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男性身份焦虑问题的思考
--------艾丽丝·门罗作品中的丈夫和父亲们

严 璨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303)

被称作“当代契科夫”的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在201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共创作了14部短篇小说集,小说集里的故事大多围绕两性关系和代际关系展开。研究者通常从女性主义视角对门罗作品的主题、风格、叙事等展开讨论,甚至把门罗归类于“女权主义作家”,但门罗在《纽约客》的访谈中否认了这一说法。事实上,门罗的作品是“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个体寻求自我人格独立完整过程中难以左右的力量的剖析,对人类普遍心理诉求与复杂人性的探索”[1]103。显然,个体不仅包括陷入两性关系困境的女性,还有为人夫、为人父的男性。门罗故事中的男性通常被评论家描述为父权形象。这一形象也成为评论界对于其小说男性形象的“刻板印象”。虽然门罗对男性的探讨少于对女性的观照,但她的作品绝不拘泥于描述家庭生活中自我身份迷失的女性群体,门罗笔下的男性也不是千人一面的父权形象。

门罗作品中的男性多是丈夫和父亲的形象。他们既有理性冷静的丈夫,也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暴戾丈夫;既有在外宽厚在家专制的丈夫,又有将自己孩子亲手杀死的残暴父亲;既有对孩子零关注的冷漠父亲,也有对孩子呵护包容的慈父。这些男性形象复杂、多元,丰富了门罗笔下的两性关系和家庭图景,展现给读者的是复杂多元的个体在平淡琐碎生活中最真实的样子。笔者选取门罗不同时期的作品,主要有《快乐影子舞》(1968)、《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事》(1974)、《爱的进程》(1986)、《幸福过了头》(2009)和《亲爱的生活》(2012)等,试图剖析门罗作品里两性关系和代际关系中的男性形象,并探讨门罗对男性身份焦虑问题的思考,以期更全面地洞悉门罗包容而辩证的性别观。

一、权威支配型男性

瑞文·康纳尔(R.W.Connell)在《男性气质》(Masculinity)中把男性气质分为支配(Hegemony)、从属(Subordination)、共谋(Complicity)和边缘(Marginalization)4类。其中,支配型“这种男性气质更容易获得支配性的标志----权威性(虽然权威经常由暴力支撑或支持着)”[2]106,也就是说支配型气质的男性通常展现出权威性气质,甚至为了维护权威而付诸暴力。门罗各个时期的作品里都不乏权威型、暴力型气质的男性。如,在其早期作品《素材》里,叙述者的现任丈夫盖布里埃尔与前任丈夫雨果都是典型的权威支配型气质男性。对于他们,门罗给出了特别直观的描述:

“此外,在就餐时,凝视着盖布里埃尔,我断定他和雨果并没有那么大差异……在那些有限的不稳定的方式中,他们体现了自我的权威。他们绝非无能为力之辈。或者绝不会认为自己是无能为力之辈。无论他们做出了什么安排,我都不能指责他们。”[3]61

《素材》里叙述者的两任丈夫都对生活拥有绝对的权威,控制和强硬是他们对于生活的态度,他们的决策无论对错,都容不得妻子的丝毫干涉,这些都淋漓尽致地彰显了权威支配型男性的特质。

有评论家认为:“在这些早期作品中,门罗实际上仍在试图遵循文学传统,塑造了一个个具有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男性形象。”[4]117但事实上,在门罗的封笔之作《亲爱的生活》中,也同样出现了权威支配型气质的男性。如,在其中一篇《庇护所》里所刻画的贾斯伯姨父,在外靠推动镇医院的建设、不顾暴风雪驱车前往农舍为产妇接生、用新药让急性肺炎的人起死回生等来赢得口碑、树立权威,在家则抱怨妻子道恩所做饭菜不合口味,对妻子答应去新邻居家做客深表不满,通过压制妻子的行为、想法和决定,来凸显自己一家之主的权威。因此,门罗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都对权威支配型男性形象进行了描摹。只不过因个体差异,这些男性展现权威的方式有所不同。

门罗各个时期的作品中的权威支配型气质的男性形象,不仅客观地反映了塑造支配型男性的父权文化仍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家庭生活,而且也说明尽管女权主义浪潮极大地冲击了父权社会,尽管相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时的女性,身处第三次女权主义浪潮的当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权力和角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女性解放运动仍旧没有将女性从父权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男性也未意识到自身的支配性是由父权文化所建构的,只是把树立权威当作是理所当然。不管是《素材》中的作家女主,还是《庇护所》中的家庭主妇,她们都强烈地感受到来自丈夫的强势和权威。两部作品中的男性也理所当然地确立了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权威性和支配权。并且,男性权威越受到挑战,他们就越想通过确立威信和支配权来找回受损的权威,这是权威支配型男性身份焦虑的典型表征。这种权威支配型气质与其说是性格使然,倒不如说是滋养个体性格的“性别刻板”文化如影随形的烙印。

二、暴力支配型男性

当权威性受到挑战而失控时,支配型气质的男性往往容易转化成施暴者,用暴力寻求权威失衡后的心理平衡。他们“试图通过去控制对方,从而使自己有更大的权力,好让对方臣服”[5]297-298。《幸福过了头》中的开篇《多维的世界》,描述了权威支配型男性气质最极端的表现形式----暴力型男性。该作品中的护工丈夫劳埃德在发现妻子多丽与受过良好教育,且经济、人格独立的女性玛吉越走越近时,“他认为玛吉的孩子之所以过敏,之所以哮喘,都是她的过错。他说,原因经常都在当妈的身上。他在医院的时候见得太多了。过度控制,在受教育过多的母亲身上常见。”[6]15他的这种看法,表达了对威胁自己父权地位的像玛吉这样的独立自主女性的不满。当妻子受到玛吉的影响,多次向他的权威发起挑战,与他意愿不合且自己无法改变其想法,甚至要逃脱他的掌控时,“劳埃德发了疯,用很大力气一个个地挤她的奶头,终于成功地挤出两三滴可怜的奶水,然后他就骂她是个骗子。他们吵了起来,他说她和她妈妈一样,是个婊子。”[6]10多丽无法忍受,独自离家去玛吉家待了一晚。劳埃德则彻底失控,亲手杀死了他们的3个孩子,试图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找回对妻子的掌控。

作为洞悉人性和充满人文关怀的作家,门罗绝不单单是为了展现男性的霸权、专制甚至残暴,更多的是去探析男性在遭遇身份危机时不安、困惑、无奈的复杂情感。《多维的世界》里的劳埃德因杀死亲子锒铛入狱。他在给妻子多丽的信中写道:“人们四处寻找解决的办法。他们的心灵感到痛苦(因为寻找),一路跌跌撞撞,备受伤害 ……他们困惑不安……那时候我改变不了自己,现在我也改变不了自己……”[6]26-28信中写满了他的痛苦与无可奈何。门罗笔下的劳埃德此时不再是冷酷无情的杀子凶手,而是犯下滔天罪行后灵魂无处安放的阶下囚,甚至还是帮助多丽走出痛失爱子阴霾的“救命稻草”。劳埃德深陷父权建构的男性权威牢狱中,迷失了自我。为此,他感到焦虑无助,试图寻找解决的办法[6]26,以改变自己的处境。但是,他又无能为力。当面对现有的专制甚至极端残暴的自我时,他又变得无所适从。因此,他在信中提到:“我可以非常严肃地说,我了解我自己,我知道我最糟糕的地方,我知道这都是我做的。世界判定我是个恶魔,我没什么要争辩的。”[6]27他只有接纳这样的自我,才能缓解现有身份被否定的恐慌。所以,他因为自己不被世人所认可而深感焦虑,但他却又无可奈何。最后,他在信中表示:“我并不是能改变但不想改变,我就是不能。”[6]28事实上,男性因杀子锒铛入狱的事例并不多见。但是,像劳埃德这样遭遇身份危机的男性却有不少。这类男性一般都经历了从树立权威到权威受到挑战,再到产生身份危机,最终权威身份瓦解且身份重构失败的过程。

比如,《素材》里的前任作家丈夫和现任工程师丈夫,《庇护者》里的医生丈夫和《多维的世界》里的医院护工丈夫,虽有着不同的身份地位,但在两性关系中当感到自身男性权威受到挑战,自己的男性支配身份有被瓦解的危机时,他们一方面使用不同的手段维护男性尊严试图找回权威与控制权,另一方面又陷入男性身份危机,对妻子的控制、不满、抱怨、责难、打骂,甚至自己对这些行为的悔恨,都是对现状虽然愤怒却又无所适从的表现,是对男性身份焦虑的反射。门罗笔下两性关系的悲剧故事引发了对于两性关系的(而不仅仅是女性)思考,即男性应通过突破父权建构的两性文化束缚,进行自我身份重构,而不是采取控制、压制甚至摧毁“他者”的手段来达到目的。

三、体贴共谋型男性

门罗所描摹的男性形象丰富多元。她不仅描写了权威支配型和暴力支配型男性,还刻画了不少疼妻爱子的体贴共谋型男性。正如康奈尔在谈论男性共谋型气质时所说:“婚姻、父道以及社区生活经常要与女人做出广泛的妥协,而不是赤裸裸的统治或者说一不二的演示。”[2]109

如,门罗早期作品《快乐影子舞》里的篇首故事《沃克兄弟的放牛娃》中的父亲本,他在养狐狸失败后遭遇经济危机,不得不在沃克公司做上门销售。因为公司的业务都在偏僻的农村,所以照顾孩子的担子自然都落在了妻子身上。他体谅有头疼病需卧床休息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一起踏上他处处碰壁的销售之旅。

又如《爱的进程》中叙述者费玛的父亲,既待人有礼,“父亲礼貌周全,哪怕对家人也是如此”[7]3;又包容子女,“父亲很老的时候,我发觉他并不怎么介意人们尝试新做法----比如说吧,我的离婚……”[7]6;还尊重妻子,“他遇到我母亲,等着她,和她结婚……他不得不等啊等的,因为我母亲一直不肯结婚,直到她爸她妈去世后,她把花在她身上的每一分钱都还了回去……”[7]5

再如,门罗封笔之作《亲爱的生活》中的《夜晚》故事中的小女孩,在因阑尾肿瘤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此后,出于对癌症和死亡的惧怕而长时间失眠。被失眠折磨到疯狂的她,甚至有掐死在下铺熟睡的亲妹妹的冲动。直到有一天,小女孩被天刚亮就起床的父亲碰见。父亲其实早就发现小女孩常常因失眠起来走动。所以,他早早地坐在门廊上等着女儿,并与她谈心。父亲不仅十分理解女儿失眠的状态,说夏天的晚上睡不着很正常[8]262;而且安慰女儿说人们一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担忧,但是你不必真的担心,这些不过是一场梦[8]263。这种聊天让女儿打开了话匣子,并抚慰了女儿的不安,帮助女儿摆脱了失眠。

体贴共谋型男性遍布于门罗各个时期的作品中:他们“尊重他们的妻子和母亲,从不对女性动粗,做着他们习惯了的一份家务,把工资交给家里……”[2]109;他们对男性身份危机的感知似乎明显弱于权威和暴力支配型男性。他们不仅受益于男性权威,他们对女性的尊重理解也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来自女性的肯定和好感,弱化男性身份危机给自己带来的焦虑和无助。由此可见,门罗笔下的权威支配型男性是通过支配甚至暴力来掩盖男性权威身份失衡的焦虑的,甚至意图重构受到女权运动冲击的父权文化;而体贴共谋型男性则试图通过对女性的体贴、共情(empathy)来缓和身份焦虑,以比较柔和的方式来取得他人对自己的认同与尊重,并保持自己在他人心中的良好形象,从而维护固有的父权文化。

四、边缘型男性

男性气质中的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与性别秩序有着内在的联系”[2]109-110,边缘性则是“阶级和种族的相互作用发展出各种男性气质之间的进一步的关系”[2]110。门罗作品中的男性多为加拿大西南小镇的白人。因此,她笔下的男性的边缘性气质大都是阶级秩序中的产物。也就是说,处于社会底层的男性群体往往更容易被边缘化、具有边缘化气质。

《多维的世界》中,作为医院护工的男主劳埃德相比工程师、医生等“体面”职业的男性,在社会阶层中属于底层,是被边缘化的人。他的男性气质是暴力支配型与边缘型的杂糅。他习惯于通过极端暴力的手段来掩盖自己对男性身份的焦虑和失控。然而,并不是所有边缘型男性在面对身份的困惑、焦虑甚至迷失时都会付诸暴力。大多数具有边缘型气质的男性会和自我身份迷失的女性一样选择逃离。逃离不是女性专属,而是人们摆脱身份困境的一种方式。《幸福过了头》中《木头》的男主罗伊是小镇木匠,他喜欢独来独往,“习惯了一个人工作”[6]261。在亲戚眼里,他“短小精悍、沉默寡言”[6]263;在家庭聚会上,他是个“透明人”。他轻信流浪汉珀西说的林场已承包给其他人的胡言乱语,曾两次想和林场主确认事情的真假,但害怕事情是真的,从而选择了回避与林场主进行沟通。最后,他冒着大雪去砍树,急急忙忙地把砍好的木材从林场拖出来,结果扭断了脚踝。罗伊无儿无女,只和自己老婆接触,几乎没有什么社交活动。这种逃离的出世态度是罗伊边缘型气质的表征,更是他对自我模糊、边缘化、透明化身份的一种自我保护。

《亲爱的生活》中的《火车》聚焦退伍士兵杰克逊的漂泊生活和“不断逃离的人生”[9]60。杰克逊小时候没有安定的居住环境,六七岁时饱受继母的“戏谑或戏弄”[8]201,“天黑后他跑到了大街上”[8]201,而继母“把他找了回来”[8]201,继母害怕他真的离家出走才停止了对他的“戏谑”,这似乎让他觉得逃跑可以化解内心的不安和恐惧;杰克逊长大后没有固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恋爱关系,他曾两次逃离即将稳定下来的关系,以平复自我认知的混乱和内心的不安,并获取自己对生活的希望。

边缘型男性与前面讨论的三类男性不同。他们建构的身份认知与主流父权文化下男性的支配性和共谋性格格不入,这让他们在自我认知中难以自洽并无所适从。虽然,他们的自我身份建构受到了家庭因素的影响,但是,他们在固有的父权文化中找不到与之共鸣的自我,这是他们自我边缘与自我身份模糊的根源。医院护工劳埃德、小镇木匠罗伊、退伍士兵杰克逊都在小镇生活中如蝼蚁般不被人注意。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和气质并没有消弭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他们都在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找寻自我的存在。但是,在自我找寻的过程中,他们难免遭受“性别刻板”文化的冲击,从而不断地对自我产生不确定性,感到身份危机的焦虑。不难看出,门罗作品中上述四类气质的男性应对身份危机的方式因自身与父权文化的不同关联而有所差异,但是,他们的身份焦虑都源于女性解放浪潮对主流父权社会中男性自我认知和权威地位的解构。

在女性话语权不断提升的当代社会,父权社会建构的“男性主导”“男性主体”意识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一波又一波的女性运动浪潮中被拍得粉碎。在这种情况下,男性对自我身份的认知逐渐变得模糊、迷惘。他们亟需重构自我身份认知。而这一重构过程总是伴随着焦虑的阵痛。门罗作品描述了通过树立权威、施展暴力、体贴共谋、边缘逃离等不同方式缓解身份焦虑的男性。他们所展现的不同气质实际上是他们自我身份重构过程中应对焦虑的不同方式。

总之,在父权社会,女性长期受到父权文化压迫而丧失话语权甚至自我身份。于是,她们不得不发起女性主义运动来找回失语的自我。在这个过程中父权主义不断受到挑战,在父权社会土壤中生长出的男性身份也被揉碎,男性开始自我怀疑和否定,对自己原有的身份产生焦虑、困惑,有的甚至迷失了自我。因此,男性自身又何尝不深受父权文化的荼毒。门罗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她真的觉得,做男人也很不易。所以,她笔下的男性也不是千人一面的父权形象,她所刻画的男性是在平常琐碎的生活中遭遇困境和危机的普通男性。他们是复杂多元的,难以被几个词或者一句话来归纳总结。这也恰好体现了门罗小说的创作特点:还原生活和人物本来的样子,并观照他们的焦虑与不安、困惑与彷徨。

上文选取了门罗不同时期作品中的部分男性形象,把男性气质进行了大致分类。将150多个故事中的男性形象进行归类并非易事,而门罗进行写作和其相关研究的目的也并非将男性进行分类。他们在门罗的刻画下丰富多元、饱满复杂,在平淡琐粹的生活中有着各自的焦虑与困惑。这不仅充分表达了门罗作品中的人文关怀,也展示了她更加包容且辩证的性别观。这也正是门罗作品超越文学本身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