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诗中的女性书写——以《历代西域诗钞》《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

2023-02-20 07:16张亚华
铜仁学院学报 2023年6期
关键词:西域书写

张亚华

西域诗中的女性书写——以《历代西域诗钞》《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

张亚华

(新疆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有关女性书写的诗作,在历代西域诗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但目前学界对西域诗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多聚焦于对其妆饰的阐释。以《历代西域诗钞》和《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以女性群体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探讨历代西域诗中女性书写的内容和特点,不仅能够丰富女性形象,而且对了解西域社会生活的本真亦具有一定的意义。

西域诗; 女性书写; 社会风貌

在西域历史文化发展的进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虽然女性往往成为被大家忽略之群体,但她们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及巩固西域与中原的密切关系中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西域女性,无论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都曾留下华彩篇章。

目前学界前贤出版有关西域女性研究专著3部、发表期刊论文9篇、学位论文3篇,研究成果较少,且多集中于对西域女性妆饰的探讨,偶从整体上阐释西域女性在文学和历史上的作用及内涵①。基于此,笔者不揣翦陋,拟对《历代西域诗钞》(以下简称《诗钞》)和《清代西域诗辑注》(以下简称《辑注》)中的女性书写进行分析,深入探讨西域诗中女性书写的内容和特点,进而窥见女性书写背后所折射出的西域社会生活面貌。

一、西域诗中女性书写的内容

由吴蔼宸先生编辑整理的《诗钞》共搜辑从汉魏迄明清各代内地诗人的西域诗1000余首,星汉教授的《辑注》共收录清代58位诗人的1111首诗作。据笔者统计,《诗钞》和《辑注》中关于女性书写的诗歌共计116题145首②,虽仅占《诗钞》和《辑注》的不到十分之一,亦可见西域诗中女性书写情况之一斑。

(一)再现西域女性生活场景

西域女性生活内容丰富,她们在做女红的同时,亦有多项娱乐项目。萧雄在其《听园西疆杂述诗》中专作《妇女》四首,用诗笔描绘出西域女性的生活状态,为我们了解清代西域女性的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参考。如其一:

女儿一样辨妍媸,十二芳龄是嫁时。争奈玉肌容易老,不关山色失胭脂。[1]236

诗后注语详细说明西域女性与中原女子一样,均在乎自己的容貌,于芳龄十二时待嫁,二十岁之后渐衰,因此,妇女寿命能够超过六十岁者甚少:“妇女亦重颜色,非若夜叉国以丑陋为妍,雕题国以花纹为妙也。平正清丽者尚多,惟西土生人,两目深陷,最难秋水盈盈耳。光阴最早十二三岁,即能生子,迨过二十,容颜渐衰,故女寿能逾六十者甚少。”[1]236

萧雄《纺织》一诗中则为我们介绍了西域妇女纺织棉花的场景:

木棉花下女郎多,摘得新花细马驮。

手转轴轳丝乙乙,不将粗布换轻罗。[1]250

作者在诗下的自注中不仅详细介绍棉花的种植、采摘、交卖过程,而且将最后的落脚点放在“纺织”上:“平定以来,种植如常,纺织之法,与内地略同,惟器具稍异。土鲁番之盛行纺织,闻使于林文忠公教化,并有所传纺车,皆呼为林公车。回疆所出之布,汉人名为缠头布,纱粗而松,片厚而疏宽,以中国一尺五寸为额,制衣虽温不耐久,每尺价银约近一分。汉人用者少,除自供衣服外,向皆运至哈萨克各外夷,以易牛羊骡马。《唐书》但言于阗工纺绩,大约南路各城,皆仿之于后者。北路无棉,且汉民妇女懒惰者多,皆不习纺织。”[1]250让我们对纺织的方法、所用器具及布的质量、价格、销路都有清晰的认识,为研究西域的棉花纺织与商业活动提供了标本。

此外,蒋业晋亦在其诗《高昌布》中有“高昌白氎草,织成赖女工”[2]62句。白氎,即白叠,用棉纱织成的布。《梁书·高昌传》有载:“(高昌)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3]由此,蒋业晋诗中出现的高昌布可与史籍相互印证。

秋千,因具有制作简易,且不受空间的限制等优点,除了深受内地女性的喜爱,亦是西域女性的娱乐项目之一。萧雄在《嬉乐》一诗中再现西域女性荡秋千的欢乐场面:

一架秋千索影微,风前摇扬彩霞衣。

由来此技传西域,怪底佳人爱奋飞。[1]250

诗下注语云:“秋千与内地同,彼中妇女,不分贫富,不论时节,皆喜为之。到处竖有高架,宅边有大树者,或即横木于枝以系绳。”可见,即使在遥远的西域地区,秋千也是随处可见的娱乐设施。萧雄以此入诗,颇令人耳目一新,仿佛是一副展现西域女性在秋千上的绰约风姿的生动画卷。

(二)抒发作者思乡怀亲之情

思乡怀亲是诗歌创作中亘古不变的主题,诗人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只身来到边远的西陲,诗歌无疑成为他们情感寄托的载体。与此同时,思妇、儿女、妻孥、孀母、家慈、娇女等字眼便频繁出现在西域诗中。

《诗钞》共辑录两首女性诗人所作之西域诗:汉代刘细君《乌孙公主歌》和唐代陈玉兰《寄夫》。《乌孙公主歌》用骚体的形式表达刘细君远嫁异域的举目无亲和孤苦无依,“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1]1句,凄婉哀绝,思乡怀归之情油然而生。

由于《乌孙公主歌》耳熟能详,兹将陈玉兰的《寄夫》迻录于左:

夫戍边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

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1]40

唐代女诗人陈玉兰是吴人王驾之妻,诗中丈夫远征在外,妻子却在吴地。相隔两地,忧从中来。妻子无时无刻不对守边丈夫担忧、关心与想念,一个情感丰富的思妇形象跃然纸上。

“思妇”一词最早见载于宋玉之《高唐赋》:“姊归思妇,垂鸡高巢,其鸣喈喈。”[4]该“思妇”为一种鸟。后曹植的《七哀》诗有“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思妇高楼上,悲叹有余哀”[5]44,借“思妇”来表达对远游在外丈夫的思念,更寄寓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李白在《关山月》中亦提及“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1]9,将战士们想象中高楼上思妇的哀思表现得淋漓尽致,与曹植所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中“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1]19,亦与曹植《白马篇》的“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5]126所表达的将士们不惜牺牲小家而以身报国的壮志如出一辙。

至清代,颜检在《上元日》中有“当年朝罢归来日,我亦怀柑遣细君”[2]285句,星汉教授《辑注》在“我亦”句下注:“用传柑典。传柑,北宋时上元夜于宫中宴近臣,贵戚宫人得以黄柑相遗,谓之传柑。此处用典,只是说进入正月,不必拘泥‘上元’。苏轼《上元侍饮楼上三首呈同列》:‘归来一点残灯在,犹有传柑遣细君。’颜句本此。”[2]285古代诸侯之妻被称作“细君”,亦作“小君”,后用来指妻子。此诗洋溢着夫妻间的温情。黄濬在《春分前四夕,月下闻雁》中云:“为问清砧思妇泪,有无书信寄轮台。”[2]382该诗在道光二十年作于乌鲁木齐,借“思妇”来表达自己希望能够被早日赐环的心愿。此后,雷以諴在咸丰九年由伊犁赴西安途中所作《宿乌兔水有感》,有“却忆烹鸡墙角下,空教百里泪盈眶”句[2]413,并在诗下自注“去时宿此,妻冯氏手自烹鸡”,通过追忆过去,以此表达对妻子的思念。岳钟琪作《军中夜雨答高夫人见寄之什》、舒敏亦作《四月望日,艾协领仁布自京回伊得家书,敬询家慈近况》抒发对家乡至亲的思念之情。

此外,三国魏左延年曾在《从军行》中借女性现状来记述边地战争的频繁,百姓深受战争所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苦哉边地人,一岁三从军。

三子到敦煌,二子诣陇西。

五子远斗去,五妇皆怀身[1]3。

作者从老翁的视角出发,介绍自己的五个儿子均在战场厮杀,自身难保;家中五个儿媳皆身怀六甲,从侧面反映出战事的紧张和残酷。

西域诗中关于女性书写的内容涉及女性的日常生活,包括劳作与休闲两大方面。与此同时,“思妇”这一词眼在西域诗中频繁出现,尽管在各个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也仍跳不出思乡怀亲的情感内核。

二、西域诗中女性书写的特点

西域诗中的女性书写涉及昭君出塞、细君公主与解忧公主和亲、“昌吉之变”“乌什事变”等多个历史事实,可以做到诗史互证。西域诗中的这些诗作,展现西域女性的刚毅精神和坚贞品质,一改女性在诗歌中的幽怨形象,以此赋予女性立体化的形象特征。另有不少西域诗篇敷演西王母、女娲、封姨、青女、湘妃等众神的故事,亦有诸多当地的女性传说以诗歌的方式流传下来。通过陈述历史事实、敷演神话传说、化用典故等多种方式展现西域诗中关于女性的书写,以此增强书写的纪实性和趣味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女性书写的内容,为我们了解西域的社会历史文化打开新的视角。

(一)纪实性

汉武帝时期,和亲作为一种稳固汉朝统治的政治手段被频繁应用。唐代诗人戴叔伦曾讽刺娄敬提出与匈奴和亲的建议“汉祖谩夸娄敬策,却将公主嫁单于”[1]29,因吕雉的强烈反对,鲁元公主免遭嫁入匈奴。而后来的细君公主、解忧公主、王昭君等因地位相对低下,缺乏最上层人物之庇佑,便难逃和亲之“厄运”。

王建《塞上梅》“昭君已殁汉使回,前后征人惟系马”句[1]31,借生长在绝域梅花的寂寞来阐述王昭君出塞和亲的幽怨,这种情感的交流互通更体现出作者的悲剧意识;孟浩然《凉州词》亦提及“胡地迢迢三万里,那堪马上送明君”[1]9,通过描绘胡地的遥远,表达王昭君出塞的感伤,更透露出诗人的痛惜之情;清人舒其绍于嘉庆七年在伊犁作“至今悲汉武,枉自嫁乌孙”[2]182,并在句下自注:“地界哈萨克,即古乌孙国也。年年贸易,经由此地,恭顺为渍藩冠。”[2]182作者认为,乌孙本身就很恭顺,为何还要先后以刘细君和刘解忧两位公主嫁之,带有一定的主观倾向,但在一定程度上用诗笔展现出汉朝公主和亲的历史事实。

清代维吾尔族妇女在国家动荡之际,当叛贼侵害自己家园时能够挺身而出,她们在强敌面前所展现出的英勇无畏和同仇敌忾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与此同时,她们在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方面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萧雄在《妇女》其四中则记述了年轻妇女罗尔把力的英雄气概:

百啭歌喉骤马骄,娇娃夜带雁翎刀。当年八百朱颜妇,想见分防抗汉朝[1]62。

作者在诗下自注云:

妇女亦善驰马,灵便者甚多。如塔尔纳沁之芨芨台地方,有供差回目,名火家板儿的者,其妻名罗尔把力,年三十余,能干有胆识。余过其地,曾见其雪衣单骑,往邻居沙勿体家会事。其时贼焰初解,野多豺狼,男子尚怯惧。彼竟提短刀,飞鞚长歌,往返于十余里山隈沙碛之间,气亦壮哉。

按:古之八百媳妇城,亦在西域。《方舆类纂》: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东至老挝宣慰使司界,南至波勒蛮界,西至木邦宣慰使司界,北至孟艮府界。自司治北至云南省,三十八程,古蛮夷地,世传其土酋有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媳妇。元大德初,遣兵击之,道路不通而还,后遣使招附。元统初,置八百等处宣慰使司。明洪武二十四年,其酋来贡,乃立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土司刁姓。[1]62

作者着意赞美维吾尔族妇女罗尔把力善于骑马及其胆识过人的品质。萧雄曾在哈密芨芨台目睹罗尔把力只身在雪地中骑马前往邻居家商量事宜,即便贼乱刚平,野兽横行,路途艰辛,仍无所畏惧地往返于山隈和沙碛之间。萧雄感触颇深,不由感慨“气亦壮哉”。

诗人注语详细,征引前代著述,与诗作相互印证。作者还在注语中介绍了八百媳妇城的得名缘由、地理范围和元明时期对其采取的经略手段。有关“八百媳妇城”的命名,各文献记载相左。《明史》载:“世传部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媳妇。”[6]《新元史》则承袭其解释:“八百媳妇者,夷名景迈,世传其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故名。”[7]而当代学者段立生则认为,清迈(即《元史》中“景迈”)是由八百个大小不同的城镇和村寨组成,每个城镇或村寨的首领皆由妇女担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八百个首领应为清迈国王的媳妇,故名[8]。很显然,萧雄对“八百媳妇城”的解释源于《明史》,笔者更倾向于段先生观点,即八百个城镇和村寨的首领皆由妇女担任,或这八百个首领为清迈王国的媳妇,因此被称作“八百媳妇城”。

光绪五年,方希孟于乌鲁木齐作《秧哥》一诗,有“我闻在昔昌吉变,血溅坡前起酣宴。乌什之乱亦如之,此事堪为前者鉴”[2]430句,“秧哥”即维吾尔族妇女。其中,“昌吉变”为“昌吉之乱”,即昌吉流屯遣犯暴动一事。《圣武记》载:“乾隆三十有二年,屯官以中秋夕,犒诸流人,置酒山坡,男女杂坐,醉逼流妇使讴……”[9]因遣犯屯官趁置酒集会,对流人妻女进行侮辱,屯官被当场杀害。随后,千余名遣犯借此机会进攻乌鲁木齐,与清军激战,后以失败告终,遣犯四散逃亡。《新疆乡土志稿》因循《圣武记》作:“乾隆三十二年屯官以中秋夕,犒诸流人,……此本境叛党详于《圣武记》中。”[10]二书均将此事发生时间定为乾隆三十二年。星汉教授在氏著《辑注》中将“昌吉之乱”的时间亦定为乾隆三十二年,均为沿袭《圣武记》中说法。王希隆通过梳理《清高宗实录》《平定准噶尔方略》等诸史料,考证出此事发生的时间为一七六八年,即乾隆三十三年[11]。此外,《新疆图志》也提供有力辅证:“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十五夜,昌吉流人杀屯官为变。次日报至时,兵皆散屯于外,城中兵仅一百四十七人。大学士温福急率之以行。……贼遂歼。”[12]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初九日,乾隆皇帝连发两条谕旨:将昌吉戕害官员遣犯枭首示众,并严格稽查在逃遣犯,毋致漏网[13]。随后,在九月二十日,乾隆皇帝再次连发两条谕旨处置在逃遣犯,足以看出清政府对此次事件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遣犯中大部分是重大刑事罪犯,他们的反抗斗争有极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在任何社会都是不能合法存在的。因此,昌吉遣犯的斗争是孤立的,当地农民既不能参加他们的行动,也不给予任何支援,是理所应当的”[14]。

诗中所谓“乌什之乱”,即“乌什事变”[15]。事变之初,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鄂对之妻热依木随其子鄂斯璊居住库车,闻“乌什事变”发生,即告知库车大臣:当地百姓性情好效仿旁人做事,乌什既叛,叶尔羌人尤多,担心其效仿乌什民众滋事。且热依木了解自己丈夫性格懦弱,缺乏果断力,害怕其被人愚弄。随后,热依木昼夜不停,驰行三千余里抵达叶尔羌。叶尔羌民众已人心涣散,动摇可危。鄂对束手无策,热依木便设酒招待众伯克:

众等欢忻而来,酒半,热依木忽大怒,……将利害之处,详细开导,温言慰藉,许以不死。众皆大喜,整酒欢饮,热依木复遣歌舞之回妇、回女,将伯克、阿浑等灌之大醉。而使其心腹回目,一面将各家器械查出,呈交办事大臣收库;一面将各家马匹城外放牧者,悉驱之数百里外深山中放养。次日,众等皆醒,无可奈何,惟听鄂对调遣而已。鄂对日领伯克齐聚大臣衙署,起更始散,其地乃宁贴无事。[16] 272-273

酒酣过半,热依木怒骂众伯克:昔日受皇帝恩宠,今乌什逆乱,却欲与贼为谋,实为可恶。热依木派人在门前看守,以防众伯克窜逸。为证实其无反叛之心,众伯克答应将各家器械交出,任凭处置。热依木一面分析其中利弊,一面温言慰藉众伯克,遣众维吾尔族妇女为伯克等歌舞。待众伯克大醉,热依木把各家器械收缴入库,并将各家马匹放养于城外深山中,阻断其与外界的联系。众伯克酒醒后,只能由鄂对调遣。最终,热依木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果敢避免更多人被蒙混欺骗误入分裂国家的歧途。热依木对时局的明确判断和对众伯克的“处置”,不仅维持了叶尔羌的安宁和平静,更维护了国家统一。故无论何时,坚决维护国家统一与推进社会稳定、长治久安才是正道。

其实早在“乌什事变”之前的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中,热依木就展现出其非凡的气魄:“初,霍集占既入库车,怨鄂对之不从己也,凡其亲属之未逃者,尽行杀死,鄂对之妻热依木,亦为所执。霍集占欲纳之,热依木不从,因将其二子一女掷于城下扑杀之,囚热依木于城西高楼辱之,热依木越城潜遁,匿于阿克苏城。”[16]269在小和卓霍集占侵入库车时,热依木不畏强暴,敢于反抗,直至越城“逃跑”,藏匿于阿克苏。作者用诗笔展示“昌吉之变”和“乌什事变”这一历史事实,具有较强的纪实性。

由此观之,西域诗中的女性书写,包括众多诗人对前朝史事的叙述和对当朝历史事实的重新审视,不仅能够补史之阙,亦能史诗互证,为我们研究西域历史人物提供新的材料。

(二)敷演神话传说

西周时期,周穆王姬满西征昆仑山,西王母作为西域历史上第一位影响较大的女性人物,以和平使者的身份进入历史视野。他们二人的成功会晤,第一次开辟了政府间的丝绸之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17]。此后,无论是在神话故事还是在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中,西王母这一人物形象不断被历代文人所敷演。清代西域诗中,亦有诸多描写“西王母”“女娲”“封姨”“湘妃”等众神的诗句,给西域诗中的女性书写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和瑛于嘉庆七年在由京城赴乌鲁木齐途中作“西母嵰山雪,平铺瀚海遥”[2]211,“西母”即为西王母,曾与周穆王于瑶池唱和。“嵰山”即高峻的山峰。尾联句“自怜冰氏子,肯向冶炉招”中,“冰氏”又称“冰夷”,是古代神话故事中的水神。和瑛以此入诗,用乐观昂扬的态度欣赏戈壁大雪,更凸显出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

雷以諴《富八栈》“女娲抟土后,质性几人漓”[2]404,借用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来说明自从女娲抟土做人后,这一带的百姓不去洗涤身上原有的泥土。杨炳堃《土雨》载:“封姨善学娲皇戏,撒手能回造化工”[2]334,“封姨”,即古代神话中的风神,“娲皇”即女娲。作者巧妙借用封姨和女娲二神来表现西域常年无大雨,或终年不下雨的自然现象,且往往在草木萌动时伴着大风,风中携带着泥土,能使得植物生长更加茂密。用“封姨学娲皇”,巧妙地反映出作者对西域自然环境及物候的了解。杨炳堃亦在《明霜》中提及古代神话的霜雪之神,即青女:“青女晨妆向碧霄,剧怜边塞太萧条。”[2]334借用霜雪之神,极言边塞之萧条。嘉庆二年,舒敏于伊犁作《芨芨草》四首,将芨芨草比作湘妃竹。其中“湘妃泣尽竹成斑,绿蔼郊原木忍删”[2]166句,极言作者像芨芨草一般被泯没,在遥远的边塞无人赏识,表现出其不被重用的感伤。

清代诗人在西域的贬谪生涯中,敏锐地捕捉到众多流传西域的故事,其中不乏以“贞妇”入诗者。王曾翼《回疆杂咏》“一种贞心传异迹,天涯别有望夫山”[2]136,并在“天涯”句下自注:“喀什噶尔通乌什山阴道北,石似人形。相传昔有布鲁特头目之子入山逐兽,迷踪不返。其妻追至此处,凝望号泣,三日化而成石。”[2]136“望夫石”的名称有多处,早在南朝刘义庆的《幽明录》中便有记载:“武昌阳新县北山上望夫石,状若人立。相传昔有贞妇,其夫远役,远赴国难,妇携弱子,践送此山。立望夫而化为立石,因以为名焉”[18],而后演化成人们对坚贞美好爱情的赞美。在遥远的西域,依旧有“望夫石”的传说。自注记载了此诗的本事:布鲁特首领之子因入深山追赶猛兽而一去不返,其妻子化而为石,也表现出诗人对贞妇的赞美。另有铁保作《柳泉词》四首,记述维吾尔族妇女秉持贞洁,不畏强暴,泪滴柳下,化而为泉:

其一

妾心清如泉,妾命薄如柳。

泉清濯柳根,弱质自长久。

其二

狞飙摧柳枝,柳折泉不竭。

滴滴大路旁,中有嫠妇血。

其三

或化鸳鸯冢,或作精卫石。

泪尽泉不枯,泉清心逾赤。

其四

回妇知守身,精诚化清濑。

采风经柳泉,谁能斥化外。[2]306

此诗嘉庆十七年作于喀什噶尔,作者在题下自注云:“传有回妇不为强暴所污,泪滴柳下,遂化为泉从树孔出。回妇秉贞,度越千古,是可记也。作柳泉词。”[2]306诗中把该维吾尔族妇女之心比作清泉,而其命薄如柳,以此将该妇女敢于斗争的故事娓娓道来。诗人还化用“精卫填海”的神话传说,侧面烘托出女性的精诚不渝。

在历代西域诗的女性书写中,诗人不仅热衷于以众多古代神话中的女性之神入诗,更有文献价值的是流传在西域的贞节女性故事,这部分内容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即便很多故事已无从考证,但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了解西域各地的社会文化提供了新的例证。

三、女性书写与西域社会生活

置身于西域的文士,首先感受到的是当地社会生活与中原地区的迥异。西域诗中所展现的女性外貌、服饰、日常生活饮食和乡约乡规等,无疑是一幅丰富的社会生活画卷,给更多没有涉身西域的人带来直观感受,进而增强西域与内地的交往交流。

(一)外貌、服饰

对于女性形象的审视,最直观的感受即外貌服饰。清人施补华《鸯哥行》即是典型代表:“鸯歌十五工胡装,双吹辫发珠玉光。丰貂之冠孔翠饰,锦衣璀璨从风扬。春山连绵眉黛长,举袖轩轩来慰郎。”[1]169“鸯哥”即“秧哥”,维吾尔族妇女的通称。诗人从整体上概括维吾尔族女性工胡装、梳双辫、戴翠饰、长眉黛。萧雄则在其诗中详细地介绍妇女的服装、发式、配饰等:

翠袜凌波红绣鞋,青丝编发称身材。

迷离扑朔浑难辨,襟影双飘拖地来。[1]236(《妇女》其二)

作者在诗下的自注中更加完整地展现西域妇女的日常穿戴:女性服饰与男性服饰略同,只有里衣腰不束带,衣服下垂更长,外衣圆领对襟。且长衣颜色尤为艳丽,胸前两襟多使用杂色布帛,剪成二卦象,分嵌于边作为装饰。或再通身刺绣,为团花散花之类,此衣名为霞袢。最为重要的习俗是,妇女满头留发,皆不梳髻而编辫。起初头发被分作三两股,长过一尺后,则总编为一,用青丝缵线交织编辫。此外,还介绍了西域妇女生性好光泽,施脂粉,饰以耳环手镯。尤其酷爱珠玉,不以花朵作为装饰,但戴绣金平顶大圆帽,与男子同式。……女子走路,娴雅端正,凌波微步[1]236。与前文施补华所述妇人好编辫、爱光泽相互呼应。

王芑孙则在《西陬牧唱词六十首》中着重介绍了西域女性的帽子:

峨冠五寸发垂垂,无扣貂褕称意披。

倭堕鸯哥好妆束,绛帏双枕灿金丝。[1]107

注语曰:妇女帽子顶部尖圆,中腰稍细,形似半个葫芦。双辫垂下,束以红帛,不用珠缀,其曰托恩者袍也。衣领无扣,袖平不镶,四围连纫。富贵家用锦绣等布料,冬用貂枕,和内地相似。平常人家多用金丝缎,且以两枕叠而用之。帷帐或青或红,与内地相同[1]107。

通过梳理清代西域妇女的日常妆容配饰发现,当代维吾尔族妇女承袭其好穿长衣、不束腰带、爱编辫、施脂粉、酷爱珠玉、性好光泽等特征,且这种特征一直被沿袭下来,这为考察西域女性装饰的演变与发展提供了佐证。

(二)民俗风情

西域诗中亦有不少描写婚嫁习俗的篇章,其中有不少女性打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如福庆《异域竹枝词》“却嫌邂逅非嘉耦,诡向人前说奉遗”[2]137,即述男女相互倾慕,径自成婚,却假装在人前说遵循父母遣命而成婚。因男女比例失调,“娶妇论财”便成为当地的风俗习惯,纪昀《乌鲁木齐杂诗》“婚嫁无凭但论赀,雄蜂雌蝶两参差”[1]83句,描摹当地的婚姻习俗。

王芑孙则用诗笔记录了准噶尔部的婚礼过程:“诵经结发妇随夫,细马驮来不用扶。珍重证盟羊胛骨,定情昨夜在毡庐。”[1]106诗下自注曰:“准俗以羊马为聘,昏之日,婿至女门,女家讽喇嘛经,婿与女共持一羊胛骨,拜天地日月。夫妇交结其发,女家为开蒙古包以成婚。明日婿先归,别择日以娶妇。新妇乘马至婿家,婿家亦讽喇嘛经。”[1]106这在《西域图志》和《西陲总统事略》中均有体现:

男女婚姻,以羊马为聘礼。婚之日,婿至女门,女家讽喇嘛经。婿与女共持一羊胛骨,拜天地日月。夫妇交结其发,女家为设蒙古包以成婚。明日婿先归,别择日以娶妇。乘马至婿家,讽经亦如之。[19]

经比对,二者记载无大异,仅有细微差别。因王芑孙未亲入新疆,其对西域的了解皆来自各文献史料记载。准噶尔部婚俗中,以羊马作为聘礼,大婚之日,新郎至新娘家,女方家诵喇嘛经。新人共持羊胛拜日月天地。夫妇二人互相将头发交结,女方家置蒙古包用来成婚。至第二日,新郎先行回家,另择日娶妇。新娘乘马至男方家,亦诵喇嘛经。

此外,王芑孙亦在诗中描绘了维吾尔族的婚礼习俗:“连襟报诺便烹羊,教主前头设誓长。绿毯舁来扶上马,娇羞未肯拜姑章。”[1]107自注则作了更为详尽的介绍:“回俗男方邀媒氏(掌管婚姻之事的人)至女方家,讨论提亲事宜。女方许可后,则烹一只羊,藉之以绸,覆之以被,送女家后即为订婚。娶亲前三天,男方宿女家而不入内。至第三日,女家延请阿浑诵经,男方立誓于教主前。待出嫁的女子坐于毡毯上,四人抬新娘出门,并将其抱上马,到男方家先拜灶神,浇油于灶门,然后入房。新娘不立即拜见公婆,经过半年或几年后男子簉室入房,去新妇障面,则开始拜见公婆。”[1]107作者对维吾尔族议婚、提亲、订婚、迎娶、婚礼的过程进行一一梳理,其对准噶尔部和维吾尔族婚礼的记述,亦生动展现了西域的社会生活。

西域地区亦有诸多乡约乡俗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如纪昀“秋来多少流人妇,侨住城南小巷深”[1]84,即言遣户有妻者,秋收之后,多居住旧城内外,开春耕作时才回去。清政府底定西域后,为了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大兴屯田。“军机大臣等议奏:伊犁、乌鲁木齐等处,前因新置屯田,需人耕牧,是以于内地军流人犯内,酌其情节较重者,奏准改发”[20],大量流人进入西域开垦种植。为了方便管理,防止流人逃逸,清政府将流人集中在城南区。春耕时,流妇便离开城南随夫农耕。纪昀在“多年无复还乡梦,官府犹题旧里名”句下自注:“户民入籍已久,然自某州来者,官府仍谓之某州户,相称亦然。”[1]84可见官府对户籍管理的严格性。

(三)节会盛况

西域诗中的女性书写,其中有不少诗篇通过节会呈现出来。成书在《伊吾绝句》中展现哈密年后依旧热闹非凡的景象:

走马儿郎手足鲜,靓妆少妇艳神仙。

莫教尘涴新衣帽,转眼风光过小年。[2]252

作者在“靓妆”句下自注:“回俗(维吾尔风俗)男则鲜衣走马,女则盛妆出看,儿童击鸡卵为戏。”“转眼”句下自注:“在过年后的数十日间,歌舞盛饰如前,谓之过小年。”[2]252由此得知,以哈密为典型代表,西域各地在年后的十天,年味浓厚依旧如前,男女皆盛装出游,好不热闹。

元宵佳节,火树银花,喧阗的长街更是女性的聚集之地。纪昀《乌鲁木齐杂诗》“无数红裙乱招手,游人拾得凤凰鞋”[1]99句自注:“元宵节张灯结彩,诸屯妇女均汇聚乌鲁木齐,遗簪堕珥,终夜喧阗”。另有“琵琶弹彻明妃曲,一片红灯过彩楼”[1]99句,进一步渲染元宵节的盛况,句下自注:“元夕各屯十岁左右儿童皆扮竹马灯,演昭君琵琶杂剧,亦颇可观”,以此展现妇女儿童均沉浸在节日浓厚氛围里的非凡热闹场景。

通过对西域诗中女性装饰、婚姻习俗、节日盛会、乡约乡规等的爬梳,以此了解西域社会背景下的女性生活状态与心理。无论是女性的着装打扮、热闹的婚姻场面,还是喧阗的节日盛会、约束人们的乡规,都是当时西域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对我们考察当地的社会生活风貌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四、余论

西域诗中关于女性的书写涉及日常的生活劳作和娱乐等多个方面,且在书写中运用大量史实和神话传说来展现女性群体的国家观、文化观和民族观,使纪实性和趣味性相互交汇。西域诗中的女性书写所呈现的外貌、服饰、生活饮食、节日活动和乡约乡规等,都从一个侧面展示出当地的社会生活状况。

综上所述,女性群体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西域诗中的女性书写一改从前诗歌中女性弱柳扶风、哀怨伤感之形象,她们乐观豁达、果敢正义、生活丰富,以此展现多元、独立、自由的女性群体,这固然与诗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一方面,西域诗中的女性书写采撷女性群体生活的不同场景,把女性置于西域的大环境中,以此展现女性的独特魅力,丰富女性形象。因此,将女性作为西域诗的研究对象,无疑增强了诗歌的审美艺术追求和价值追求。另一方面,通过对西域诗中女性书写内容、特点的阐释,展示西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窥见女性在西域社会生活的全貌,为西域文学和文献研究打开一个崭新的视角。

①主要成果有:张晓妍:《唐代女性妆饰文化中的西域文明》,中国纺织出版社2021年版,展现唐代女性妆饰文化的整体形象、时代风貌和文化成因;仵婷:《吐鲁番晋唐时期妇女妆饰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系统呈现出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妇女的妆饰,从侧面反映出中古时期该地区的社会生活场景;高愚民:《从阿斯塔那出土文物看唐代西域女子发式艺术》,《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第20-23页,论述唐代西域女子的不同发式展现出西域女性的社会地位、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念;袁延胜:《悬泉汉简使节往来中的西域女性》,《西域研究》2021年第2期,第11-24页,重点突出西域上层女性在中原汉朝与西域各地友好关系中起到的作用;许维薇:《西域女子形象对中国文学的贡献研究》,新疆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考察西王母、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冯燎、香妃等西域女子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张吕:《西域开发史上女性的历史地位及特点》,《石河子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6-9页,总结出西域女性具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与价值。

② 案:本文将西域诗中涉及女性形象的诗作及女性所作诗歌均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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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佚名.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三十二年四月乙巳”条[M].北京:中华书局,1986:619.

Female Writing in the Western Regions Poetry:Centered on theand

ZHANG Yahua

(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7, Xinjiang, China )

Poems written by women occupy a large proportion in the Western poems of all dynasties, but the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female image in the Western poems mostly focuse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er makeup. This paper focuses onand, takes the female group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probes into th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ems written by women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s a whole, which can not only enrich the images of women, but also has certain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truth of social life in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Western Regions Poetry, female writing, social appearance

I206.2

A

1673-9639 (2023) 06-0036-09

2023-06-26

张亚华(1996-),女,河南西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域文献整理与研究。

(责任编辑 郭玲珍)(责任校对 肖 峰)(英文编辑 田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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