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白俄罗斯的研究现状与接受动因分析

2023-02-20 20:13吴静之张盛豪
潍坊学院学报 2023年6期
关键词:阿列克谢耶维奇学界白俄罗斯

吴静之,张盛豪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引言

国内学界对莫言在俄国的接受与传播已经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与探索,但却相对忽略了同属俄语文化圈的白俄罗斯①鉴于白俄罗斯在20 世纪国家版图上的动态变化,本文中的白俄罗斯主要指涉的是文化意义上的审美空间,而非政治意义上的地理空间。对莫言的接受与研究。进入21 世纪后,中国与白俄罗斯的关系逐步趋于稳定,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范围日益扩大,白俄罗斯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传播和接受也呈持续升温态势。2012 年莫言因“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成为白俄罗斯汉学界的新兴学术研究点。从整体上看,莫言在白俄罗斯的传播和接受主要受到俄国汉学界的制约性影响,目前处于研究起步阶段。

一、莫言创作在俄语学界的译介与传播

20 世纪初,白俄罗斯学者对中国的悠久历史和中国文学的延续性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而中国文学在白俄罗斯的接受现状与白俄罗斯的双语制官方语言体系密不可分。1995 年,白俄罗斯宪法宣布了两种官方语言——白俄罗斯语和俄语,这两种语言在文化一体化方面发挥了积极性作用。白俄罗斯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也顺势建立在“双语”资料的研究基础上。受俄语文化圈的影响与制约,白俄罗斯汉学界对莫言的接受和研究与俄国汉学界基本趋同——对作家的研究与接受相对比较边缘化。受白俄罗斯的双语制国情的影响,我们自然无法忽略俄国汉学界对莫言的翻译、介绍和研究。

目前,白俄罗斯汉学界仍然借助俄语译本来研究莫言的创作艺术。“俄国知识界对莫言创作表现出漠视与轻视的倾向,呈现出遮蔽与边缘的态势。”[1]据考证,在莫言荣膺诺奖后,俄国《文学报》自2012 年10 月至2013 年12 月底,仅发表了3篇关于莫言的文章。[2]而且直到2013 年5 月俄语学界才着手翻译了莫言的获奖演讲辞《讲故事的人》。如今,在俄国和白俄罗斯尚无俄语版的莫言全集问世,整体上对莫言的译介和研究仍处于基础起步阶段。

截至今日,俄语学界已经翻译了莫言的六部代表作品。尽管《酒国》的片段于2007 年就被翻译成了俄文,但俄语学界对莫言的关注和研究仍处于基础认识阶段。2014 年后,在“中俄经典与现当代文学互译出版项目”的积极推动下,莫言的作品被陆续翻译成俄文。自2012 年至2020 年,莫言的六部作品——酒国(2012 年译)、《丰乳肥臀》(2013 年译)、《变》(2014 年译)、《生死疲劳》(2014年译)、《红高粱家族》(2018 年译)和《蛙》(2020 年译)均被完整地翻译成俄文。其中,俄国汉学界重点关注的是《酒国》和《丰乳肥臀》这两部作品。在此基础上,白俄罗斯汉学界主要借助这些俄文译本来研究莫言的创作艺术。

从接受目的看,白俄罗斯汉学界对莫言的接受和研究主要出于建构独联体国家话语政治的基本需要,其中,对莫言所描写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产生了一定的认同感,因而对莫言的研究兴趣较为浓厚。最重要的是,莫言作品中所体现的文化价值和审美取向,尤其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得到了白俄罗斯汉学界的肯定和赞同。

二、莫言作品在白俄罗斯的研究与接受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日益强大,逐渐成为有担当的世界大国,这就进一步激发了白俄罗斯读者对中国文学的阅读期待。然而,尽管白俄罗学界日趋重视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研究,但其研究初衷和意图并非出于对中国文学的审美意义和文化观念的认同,而是基于时代语境的必然要求、国家利益的政治考量和国际关系的现实需要。

如前所述,白俄罗斯汉学界主要借助俄语资料来研究莫言的创作特点,并且将莫言与2015 年诺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进行比较研究。白俄罗斯研究者沙娜扎莲(Н.М.Шахназарян)对莫言和阿列克谢耶维奇进行了细致的平行研究,比较归纳了他们的异同之处。沙娜扎莲认为两位作家都是具有原则性和创造性的独立作家,也都关注“小人物”的心路历程,但是,由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文化语境完全不同,所以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创作个性和创作艺术。

首先,莫言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生活背景、受教经历和身份归属存在明显差异。莫言自称是“说书人”(Сказитель),改革开放的契机和“小家园”(малой родины)情结对其世界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当代作家形成了乐观向上、肯定生命的人生观;而阿列克谢耶维奇则是新闻记者出身,她以反法西斯战争、阿富汗战争和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等宏大历史为创作背景,通过非虚构手法再现了俄国、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现实危机,呈现了大历史事件对“小人物”的创伤性影响,所以作家对现实生活持悲观态度。

其次,两位作家的整体创作建立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之上。在沙娜扎莲看来,莫言的创作主要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高密乡土文化的影响,在其作品中能够看到蒲松龄的短篇小说和沈从文的抒情散文的创作影响;而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则建立在东斯拉夫文化传统之上,主要受到俄罗斯正教文化的制约。

再次,二者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理解各异。在创作个性方面,莫言的童年记忆和丰富阅历塑造了作家独特的诗意风格;而阿列克谢耶维奇则无法回避政治语境,她在创伤意识和新闻实践的基础上完成了“超文本”书写。此外,他们的战争观受到不同的文学传统的影响。两位作家都认为战争是反人性的,只不过莫言受到佛教思想的生死观影响,而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反战书写“可以追溯到欧洲,俄国和白俄罗斯文学的文学传统,与拜伦、狄更斯、托尔斯泰、贝科夫和阿达莫维奇一脉相承。”[3]P165

最后,创作艺术的倾向不同。在艺术处理方面,两位作家均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但是,不同于阿列克谢耶维奇对“俄国古典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技巧的继承,莫言更多受到马尔克斯(Г.Г.Маркеса)和福克纳(У.Фолкнера)的“魔幻现实主义”(магический реализм)影响,由此形成了“幻觉现实主义”(галлюцинаторный реализм)的叙述特征。

此外,沙娜扎莲认为《透明的红萝卜》“从关于自己的故事开始,作者来到了一个关于祖国和世界的全球故事。”[3]P165其中,莫言的创作由小见大,主题从自我书写升华到全人类命运,具有一定的全球意识和普世价值。而《檀香刑》虽然运用了西方文学的艺术技巧,但是仍延续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写作传统。奥尔谢夫斯卡娅(А.С.Альшевская)认为《生死疲劳》结合历史事件和神话,审视了20 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事件。[4]

总之,从研究方法看,白俄罗斯学者主要采用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批评方法进行研究,探讨了莫言创作背后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因素。

三、接受动因分析

白俄罗斯汉学界对莫言的接受和研究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从俄语文化圈对白俄罗斯汉学的整体关影响看,苏俄汉学界的研究倾向对白俄罗斯的汉学研究产生了主导性和制约性的影响。而俄语学界对莫言的身份定位又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研究者对作家创作的研究兴趣。此外,基于独联体国家构建本民族话语的必要性,白俄罗斯汉学界将对莫言的研究与本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进行比较分析,潜在地表达了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的提升。

首先,白俄罗斯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受到苏俄汉学研究的根本性影响。从世界文学在俄国的接受现状看,“中国文学仍然没有进入俄国翻译最多的十大外国文学作品之列”[5]。这是由于俄国汉学界长期受到“西欧中心主义”的影响,知识分子更倾向于译介西方文学作品。此外,19、20 世纪之交,在俄国知识分子和思想文化界广泛流行的东方罪恶观点也影响了接受者的认知视野,甚至干扰了俄语学界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集体认知,继而规约着俄国主流思想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既定阐释。[6]这种文化误读使得俄语学界对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学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

白俄罗斯汉学的起步和发展建立在苏俄汉学研究的前期基础上。白俄罗斯学者主要借助俄语资料来研究中国文学,俄语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语言媒介作用,因为它不仅是“国家内部不同共和国代表之间交流的中介, 而且也成为连接联盟各国人民的民族文化与外部世界的桥梁。”[7]一方面是因为间接翻译在苏联时期相当普遍,另一方面则在于白俄罗斯学者真正掌握汉语的研究人员少之又少。这种以俄文译本为中介资料的研究局面直到2016 年才被打破。因此,白俄罗斯学界只能通过“复制”俄语译本来翻译中国文学。苏俄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态势从根本上影响着白俄罗斯学者的接受姿态,或者说,中国文学在俄国和白俄罗斯的传播与接受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其次,对莫言的关注和接受与俄语学界对作家的身份定位息息相关。俄语文化圈对莫言的身份定位和研究倾向具有明显的一致性。笔者通过Яндекс 搜索发现,俄语学界在介绍莫言的创作经历时,赫然突显了其作协副主席的头衔。驻华记者塞利瓦诺娃·斯韦特兰娜(С.Светлана)介绍道:“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莫言在‘诺奖得主’中的出现,不仅忠于国家政策,还是中共党员,中国作协副主席。”[8]还有人对莫言的获奖性质进行阐释,认为作家的获奖事实与国际政治态势密不可分,甚至坦言:“中国作协副主席很有可能真的是个好作家,但政治学家一致认为,莫言的获奖原因并不在此:他们声称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是面对中国的政治转向,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的官方作家,这与西方世界有着永恒的矛盾。……现在,挪威委员会正试图通过颁奖给中国官方认可的作家来弥补和改善与北京的关系,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历史上尚属首次。”[9]由此可见,莫言的“官方作家”身份被标签化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白俄罗斯研究者的接受心理。实际上,俄语学界对莫言的身份定位是一种文化误读,正如李楠所理解的:“这样的解释无疑是对莫言——这位跻身于世界当代文学的作家的侮辱,是欧洲批评界自己在出丑。事实上,我们面前的这位绝对不是中国克隆的马尔克斯、不是‘中国佳能’,而是作家莫言——原生的莫言,是承续了中国传统经典的、超越了区域性文学的、真正意义上的诺贝尔式的作家。”[10]

再次,白俄罗斯作为独联体国家建构本民族话语的时代需要。自1991 年8 月25 日白俄罗斯恢复独立起,白俄罗斯人的民族心理和国别身份产生了急剧的变化,该民族的文化建构和民族认同问题也日益凸显。在罗曼诺娃(С.В.Романова)看来,“随着白俄罗斯自治国家的建立,正在积极寻求民族问题和民族认同的解决方案,从而实现与俄语文学的分离和独立。”[11]言外之意是,白俄罗斯的民族认同与文学发展紧密相连,确保本民族文学的独立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5 年10 月18 日,阿列克谢耶维奇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事件极大地激发了白俄罗斯的民族自信心。在获知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奖后,白俄罗斯的信息门户网站TUT 随即发布了题为:《今天,明斯克时间14:00,瑞典皇家科学院为新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颁奖。有史以来,白俄罗斯公民——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维奇第一次获得了该奖项》[12]。报纸《今天星期六》也报道说:“诺贝尔文学奖,可能是世界上所有奖项中最引人注目的,它属于白俄罗斯作家!”[13]古布斯卡娅(О.Н.Губская)针对这些报道评论道:“在这些例子中,已经存在差异——谁是白俄罗斯的赢家?——该国公民或白俄罗斯作家。原则上,这种差异并不明显,但对白俄罗斯人来说却异常不同。”[14]因为独立后的白俄罗斯与此前庞大的苏联相比,变成了一个“小”国家。积攒了二十余年的民族自卑感在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奖后开始冰释。正是出于这种民族自豪感的驱使,白俄罗斯研究者才对莫言和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展开了平行研究,以期在比较视野中提升文化自信。

结语

综上所述,莫言在白俄罗斯的译介、传播和接受有着复杂的文化背景,受俄语媒介的影响,白俄罗斯汉学界对莫言的接受和研究尚处于基础认知阶段,而且对莫言作品的俄语译本具有极强的依赖性,使得我们无法孤立地研究莫言在白俄罗斯的传播和接受。白俄罗斯研究者主要将莫言的作品置于比较研究的视野中,通过平行研究分析了莫言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艺术,凸显了二者的差异性书写。因此,白俄罗斯汉学界对莫言的接受和研究既体现了他们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兴趣,也积极推动了白俄罗斯建构本民族话语的有效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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