481页。万溪江流入沅水有个洑水湾(5)王跃文:《家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309页。(正好对应着现实中的溆水河),扬卿跟齐峰、劭夫少时在蛤蟆潭比赛扎猛子,说若是淹死人要到洑水湾去找人。而革命者齐峰在被国民党政府的警察押解途中跳江,押解的警察往江里打枪回去交差,克文派人搜寻至洑水湾都没见齐峰尸首,等等,都对应着现实中的溆水河以及漫水村的种种风土物事。王跃文称《家山》里的沙湾,其“地理环境、村落形势、四季物候、社会结构、伦理体系、乡风民俗和历史文化气脉”(6)王跃文:《文学笔法即人间态度》,“中国作家网”微信公众号,2023年3月29日。,全是依着他的出生地、家乡漫水的样子加以描摹虚构的。可以说,《家山》是关于漫水、溆浦的一部文学志书。

正如《家山》中有着作用巨大的祠堂一样,《金墟》中也有关氏先祖修建的鼎信祖祠,它也是供关氏司徒氏后辈上学读书的地方。这里有潭江,但更为普遍的是深蓢岛、船艇、文璟庐、望海楼(门和窗上部都是半圆形,墙面也装饰了拱券图案)、筑庐居(三楼立了四根爱奥尼亚柱,三个拱券中间大、两边小)(7)熊育群:《金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深圳:深圳出版社,2022年,第276-277页。等这样的碉楼式建筑。《莫道君行早》中则是呈现武陵山腹地一派旖旎峻峭的武陵山脉地区的典型特征,九龙溪、九龙洞、骂龙溪是标志性地名,春天常常是一天里风和日丽与暴风骤雨相映成趣。自然风景之外,千年村在“三建”工程中打造了黔东民居,民俗旅游之外也准备挖掘民俗文化,等等。“乡村小说的地方志书写就是史学、地学和文学的融通,为读者提供一个丰富的、艺术的中国形象”(8)陈国和:《论贾平凹“秦岭三部曲”的地方志书写》,《文学评论》2023年第3期。,《家山》《金墟》《莫道君行早》做到了史学、地学与文学的融通,且以文学更胜,令有丰赡维度的、艺术的中国形象也得以彰显。

二、历史之笔与文化记忆的融合

《家山》着重摹写了湖南乡村沙湾在20世纪上半叶的20余年里发生的故事,却能够折射出百年中国乡村生活的图景,其重要原因即作家做到历史之笔与文化记忆的融合。“家山”出现在小说“尾声”,讲述的是佑德公的女儿贞一回沙湾省亲后,留在了家乡的故事,小说以贞一写给女儿念梓的一封信收束全篇。信中有“沙湾受家山垂佑”“勿忘故土,勿忘家山”的话语。(9)王跃文:《家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697-699页。可以说,《家山》小说主体叙事似未直接点题“家山”,但读来却处处是家山。《家山》还被称为“生生不息的民族史诗”,这无疑与小说很好地融合了历史之笔与文化记忆有关。

历史之笔就在于《家山》对当时沙湾外的风云激荡与沙湾内貌似波澜不惊、时有动荡的乡村故事有着如实记录与刻写,人物与故事多有真实历史人物与家族真实故事的原型。作家王跃文将自己父辈祖辈身上发生的真实的故事,搬至《家山》中。革命者陈齐峰的原型是伯父辈的王楚伟,祖辈王禹夫是革命者陈劭夫的原型,“乡约老爷”桃香的原型是作家的祖母。家族真实故事的原型:小说主要人物的主体叙事,系作家听来的轶事,即伯父辈王楚伟,村里只道是一位回乡的讲究尊卑上下的在外读书的子弟,1949年以后才知他是溆浦县第二任中国共产党地下县委书记。王楚伟在溆浦“敬日事变”(1927年5月)的白色恐怖中,回乡重建党的地下组织。22年后又组建革命武装队伍迎接解放军进入溆浦。(10)王跃文:《我的文学原乡》,《喊山应》,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45-46页。作家在采访笔谈中也说,自己看家谱时发现“伯父辈、爷爷辈在1949年4月组织湘西纵队,跟国民党残余势力对抗,迎接解放军进城”,加上他在40多岁之后,对故乡的情怀扑面而来,“便产生了‘不能不写这部小说’的冲动”(11)王跃文:《不懂乡村,无法读懂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2023年1月27日。。

作家的家族故事也被写入小说《家山》:母亲作为童养媳嫁入王家,要从不到8岁正在打着陀螺玩、匆匆扔了鞭子从楼梯爬上去,跨开双腿站立在屋门上方楼梯口的小丈夫的胯下爬进夫家的情节,被用到了桃香的儿子齐明与儿媳来芳身上;外祖父系双胞胎兄弟、去龙冈做生意时,与摊主打赌吃下20个油糍粑可不付钱,却是哥哥吃了10个然后谎称屙尿换弟弟再去吃10个,从而赢了打赌的趣事,也被搬到了《家山》中,并放在了四跛子姐夫祖贤、祖明兄弟身上,还额外增加了兄弟俩与四跛子最后把钱给摊主、交了异乡朋友的“仁义”结局;等等。

《家山》作者王跃文之所以中年以后悟到自己对于家乡那深挚的情怀,与伴随着岁月积淀与作家创作经验的累积,心中对于故乡的文化记忆,被家谱中的历史人物、历史故事所激发出的创作冲动关系很大。《家山》既是情感丰沛的文学叙事,又兼具扎实的史实、事件,作家是用史笔成书的。王跃文在小说里如实反映了红军长征、长沙保卫战、日本投降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当时村民兴修水利、为民请愿、减赋抗税、帮助抗属红属等史实,这些都是有扎实具体的史料功夫的,并且常常是通过人物的家信、村里人与县长的通信、当年《呼声报》等报纸的消息嵌入小说叙事来展现,兼又采取真实史料与艺术加工结合的方式呈现。

在《家山》里,文化记忆与历史之笔是有机融合的。德国扬·阿斯曼给出“文化记忆”的概念,文学、小说以它自己的形式与载体对文化记忆予以赋形;有批评家认为“记”与“忆”所表达的侧重点明显不同,“记”务求精确、翔实、客观,“忆”更多个人情感的介入,因而历史话语注重“记”、文学话语注重“忆”(12)南帆:《文化记忆、历史叙事与文学批评》,《文学报》2018年6月28日。。王跃文自言《家山》写作状态是这样的:“有种化幻为真的感觉”,“笔下的人物不像是虚构的”,人物仿佛“都真实地活着,天天同我在一起”,小说里人物的生死都会令他流泪——这种“同小说中的人物同忧乐、共悲喜”的创作与情感状态(13)王跃文:《文学笔法即人间态度》,“中国作家网”微信公众号,2023年3月29日。,正是因为《家山》将“记”“史笔为文”的历史,与作家心中逐年累积的对于家乡的“忆”的情感、文化记忆的部分,作了水乳交融般的交织与融合。

熊育群《金墟》中有“历史之笔”“现实之笔”两套笔墨和两个故事序列。现实之笔叙写的是镇长司徒誉在赤坎古镇房产征收与文化改造这一侨乡振兴重要工作的实施中所发生的故事;历史之笔叙写的是现实中司徒誉、徐芷欣等人通过走访与探询文化根源,找寻和追溯当年司徒文倡领导家族与关氏家族一起修建赤坎古镇的故事。小说讲述了赤坎人百多年前漂洋过海到海外谋生,靠勤劳与吃苦耐劳积攒银钱回乡建设古镇的历史与传奇故事。无论漂泊异乡的人及其后代是否回得了故乡,古镇都是漂泊海外游子的精神原乡。所以,关氏后人关忆中回乡探祖寻根时,才会对碉楼有着别样的情怀,每每遇见,总是久久凝视,不忍离去。“碉楼大都是华侨所建,都是当年漂洋过海的人对乡土的深深眷念,对重返故土生活的无限期待。”(14)熊育群:《金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深圳:深圳出版社,2022年,第123页。

熊育群《金墟》中,在小说开篇,司徒誉就将写作《碉楼深处是我家》这本书的任务交给了做教师、又对寻访古镇文化根源、古物旧事格外感兴趣的徐芷欣;而且司徒誉在做走访、实地勘察测量与房屋征收说服工作的实际日常事务中,屡屡与徐芷欣的探访文化根源的足迹发生交集。他们常常一起到实地探察文化源脉,再加上海外华人后代回乡寻根问祖找到他们帮忙,就把当地历史所关联的文化记忆、海外华人及其后人对家乡的文化记忆,缠绕拴系在了一起。比如赖特到中国寻根,随徐芷欣等人见识了深蓢岛及疍家人的根脉,而赖特还随身携带着徐阿保母亲送给远行的儿子的针筒;关忆中则被艇上的物件和木板上的图案深深吸引,因为爷爷也保存着类似的旧物。不起眼的旧物,却被爷爷珍存,代代相传,因为它们与故乡的土一样,“一代一代相传,让后人不要忘了根”,即使是离乡的关氏的后人,也不免对这些旧物摸了又摸。(15)熊育群:《金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深圳:深圳出版社,2022年,第451-453页。“这些原本属于历史话语的‘记’的方面,却因为嵌入了主要人物的血脉渊源与日常生活叙事”(16)刘艳:《〈金墟〉:赤坎古镇负载家国历史与侨乡振兴的史诗传奇故事》,《小说评论》2023年第4期。,而褪去“记”的生硬属性,有了“忆”的特征与属性。这也是文学话语的本质属性。

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中,有很多同时承载历史与文化记忆的地方,比如中华山之外的木黄,1934年10月24日曾发生过足以在中国革命史和红军长征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木黄会师”——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与任弼时、萧克和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于此胜利会师,党中央致电祝贺并决定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17)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北京:作家出版社,2022年,第411页。而这部非虚构小说,为武陵山腹地的“精准扶贫”历史现场,书写了一幅气势恢宏、足以彪炳史册的新时代乡村巨变的精神图谱。虽然是文学性的小说文体与故事叙述,题材也是现实性的,但是它所反映的事件与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所取得历史功绩,对未来而言却毫无疑问是历史性的。作家与作品不仅遵循的是非虚构的真实信念的写作伦理,而且每一笔现实性叙事的呈现与记录都是历史性的,都是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再对这段扶贫历史作出反观与回溯的时候无可回避、绕不过去的“历史之笔”的记录。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由于有了人们思想、心理和情感成分的融入,而增加了足以令后世与后人“忆”亦即文化记忆的部分。1958年至1960年发表的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反映的是乡农业合作社由初级社发展为高级社的变革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揭示出湖南益阳山乡人的心灵史即思想转变的历程。而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堪称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作品书写与反映了在脱贫攻坚、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改革发展过程中,武陵山腹地的人们积极参与改革的心理与思想变化,是一部思想史,也是一部武陵山腹地人的心灵史。

三、非虚构写作与虚构小说文体的兼容并包

《家山》《金墟》《莫道君行早》三部长篇小说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两性离子的同文体特征,即它们都是地地道道的虚构小说,却又同时兼容并包了非虚构写作的文体特征,三部作品无一不是有大量翔实的材料与史料充盈在小说叙事里。20世纪60年代兴盛于美国、80年代初被《读书》杂志引入中国的非虚构写作,近年有大热的趋势与表现,其在现实性题材与历史性题材两个领域与维度拓展,并且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创作成绩。而小说文体注重小说故事的虚构性。虽说两种文体并非有着截然对立的文体边界,但是就“虚构”与“非虚构”而言,还是有其明显不同的文体属性与文体界限的。而如何有效地融通两种不同文体的写作,对任何作家而言,都是不小的挑战。就像熊育群在谈及《金墟》创作、回溯这部作品创作过程时所说:他“想尝试把虚构与非虚构打通”,但这无疑“对虚构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什么样的极高要求呢?就是既要“让虚构无迹可寻,让小说真实得像非虚构作品”,又要“确保它纯正的小说味”,这对于任何一位作家而言,其实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18)熊育群:《挑战与超越》,《文艺报》2023年3月24日。

非虚构写作,无论对于现实性题材还是对于历史性题材来说,往往采取写作者“在场”与介入性的写作姿态。这也是在书写历史事件与历史故事的非虚构写作中,写作者不会在叙事中缺席的原因。而《家山》《金墟》《莫道君行早》首先就是要在维护小说虚构性文体特征的基础上,做到作者从叙事中抽身、缺席、不出现,作家可以拥有与作品中人物同悲欢、共生死的感受,却不能直接现身小说叙事和主观性介入小说叙事。在《家山》中,作家对于家族家谱中的真人实事,亦作了很大程度上的艺术加工,秉承小说叙事的创作手法。比如,伯父辈王楚伟在1927年5月溆浦“敬日事变”的白色恐怖里,按党组织的要求回乡重建党的地下组织,1949年4月又组建湘西纵队迎接解放军进入溆浦。这些史实被移植到小说中时,便经过了作家的艺术加工与再造。家谱中对父辈祖辈人革命工作经历记述得既丰富又复杂,但凡不符合《家山》叙事逻辑的素材都没有被选用。而对于已有素材也常常是经过了艺术加工与再造,比如齐峰与革命同志“打劫”自己家、获取革命资金的故事。1929年前后,王楚伟组建革命武装却苦于无资金,曾有同志动议假装把他绑票、向家里索钱。此方案虽未实施,但该史事在被用到《家山》中时,就变成了有史实基础的小说虚构叙事,作家由此设计并虚构了两位革命同志扮作“土匪”到修根老儿家打劫的故事。整个叙事片段写得惊心动魄、出人意料,假“土匪”不仅只要钱不伤人,而且还贴心地、其实是故意给留了一部分银钱,直言齐峰的妻子禾青有孕在身,让她不要动,并称不会伤害她。修根满莲夫妇被愒(惊吓)着的片断,人物刻画惟妙惟肖,小说分别以修根、满莲、禾青与借住在此的史瑞萍的视角进行叙述,戏剧性冲突和现场感凸显,令读者的代入感很强。作家还在《家山》中额外增加了齐峰父亲修根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将当年没被抢走的银钱捐出、用来支持儿子革命事业的情节,而齐峰与革命同志叙谈中对自己当年安排“打劫”父亲,表现出了深深的愧疚之情。齐峰在工作中,还对佑德公的亲家格外关照与保护,等等。凡此种种,都比单纯记述历史的非虚构写作,要有更多人心、人情与情感的质素在里面,也是小说比非虚构写作具备更为丰沛的艺术性与文学性的重要原因。

熊育群为了创作《金墟》这部非虚构特征显著的小说,深扎江门生活了2年。为了写好房屋征收工作,他对征收者、被征收对象等都作了采访,帮助调解矛盾。华侨对于这部写海外移民历史与当下古镇改造历史的小说而言,无比重要,所以海外华侨也成了他的采访重点。而去美国的华侨家族与家庭走访,实地探察当年拘禁华人的天使岛等,是熊育群此前就做过的工作。他观察砌匠砌砖,看灰塑如何在屋脊塑出花鸟虫鱼,探访华侨最早出洋的地方,向当地专家了解宋元明清时期通商与造船史、航海史等,参与渔民海上捕鱼。可以说,熊育群几乎做了所有的采访和实地探察工作,但他“意识到自己遇到了写作生涯中最大的挑战”,即如何处理非虚构素材的问题:如果不用真实的地名、家族名等,会失真而且会惜失“赤坎独有的传奇包括地名所含的历史与文化信息”;但如果采用,又可能陷入现实矛盾以及太多的考证工作要做。作家自问:“小说是虚构的艺术,虚构与非虚构的关系又将如何处理?”经过苦思,作家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地理、地名、家族、真名实姓人物、主要历史与现实事件谨循真实性原则,但情节、非真名实姓人物则遵循小说创作规律。”从而完成了《金墟》这部真实得像非虚构写作的虚构小说佳作。(19)熊育群:《挑战与超越》,《文艺报》2023年3月24日。

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是非虚构小说,也表现出小说文体融合了非虚构写作的特征。与前两部作品相比,这部书写新时代脱贫攻坚山乡巨变的作品,由于缺乏历史维度和历史向度层面而聚焦于当下精准扶贫历史现场的现实性叙事,就令小说更难脱实向虚地作艺术性的发挥。报告文学和纪实性的叙事散文,是“精准扶贫”题材常见的文体形式。所以,要想在新时代里,书写武陵腹地山区乡民从生产到生活都发生“山乡巨变”的生动故事,就必须处理好怎样既要记录和表现精准扶贫的现实性素材,又要通过合理的文学想象与艺术虚构,显示出足够的文学性、艺术性、故事性与可读性,要让作品成为好看耐读的“小说”。欧阳黔森充分发挥他多年从事剧本写作、小说与散文诗歌创作的优长,将精准扶贫历程中的每个事件,都通过具体的人物故事来呈现。如牛老五、丁香的佯装跳楼威胁干部,是通过充满乡村生活趣味的场景来呈现的;麻青蒿作为村主任拆了自己违建的房子,则经历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思想斗争、思想转变的过程,是在罗云贵等人先拆自家违建的酒窖之后才想通的;村会计吴艾草的“妻管严”,写得很生动有趣味,这一人物从惧内到不怕老婆的转变,也与扶贫工作历程绞合在一起,缠绕着小小的戏剧性冲突与矛盾,可读性较强。

《莫道君行早》中最为生动的小说叙事,是关于麻青蒿与前妻丁香的故事。小说开篇显示他俩是离异夫妻,各自独身,彼此充满敌意与隔阂。但随着小说叙事的展开,在千年村的乡村生活与“精准扶贫”工作中,他俩因误会而闹离婚的真相逐渐得以揭示。两人都倔,没人想到主动复合,在驻村“第一书记”肖百合等人的撮合下才又复合。《莫道君行早》有着“精准扶贫”的叙事主线,但像麻青蒿与丁香的婚姻情感故事,作为副线叙事,是令这部小说具有故事性、可读性与情感力量的原因之一。不同叙事线索的缠绕,才令《莫道君行早》这部过于贴近现实、很难离地飞腾起文学性与艺术想象力的作品,给读者以新时代乡村故事集的强烈阅读感受。

三部作品的作者都是同时兼擅小说、散文等不同文体写作的知名作家,熊育群与欧阳黔森还擅长诗歌写作,欧阳黔森又系知名剧作家。这样的跨不同文体写作的过往经验,为作家写作这几部作品提供了极大的自由度,使他们处理非虚构写作特征的虚构小说文体得心应手。而散见于小说叙事中的如诗如散文一样的句子与段落,甚至间或融入诗歌,让人物及故事与风景有机融合,令诗歌与人物、情感、故事水乳交融,也成为这三部作品中常见的写作手法,从另一个维度体现了小说虚构文体兼容并包非虚构写作特征的一种能力。

四、传统文化与文学传统的赓续和发展

《家山》《金墟》《莫道君行早》殊途同归地表现了新时代里乡土书写传统的继承、赓续与创新性发展,也从不同的侧面与维度表现了对传统文化与文学传统的赓续和发展。王跃文说过,乡村中国是最大意义上的中国。但是,他最初并不是以乡土书写成名的,甚至是完全不写乡村题材的作品,而是一直以关注某类现实小说写作而闻名,并成为拥有千万粉丝的长销书与畅销书作家。《家山》是他为乡村中国写出的堪称地方史诗与民族史诗的作品,这对于他自己的创作以及对于新世纪和新时代乡土文学的书写,都具有某种超越意义和不容忽视的价值。王跃文说自己二十八九岁才开始写小说,但“写的都是与故乡无关的事”,并非自己不想写,而是提笔却觉得隔膜;当中年以后,备觉对故乡的思念逼得自己“心口发慌”的时候,他创作了一些乡村题材的作品,小说集《漫水》“写的全是乡土生活”“我心里装着一个乡村,那里是我的文学故乡”(20)王跃文:《我的文学创作》,《喊山应》,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96-97页。。而这部书写乡村中国的《家山》,被称为“是王跃文在以往创作总和基础上的一次再出发,他将自己蓄积已久的创作力来了一次总爆发”(21)阎晶明:《王跃文长篇小说〈家山〉:关于王跃文〈家山〉的读解》,《文艺报》2023年2月24日。,也是对他此前创作具有超越性的一部力作。

对于乡土书写而言,《家山》的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五四以来乡村、乡土的书写是新文学中最为重要的范式。五四时期鲁迅的《故乡》,是现代知识分子还乡叙事中寄寓还乡体验与乡村传统文化价值判断、作家复杂体悟中暗寓对封建社会批判与国民性思考主题的作品;《祝福》是离乡的现代知识分子回乡目睹封建礼教吃人悲剧的作品。这些乡土书写更多体现的是启蒙理性与国民性批判及唤醒的主题。在其他现代作家那里,郁达夫也以“悲剧的出生”来喻示自己与故乡的关系,沈从文的《边城》则是作家为湘西唱出的挽歌,萧红《呼兰河传》中对于家乡呼兰更是流露出怀念与眷恋中满是人性冷暖、落寞、回不去了的伤感。十七年时期及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乡土书写,或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乡村的结构变革与思想变革,或是反映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或是反映农村日渐凋敝、旧有文化传统难以为继的局面。而从乡村走向城市的“70后”“80后”作家即使涉及乡村、乡土的书写,也多依然延续从路遥那里承续而来的“乡下人进城”主题,更多表现人物“从乡村到城市”这样的空间叙事逻辑。从五四以来的这条主干清晰、旁支多而不繁的乡土书写传统来看,《家山》中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与价值的发现。

王跃文在《家山》里善于发现那些从古传承至今、属于乡村的久远而恒定不变的东西。他说:“乡村自有乡村的伦理尺度,也自有乡村的是非标准。”(22)王跃文:《我的文学创作》,《喊山应》,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99页。王跃文以《家山》中形象的故事诉述,“宗族”“宗法”在他看来是一种文化而非制度,以宗族宗法为基础的乡村伦理,其实有很多好的方面是可以运用到新时代的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中的。他认为,“传统文化有的以活态文明的方式代际传递,有的以乡规民约的文字形式保存下来,对乡村社会的稳定和风俗教化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23)《大家访谈∣家山是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记忆——对话作家王跃文》,《常德晚报》2023年2月13日。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沙湾人有佑德公这样作为乡间伦理真善美化身的族长人物,也有被迫杀了外甥自保、又将妻子生下的第二个儿子满月送给已经不能再生育的姐姐家顶立门户的四跛子,还有非常懂礼知事的有喜,等等。村外的下马田等,也标示着沙湾自有一套运行规矩与乡间系讲究尊卑长幼礼数的乡村。这些都是把沙湾人汇聚到革命事业中去的有利因素。

熊育群《金墟》、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也是在侨乡书写和乡土书写中,用内置于侨乡和乡村的视点,写出了蕴涵在乡村、乡土内部的那些温暖人心与人性光辉的元素。三部作品都表现出将中国古典小说传奇文体特征加以继承的特点,而且都表现出对于其中史传性特征的承续比较重视。《家山》写乡村中国革命者人物“传奇”的时候,较好地平衡了“奇”与“传”的关系;《金墟》是负载家国历史与侨乡振兴的史诗传奇故事,也将传奇文体特征里的“传”“奇”加以有效平衡,并且尤为注重史“传”的特质;《莫道君行早》所写的乡村人物系列,是对古典小说野史杂传书写传统的赓续和发展,对表现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作用不容忽视。总之,三位作家以其文学之笔,写出了乡村中国令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人的形象谱系,这极大地丰富了当代乡土文学的人物形象画廊,也在当代文学中更好地凸显了一个大写的、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