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个大局”中运筹战略机遇和应对风险挑战
——学习领会习近平相关论述的理论逻辑、践行方向和价值意涵

丁 工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7)

当前,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胜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已经开启之际,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即将站到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1]随着战略机遇期20年时限的到来,也意味着维持和保障战略机遇期的任务正迎来至关重要的拐点。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当时提出来时指的是本世纪头20年。在20年后的今天,对战略机遇期如何判断,是一个重大问题。”[2]可见,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以及我国接续进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阶段,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因此,在中华民族复兴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互作用的背景下,怎样科学理解和充分用好战略机遇,特别是怎样准确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时代战略机遇,以及机遇之中有挑战日益成为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期的新特征,不仅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至关重要,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急需深入研究探索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命题。

一、习近平总书记相关新阐释给战略机遇期注入新内容

“战略机遇期”就是某个国家能够继续集中精力谋发展、搞建设,而不必因为该国核心利益或者重大战略利益遭遇挑战,而不得不中止经济建设或滞缓社会发展进程,转入应对重大威胁的战争准备,或者进入军事冲突和不得不以打赢某场战争为主导的强化敌我斗争的阶段。[3]冷战结束后,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战略格局整合提速,党中央敏锐观察到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和全球发展的新局面,以及我国在大国关系互动和国际体系格局分化改组中继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的新特点,及时做出我国已经进入战略机遇期的科学研判和正确论断。[4]2002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话时首次明确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概念。[5]其后,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中都沿袭“战略机遇期”的提法,并进一步做出维护、延长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整体谋划和系统部署。正是基于对“战略机遇期”的准确界定和科学研判,充分借助多重利好政策加持和核心竞争优势强力增程的机遇,我国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迈上新的台阶。2016年9月,在学习《胡锦涛文选》报告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特别指出,“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八大这10年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深刻认识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发展步伐,在前进道路上战胜一系列重大挑战,取得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6]

然而,自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这种有利于战略机遇期生成和延续的境遇却发生了相当程度的改变,有利因素的中长期趋势与不利因素的阶段性特征呈现相互交织的态势。特别是近段时期以来,地缘政治热点博弈泛滥成灾、极端主义思潮疯狂扩张,全球经济前景和国际金融市场起伏不定,个别大国经济行为的泛政治化导致逆全球化势头上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影响,给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注入了更多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同时,中国因自身实力地位快速增强而渐成国际矛盾的焦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猜忌和戒惧明显加深,加紧对中国实施战略上围堵、发展上牵制,给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而在外部环境总体趋紧、要素制约和风险隐患突出之时,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存量矛盾和新增风险也呈现冒起之势。随着国内的改革发展进入历史叠加期和时空交汇期,长期积累的旧矛盾与社会加速转型、体制机制改革衍生的新问题、新挑战交织联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并且,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保护主义抬头、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步入深刻重塑阶段,世界经济长短期效应与疫情蔓延共同叠加作用,又进一步推升和加深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可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内外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

应当看到,尽管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条件面临的压力增大,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承继了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并根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作用的新形势,进一步作出中国战略机遇虽然不再呈现绝对显性状态,但会长期居于风险挑战因素上升的相对状态的新思考、新论述。2012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社会发展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新的变化,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是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更趋复杂,维护国家安全面临一些值得高度关注和认真对待的新情况新问题。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讨论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会议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指出,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会议还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发展中大国的国情出发,提出维护、用好和延长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具体要求。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做说明时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发展既面临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不少风险挑战。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具备过去难以想象的良好发展条件,但也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7]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做说明时指出,“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发展优势和机遇优势,经济社会发展依然有诸多有利条件,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底气、有能力谱写两大奇迹新篇章。”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8]这些重要论述有利于我们不断深化对战略机遇期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我们在遭遇风高浪急的风险挑战之时,能够更好地发掘和利用战略机遇的积极一面,克服和规避战略挑战的消极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条件、保驾护航。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战略机遇的理解和把握已经不再拘泥于受时间限制的“机遇期”,而是强调一种超越时间限度、取决于把握创造的战略新机遇概念。

二、“两个大局”中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形成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态势

战略机遇期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践累积和外部环境的积极推动共同造就的产物,是一个主观把握和客观承续双向塑造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在新的环境下维护并延长战略机遇期,需要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出发,需要以强化内外“两个大局”联动为统领主线。这主要是因为:

1.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是保障战略机遇期存续的核心要素和基础支撑。中华民族是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自古就在亚洲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华文明,也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没有中断的文明。[9]历史上,中国不仅具有显赫一时的文治和武功,在文化艺术、政治制度、宗教哲学、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只是到了近代随着国势衰微以及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才逐步退出大国行列、沦落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从而失去曾经长时间拥有的大国身份和国际地位。正是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一直成为历代中华儿女矢志不渝、初心不改的共同梦想和不懈追求。[10]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具备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踏上新征程、进入快车道。[11]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促进民族复兴和延续战略机遇提供了更为丰厚的物质条件。

第一,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第二大商品消费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12]同时,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不仅成为全部亚太周边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还成为世界140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故此,中国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会持续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13]

第二,科学技术是影响人类命运和大国关系的原生动力,工业革命、西方兴起的本质诱因正是科学技术实现突破性发展的结果。[14]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国家间的竞争内容不再是肥沃农田或者单纯矿产资源而是技术优势,随着科技因素对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和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对产业生态和竞争格局影响更加深刻,科技能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也上升成为大国竞争博弈的角力点和主战场。目前,载人航天与探月、北斗导航、载人深潜、大型客机、国产航母等一大批重大创新成就,使我国在事关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科技战略制高点上占据了主动。高速铁路、5G移动通信、超级计算、特高压输变电等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语音识别、新能源汽车、第三代核电等也进入世界前列。

第三,在对外关系和国际事务上,中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繁荣与稳定做出重大贡献,从而推动中国的“大国外交”实现进化升华,中国外交的大国底色和大国意蕴更加真切厚实。今天的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和安理会五常中派遣维和军事人员最多的国家。截至2019年9月,中国参与了几乎所有政府间国际组织和500多项国际公约,联合国粮农组织等4个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由中方人员出任。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份额上升至第三位,成功主办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多场重量级峰会,创设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多边金融机构,国际话语权、规则制定权、议程设置权全面提升。

2.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影响战略机遇期的外在变量和关键因素。毋庸置疑,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孕育生成同外部环境和国际关系秩序息息相关,是中国发展与人类进步紧密相连、与世界繁荣密切相关的产物。[15]正如20世纪末,美国曾经将矛头对准中国,试图通过“以压促变”的方式达到颠覆中国政权、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的目的。但“9·11事件”发生后,打击恐怖主义则成为美国的优先战略方向,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分散和冲淡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注意力,对缓解中国的外部战略压力起到了积极正向作用,客观上促成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到来。[16]因此,随着世界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交往更趋紧密,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不仅是影响、促使战略机遇期生成的关键条件,也是加推、拉升我国做出战略机遇期研判和决断的核心因素。现在,虽然由于国家整体实力的大幅提升,外部环境的变化已经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发展趋势,但却仍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迟滞和延缓我国的发展速度。换句话说,尽管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度和国际影响力迈上新台阶,我国已经具备一定的资源条件和方式手段去影响或者改变外部世界。[17]但总体而言,国际环境因素仍然是决定我国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先决条件之一,外部世界对我国的影响也仍然会超出我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实力的增长只是改变了力量对比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将长期是各个主要战略力量外交活动的中心。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突出特征和集中体现,也是我国战略机遇期身处的外部环境区别于以往的最大变化和基本不同。在党和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当头,这个大变局既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也必然会带来诸多的风险和挑战。[18]应当看到,在世界百年大变局中,既有推动世界深刻变革的积极一面,还有促使世界剧烈动荡的消极一面,“危”和“机”、“时”与“势”构成了同生并存、对立互化的集合体,由此给我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也都在随之同步、持续的增加。故此,只有准确把握世界大变局这一事物发展的自然逻辑和固有规律,准确锚定中国在当今世界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国际角色,准确理解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规律,并以此为认知前提和实践依据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才能为我国维持和延拓战略机遇期,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争取更多的国际理解和支持。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互为战略机遇,两者既各有侧重、独立成章,又互为补充、浑然一体,实质上已经形成交织共生的“蝶变”效应和联动关系。[19]一方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国内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外在表现就是经济体量、世界影响等越来越大,日益成为推动世界大变局的关键参数和基础要素。另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带来双重效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尽管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不可逆转的时代主流使然,但同时也将伴随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需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营造更为有利的世界秩序和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也就是说,“两个大局”表达的是中国与世界的现实状况,是同一时空下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两大趋势,体现了经济社会演进的客观要求,顺应了自然更替规律的时代潮流。因此,运筹“全局”和“变局”不仅是党中央对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提出的基本要求,能够用来指导中国对内、对外各项工作的实施,也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从协调审视中华民族前进纵坐标与世界力量对比横坐标的角度,对当前国际局势和中国发展态势做出的重大论断和精准概况。更确切地讲,“两个大局”的判断既是对我国发展目标要求、政策取向和重点任务的精准概括,也是新发展阶段全力做好各个方向对外工作的深刻思考和系统谋划。在此形势下,“两个大局”相互作用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也赋予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以新的内涵和外延。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一再指出,对“两个大局”如果只是放在当下或较短时间以来、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来认识和把握是不够的,而应放到整个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历史长河中,放到人类社会实现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中去认识和把握。

三、在“两个大局”下运筹战略机遇和应对风险挑战的原则、方向与路径

概况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握战略机遇的一系列论述重点讲了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二是,机遇中暗藏威胁和现实挑战上升,机遇中自然给予的成分减少、争取创造的要求增多,需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20]这些重要论述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中国继续置身战略机遇之中的重大判断和现实境况却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战略机遇与战略挑战的界限逐渐模糊,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外延已然出现显著变化。过去我们是顺势而上,机遇比较好把握;现在要顶风而上,把握机遇的难度就不一样了。过去大环境相对平稳,风险挑战比较容易看清楚;现在世界形势动荡复杂,地缘政治挑战风高浪急,暗礁和潜流又多,对应变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过去我们发展水平低,同别人的互补性就多一些;现在我们发展水平提高了,同别人的竞争性就多起来了。[1]因此,我们要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握战略机遇重要论述的内涵特征和目标要求,紧紧抓住新机遇,妥善应对新挑战,努力创造新优势。

1.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关键在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从根本上要靠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政党是组织和调动社会主要政治力量和政治活动的组织形式,在现代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核心角色。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执政党。自成立之日,中国共产党便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就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紧紧联系在一起。回顾100多年的奋斗历程可知,中国共产党无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程中,还是在重大内政、外交事务中都承担起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责,都发挥着把方向、谋大局、划重点、定基调的核心作用。[21]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的重大历史关头,从战略上认识、分析、判断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制定和运用正确的战略策略。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最大优势。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国家基本统一与民族完全独立。也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我们才能及时准确抓住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期,实现历史伟大转折、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之复杂、斗争之严峻、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巨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正是因为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才从根本上确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统管一切的最高政治力量和领导核心。未来必须要遵循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必须要坚定不移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也只有坚持以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开展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才能为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最大制度优势和坚强政治保证。

2.按照运筹大国与经略周边对接协调的布局,做好维护和把握战略机遇的优先方向。历史上,大国基业的形成与周边近邻的护持存在着形势相资、表里相依的因果逻辑和连动关系,任何国家“惠邻富边”“睦邻兴边”政策的优劣成败,对于国家发展大局或外交施政全局都具有极度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独有价值。[22]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关口,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特殊敏感时期,正处于由地理人口大国向世界政经强国跃进的关键拐点阶段,自然需要主动营造良好的周边秩序和大国关系。不然,周边动荡不仅影响大国关系和外部环境的整体趋向性架构,也必然干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发表“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重要讲话时就曾强调,“我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23]

长期以来,中国周边界域便是多个大国地缘利益高度汇集的地区,不仅域内中国、日本、苏(俄)等大国之间激烈竞争,而且域外大国美国从1898年美西战争占领菲律宾之后,便一直成为影响甚至是决定地区秩序的主要力量。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现存国际体系中的唯一超级大国,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拉大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除美国在各方面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外,亚太地区各个强国基本在局部领域占据相对优势地位,如俄罗斯是军事第二强国、日本是经济第二强国,中国相比其他地区强国更具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24]但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国力持续提升,周边格局态势开始进入量变的积累时期,到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之时,周边力量对比步入从 “量变”向“质变”转折的关口。而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时,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正在迅速缩小,中国相对其他周边国家的实力优势则在持续扩大,中国发展的上行推力和周边力量对应收缩的下行压力相互对冲,导致周边整体格局和态势发生根本性转变,力量博弈、战略对冲、利益交换成为区域战略格局变迁的基本形态。更需要强调的是,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是相比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的相对收益却不降反增,经济总量还显露全面超越美国的苗头。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20年里,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提升了13.4个百分点,而美国下降了7.6个百分点。由于二战后体系中霸主与二号强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从来没有如此接近,导致美国对中国可能取代其地位的担忧和戒惧明显加深,美国开始加紧对中国实施战略上的围堵、发展上的牵制,使得中国所面临的各种猜忌与限制日益增多。特朗普和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在大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的同时,将战略重心加速转向新兴大国,将战略资源日益集中于“印太”地区。[25]甚至无论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美国都不会改变以打压和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基准战略,以至极大地推升了中国面临的国际和周边安全压力。

周边地区是中美两国利益交汇最集中的地区,伴随中国在大国群体中的异军突起,导致“守成大国”和“新起大国”在周边相遇相撞的概率陡然上升。尽管中美关系既不是“非敌即友”的对位结构,也不同“彼失偶得、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但一些西方国家受权力政治观的心理惯性和思维定势“熏染”,形成了“非黑即白、非敌即友”的线性思维,极易触发所谓“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天然无解的“宿命”魔咒和“瑜亮”情结,想当然地认为新兴“崛起国”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都会对体系主导国的利益和地位构成挑战。而在此时,西方国家政学两界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士,又大肆渲染中美两国已经陷入“守成国”与“挑战国”必将冲突的舆论氛围,一定程度上制造出不利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合作的插曲和噪音,引发中美博弈的挑战性和危险性不断升级。[26]应该看到,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长期存在于中国周边是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周边外交、特别是在东亚地区的外交绕不开美国,两者经常缠绕交织在一起,导致定点运筹大国和定向经略周边呈现交织共振之势。而如果中美关系朝着对抗方向发展,既不利于构建符合地区国家根本利益的周边秩序,必然会影响到未来国际格局的趋势走向和发展进程,更有可能迟滞甚至打断中国依托战略机遇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的正常进程。因此,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外部保障和稳定的周边秩序为中心任务,以实现运筹大国外交与经略周边区域的协调对接为两大支点,便是关乎战略机遇期能否存续、延展的重要条件和前提保障。

3.掌握好“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理论来自于实践,实践贯穿于理论。理论与实践不是彼此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成就、缺一不可的整体。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十年,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与实践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而研判、塑造和延拓战略机遇期的工作则是此过程的组成部分,无疑是伴随着理论与实践互通并存、交织共生的活动。事实上,在中国经营和维系战略机遇期的过程中,既高度重视理论发展对实践创新的指导与引领作用,时刻注意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又反复强调实践检验对理论探索的推动和促进价值,边实践、边总结、边检验、边探索,进而形成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闭环回路。其实,中国正是在国家发展和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具体实践中形成战略机遇的理论认知,也恰是熟练运用和依据战略机遇的系统理论来制定各项政策,有力地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步伐。[27]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和认识依据,理论则是引导实践的重要参照和根本遵循。未来要更好地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既要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有关战略机遇重要论述的新思想和新观点落实到行动上、应用于实践中,又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敢于推陈出新、勇于开拓创新,敢于动真碰硬、勇于破题闯关,为丰富战略机遇期的理论内涵、价值意蕴提供实践探索的一手资料和经验素材。同时,还要从理论上指导实践活动,加强对重大问题和形势发展方向的研究预判,提前储备紧急措施和避险预案。只有不断拓展对战略机遇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对关联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的情况了若指掌、下好“先手棋”,作决策时才能胸有成竹、打好“主动仗”,才能真正在塑造战略机遇期的实践活动中,掌控好“寸步不让”与“灵活机动”的力道尺度、拿捏好“求同存异”与“聚同化异”的火候分寸、运用好的“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精髓要旨。

小 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的眼界和魄力,重申了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指出了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正在发生变化的新特征;明确提出了要在“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与“世界转型过渡期”重合叠加的背景下,抢抓“新机遇”、塑造“新机遇”的重要思想。对我们不断深化战略机遇期的理解和认识,更好地把握和延续战略机遇期,服务民族复兴的国家发展全局,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事实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战略机遇期的重要论述既是一套富含哲理、科学完整的思想体系,也是一项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理论纲领,还是一个指明方向、厘清思路、现实可行的操作方案和行动规划。目前,我国正处于“两个大局”交汇的重要历史期和关键时间点,又站在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铰接原点,尽管外部形势复杂严峻,各种风险挑战接踵而至,有时甚至是惊涛骇浪,但于我们而言机遇仍在。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理解、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战略机遇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和价值意蕴,坚定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的信心,更新战略机遇的观念,深刻体会战略机遇期中挑战更具复杂性、全局性和可转化性新变化的要义特征,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为优厚和有利的战略机遇,在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新时期,确保以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