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西学东渐与改良派论报话语的新变

李 滨

（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要是以政治活动家的身份参与到办报活动中来的，他们倡导的政治改革，本身就以学习西方政教制度为目的。表现在思想层面上，他们的西学知识和视野必然会有所拓展。尽管当时国内的语境决定了他们的报刊思想论述不可能有很大的突破，但是也必然会有新的内容和特征，在对报刊启蒙宣传角色的定位中加入了富有近代民权色彩的论述话语，从而突破了来华传教士广泛附会和引申的传统“教化”说的藩篱。在报刊启蒙宣传的内容方面，他们也强调了推广西学的重要性。可以说戊戌时期改良派的论报话语，日益呈现出融入西方新知的现代化特征，与近代早期的“附会”式论报话语产生了显著的冲突，催生了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上一个彻底转型且狂飙突进的时期。

1 顺应政治和思想文化现实的“附会”式论报

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开展报刊活动时所面临的政治和文化语境，跟早期维新思想家们相比并未根本改变，他们的报刊论述往往还存在“附会”的成分。戊戌变法以前，康有为就在上书光绪皇帝时多次提及自己关于报刊有益于国家的见解，其观点也与早期维新思想家们的论述并无多大区别。他反复陈言国家政治中存在的弊病，即上下隔绝，民情难通：

今天下非不稍变旧法也，洋差商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夫泰西行之则富强，中国行之而奸蠹何哉？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故也。君上之尊宜矣，然自督抚司道守令乃下至民，如门堂十重，重重隔绝，浮图百级，级级难通。[1]59

夫中国大病，首在壅塞，气郁生疾，咽塞致死；欲进补剂，宜除噎疾，使血通脉畅，体气自强。今天下事皆文具而无实，吏皆奸诈而营私。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号而莫达。同此兴作，并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1]134

康有为最初希望借鉴汉代的“议郎”制度，增设“训议之官”，以使在上者明目达聪，通达民情。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议郎”制度具有“与民共治”的“先王遗意”和“通忧共患，结合民志”的实效。在《上清帝第四书》中，他有“设议院以通下情”的奏言：“人皆来自四方，故疾苦无不上闻；政皆出于一堂，故德意无不下达；事皆本于众议，故权奸无所容其私；动皆溢于众听，故中饱无所容其弊。”除了在政治制度上的这种重新设计之外，康有为突出强调了报刊明目达聪的作用：“四曰设报达聪。《周官》训方诵方掌诵方慝方志，庶周知天下，意美法良，宜令直省要郡各开报馆，州县乡镇亦令续开，日月进呈，并备数十副本发各衙门公览，虽乡校或非宵旰寡暇，而民隐咸达，官匿皆知。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1]158-159康有为这一设报刊以达下情于上的思想与来华传教士以及王韬等早期改良派的相关论述并无区别。

康有为对报刊本身的阐释，也同样以传统话语道出：“查报馆之义，原于古之陈诗，古者太师乘輶轩采诗万国，以观民风。胪列国之政，达小民之隐，改设官督报，实为三代盛制。冯桂芬《校邠录抗议》即有请复陈诗之议。”[1]332实际上，康有为在此全是借用冯桂芬的观点。这样，报刊便是在“君臣之伦”的范围内促成民情上达的一个重要渠道。康有为强调，开办报刊以“通下情”，同样是自强之道。他以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的观点作为佐证：“为政之道，贵通不贵塞，贵新不贵陈，而欲求通欲求新，则报馆为急务矣。昔日本维新之始，遣伊藤博文等游历欧、美，讨论变法次第，及归则首请设官报于东京，报章一依西例，而伊藤自著笔记，乃至举西人一切富强之源，皆归功于报馆。”[1]322康有为对报刊的论述，与来华传教士以及早期维新派的观点互为呼应，主要是在“君臣之伦”的原则下强调报刊的下情上达功能，用以去除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隔阂。

梁启超与康有为一样，强调“通”对于国家强盛的重要意义，认为报刊正是“去塞求通”的利器：

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谓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于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2]100

“通塞”关系到国家“强弱”，报馆则是“去塞求通”的“导端”。不能了解中外形势，就是所谓的“有耳目而无耳目”；不能沟通上下之情，就是所谓的“有喉舌而无喉舌”。实际上，报馆“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指的就是其传达消息、沟通情况的功能。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类似于报馆的“求通”方式进行了分析：“报馆于古有征乎？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輶轩以采访之……凡所以宣上德达下情者，非徒纪述兼有职掌，故人主可坐一室而知四海，士夫可诵三百而知国政，三代盛强，罔不由此。”这里主要分析了中国古代上情下喻和下情上达的方式与渠道，梁启超在此既重申了报馆存在的历史根据，又从历史的角度再次论证了报馆对于国家强盛的重要意义。在同一文章中，梁启超又以西方国家报刊实践作为例证，阐明了由于报刊的传通功能而导致的“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他在对西方国家的观察中同样有“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的论断。由于“通”的重要性，“报馆有益于国事”自然就不难理解，办报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梁启超的这些论述，正是想破解国人对报刊的成见，尤其是守旧派对报刊的谣诼和诋毁。1896年《中外纪闻》的被封禁就是源于御史杨崇尹等人的弹劾。在该报被禁之前，就有“谣诼蜂起，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戄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3]的遭遇。这种附会式的论报方式，也常见于戊戌时期其他改良派人士的相关论述。例如，《知新报》有对报刊作用的相关论述：“先王知其然也，遒人狗路，木铎有权，太史采风，輶轩远使，诗之风雅，审民俗之情，周官诵方，察四国之慝，唐宋以降，滥觞于邸抄，嘉庆以来，创始为报馆，名曰新闻。”[4]535作者首先将古代的政情沟通方式梳理了一遍，对于报刊内容的介绍，也与“补乡校于未备”“有俾政教”等联系起来。

戊戌时期，改良派的西学知识和眼界毕竟有了长足的拓展，他们的报刊论述也因此具有了一定的近代世界知识的底蕴。那种通过“附会”将报刊纳入传统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话语方式，已不再在他们的报刊论述中占据主要地位。

2 甲午后西学输入与改良派的接受情况

甲午以后，国内西学东渐的风潮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官办译书机构和教会不再是西学输入的主体部门，民间人士逐渐发挥主要作用。西学输入的目的也日益与挽救危亡联系在一起。广学会的报告记述了甲午后国人对教会书籍态度的变化：“同人创立广学会于上海，迄今十有一稔……洎乎近岁，中国读书士子，多知会中书籍之善，平居偶语，恒盛称广学会不置，足征深蔽固拒之心，日渐融化。且也，昔视教会为祸种，视外人为大憝，今则视教士为良友。”[5]当时比较重要的西学丛书有《西学大成》《西政丛书》《西学富强丛书》《质学丛书》《自强斋时务丛书》等。戊戌时期最重要的西学输入成就，要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进化论与伦理学》。《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当时的维新变法运动有积极的思想推动作用。此外，严复还介绍了近代科学精神和方法，概括并阐述了西方政治的核心价值观点“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介绍了近代国家理论，指出君臣兵刑“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君臣之伦，盖出于不得已”。“国者，天下之共产，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6]34显然，这种政治思想，已经与近代世界接轨。

这一时期，改良派对待西学输入在方向和路径选择上也有变化：内容上较为重视西方政学，途径上则较多翻译日本书籍。梁启超说：“今日之学，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2]62这句话体现了梁启超对于西学输入的选择倾向。为此，梁启超创办“大同译书局”时明确提出，翻译书籍“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书堂各种功课，以备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7]。这一时期，梁启超等人政治思想也逐渐超出君臣之伦的藩篱，日益具有西方近代知识的底蕴。

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追随康有为，积极鼓吹维新变法，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讲求法律之学》《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文章，反复倡议变法、民权和救国。他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在于君权过大。他抨击中国专制政治，强调思想、信教、集会、言论、著述、行动等方面自由是“今日文明诸国所最为尊重者”[8]。认为要变革社会就必须开议院、兴民权，主张君主立宪，借议院和内阁限制君权。在讨论专制制度如何转变为议院制度时，梁启超突出强调了“开民智”的重要性。他认为民权与民智是成比例的，欲伸民权，必开民智。“是故权之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9]虽然人们历来以“康梁”并称，但是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并没有完全限制在君民共主的框架之内。梁启超对“君史”和“民史”的分隔，在言辞上是十分尖锐的。他突出强调民主的价值：“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2]109在《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也认为自己是倡导民权的先驱。[10]张灏这样评价梁启超：“对民权的热情赞美，从种族上对清廷满族血统的非难，以及建议湖南脱离中央政府，这一切使梁及其同伴的政治方案几乎难以与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相区别。”[11]73

谭嗣同的思想则更加激进。“并非像大多数同侪那样，是出于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富强观念而向君主政体挑战，相反，谭的批判标准主要是出自激进的世界主义价值观，其基础则是对仁的思想的理解。显然，谭对传统中国统治观念的怀疑，并非是基于致用主义的政治活力论，而是根据道德合理性。”[12]他对君主专制的激烈批判，甚至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革命倾向。在《仁学》中，谭嗣同明确否认君权的神圣和合理性：“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日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民办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13]

严复所介绍的进化论思想是戊戌维新思潮中重要的理论武器。他同样以进化论解释人类社会：“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微动植二物为然，而人民亦尤是也。人民者，固动物之一类也。”[6]5-6他认为，人类社会的竞争主要是智、德、力三者的较量，而智的较量尤为关键，社会进化的主要问题就是开民智。严复看到，长期以来的君主专制抑制了民智、民力、民德的发挥，从而使国家日益衰弱；西方国家之富强靠的就是利民。“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6]27因此，严复在致梁启超的一封信中强调：“是以今日之政，于除旧，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于布新，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以此为经，而以格致所得之实理真知为纬。”[14]

西方政学知识的接受，对于戊戌时期改良派论报话语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报刊作为现代大众传播工具，一开始就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高度重视。“由于一种新式报纸的出现，使改良运动有可能形成一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化运动。在此以前，中国就有各种报纸，但它们要么由外国人创办，要么由在通商口岸的那些没有功名的中国人创办，并且还主要是商业性的，没有什么思想影响。19 世纪90 年代的改良运动则在这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为了宣传其思想，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与期刊杂志的出版工作打交道。他们的成功直接或间接地刺激了许多类似的活动，导致更有政治倾向和思想内容的期刊杂志大批涌现。”[11]6这注定了报刊必然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戊戌时期西学尤其是西政新知的输入，为改良派的论报话语变革提供了及时的思想养料。

3 西知视野下论报话语的新变化

对西学新知的摄取，必然影响到改良派们带有强烈政治目的的报刊活动，也使他们的报刊论述具有新的内容和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强调通过灌输西学知识来造就改革人才和改变国民愚昧状态的重要性。梁启超认为报刊在“去塞求通”方面主要能做四项工作，即要“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和“旁载政治学艺要书”。这些内容大都与西学有关，并且对报刊启蒙宣传的内容提出了大致要求。在《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中，梁启超对中国学校教育中八股八韵等陈腐之学进行了批评，主张合东西之学而教之，通过兴学为变法提供人才。“然今之士大夫，号称知学者，则八股八韵大卷白摺之才十八九也，本根已坏，结习已久，从而教之，盖稍难矣。年既二三十，而于古今之故，中外之变，尚寡所识，妻子仕宦衣食，日日扰其胸，其安能教，其安能学。”[15]539-540他因此主张改变教育内容和方式，主张从孩童时期开始就开展西式学校教育，以贯通中西两学。而创办蒙学报，就是要推进这一思想。“于启发童蒙之法，则重在八岁至十二岁，以师范为重，报中详列教法，备具图论，原本圣经，以尊教宗，广译东西各国新法，以资采择。”[15]541

裘廷梁在《无锡白话报序》中深入论述了培养西学人才对于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中国要能够与泰西强国竞争，就必须“尽天下之民而智之”，使不同行业的人皆能人尽其才。按当时的发展趋势，中国将“非行西政不能活吾民，每一行省，非有精通西学数十人，必不能行西政”。按环球各国的大势看，“一人智而天下皆愚，能富强昔日之天下，决不能富强今日之天下”。他认为开启民智的根本措施是兴学校，其次是办报。此外，严复也将《国闻报》视为通上下、通中外的传播工具。“为各国并立之国，则尤以通外情为要务；昧于外情则坐井而以为天小，扪籥而以为日圆，若是者国必危。”[16]

戊戌时期，改良派就报刊启蒙内容所做的这种传播西知西学的规划，与来华传教士的相关论述是相互呼应的。如前面所言，传教士对报刊在中国社会的教育作用进行了大量的阐述。例如，林乐知主张办报不失为一新民之法：“又就繁庶地方，开设报馆，请明于中外时局之人主持笔政。或按日，或按礼拜，或按月按季，作为各报专记中外一切要务。”[17]347林乐知认为办报的目的在于“联订广学一会，日究泰西有用诸学，冀以广华人之闻见”[17]343。这里也提到了报刊新民的具体内容：介绍“泰西有用诸学”。又如，李提摩太在《新政策》一文中讲到“教民之法”时，也强调必须使中国君民能通晓中西各国的情况，主张选派国人到西方学习各门学问。

二是开始尝试用西方近代政治观念来考察和分析报刊在中国政治及社会领域中的地位与作用。最为突出的是对报刊作为启蒙宣传工具的社会属性进行了富有近代民权色彩的定位，从而开始走出传统“教化”说藩篱。例如，谭嗣同用近代西方民权理论对报刊与君、民的关系进行审察，视报刊为“民史”“民口”。在《湘报后叙》中，谭嗣同有这样一段重要论述：

且夫报纸，又是非与众共之之道也。新会梁氏，有君史民史之说。报纸即民史也。彼夫二十四家之撰述，甯不蓝焉，极其指归，要不过一姓之谱牒焉耳。于民之生业，靡得而详也；于民之教法，靡得而纪也；于民通商惠工务材训农之章程，靡得而毕录也，而徒专笔削于一己之私，滥褒诛于兴亡之后，直笔既压累而无以伸，旧闻遂放失而莫之恤。谥之日官书，官书良可悼也!不有报纸以彰民史，其将长此汶汶暗暗以穷天，而终古喑哑之民乎?……吾见《湘报》之处，敢以为湘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13]418

从1895 年开始，谭嗣同与梁启超结为密友[18]。两人在学术思想上交流密切。梁启超回忆：“时谭复生宦隐金陵，润月至上海，相过从，连舆解席。复生著《仁学》，每成一篇，辄与商榷”。谭嗣同此处的君史、民史说就是源自与梁启超的密切交流。1897 年，梁启超在《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中提出“君史”“国史”和“民史”的区分，指出“民史”“国史”为西方近代史学的主要内容。此后在写作《新史学》一书中，梁启超进一步提出旧史书重“正统”，一是因为“当代君臣，自私本国也”，一是因为“由于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也”。谭嗣同强调报刊属于“民史”，主要是认为现代报纸通常具有两个特质：一是报纸的立场及是非标准与广大民众一致。在《湘报后叙下》中，谭嗣同认为报纸的作用是“假民自新之权以新吾民者”。这就是说报刊的话语权本身就源于国民(即“自新之权”)，不过是办报者代表（即“假”）它而已。这种近代民权思想烛照下的报刊与国民的关系，已十分接近西方现代传媒观念了。二是强调报刊以国民为主要反映对象。谭嗣同十分反感“君史”中民众的缺席：“于民之生业，靡得而详也；于民之教法，靡得而纪也；于民通商惠工务材训农之章程，靡得而毕录也”。由此可见，“民史”“民口”说标志着中国近代报刊观念超越了“君臣之伦”的思维框架。“民史”“民口”说体现了谭嗣同深刻的民权思想，而他的报刊言论实践同样以兴民权作为主要方向。谭嗣同曾经评价《湘学报》：“盖方今急务在兴民权，欲兴民权在开民智。《湘学报》实钜声宏，既足以智其民矣，而立论处处注射民权，尤觉难能可贵。”[19]

谭嗣同的观点主要受到梁启超的历史研究的启发，而此时梁启超在报刊论述方面则“未敢倡言”[20]，并没有明确提出带有民权色彩的观点。吴恒炜则在《知新报缘起》中表达了类似的报刊民权观念：“报者，天下之枢纽，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故国愈强，其设报之数必愈博，译报之事必愈详，传报之地必愈远，开报之人必愈众，治报之学必愈精，保报之力必愈大，掌报之权必愈尊，获报之益必愈博。胥天下之心思知虑，眼耳口舌，相依与报馆为命，如室家焉。”[4]535-536“万民之喉舌”体现了将报刊视为民众舆论代表的思想。吴恒炜对国势、报刊、报学、民智等关系的分析，表明他对西报知识的了解已经具有明显的现代特征。

4 结语

晚清戊戌时期“附会”式论报话语与新变话语的杂糅，体现了中国报刊思想在西学深入影响背景下的急剧转型。改良派在对报刊角色的描述中仍然使用了“附会”的话语策略，这体现了他们试图使报刊适应政治现实的努力。然而，随着人们对西学的深入了解以及改良氛围的逐渐形成，这一时期部分改良派人士在对报刊角色的论述中加入了西方近代政治学的内涵。这样，报刊就不可能再是“附会”式论报话语中所局限的君主的附庸角色，而被赋予民主、平等的现代身份。戊戌时期，虽然梁启超在报刊领域“未敢倡言”，但是谭嗣同的报刊论述已深受其君史、民史说的影响，可以说报刊“民史”“民口”说是梁、谭二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报刊启蒙宣传的内容方面，西学知识也成为这一时期改良派特别重视的部分。这在近代报刊启蒙宣传历史中也同样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关系到“如何办报”以及办报的目标与方向问题。

戊戌时期，文人论政在报刊传播的平台上辐射出更大的影响力。传统士大夫的入世情怀、仕学情结和现代公共精神使近代知识分子竭力保持其对社会、对政治的影响力，力图“在超出他们知识领域的政治活动中”发挥作用。“他们的思想和言论为中国求变求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其中少数领袖人物更曾风靡一时，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仰慕。中国知识分子不但不在边缘，而且还似乎居于最中心的地位。”[21]之所以能够如此，显然也离不开他们善于吸收西学新知且及时变革报刊论政的思想模式，从而在实践中开辟出引领时代潮流、对中国近代社会现代化进程产生催化作用的办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