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姻缘传》“农民”考
——兼论明代吏员参充制度

贾海建

（绍兴文理学院 学报编辑部，浙江 绍兴 312000）

《醒世姻缘传》既是古代世情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1］855，为我们认识明代社会提供了生动的图景和丰富的细节。《醒世姻缘传》第四十二回《妖狐假恶鬼行凶 乡约报村农援例》，明水镇的里长乡约风闻侯小槐因娶汪为露之妻暴得横财，便借纳监之事向侯小槐索要五十两银子。讹诈不成后，里长乡约恼羞成怒，将侯小槐举报到县中去纳监。侯小槐向县官辩解称，自己是种田农夫，无力上纳监生，并且“一字不识，似盲牛一般”。县官却说：“因你不识一字，所以报你纳监。若是认几个字，就该报你做农民了。”虽然侯小槐“使了六十两银子，寻了县公相处的一个山人说了分上”，免除了纳监之事，但乡约仍然不肯放过他，又要“举报农民”。对于此回的“报你做农民”“举报农民”，读者多会有所疑惑，为什么做“农民”比纳监更可怕？“这监生不（还）止于倾家，若是被他报了农民，就要管库、管仓、管支应、管下程、管铺设、管中火。若赔了，倾家不算，徒罪充军，这是再没有走滚。”［2］571－572在明代，农民除了是“士农工商”四民之一外，还有什么特殊的内涵呢？

一、《醒世姻缘传》“农民”歧说辨析

现有的《醒世姻缘传》校注本以及相关的小说语言词典皆未对第四十二回中的“农民”进行注解。法律史专家郭建在谈到书吏特权时引用过《醒世姻缘传》的这一情节，认为“管库、管仓、管支应、管下程、管铺设、管中火”是农民应承担的差役，而侯小槐“原来开一个小小的药铺，是个市民”，乡约借清查黄册之际，试图将他划为农民，以使其承担繁重差役，从而达到报复的目的［3］71。明代户口主要有民、军、匠、灶等籍，后来为了征派税役和市场管理的方便，确也出现了铺商注籍制度，所注之籍称之为“商籍”或“铺籍”［4］116－127。不过，侯小槐投状请求免于纳监时，特别强调自己“世代务农，眼中不识一字，祖遗地土不上四十亩，无力援例”，因此，侯小槐本当就是民籍中的农户，换句话说，《醒世姻缘传》中“举报农民”与户籍划定并无关系。以古汉语研究见长的赵红梅、程志兵曾对《醒世姻缘传》中“农民”的内涵做过专门探讨，指出该“农民”实为“粮长”的俗称［5］92－94。“粮长者……令田多者为之，督其乡赋税”［6］1899，其职责主要是催征、解运钱粮。明中期以后，赋税繁重，农民逃亡现象加剧，政府常责令粮长补足赋税钱粮，因此，粮长成为人人避之不及的重役。如果将《醒世姻缘传》中的“农民”理解为粮长，在逻辑上也讲得通，但与相关史实不尽吻合：

首先，从制度的设计上，编佥粮长的标准虽多有变化，但考虑的主要是田地、丁额、家资之多寡，对是否识字没有特别的要求。《醒世姻缘传》中县官提到，纳监可以不识字，但“做农民”需要“认几个字”。其次，粮长的主要任务是征解春秋二税，政府也会委派其“拟订田赋科则，编制鱼鳞图册，申报灾荒蠲免成数，检举逃避赋役人户和劝导农民努力耕种并按期纳粮当差等”［7］1。而《醒世姻缘传》“做农民”需要“管库、管仓、管支应、管下程、管铺设、管中火”，却未提及征解钱粮这一导致粮长破家亡身的苦役。再次，明代粮长有“乡储”“万石长”“公正”之别名，但现有史书、笔记、方志等文献中尚未发现粮长有“农民”之俗称。

综上，《醒世姻缘传》中的“农民”既不是指农夫或农户，也不是指粮长等里役。值得注意的是，除《醒世姻缘传》外，其他小说作品中也出现过此种特殊的“农民”。《西洋记》第五十六回，张守成解释为何半路出家时说：“弟子自幼儿习读经书，有心科举，后因五谷不熟，不如草稗，却到我本县去纳一个前程。是个什么前程？是个办事的农民。渐渐的当该，渐渐的承行。当该、承行不至紧，就看见公门中有许多不公不法的事，是弟子发下心愿，弃职而去……”［8］729清初拟话本《二刻醒世恒言》下函第五回《黑心街小戏财神》讲述一个发生在明朝山西应州府的故事，主人公淳于智文不成武不就，“舍了文武两途，只有一个作吏。这淳于智也思量去作吏，只是山西旧例，都要有家事的才好纳农民，加纳两考，如无本钱，也进不得衙门。这淳于智家里，只有四堵壁子，还是租着人家的，破了不曾修好，那里得个银子去纳吏”［9］131。由以上两则材料可以看出，“农民”在官府中做事，与吏员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契合了《醒世姻缘传》中当了“农民”就要“管库、管仓、管支应、管下程、管铺设、管中火”的职责范围。不过，如若想要真正明确“农民”的含义及其与吏员的关系，还需从明代吏员的参充说起。

二、吏员参充与“农民”的产生

明代选人三途并用：“进士为一途，举贡等为一途，吏员等为一途。”［6］1715吏员俗称外郎，“是由国家任用、在吏部注册、地位低于官的公职人员”［10］39。明代吏员的参充主要有佥充、罚充、纳充三种途径。其中，罚充指官员、进士、举人、监生、生员等犯错或久学无成而谪充为吏，典型的如弘治年间乡试第一的唐寅，在会试时因受科场舞弊案的牵连而被贬谪为吏［6］7353。由于罚充之吏员与“农民”关系不大，并且明中叶以后罚充为吏的规定渐次废止，因此，本文重点关注佥充与纳充两种形式。

佥充即政府强制性地从当地百姓中征派吏员。吏员本质上带有役的色彩，因此也被称为“吏役”。明代佥吏事例规定，民户有二丁、三丁者一丁充吏，四丁以上者，即使有“一丁或为官、或充生员，及有一丁充吏后，有司又佥其一丁充吏”的情况，也不可以优免［11］400。乾隆《吴江县志》在总结明代役法时云：“明役法有四：曰选役，曰编役，曰长役，曰赋役。”［12］435其中吏员即为选役：“选役者谓其才力堪中，有犯则除名。”［12］439也就是说，吏员虽属役之一种，有一定的强制性，但也要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参充。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吸取元代奸贪猾吏祸国殃民的前车之鉴，提出吏员“惟以农人役之”［13］402，从而成为有明一代吏员佥充的成法定规：“凡佥充吏役，例于农民身家无过、年三十以下能书者选用。但曾经各衙门主写文案、攒造文册及充隶兵与市民，并不许滥充。”［14］147对于不许市民参充吏员的原因，朱元璋解释道：“其市井之民多无田产，不知农业艰难。……有等无籍之徒……其心不善，日生奸诈，岂止一端，惟务构结官府，妄言民之是非。此等之徒，设若官府差为吏卒，其害民之心哪有厌足。”［13］327－328因此，农民身份成了明初佥充吏员的必要条件，佥充之吏员又被称为“农吏”。如《咒枣记》中萨真人转世西河县，“忽遇上司明文，着各县耆老保取子弟俊秀者，充取农吏。西河县的耆老就保了这个萨君”，被佥拨在刑房为吏［15］17。“保取子弟俊秀者，充取农吏”即佥充吏员。

由于吏员佥充与农民身份的关联性，“农民”一词在明代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王同轨《耳谈类增》指出，明初时“吏称农民”［16］253，即“农民”是吏之别称。不过，“吏称农民”仅见于《耳谈类增》，即使这一说法记载无误，也当只适用于明初，此时，佥充吏役者考核合格即能收参成为吏员。随着纳充吏员政策的推行，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纳充即通过纳物或纳银获得参充吏员的资格。明代吏员捐纳之风肇始于景泰年间［17］75－81，最初只是由于西部边地连年战争，在四川等个别地区实行以筹措军饷。成化以后，或因救灾备荒，或因大工筹饷，甚至以“处钱粮以裕国用”［18］322等宽泛的理由，在全国范围内广开吏员捐纳事例，并逐渐演变为常规定例，随之，纳充也取代佥充成了吏员来源的主要途径。关于纳充吏员的程序，嘉靖年间曾任吏部尚书的许赞说：“本朝之制，民家子弟初在本处纳银充吏谓之农民，巡按考其刑名、行移、写字……考称者，照纳银司府州县令典等项，挨次参充，不中者降参着役。”［19］1370许赞所谓“民家子弟初在本处纳银充吏谓之农民”的说法，在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也就是说，捐纳吏员者纳银之后还要经过考选及候缺，而在成为正式吏员前即被称作“农民”。不过，尽管明朝中后期纳充已是吏员的主要来源，但在名义上佥充仍是吏员参充的“正途”，纳充吏员需“援例”实施，一事一例，一般都有一定时限或钱粮额度，超过时限或捐纳的钱粮达到一定数量即行停止。如弘治六年（1493），保定等府水旱虫疫连岁相仍，为救荒开捐纳吏员等事例，“俟麦熟停止”［20］1560；嘉靖十八年（1539），工部请开纳监生、吏农等项事例，“诏从之，限三年止”［21］4770。因此，纳充吏员盛行并成为主流后，佥充这一形式并未消失，而佥充者同样也要经过考选及候缺，在成为吏员前也属于“农民”。嘉靖年间《广东通志初稿》就明确记载了“农民”包括“纳银农民”和“考选不纳银农民”两类［22］216，并且这与嘉靖七年（1528）吏部的规定也相吻合：“凡农民选取良家子弟取具保结，教令习学书写，讲读律例等书，转送巡按衙门定立等第……前纳银听参人役，送考堪中者，于农民考中数内挨次参用。”［22］215可见，选取者（佥充）与纳银听参者（纳充）在获得吏缺前皆是“农民”，许赞对“农民”的解释并不全面。

关于“农民”及其与吏员的关系，万历年间《东里志》的说明或更接近事实：“初辟于有司谓之农民，至授职事乃谓之吏。”［23］135也就是说，明代将初参吏员尚未考选者，以及初次考选或捐纳定拨后候缺吏员者称之为“农民”（下文提到的“农民”皆指此而言，如无必要不再加引号）。另外，由于吏缺少，候缺者众①候缺者中既有佥充、纳充之农民，也有吏员转考、起复者等，其人数往往是吏缺的数倍。，佥充或纳充吏员者往往不能立即补缺充吏，因此，农民又被称作“候缺（听缺）农民”，甚至存在“纳银三十年未拨”［24］624的情况。如此一来，农民不再只是佥充或捐纳吏员者的一种过渡性身份，而成了衙门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群体。

三、农民的地位及职责

一般来讲，无论是佥充还是纳充吏员，农民皆是其必经阶段，因此，“报农民”可看作是“报农民以充吏”的省称。明代吏员三年一考，“三考满，四考勤，而定以杂职，九品、八品、七品等第，而授之冠带，又分各衙门办事。六月毕典，给引回家，谓之省制。候选期至，行文起取至部，高者授以京卫或外卫，经历司七品、八品等官。”［23］135因此，吏员考满选官也是颇具吸引力的“异路功名”，如上文提及的张守成（《西洋记》）、淳于智（《二刻醒世恒言》）皆将参充吏员作为前程出路。即使考虑到存在“吏员需选者人多缺少，计其资次乃有老死不能得一官”［25］106的情况，但做了农民、吏员可获得赋役上的优免，并且“庶人在官者”的身份也让吏员有了舞文贪贿以取利肥家的权力，因此，“百姓之黠者，争营巢窟而充吏胥”［26］105。既然如此，为何《醒世姻缘传》中报农民会令侯小槐闻风丧胆，唯恐避之不及呢？

从农民的前途来看，理想的状态是成为吏员，并在三考满后入仕为官。但此过程极为艰辛：“在外农民守候一二十年方得挨参，又有上司比较、钱粮未完、查盘考察等项问革，丧家失业者十常七八，给由到部者十仅一二。”［27］37即使能够到部，还需“分拨各衙门办事。辰入酉出，动经数岁，其有去家远者囊橐空竭，无人供应，遂致沿街丐食，廉耻道丧”［28］169。同时，传统观念中吏员身份低微，尤其是明中叶以后，随着捐纳吏员的盛行，“纳银听参吏员不谙刑名行移，不通楷书算法。既以纳财为出身之阶，必以贪财为营家之计”［29］621，吏员社会危害性凸显，致使“士大夫之于胥吏，以奴隶使之，盗贼待之”［30］401。即便有幸为官，这些出身吏员的官员也常被蔑称为“奴才官”［31］387。因此，普通百姓多将参充吏员看作是苦差，甚至“指为垢辱，百计求脱”［32］841。尤其是“北方州县吏役绝少，甚有求一二人直印管库而不可得者。每报农民哄动闾阎，诚恐有司奉行不善，翻为良民之累”［33］205。

同时，农民“未有前程之名，未沾斗粮之惠”［34］527，成为正式吏员之前需要长期候缺，甚至没有机会“转正”，其地位还远在吏员之下。沈鲸《鲛绡记》第十出《谋害》中讼棍贾主文“相交的是六房书吏，使的是笞杖徒充。外郎称我阿叔，农民叫我公公”［35］，虽是自我吹嘘，但借此也可看出农民地位之低：外郎即吏员称其“阿叔”，农民则更低一级，称其为“公公”。更为重要的是，明代农民不同于清代的“挂名书吏”，仍要在官府中“办事”。如淳安县“农民旧例上班”，即每天都要到衙门点卯待命。海瑞任淳安知县后，革除了农民上班的旧例，但“遇有差遣……挨次轮流，不论差之繁简久近”［36］43。《牡丹亭》第八出《劝农》县吏上场云：“承行无令史，带办有农民。”［37］40这也说明，农民虽然尚不是正式吏员①对于此处的“农民”，以往学者皆将其理解为农夫，而未留意到“农民”在明代还有其他的含义。结合文本及历史语境，此“农民”当指候缺农民。，但也要在衙门中应差办事，帮办或实际承担了吏员的诸多差事。并且，委派给农民多是“管库、管仓、管支应、管下程、管铺设、管中火”等苦差。以管库为例，这一差事不仅要负责支解钱粮，有时还需“供县官衙用、堂食诸用以及办礼、办酒席”［38］67。《醒世姻缘传》第十七回，晁思孝在任通州知州时，“在那库吏手里成十成百取用，红票俱要与银子一齐同缴，弄得库吏手里没了凭据，遇着查盘官到，叫那库吏典田卖舍的赔偿，倾家不止一个”［2］229。可见，管库绝对是一项高风险的差事，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倾家丧身。而一些地方则革库役“以候缺农民领其事，谓之库农”［38］66，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乡民对报农民畏之如虎了。《醒世姻缘传》中乡约勒索侯小槐不成，报其纳监，侯小槐请托免纳后，乡约“仇恨愈深”，所以要举报侯小槐做人人畏惧的农民，以泄心中之愤。

四、报农民与纳司吏

《醒世姻缘传》第四十二回，魏才打听到乡约要举报女婿侯小槐做农民，立马给其支招：“火速的刷括三十多两银子，跑到布政司里纳了司吏，就可以免纳农民。”［2］572按照许赞“民家子弟初在本处纳银充吏谓之农民”的说法，侯小槐纳司吏，在纳银后、正式参充吏役前实际上就是农民。同样是农民，为什么侯小槐想方设法逃脱被乡约举报农民，而自己却又主动纳银做农民呢？

如上所论，农民是候缺之“准吏员”，“凡各衙门起送农民本以学法令、办文移”［22］217。因此，农民与吏员的来源及参充程序基本重合，也有佥充和纳充两种形式（官员、士子等罚充为吏者不称农民）。佥充农民的基本程序是：地方乡约、耆老推举符合条件的“良家子弟”，取具保结，经由州县吏房，“每半年一次，起送赴司府，转送巡按衙门考选”，考中者挨次参用，不中者发回为民［39］410－411。纳充的基本程序是：朝廷开捐纳事例，纳充者到布政司援例纳银或捐物，行文本县取具保结，按照所纳吏员行头免考候缺，或者与佥充农民一起送巡按衙门考选，考核合格者按照所纳吏员行头候缺，“不中者，发回习字。其累考不堪者，年终类奏，查照义民事例，冠带荣身”［39］411。《醒世姻缘传》中所描述的侯小槐纳司吏的过程符合纳充的基本程序，并且也补充了一些史书未载的细节：

侯小槐……同了魏才来到省城布政司里递了援例状子。三八日收了银，首领行头，正数二十两，明加四两；吏房诸凡使用，去了五两。行文本县取结，乡约里排、该房书吏，去了四两；心红去了五两；来往路费，做屯绢大摆、皂靴儒绦，去了二两多；通共也费了四十多银子。［2］572

既然侯小槐通过布政司纳农民充吏以逃避报农民，那么乡约要举报的“农民”应是非纳银农民，即佥充农民。前文提及，吏具有役的性质，佥充吏役本是地方的职责之一，纳银充吏盛行后，佥充这一途径也未完全消失，仍可以“因吏缺而报农民”［40］429。同时，明代各级衙门吏员额有定数，但候补的农民却“不限以数”［41］149，滥佥农民的现象时有发生。一方面，州县官吏常借报农民需索钱财，如万历年间山西兴县知县陈□□“佥报农民共报四十五名，每名密送银一二十两不等”［42］604；天启年间四川大邑县报农民，全县共一百四十名，知县翁九升“每名索银一两免纳”［43］279。另一方面，佥充之农民，“初佥杂役，役满参缺”［44］212，在参充吏员前，要先在衙门应差做杂役，所以一些州县“在答应诸人，则不止祗候之民皂，而又报义民以充官；不止侍奉之门厨，而又报农民以妆吏”［45］979，这也正是《醒世姻缘传》中说“报了农民，就要管库、管仓、管支应、管下程、管铺设、管中火”的原因。

捐纳农民充吏则有所不同。关于《醒世姻缘传》中侯小槐纳司吏，吴晓龙《〈醒世姻缘传〉与明代世俗生活》解释说，纳了司吏，侯小槐就成了衙门里的人，乡约便不敢再找麻烦（报农民）了［46］39。此种解释并不符合小说的原意。侯小槐之所以纳司吏，并不是说司吏的身份可以让乡约畏惧，而是纳了司吏自然就免除了佥充农民之役。《明会典》载：“国初令有司设司吏，许各保贴书二名。其后定设掾史、令史、书吏、司吏、典吏，后又设提控、都吏、人吏、胥史、狱典、攒典……正统元年，裁天下吏员，每房止存司吏一名、典吏二名。”［14］124虽同是吏员，但“司吏承掌该房之事，典吏分投典管”［47］，司吏是典吏的上级，并且明朝中后期诸多州县的司吏支取俸禄，典吏却没有①参见周瑛，黄仲昭《重刊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18 页；王心修等《（嘉靖）天长县志》卷二《人事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26 册，上海古籍书店1981 年版。。不过，《醒世姻缘传》中所谓“司吏”与之不同。侯小槐所纳为“首领行头，正数二十两”，“吏员行头，俱以食粮多寡为称。如在外布政司通吏谓之大二石五斗”［48］384，“首领行头”即地方司或府经历司、照磨所等首领衙门典吏，在捐纳吏员时，“各司、府首领并州县吏员银二十两”［21］6810。而地方司、府首领衙门不设司吏，只有典吏，并且，布政司、按察司等中的司吏常以书吏称之［24］652。因此，《醒世姻缘传》中魏才口中的司吏，是相对于州县吏员而言，泛称布政司、按察司等省级衙门的吏员，具体来讲，就是省级衙门中经历司、照磨所等首领机构的典吏（首领行头）。

明代的经历、照磨等首领官多由监生、吏员出身者选任，“以秩卑为上官所轻弃，甚则部民得以事倾之”［49］857。《醒世姻缘传》第八十三回，骆校尉就曾极力劝阻狄希陈做府经历这样的首领官：“你做了首领，就要叫人老爷，就要替人磕头，起来连个揖还不叫你作哩。……只是那没日子过的人，别管他体面不体面，做上这个官，低三下四，求几个差委，撰几两银子养家。”［2］1096不过，首领衙门虽然冷淡，但捐纳吏员所需银两少（二十两），与司府州县六房中的吏员相比，事简人闲，即使是农民也是照所纳首领行头候缺。而州县佥充之农民，经过巡按考选后，大多数会被下拨各州县候缺，候缺期间（时间可能会很长），需要充当杂役。因此，对于纳吏避役者来说，捐纳首领行头无疑是上佳之选。如嘉靖年间湖广按察司首领衙门吏员“止有七缺，前后纳银农民将及三百人”［24］652。如此之多的候缺人数，说明很多人并非为了充吏，而只是为了避役。行文至此，《醒世姻缘传》中侯小槐为逃脱被乡约举报农民，而选择捐纳农民就有了合理解释：乡约所佥报之农民，多需先充杂役，并且大概率会考拨在州县候缺，面临着被委以管库、管仓等苦差的危险；捐纳首领吏员后可能也要先做候缺农民，但做首领衙门农民及吏员的风险较低。因此，侯小槐两害相权取其轻。

结语

“小说家叙述时事，必须牵涉其背景。此种铺叙，多近于事实，而非预为吾人制造结论。”［50］6因此，在文学价值之外，小说的史料价值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醒世姻缘传》中乡约为报复侯小槐试图举报其做农民，以及侯小槐通过捐纳首领衙门吏员摆脱危机的情节，即为探讨农民与吏员的关系提供了契机。农民既有“纳银农民”，也有“考选不纳银农民”，是明代对初参吏员尚未考选者，以及初次考选或捐纳定拨后候缺吏员者的称谓。明朝中后期，捐纳成为吏员的主要来源后，“考选不纳银农民”已沦为与“门子、屠沽、菜佣”类似的杂派［51］3578，百姓畏之如虎，而贪官污吏则借机将报农民当作敛财索贿的“登垄地”。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仅能襄助相关小说情节的理解并澄清一些错误认识，同时对明代吏员参充制度研究的深化也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