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晋陕豫农业文化遗产的谱系特征与价值重估

郭 永 平,袁 平

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源泉。目前,学界关于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资源开发(1)闵庆文、孙业红、成升魁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特征与开发》,《经济地理》2007年第5期。、价值挖掘(2)朱志平、王思明:《价值挖掘与路径选择——长三角地区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与利用研究》,《中国农史》2021年第6期。、共享经济(3)Li Maolin,“Analysis of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Strategies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in Henan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aring Economy Based on Big Data”,Journal of Physics:Conference Series, vol.1744,no.3,2021.、文化景观特征识别(4)胡最、闵庆文、刘沛林:《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特征识别探索——以紫鹊界、上堡和联合梯田系统为例》,《经济地理》2018年第2期。等方面,呈现出深层次、多维度的学术态势。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不仅要吸收已有学术思想和借鉴新的理论范式,更要超越表面单一的特征,从遗产系统形成和演进的内部逻辑去发现农业遗产研究的多维度视角,将谱系学的理论方法运用于农业文化遗产研究,能更细致和深入地梳理其发展脉络、分析其组成要素。论文将谱系引入晋陕豫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之中,从晋陕豫农业文化遗产的形成、全球(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话语的提出等对晋陕豫农业文化遗产谱系展开研究,并进一步阐释农业文化遗产在赋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晋陕豫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价值。

一、历史生态:晋陕豫农业文化遗产的形成

距今8,000年前后,我国北方处于全新世适宜期,气候转温变湿。良好的气候条件为人类生业模式的演变创造条件,促进了农业的起源和发展。黄土高原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从积温、降水和季风三大气象上看,具有明显的气候边界效应。同时,由细粉粒组成的黄土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其土地肥沃且易于耕作,适宜农作物的生长。(5)胡泽学:《三晋农耕文化》,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25页。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奠定了中原地区以农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原地区成为世界农业肇始最早的地区之一,孕育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精神。(6)王保国:《地理环境、农耕文明与中原文化的基本趋向》,《殷都学刊》2006年第1期。晋陕豫是农业文化遗产较为集中的地区。相似的自然地理环境会逐渐形成同一文化圈,进而产生地区内文化认同和共同意识。(7)巩启明:《从考古资料看仰韶文化的社会组织及社会发展阶段》,《中原文物》2001年第5期。与此同时,在晋陕豫三省交接地带的黄河金三角区域,丰富的盐和铜成为上古时期凝聚黄河两岸不同族群的重要资源。也正是由于相同的自然气候环境、相似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生态区位,加之“资源”链接着不同族群,商周时代乃至更早,在频繁的互动与交流中区域内部的文化认同逐步加深,晋陕豫区域共同体逐步形成。

在仰韶文化时期,社会经济形态逐渐发生转变,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距今8000年前后,中原地区古代先民的生业形态由采集狩猎向农耕生产转变,开始从事种植粟、黍的旱作农业生产。第二阶段,距今7000年到6000年前后,中国北方地区古代先民建立了以粟和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经济社会,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生产成为仰韶文化的经济主体。以此作为标志,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地区正式进入了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社会发展阶段。(8)赵志军:《中国农业起源研究的新思考和新发现》,《光明日报》2019年8月5日,第14版。在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孕育了诸多华夏文明的核心基因,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壮大的过程正是华夏民族从“农业起源”到“城市革命”的早期文明化进程。(9)张海:《从农业起源到城市革命》,《科学大观园》2023年第13期。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历史社会发展的产物,也为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农业文化遗产既是传统农业文化的重要见证,也是当代农业重要的“活态”资源,为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贡献着智慧。晋陕豫悠久的农业历史催生了传统的农业文化,以农业文化遗产为载体的传统农耕文明在农民生产生活中延续。晋陕豫农业文化遗产众多,不仅保存了较为古老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技术,而且其丰富的农业技术资源、农业文化景观和农业生态理念更是区域振兴的重要依托。晋陕豫农业文化遗产可以分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旧石器时代晚期过渡到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有山西柿子滩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是河南李家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包括河南仰韶文化遗址、河南庙底沟遗址、河南妯娌聚落遗址、陕西北首岭遗址、陕西姜寨遗址、陕西李家村遗址等。上述遗址所属的区域是农业文化遗产较为集中的地区。

我国拥有丰富、多样的农业文化遗产,截至2023年11月,共有86项农业文化遗产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保护名录,这86项农业文化遗产分布于26个不同的国家。其中,我国拥有22项,数量居全球首位。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积极回应“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际计划,从2013年开始到2023年,农业农村部已经认定7批共18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涉及晋陕豫的有6项,分别为陕西佳县古枣园系统(第一批),河南灵宝川塬古枣林(第三批),山西稷山板枣生产系统(第四批),陕西凤县大红袍花椒栽培系统(第四批),陕西临潼石榴种植系统(第五批),山西阳城蚕桑文化系统(第六批)。其中,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古枣园在2014年4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3年9月15日,晋陕豫有5个项目被列入第七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分别是山西浑源恒山黄芪栽培系统、山西长治党参栽培系统(长治市平顺县、壶关县)、河南宁陵黄河故道古梨园、河南林州太行菊栽培系统和陕西府谷海红果栽培系统。在晋陕豫,有包括粟作遗址和稻作遗址在内的中国遗址类农业文化遗产,有林公堤和龙首坝等中国工程类农业文化遗产,以及包括仰韶小米和晋祠大米在内的中国特产类农业文化遗产等。农业文化遗产体现出中国原始农业和传统农业的演进和发展,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地方农业发展在历史中的结构性作用,其作为一种重要的农业资源,在当代农业和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它不仅能够完善地方的农业结构,调节农业生态,为当地农民提供多元的生计方式,还能维持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持当地独特的农业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延续其典型的生态区位布局,维系与农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

二、话语转化:农业文化遗产谱系特征

农业文化遗产的形成过程亦是其谱系特征形成的过程。近代以来,社会各界对乡村文化的认知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实践历程。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重新认识和利用农业文化遗产,将华夏文明起源、农业历史记忆和当代乡村发展连接起来,这成为晋陕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实现农业文化遗产从微观到中观、横向到纵向、表层到深层的分析,深化对晋陕豫农业文化遗产的认识。作为物质和文化资源的农业文化遗产,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经历了话语变迁,经历了从地方语境到国家语境、从传统到现代的谱系化转向。只有明确农业文化遗产内在的谱系特征,才能真正认识其对于乡村振兴的重要价值。

(一)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

农业文化遗产的话语变迁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对农业文化遗产的认识还停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保留的农业文献、农业文物以及农民的实践经验。1955年,王毓瑚关于“祖国农业遗产”的文章——《关于整理农业文化遗产问题的初步意见》发表;同年,“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召开。1958年,石声汉的《中国农学遗产概要》和万国鼎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出版,这两部著作将农业遗产的收集整理和重新认知提上日程。第一阶段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经验的文献类产物与实体,而对农业文化性要素及农业主体的关注较为薄弱。这一阶段,社会对“农业文化遗产”的认知表现为祖国医农遗产—祖国农业遗产—农学遗产—农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等研究领域的转变。

第二阶段,肇始于联合国粮农组织2002年启动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10)闵庆文、孙业红:《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特点与保护要求》,《资源科学》2009年第6期。。2012年,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启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定义为:“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11)朱娅、李明:《农业文化遗产话语互动、变迁及体系建构》,《中国农史》2020年第6期。以此为标志,农业文化遗产中的活态部分日益得到重视。这一转向区别于各种单一外力推动的措施与行动,强调在内部的遗产地和外部多方主体的结合下,以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本身为核心,以乡村生态、民俗活动、生活形态等为主要实践形式,从根源上实现乡村内生动力增长,从而更好地促进当地居民的生活发展。由此,农业文化遗产被赋予新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可见,农业文化遗产的主要内容逐渐从文献类、工具类、农业技术类农业遗存过渡到包括文献类、农业技术类、遗址景观类、物产物种类、工程类和聚落类在内的综合形态。农业文化遗产由抽象走向具象、从概括转化为具体,愈加注重其对于当地的实际功用。农业文化遗产话语的变迁过程,一方面体现了其在农业历史和文明发展宏观叙事上的重要见证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社会正在逐渐挖掘农业文化遗产对遗产所在地的现实价值和实在功能。而将不同内容和要素纳入“农业文化遗产”的范畴,能够进一步阐释出外界对于农业文化遗产的实质性认识,梳理出农业文化遗产内涵的多层次价值。

(二)农业文明的延续性

“古代人类真诚的文化产生,即在河流灌溉之农耕区域。”(1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4,3页。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农业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我国原始农业是农业文化形成的开端与核心时期,中国北方主要是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仰韶文化。原始农业构成中华文明起源记忆的重要部分,即由采集狩猎为主转为以驯化动植物定居的原始种植农业。农业文化遗产展现着中国农业文明兴起发展的社会历史语境和文化观念脉络,形塑了地方对于华夏文明的内在认知;其不只提供关于农业历史的发展轨迹,更呈现了以农业为生计手段的农民围绕着耕地生、长、老、死的现象;同时也体现出乡村文明发展的演进与内在的变迁。“雇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联系,胶着而不能移,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死于斯,祖宗子孙坟墓安于斯。”农业文化遗产延续农业文明,保留和繁衍农业生产与生活的集体记忆,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贯倡导的文化遗产价值标准——“突出的普遍性价值”,这是关于中国农业起源演进与华夏文明记忆的双重叙事。

农业文化遗产的谱系构建不仅注重其历史脉络,也注重在整体发展之外的事件,即横向拓展的问题。在重估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时,不能忽略与农业文化遗产关系密切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关注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形成过程时,需要从历史的视野出发。承认农业文化遗产历史事件发生的不一致性,也就是既要解析其发生形构中的必然流程和必然要素,也要看同时期不同空间所形构的不同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所处的环境可以分为改变人为村落布局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影响自然形成的综合景观,在日常交互中自然与人文合二为一,自然为人类提供适宜的环境、气候、地质条件,人类维护并保持生态平衡以获取生存所必需的各类资源。因此,对农业文化遗产应该进行全面、多维的认识和研究,在关注农业文化本源和来源谱系的同时,也要从多维、综合的视角去重估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

(三)本土性和地方感

某种程度上,农业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既归于“本土”和“地方”,又是国家文明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本土”和“地方”并非作为整体的对立而存在的。从时空上看,“本土”和“地方”形构着关于中国国家地理版图和华夏精神文明的双向空间。在空间向度上,农业文化遗产是基于国家的宏观视角,然其生成必定是基于“在地”和“区域”范围内的。在时间向度上,基于特定的文化景观和表征展演,农业文化遗产在实现“过去的再现”之同时,也与“过去”空间的“地方感”相联系,是在现代价值体系中将其置于经验性的地方感知之中。(13)张原:《从“乡土性”到“地方感”:文化遗产的现代性承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在现代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进程中,文化遗产逐渐从“地方”走向“地方周围”、从“传统的”“过去的”融入“现代的”“现在的”,但这并不代表“地方”和“传统的”的属性消逝或者走入静态传承,而是进一步强调其地方感和传统性的作用与价值。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之一在于其流动性。虽然农业经验无法实现完全共享,但农产品经由现代市场可以实现多重流动,在此过程中实现地方“本土性”的直接表达并完成“他者”对于当地的认知。

(四)从农业生产到农业信息“生产”

农业文化遗产最初是地域内某一历史阶段的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业生产成果的集合,记录了历史上不同阶段农业发展演进的历程,是区域农业历史的“活化石”。农业文化遗产活态发展对于人类社会意义重大。将农业文化遗产中孕育的农业技术、“天人合一”等生态理念、农业经验运用到现代生活和现代农业之中,研究农业文化遗产所体现出来的农业发展、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的信息要素生产过程及其背后的实践谱系,阐释农业信息要素的生成体现出不同历史阶段下农业生活的特征,以及融合了同一地方、相同时段的农业文化表现形式,这是发展现代生态农业的重要历史依据,也是在践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农业知识信息包括农业物质生产的过程。从根本上来说,传统的农业信息要素虽然在工业化时代逐渐微弱,但其仍然在现代化环境中继续生长与发育。在此过程中,农业知识信息扩大了对于传统农业现存的和在地的功用认知,而将一种地方性知识转换成能在不同时空中流动的信息,这是后农业社会对于农业遗产的新要求。

三、活化传承: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重估

文化遗产作为具有特殊禀赋和可以赋能多种产业的资源要素,正逐渐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文化内驱力。传统农业赋予了农业文化遗产的综合和多元价值。在后农业社会,乡土文化的兴盛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这就需要从多维度和多视野重新认知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尤其在将农业文化遗产转变为农业资源并运用于乡村发展中,需要充分认识到农业文化遗产对于乡村发展的作用与价值。重构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深层逻辑具有双重性,即在突出农业社会自然性的同时,也要强调其蕴含的农业经济价值和人文精神价值。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乡村价值的一部分,主要分为内生性价值和外显性价值。农业文化遗产的内生性价值主要包括维系传统农业价值、传承中华农业文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延续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以及中华文明的文明化进程见证等几个方面。而外显性价值则更加注重外在的功能,即重视遗产所在地的综合发展。

第一,农业文化遗产的物质遗存是传统农业最直接的见证,是传统农业在现代社会的重要表达方式。传统农业的价值包括物质层面、技术层面和理念(经验)层面,农业技术和农业理念作用于物质层面,并直接表现在物质层面。传统农业的物质层面是农业价值的基础层面,代表着传统农业的直观成就,蕴含着民众在世代相传中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农业文化遗产的结构性价值之一就在于其能展现出在历史时期当地的民众是如何在农业方面与土地和环境相适应,并总结出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从而促进现代农业生活的生态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例如,黄河流域古枣树历史悠久,生态效益明显。山西省稷山县是我国现有古枣树最多、最密集的地方。该县有千年以上古板枣树1.75万余株,五百年以上古板枣树约5万株。2017年,稷山板枣生产系统入选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9年,稷山板枣生产系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该遗产是由古树文化、生产文化、生活文化、饮食文化、枣馍文化、民风民俗等形成的“板枣树—树下作物”农林复合模式,体现出枣粮生产、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文化信仰的独特旱地利用复合系统。尤其是“枣行为习俗与节庆文化,为枣文化遗产的活化与传承创造了条件。数千年枣栽培与枣文学的伴生,枣文化品格的形成与哲学意蕴的积淀,铸就了形上文化高地。文化赋能有力地提升了产业效益,多层面的文化系统构建则是古枣林复合系统的精神支撑”(14)孙金荣、孙骥:《黄河流域古枣林复合系统文化论略》,《古今农业》2022年第3期。。这种农业生产系统是民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实范例,充分展示了区域民众的“天人合一”和“天地人和”的农业思想,是在维持生计的基础上对自然环境的合理利用。

第二,农业文化遗产的发展利用有助于保持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中国空间广域,历史悠久,生态文化多样,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农业生活较为多元。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各地独特的农业方式和农业生活渐趋消失,中国农业逐步单一化和统一化,而保护利用农业文化遗产是留住历史记忆、激活乡土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径。陕西省汉阴县的凤堰古梯田属景观类农业文化遗产,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凤堰古梯田是清代前期湖广移民的重大举措,融合了清朝统治者与移民家族对于陕南汉阴地区集体建设的历史记忆。临潼石榴由汉代张骞出使西域而引进栽植,已有2000多年的栽植史,见证了古丝绸之路文明。2020年,临潼石榴种植系统入选第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农业文化遗产不仅具有独特的、复合的生态系统,而且历史悠久,在当下依然具有“活态”性。而生产要素的流转、文化记忆的传承与农业景观的变迁构成了农业文化遗产的多重属性,对其进行发掘并加以系统研究,能进一步维系与绵延中华文化的多样性。

第三,农业文化遗产在乡村发展中能发挥实用性作用。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就是传承中华农业文明,实现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接续。农业文明的延续离不开传统的继承,在乡村振兴中必须将传统的农业遗存、农业技艺和生态理念运用到现代乡村生活和农业发展中,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性转型。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乡村发展的一种重要农业资源和社会资源,能够推动当地的生产生活包括经济效益、生态发展、公共空间和景观休闲等多方面综合发展。以工程类和景观类农业文化遗产为例,陕西郑国渠是我国古代人民创造的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庞大工程,到了现代被则改建为泾慧渠,一直以来发挥着农业灌溉作用。郑国渠作为秦代农业的典型水利工程,不仅以遗产的形式存在,而且依旧对当代农业生产生活产生积极的现实影响并承载着农业灌溉、景观旅游、风景观光、历史文化见证等多重功能。山西省阳城县蚕桑文化历史悠久,据《竹书纪年》记载,商汤二十四年(公元前1594年),汤王桑林祷雨。民间流传桑林就位于阳城县境内。(15)张志仁主编:《三晋史话·晋城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2页。明清两朝,该区域栽桑养蚕、丝织品加工极其发达,其潞绸被定为贡品。在历史的发展中,蚕桑生产与百姓的生活建立了紧密联系,形成了大量与桑、蚕、丝相关的风俗、礼仪等以蚕桑为主的文化系统及技术体系。蚕桑产业包括栽桑、养蚕、制种、蚕茧生产、织绸等多个环节,在此过程所呈现的产业系统、文化系统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密切相关。近年来,阳城县通过蚕桑历史文化与农业、加工制造业的进一步融合,构建起以蚕桑旅游品牌为中心的蚕桑历史文化与区域旅游相融合的全产业体系。在此过程中,以文旅融合为手段,将蚕桑历史文化嵌入文旅一体化发展体系中,整合区域内的旅游资源,塑造新的旅游文化品牌,从而推动资源型城市群的转型。(16)吉达、张波、肖庆洲:《蚕桑历史文化嵌入与晋城文旅一体化发展》,《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第7期。2021年,山西省阳城县蚕桑文化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由上可见,农业文化遗产的挖掘和利用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与区域振兴。

在现代发展的语境下,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内在逻辑逐渐多元化。农业文化遗产整体性的价值不仅表现在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还表现在能够加强区域认同。挖掘晋陕豫农业文化遗产,认识中国古代文明产生的动力与过程,了解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阐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四、区域再造:农业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

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乡村重要物质和精神资源,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内在动力。认识和利用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亦是实现区域再造与区域复兴的必然选择。(17)郭永平、贾璐璐:《乡村振兴视域下家文化与区域共同体再造——以晋陕豫黄河流域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8期。农业文化遗产是农业生产与生活的一部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使得大批农民向城市迁移,并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18)周大鸣、杨小柳:《从农民工到城市新移民:一个概念、一种思路》,《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同时,城镇化的扩展压缩了农村的生存空间。农民活动空间的缩小和从事农事活动主体的流失导致农业仪式活动逐渐减少,许多农业技艺面临失传的危机,大批农业景观缺乏保护,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破坏。由此带来的是,农业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式微,乡村正经历着衰落与破败的困境。以佳县泥河沟为例,该村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在地,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2014年该村213户806人,常年在村的仅为158人,有111人年逾花甲,遗产地活力缺失。(19)孙庆忠:《枣缘社会:陕西佳县泥河沟村文化志》,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页。遗产地主体作为遗产地内部系统的一部分,不仅是管理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核心力量,更是维系遗产地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的重要一环,也是农业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重要对象。遗产地居民的外迁导致农业管理、农业技术和农业经验的失传,村落生活记忆与集体记忆逐渐淡化,乡村价值和乡土文化不断萎缩与凋敝,乡村文化动力衰减,乡村文化生存困局渐显。(20)王亚辉、谈国新:《生存心态视域下乡村文化再生产的现实困境、理论耦合与路径选择》,《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一)依托新兴平台,发展特色农业

在乡村振兴中,遗产地需依托乡村振兴战略平台,根据地方资源禀赋,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多元化的乡村产业体系。(21)卢飞:《内源式发展: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基于四川T县的实地调研》,《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通过产业化将特产推向市场与城市,以求加强乡村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乡村资源获得更为合理的利用。发展产业的基础是确保所在地区核心的生活要素和独特的生产方式。这需要在保障自身原有生态系统安全的同时,尝试联合遗产地其他活态旅游要素,合理应用农业遗址、农业生产景观和生活景观,打造符合地方发展的旅游景区和特色小镇,发掘地方的内生动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加强劲的发展动力。海红果是集药用、食疗、观赏和生态功能于一体的果树资源,其中85%的产量集中在陕西省府谷县。陕西省府谷县海红果种植面积达35.33平方千米,正常年份产量约4万吨,产值约8,800万元。全县建成海红果加工企业9家,手工作坊近百家,开发海红果相关产品40余种,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8,000多万元。以府谷县古城镇沙坪村为例,古城镇沙坪村0.3平方千米,2,600多株的海红果生产基地,仅海红果一项就可为沙坪村村民人均年增收5,000～6,000元,为沙坪村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22)府谷县人民政府:《府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府谷海红果栽培系统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的通知》,http://www.fg.gov.cn/info/1103/47427.htm,2023-02-27,2023-06-17。2023年,陕西省府谷县海红果栽培系统入选第七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当地海红果的发展前景更加广阔。

(二)构建地方生态,实现生态宜居

农业文化遗产在建设生态宜居乡村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维护地方生态安全和人居环境的建设方面具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是实现生态宜居乡村目标的重要农业资源。农业文化遗产连接着遗产地历史发展中人、生产要素与自然环境三者,是维持和平衡人地关系的重要物质存在和物质媒介。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能够缓解因发展而造成的农业文化遗产所在地的农村环境和生态问题。同时,对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视以及生态的呵护,不仅仅是在维护世代相传的农业文化遗产景观样貌,也是在进一步维系当地的文化生态与物种多样性。这是营造生态宜居生存环境的重要基础,也是践行区域再造不可或缺的环节。以陕西佳县古枣为例,黄河峡谷佳县段枣林多,空气湿润,负氧离子浓度高,沙蒿粉含量少,空气优良,枣树林具有防风固沙、涵养水源、水土保持等作用,对维持地方生态安全和人居环境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23)陈静仁、刘浩波:《佳县举办“发展康养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研讨会,探索“全域旅游+康养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着力打造黄河康养旅游度假区》,《榆林日报》2021年10月18日,第004版。农业文化遗产拥有丰富的植物和生态资源,是当地区域生态链条的重要部分,对于延续当地生物多样性、维系生态环境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保护发展陕西佳县古枣园系统就是在维护古枣园传统景观样貌,维持佳县生态的完整性,这是当地居民生态宜居的重要基础。

(三)树立文化自信,延续乡土文明

保护发展农业文化遗产有助于传承当地独特的乡风文明,保留世代相传的农业记忆和农业习俗,维护其所在地的农业文化空间。中国传统社会的乡土性正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加速变化,乡村的变迁发展使得乡土社会向后乡土社会转变。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秉持乡建者和民众之间互为主体性的关系,形构多元行动主体共同参与的发展路径,营造乡村良好的文化生态,这是维护乡村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式。(24)郭永平:《乡村振兴背景下艺术乡建的实践与反思》,《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例如,从2014年到2018年,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多次到泥河沟村实地调查,通过编撰文化丛书等一系列活动,激活文化传承主体,发掘乡土文化的价值,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正是通过外来力量的介入与村民主体合力,不仅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而且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也更加紧密,村民发展的意识得到了提升,文化自信的内生力量逐渐形成。

乡村文化价值是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和价值体现,收集记录乡村文化记忆,调动乡村活力刻不容缓。乡村振兴在要求农村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同时,也要实现“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将晋陕豫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整合到乡村振兴战略中,不仅是促进各农业文化遗产之间的农业知识和经验、农业技术管理交流的重要基础,也是传统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组成要素在流动中实现活态发展的必然选择。农业文化遗产本身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是当地居民与环境长期互动、适应的成果。在当下,城乡流动加快和现代农业技术的兴盛推动了遗产地与人之间的互动流变,这对于乡村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实际上,发展农业文化遗产的目标与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切近,保护和利用农业文化遗产的过程就是逐渐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等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25)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94页。不论是考古发掘,还是历史文献都证明,晋陕豫所在的黄河中游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晋陕豫生态区位相近,农耕文化、农业文明在这里世代延续,并成为新时代区域再造可依托的重要资源。在后农业社会,农业文化遗产对于实现乡村价值,推动乡村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此,我们必须开展农业文化遗产的谱系建构与价值重估。在此过程中,要重视生态知识和创意组织,将研究重点从“‘生产生态系统’转移到‘社会生态系统’”(26)方李莉、朱阳:《后农业文明视野中的人类生物、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社会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只有不同的学科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更多的主体和组织参与到高质量发展中来,才能实现从“自我”生产、“自我”管理到“自我”和“他者”共同发展的转变。这就需要多元主体在不同社会层面的参与中,重拾其主动性与能动性,从“他者”协助“自我”生产,到实现“自我”自动生产;从“自上而下”到“自上到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农业文化是华夏文明历史发展的见证,对晋陕豫农业文化遗产进行谱系建构,关注农业文化遗产的来源及演变过程,不仅可以推动该区域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而且能够以新的方式来重构人类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学的多样性。基于此,农业文化遗产就不仅仅是地方民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更因其关涉到生态、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而被提升到了区域乃至国家的战略高度。总之,农业文化遗产和乡村振兴具有高度耦合性,保护和发展农业文化遗产亦符合顶层设计与国家战略。同时,农业文化遗产的重估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其实施也有助于促进更高层级的生态文明建立。在后农业社会,以农业遗产的发掘与保护为契机,依托现代科技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智慧中凝练出可遵循的机理和规律,将乡村各种遗产整合起来,将乡村各个力量组织起来,是实现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传承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