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重建与社会传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的思考*

2023-02-12 14:40
关键词:费孝通乡土机器

小 田

(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215009 )

1935年,当费孝通走进乡野、专注于乡村问题之时,社会知识人拯救乡村中国的实验已经有声有色地开展了差不多10年。(1)黄炎培在《从六年半的徐公桥得到改进乡村的小小经验》(《五六镜》,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第89页)中指出,1925年8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徐公桥议定划区试验之时,全国从事乡村改进运动者“可以说绝无仅有”,或者可以认为,这是近代中国最早进行的乡村建设事业。主其事者依其不同侧重,分别将他们的拯救事业冠之以“乡村建设”“乡村改进”“乡村教育”等诸种名目。作为此项事业的后继者,费孝通则称之为“乡土重建”。(2)“乡土重建”是费孝通1948年在上海观察社出版的《乡土重建》一书中提出的,收入该书的论文分别发表于1947—1948年间的上海《大公报》等报刊上。实际上,他有关“乡土重建”的思考,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就已经开始了,如1932年,费孝通曾以姐姐费达生的名义在《国际贸易导报》(第4卷第6期)发表《提倡乡村小规模制丝合作社》(参见费宗惠、张荣华编:《费孝通年谱》,《费孝通全集》第20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申端峰在《费孝通的乡土重建思想及其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林聚任、何中华主编:《当代社会发展研究》第2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5页)中也认为,“乡土重建是费孝通先生乡村研究的一个基本关怀”。因此,民国年间费孝通“乡土重建”的思想应该包括其在1932—1948年间的相关论述。重建者,复原之义。他说,这在性质上可以与美国对田纳西河流域的土地复原相类比。起初,该流域由于森林砍伐,土地裸露,在洪水的不断冲刷侵蚀下,一片膏腴之地变成了瘠土荒区。从1933年开始,在李林塞尔(Lilienthal)的主持下,筑坝控水,植树造林,培蓄地力,恢复自然的有机循环,是为“土地复原”。自19世纪40年代以降数十年里,中国乡土社会也遭遇了与美国南部土地所发生的类似情形,“本来包含着赖以维持其健全性的习惯、制度、道德、人才……也不断的受到一种被损蚀和冲洗的作用,结果剩下了贫穷、疾病、压迫和痛苦。”对此,费孝通暗示,除非像李氏复原土地一般,“大规模的复员乡土”,否则,“无法挽回这个沉沦的大局。”(3)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67-68页。

千百年来,中国人小心地侍候土地,尽心地保持地力,谨慎地取资于地面作物,常常能够达到不饥不寒的小康标准,有如“李林塞尔所要在田纳西河流域恢复的有机循环”。费孝通坚信,“任何历史的情境中总包含着一条合理的出路”,尤其在中国,自有“一套足以使中国人民能过得去的办法”。(4)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68、88页。准此,乡土重建,或称“乡土复员”,应该理解为,随着时代的变化,恢复传统中国社会曾经的有机循环。看得出来,他希图“在以往传统的环境中”找寻出路,并视之为“研究文化的科学态度”:

我企图从我们传统的小农经济中去指出各种文化要素怎样配合而发生作用的。这是一种想去了解我们传统文化的企图,这企图并不带着要保守它的意思。相反的,这是一切有效改革所必须依据的知识,文化的改革并不能一切从头做起,也不能在空地上造好了新型式,然后搬进来应用,文化改革是推陈出新。新的得在旧的上面改出来。(5)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151页。

这里,我们进入近代中国乡村,聚焦于费孝通所认为的“所必须依据的知识”——社会传统——讨论其乡土重建的独特路径及其背后的思想依据。

一、乡土工业的“齿轮”复位

在费孝通看来,乡土重建首先、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将“脱栓的”乡土工业复位。晚清以来,乡土手工业在与西方机器工业的竞争中败落下去,渐至整个乡村中国社会的瘫痪。这不仅仅是某种产业生产方法的优胜劣汰,而更关乎乡土中国“那传统有机配合所维持的小康生活”,其中,手工业成为“第一个脱栓的齿轮”(6)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84页。。

在中国传统时代,工业就是乡土生活的一部分。乡土工业不易利用远地的原料,通常只以当地出产就近加工制造。有竹林的地方,造纸或编织篾器;盛产陶土的地方,抟捏瓷器;宜于植桑养蚕的地方,便缫丝、织绸;有麻的地方纺织麻布。它们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每一个日常共同体,家族,村落,或者庄园,“必须经营着一些基本工业,不论如何简单,用来满足他们生活上的需要。”(7)费孝通:《易村手工业·序》,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98页。一些地域性的专门工业声名远扬。太湖乡村的“辑里”生丝、江西景德镇的瓷器,河北高阳的土布,皆属此类。其实在中国每个小区域,甚至许多村落都有一两样附近所熟知的工业出品,所谓“特色产品”。(8)参见小田:《近代江南乡村特种产品经济论》,《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5期。这些出品出自千家万户。

工业分散在小农家庭是传统经济中的重要事实,它使普通土地不足的农家可以靠这些家庭工业中的收入,维持温饱。费孝通指出,“中国传统社会能很久的维持着这配合,那是因为它至少可以给在这种经济里生活的人不饥不寒的小康的生活。任何经济结构如果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民生,是决不能持久的。”(9)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84页。据粗略估算,在传统中国,每家有30亩地,甚至在土地比较肥沃的地带,一家能有10多亩地,就“已经算是小康之家了”。这个还“过得去的生活”当然不能专靠农田,手工业不可或缺。因此说,家庭工业在乡村经济结构中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成为“小农经济的安全瓣”。(10)费孝通:《小康经济》,《费孝通全集》(第5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9页。

在乡土社会中,工业的“齿轮”与其他多种经济要素紧紧咬合在一起。在人多地少的传统中国乡村,土地产出无法满足基本生存所需,农民便求助于工业,以维持庞大的乡村人口。事实上,在当时的农业技术条件下,大批人口必须留在乡村,因为农业生产是有季候性的,农忙时需要大量劳力,农闲时却无事可做,于是引入了乡土工业:

乡土工业在劳力利用上和农业互相配合了来维持农工混合的经济。也只有这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才能维持原有的土地分配形态……使传统的地主们可以收取正产量一半的地租,并不引起农民们的反抗……从整个经济分析上说,农业技术,劳力需要,人口数量,农场面积,乡土工业,地租数量,地主权利等因素是一个有机的配合。(11)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83-84页。

基于对工业传统与农民生活关系的人类学把握,费孝通的重建规划将传统色彩明显的乡土工业置于非常突出的地位。

西方工业文明的植入引发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变化,所以费孝通说,民国社会变迁就是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的替易,但从中国“农业处境的特征”出发,他觉得,一般人的“工业”概念太狭隘:“好像一定要有厂房,有机器,有大烟囱,才算是有工业。西洋现代工业固然是最新的工业,但不是工业的全部”,(12)费孝通:《易村手工业·序》,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97页。传统中国的乡土工业同样是工业,而这样的工业以其与乡民生活的密切关系,在时代重建中,理应受到特别的关注,因为它“一直到现在是我们最大多数人民所倚以为生的职业”。(13)费孝通:《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费孝通全集》(第4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在中国,“一切问题都牵连到这些在乡村里住的人民”,费孝通相信,“目前生活最苦的是住在乡村里的人民,所以对于他们生活的认识应当是讨论中国改造和重建的重要前提。”认识及此,民国乡村建设者专注于乡土生活的改善。不过,费孝通认为:

以往种种乡村建设的尝试,似乎太偏重了文字教育、卫生等一类并不直接增加农家收入的事业。这些事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它们是消费性的,没有外力来资助就不易继续。要乡土在自力更新的原则中重建起来,一切新事业本身必需是要经济上算得过来的,所以乡土工业可能是一种最有效的入手处。(14)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152、167-168页。

这种从乡民生计入手的方式与其他许多乡村建设者的主张截然区别开来。

乡土工业的分散性与近代工业的集聚性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或者说,在近代工业时代,分散于乡村的工业仍然有存在的空间。“乡土工业可以是手工的,也可以是机器的;可以是家庭性的,也可以是工厂性的。重要的是在这种工业并不隔离于乡村,在原料、劳工、资本等各方面以乡村的来源为主。”(15)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166页。大多数日用品制造业,比如制衣、造鞋、榨油、炼糖等,不但可以分散,而且分散并不限制机器的利用。在这可能性之下,费孝通回顾中国经济的传统形态,发现,“一大部分可以分散的工业和农村配合来维持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是一条比较最切实的出路”。(16)费孝通:《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费孝通全集》(第4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页。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州吴江开弦弓村开展蚕丝业改革的“变革者”所坚持的,正代表了费孝通的信念:

蚕丝工业曾经是而且应该继续是一种乡村工业……把工业从农村引向别的地方,象很多工业家所做的那样,也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农民实际上就会挨饿……农村姑娘被吸引到城市工厂去工作,挣微薄的工资,几乎不能养活自己,她们离开了自己的家。这种过程既损害了城市工人又破坏了农村的家庭。如果中国工业只能以牺牲穷苦农民为代价而发展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17)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9页。

工业分散于农家,其实是保留了农工相辅的兼业传统。这一传统在近代乡土重建中存在比较优势。在费孝通看来,乡土工业中的劳动力成本较都市为低。都市工业至少要能供养工人们最低限度的生活,而在乡间,一个兼业农工的家庭,各项收入是统筹的。他曾问过那些织布的媳妇们:“工资既然这样低,为什么还要做呢?”她们回答:“反正空闲着,织织布也可以贴补贴补。”费孝通指出,在这种情形下,农业正津贴着工业;“我们要分析乡土经济必须从农家的单位出发,各种生产事业配合了维持这家的生存,因之使农工双方都富于伸缩性。”(18)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114页。正是这种伸缩性,保障了小农家庭的温饱。因此,他在1932年提倡设立制丝工厂时,特别强调,“最富弹性之经济组织,莫若乡村之合作社。盖乡村合作社之工人,其经济生活,有其家庭为之调剂。”(19)费达生:《提倡乡村小规模制丝合作社》,《国际贸易导报》1932年第4卷第6号。

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的时代,费孝通仍然钟情于乡土工业传统,这似乎有些不合时宜。“若干读者”认为,这是“主张退回闭关时代的经济形态”,无异于“梦呓”“幻想”。其实,他们误解了费孝通。首先,传统工业是乡土重建必须面对的现实基础。可以想见,这一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会在“很长的时间”内无法摆脱。因此,乡土重建毋宁是在进行一种选择:是追求工业的充分现代化而让80%的农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还是追求农民多一些收入而让工业在技术利用上受到一点限制?费孝通理性地选择了后者。有朋友为他的选择感到“惋惜”,但他觉得很“无奈”:

中国的经济条件拉着我,插不起翅膀飞向“前进”,如果这是落后,落后的不是我的选择(谁不想一转眼中国就有美国那样多的工厂),而是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这片这样多人耕种得这样久的古老的土地。承认限制是自由的开始,我们还得靠这片土地一步步求解放我们经济的束缚的方法,第一步就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谋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收入不能增加,都市工业尽管现代化得和西洋比美,工厂里出产的货品试问向哪里去销售?(20)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103页。

其次,工业传统的变迁是乡土重建题中应有之义。乡土工业只是传统生活方式的一个“齿轮”,而非整体和全部;乡土重建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全盘因袭,一切不利于建立近代乡土生活方式的传统必须改变,包括乡土工业传统。这里,传统的部分遗存与部分变迁并行不悖。费孝通曾明确指出:

乡村工业在技术上需要改良,那是无可避免的。乡村工业的变质第一步是在引用机器,使乡村工业并不完全等于手工生产。可是怎样去改良乡村工业的技术,怎样引用机器,怎样使它依旧适合于在乡村中经营,依旧能和农业相配合,那却是值得提出来讨论的问题。(21)费孝通:《易村手工业·序》,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09页。

吴江开弦弓村的试验证明,乡土工业也可以是机器工业:

我们决定试验设计一个要能实现应用现代技术的一切有利条件的工厂。这个工厂同时又不宜太大,要能办在农村里,用当地的劳力和由当地供应的原料……通过开办这种小规模的工厂,乡村工业能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乡村经济从而可以复兴。1929年我们开始试验。我们的试验直到1935年重新装备了新机器之后才证明是成功的。(22)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5页。

事实上,就如何使乡土工业“变质”,费孝通认为,“在动力技术、社会关系(生产者和原料及生产工具的关系)、经济组织各方面都是可以变的”,(23)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101页。而这些改变与工业的分散性和多元性、农人的兼业性和就地性等传统,都可以在乡土重建中取得兼容,“脱栓”的乡土工业“齿轮”由此复位,乡土社会在新的层次上再启有机循环。

二、历久弥新的乡土意识

乡土重建面临两个现实而迫切的问题:一是技术知识如何下乡?二是工业资本来源从何而来?在这里,费孝通发现了乡土意识所内涵的历久弥新的动员力。

近代技术知识的下乡必须以人作媒介,问题在于:知识分子怎样才能下乡?这在前近代时期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在传统乡土文化中,知识人是分散在地方上的。1947年,费孝通和潘光旦在对915名清朝贡生、举人和进士的出身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些人才中的一半是从乡间出来的;科举时代,乡下人寒窗十载,一举成名的例子并不鲜见,成了名,“他可能始终是一个乡下人”。(24)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费孝通全集》(第5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5页。他们即使曾经沧海,却还葆有一份乡土意识:

中国落叶归根的传统为我们乡土社会保持着地方人才。这些人物即使跃登龙门,也并不忘本;不但不损蚀本乡的元力,送往外洋,而且对于根源的保卫和培养时常看成一种责任。因之,常有一地有了一个成名的人物,所谓开了风气,接着会有相当长的时期,人才辈出的。循环作育,蔚为大观。人才不脱离草根,使中国文化能深入地方,也使人才的来源充沛浩阔。(25)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70页。

“落叶归根”“不忘本”“不脱离草根”云云,都在强调:“个人和他服务对象之间必须有一种感情的联系——和乡土的联系,就是桑梓情谊”,(26)费孝通:《漫谈桑梓情谊》,《费孝通全集》(第5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8页。这是在乡土社会内外“有机循环中培养出来的精神”,在哲学的意义上体现为“万本归原”。传统士大夫将这种精神“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费孝通的一位祖辈,中举后至云南为官,因感染瘴气,死于任所。他的弟弟放弃自己的前程,历经艰辛,耗时数年,将其灵柩运回家乡。费氏家谱以为,这是费家“历代事业中最伟大的一项”,因为其中蕴涵和代表着传统中国文化的桑梓精神:

这象征着乡土联系的最高表现,而乡土联系却维持着这自然的有机循环。也就是这有机循环,从农民的一朝拾粪起,到万里关山运柩回乡止,那一套所维系着的人地关联,支持着这历久未衰的中国文化。(27)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69页。

桑梓精神的实践意义在于强调,只有通过不断地有机循环,发达乡土根系,才能维持社会的持续发展。“不论是人才还是物资,如果像矿苗一样只取不回,经过一个时候这地方必定会荒芜。”这虽是从农业中国环境中流露出来的精神,但对于从事近代乡土重建的费孝通来说,他“觉悟到这种精神的重要”。(28)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69页。

然而,清末民初以后出现的情形令费孝通大为感慨。谈到知识人与乡土的关系时,他承认,他与父辈就“有很重要的区别”。费孝通父亲费璞安在清末最后一场科举考试中获得生员资格,1905年赴日本攻读教育。留学回来第一件事业便是在本乡办一个中学,后来发现本乡人多地少,又主张向太湖淤塞地带开拓耕地。“他一贯的事业中心是在本乡,在地方上,教育、政治、经济。”(29)费孝通:《漫谈桑梓情谊》,《费孝通全集》(第5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7页。他期望他的下一代继续为地方服务,但事实上,从乡土社会走出去、有机会与近代技术知识接触的人不回去了,与此同时,这些知识人的桑梓情谊也变得非常淡薄了:

大学毕业了,他们却发现这几年的离乡生活已把他们和乡土的联系割断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却必然会起重要的变化,足够使他自己觉得已异于乡下人,而无法再和充满着土气的人为伍了。言语无味,面目可憎……这是从个人的感觉上所发生的隔膜。(30)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71-72页。

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代人乡土意识的淡薄,实际上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集体心理失措:

桑梓情谊和亲属情谊的发达,维持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在过去这一代里,对国家这团体的情谊还没有确立之时,原来维持社会的心理联系却在退化,在消失……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所做的事并不是为了任何人。一样是在办学校,而不觉得自己是在为社会培植人才;一样是在做官,而不觉得是在为人民服务。意识里所缺的一点东西却正是所做的事的意义。(31)费孝通:《漫谈桑梓情谊》,《费孝通全集》(第5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8页。

桑梓情谊的淡薄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知识人。事实上,“知识分子下乡的困难,就因为乡村里缺少可以应用现代知识的事业”。费孝通所极力主张和推动的乡土工业传统“变质”正期待着这些知识人:“在种种能应用现代知识的事业中,最基本的是生产事业,而生产事业中最容易有效的是工业。”(32)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167页。重建乡土工业的同时,也是在重建与知识人事业心相适应的近代地方情谊。

费孝通所追寻的桑梓情谊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而是源自传统中国文化的社会价值。他始终记得姐姐费达生的话:“人生中最使人鼓舞而能获得最大安慰的,也许就在为人家服务后,人家对自己的感激。”(33)费孝通:《做人要做这样的人》,见《逝者如斯——费孝通杂文选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1页。凭借这样的精神,包括费达生在内的苏州浒墅关女子蚕校的师生们,才“有勇气”在太湖周边的乡村做了10多年(约1924—1936)的建设工作。(34)费达生口述:《解放前从事蚕丝业改革的回忆》,见余广彤:《费孝通和姐姐费达生》附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他们放弃了安闲的生活,奔波于烈日暴雨中,“而觉得乐在其中”。费孝通一直观察着这一过程,并从乡民的感激和信心中获得信念:“一个为社会服务的人,至少一方面要有一种社会价值的鉴别力,一方面要有一种宗教性质的热忱。”(35)费达生:《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独立评论》1933年第73号。按:据《费孝通全集》第1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所收《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注:此文作者为费孝通,他以“姐姐(费达生)的口吻撰写了此文”。随着乡土重建事业的开展,直到1946年,费孝通仍在强调这种宗教式的热忱:“农村经济的安定就得靠这一种人才,这种人像传教士一般肯耐苦肯不求名利地把新技术传入农村,向农村输血”。(36)费孝通:《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费孝通全集》(第4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页。至此不难看出,由桑梓情谊出发的乡土意识已经被纳入民族—国家意识的塑造过程中,从而获得了近代意义。

关于工业重建的资本来源,费孝通的思路依旧没有离开乡土,更具体地说,他寄希望于土地的主人,希望从他们勤俭持家的德行中积聚乡土工业的资本。土地的主人首先是地主。尽管中国地主具有省俭的“性格”,(37)按,据经济史家陈振汉推算,除少数大地主外,克勤克俭是一般地主“必须的生活条件”。费孝通也觉得,把一般中小地主描写成养尊处优、穷奢极侈的人物是“不太切当的”; 省俭之成为中国地主“一般的性格”,主要由于:一方面,“有限的土地生产力和农民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准是经不起地主阶层们的挥霍的”;另一方面,“儒家是反对地主们在享受上无厌求得的,克勤克俭,把主观的欲望约制住了,使他们不致尽量的向农民榨取”。见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92-93页。但费孝通认为,他们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与近代工业在很大程度上的对立:“贱视技术的结果使地主阶层里的人物和工艺隔离了”;(38)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95页。“在土地制度中流入地主手上的财富,经过他们消费之后所留下的,既不能吸收到工商业里去,不是窖藏起来,又得下乡去收买土地。土地权更集中,乡村无偿输出的数量也更多,乡土萧条得更快,形成一个恶性循环。”(39)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136页。因此,乡土重建实际包含着对土地问题的解决。

当土地问题解决后,费孝通认为,另一部分土地的主人——自耕农和贫雇农,“从他们生产劳力结果中获得了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后,还应当有一部分的剩余可以作为重建乡土的资本。”(40)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134页。只是,这样的任务“还得通过这传统的意识”来完成。农民需要激发的传统意识有三:

他们为了要得到一方比较可靠的土地,可以劳苦终身。经济剩余的微小,又奖励了他们世代间的累积,一个勤俭起家的农户经常是要几代不懈的努力……中国这片贫乏的大地上能有这样多的人,勤俭耕植,甚至已落到了值得利用的边际以下,不能不归功或归罪于这种深入人心的意识。(41)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141-142页。

即勤俭持家,此其一;其二,光大门楣的价值追求:

在我们传统文化中“光耀门楣”是一种价值,那是在家族主义之下发生的。又好像美国的“比别人强”是一种价值,那是在竞争社会中发生的。这些价值标准并非一成不变,它是相配于一定的社会形态;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要鼓励一个人做一件事,就得把这件事和这社会的价值标准联系起来。(42)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141页。

其三,注重实际利益:

我愿意偏重于自愿的储蓄……想偏重自愿,就得把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到老百姓认为是自己的家族范围之内……要老百姓宁愿忍受一些痛苦,就得就他们能看到的“光明的希望”设法,他们所看得到的不是绕了大圈才回到自己利益的国家经济,而是比较切近他们的家族的前途。要他们储蓄就得使他们看得到所储蓄的确实增加了他们的收入,这些收入即使再用来投资,还是属于他们自己的。(43)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140-141页。

吴江开弦弓村的“改革者”很清楚:“人民愿意接受改革,主要在于实际利益,例如增加了家庭收入。”(44)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2页。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他们通过家庭合作的方式兴办集体生产事业。这一事业的心理基础就是:农民“对实际利益有兴趣”。(45)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4页。

费孝通无意于为传统士大夫辩护,只是因为他们曾经的桑梓情谊滋润了一方土地;也无意于为传统小农意识辩护,只是因为这种意识曾经稳定维持了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所有这些乡土意识,在新的时代或许显得不够漂亮,不够生动,但在乡土重建中,可以转换为乡村生活共同体的一份财富。

三、成全人性的手艺精神

重建的乡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在当时许多人的心目中,不是英美式,就是苏联式,总想着比划别国的模型。费孝通认为,如果依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势,“大体上”可以说成:所重建的当是“工业革命之后在西洋所发生的那一种方式。”不过,费孝通同时作了一个“注脚”:“中国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还没有人敢说。”(46)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3页。要谈将来的样子,最好先回顾一下已经发生的样子。这是重建理想生活的基础,也是可以说得清楚的。

先论西方以大机器文明为轴心的生活方式。若是单看近代以来机器所造就的庞大生产力,确实令人鼓舞,也是乡土重建的重要基石。问题是,重建不是搭建机器积木,而是生活,整体的社会生活方式。费孝通指出:

为中国谋经济建设的人心里一定要明白,西洋虽发明了机器,可是还没有发明利用机器来促进人类幸福的社会机构……社会机构不像机器可以过了洋不变质。它是一定要在人民生活的土中滋长出来……我们可以输入机器,可是也许绝不能输入社会方式,社会方式是要自己创造的,要在人民的习惯中生根,要能配合其他各种社会制度。我们主张在旧的传统工业的社会机器中去吸收西洋机器生产,目的就在创造一个非但切实,而且合乎理想的社会方式。(47)费孝通:《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费孝通全集》(第4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事实上,在西方机器发明之后的100多年里,由于人们的盲目崇拜,产生了不少流弊,其中最关键的是,机器扭曲了人性及其生活。1945年费孝通初访美国时,惊奇地发现,人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

机械学的发展,使我们在生产过程中,不必全靠有机体的配合……一变而为机械配合,靠力学原理的配合了。这样把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完全改变了。以往人总是主,人可以被奴于人,可是在对物而言,总是主动者。现在,技术变质后,主要的配合离开了人,人成了整个配合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从属部分……劳工却是在简单的从属动作中去服侍机器。各个人的动作因为机器的总配合中也得到了配合。配合的中枢不是人而是机器。(48)费孝通:《初访美国》,《费孝通全集》(第3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2页。

机器控制人的结果是人的整体生活被撕碎:

为了生产目的去配合各机器和人的活动起见,不能不用消极的动机定下各种规则,甚至以工资的升降和失业的威胁加诸于劳工身上,使他们不能不出售和交付他们一部分的生活,从事于不感兴趣的任务之上。现代工业为了生产过程中活动的配合牺牲了参加这活动中每个人生活上的配合。这些人失去了生活的完整,不但影响到生产活动的效率,而且因而发生个人人格的失调,和由这些人所组成的社会波动和不安。(49)费孝通:《小康经济》,《费孝通全集》(第5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7页。

西方机器文明进入中国50年,许多人为其进步性所障目,在机器的使用方式上只想着去抄袭他人的模型,而将自己的传统样式完全置诸脑后。费孝通认为,这种想法“是极不合常识的假定”,(50)费孝通:《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费孝通全集》(第4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页。似乎中国是一张白纸,可以在上面随意涂抹任何颜色。事实上,中国并不是一张白纸,她有悠久的传统。若以其中的手工业传统与近代西方机器工业相比较,可以发现,机器文明之短正是手工业之长:

手工业中人和工具的关系是:人是主,工具是客。而且在主客之间充满着伙伴精神。再说得深刻一些,一个手艺工匠十分爱护他的工具,因为他明了只有从他的工具里可以充分发挥他的手艺,表现他的人格。这是人对于物最正确的态度。人和物是相成的,人在物里完成他的生活。

除了伙伴精神,手艺人还有一种“表演的”态度:

在生产过程中,一个工匠在完成他认为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也因此一个工匠对于他的出品有期待,有满足。他可以在出品上刻着他自己的名字。出品的毁誉是自己的荣辱。这和一个现代工业里的工人的心理很有差别。(51)费孝通:《小康经济》,《费孝通全集》(第5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0-441页。

在这里,手艺帮助工匠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而这一切是在完整的社区生活中完成的:

在手工业中人没有屈服在机器之下,所以手艺的发达并没有破坏由于其他生活需要而引成的社区生活。它配合于家庭,邻里等关系之中,它又配合在其他的生产活动之中,使它成为支持完整生活的力量,而不是破坏其他生活活动的力量。(52)费孝通:《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费孝通全集》(第4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页。

费孝通将这种健全的人和工具及工具利用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称为“手艺精神”。手艺精神的最可贵之处在于,它成全人性,成为加强乡村共同体生活关系的力量。但无须讳言的是,手工业在技术上无法与机器工业竞争而开始衰落,于是,将传统手工业改造成近代工业成为必然的时代选择。乡土工业的复位与“变质”是同步进行的。在费孝通看来,“没有理由相信人类发明了新的技术就永远不能再恢复传统社会中高度契洽的社会组织”。(53)费孝通:《〈昆厂劳工〉书后》,《费孝通全集》(第3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3页。

事实上,手艺精神与机器文明配合的可能性并不是理论上的推导,从费达生参与的乡土江南重建实验中,费孝通看到了这种配合的现实性。从1929年开始,吴江开弦弓村使用蒸汽缫丝机。主其事者解说道:“人不应该成为机器的奴隶。换句话说,把机器当作一种生产资料的人应该拥有机器。这就是我为什么坚持合作的原则。”(54)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9页。人们不难观察到,工作于其中的女工并没有异化为“单纯的工人”:

她们依旧是儿子的母亲,丈夫的妻子。享受着各方面的社会生活。不使经济生活片面发展,成一座生产的工具,失却为人的资格。因为她们参加这种经济活动,并不需要她们全部生活的新调适;工厂就在乡间,同伴就是本来的邻里,每天回家可以享受家庭的幸福……她们的工作是好像是为了自己,愈努力愈满足。(55)费达生:《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独立评论》1933年第73号。

乡土重建的实践已经证明,手艺精神“可以和利用机器并行不悖……在乡村工业的形式中机器生产和手艺精神是配合得拢的。”(56)费孝通:《小康经济》,《费孝通全集》(第5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0页。手艺精神在乡土重建中的价值,其实就是如何避免西洋机器文明所引起的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不良影响。传统手艺精神在近代乡土工业中的保持,让致力于乡土重建的费孝通确信,他找到了一条“最切实”且“合于理想的出路”,因为它“是合于人性的,是促进人类幸福的,是可以实现机器的真正功效的经济。”(57)费孝通:《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费孝通全集》(第4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传统文化声名日下的年代里,西方机器文明对社会生活完整性的侵蚀亦愈益明显。中国人未获机器之利,却先蒙侵蚀之弊。何去何从?这让不少人慌不择路。早年受江南传统文化熏陶、后来远涉重洋的费孝通盱衡时局,有心比较不同文化,并评估其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价值,遂渐起一种期待:世界可能会再一次出现文艺复兴,这次复兴将以社会关系为主题,“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传统可能成为复兴的底子。”他敬告人们:“若是我们还想骄傲自己历史地位,只有在这当前人类共同的课题上表现出我们的贡献来。”(58)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15页。这一课题的核心是:在已经出现的工业世界里,怎样建立一个与近代技术相配的社会结构。为此,费孝通身体力行,在他念兹在兹的乡土重建中,表现出了他的贡献,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乡土中国社会的传统智慧以及在近代社会生活中的生命活力。通过这一“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人们看到了其中“普世的内涵与价值”,这是费孝通“重要的工作”。(59)杜维明:《费孝通学术思想的贡献及挑战》,黄平主编:《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6页。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作为人类学家,费孝通信奉“到实地去”的求学之道,(60)费孝通:《伦市寄言·再论社会变迁》,《费孝通全集》(第2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其理论贡献更多地来自田野工作成果的提炼,在此意义上,他又给我们以诸多方法论的启迪。

猜你喜欢
费孝通乡土机器
机器狗
机器狗
乡土人才选好更要用好
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怀念费孝通?
费孝通的十个文化洞见
乡土中国
未来机器城
费孝通绅权与皇权的关系研究
芬芳乡土行
读《乡土中国》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