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以来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研究概述

2023-03-15 21:09王俪洁刘正妙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2023年6期
关键词:思想建设研究

王俪洁,刘正妙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毛泽东毕生致力于摧毁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伟大实践,是认识社会、变革社会和改造社会的伟大历史人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领导中国人民摧毁旧社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取得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伟大的社会建设成就。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世情、国情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五位一体”总布局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建设被置于显著位置,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引起专家学者高度重视,在社会公正思想、处理社会矛盾思想、医疗卫生思想、社会治理思想和民生思想等方面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

一、研究概况

2023 年8 月,通过检索超星发现数据库和读秀数据库,党的十九大以来,题名中含有“毛泽东”的著作共计出版595 部,其中2019 年多达205 部,为学术著作产出最高峰。 另外,除2018 年出版115 部以外,其他各年出版不足100 部。 已有研究成果中较为突出的有:李捷以信使为凭,以档案为据,生动勾勒了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对社会治理的探索[1]。 汪洪将毛泽东民本思想概括为民本政治、民本经济、民本文化、民本教育和民本军事思想[2]。 陈龙从历史视角、现实视角、系统分析视角,较为全面分析毛泽东社会矛盾理论及其当代价值[3]。 此外,杨明伟的《读懂毛泽东的关键词》、王正民的《毛泽东在新中国之初》、毛胜的《毛泽东的宗教观研究》等著作,也对毛泽东社会改造思想、处理社会矛盾思想、医疗卫生思想等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为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关于公开发表的论文,以“毛泽东”和“社会”为主题在超星发现数据库进行检索,党的十九大以来,共有文献10 906 篇,但没有题为“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成果。 已有研究成果,结合党的十九大、二十大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纪念等专题展开,主题鲜明,问题意识清晰,颇有新意和特色。 例如研究者们认为:苏区时期,毛泽东领导开展的社会建设,诸如变革社会结构,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维护苏维埃社会秩序等,对社会进步乃至整个中国革命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4]。 他构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既是一种国家政权形式,又是一种社会形态,是一个令人十分向往的新社会,起到凝聚人心和聚集人气的作用[5]。 毛泽东领导民主革命时期的社会建设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相对落后地区、分散的农村地区的人民群众积极开展民主建设实践活动,也是中国社会建设“本土气质”的最根本展现[6]。 毛泽东领导开展的社会管理留下启示:始终坚持社会治理的基本政治原则,科学把握社会治理的主题,努力践行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7]。

党的十九大以来,没有专门召开研究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学术会议召开,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湘潭大学、南京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举办的系列学术会议,对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某些方面进行了研讨:第一,关于毛泽东反腐败维护社会公正思想,有学者指出其内涵有:坚持走人民监督、民主治腐之路,善于通过整党整风推进反腐倡廉,注重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坚决查处和惩治贪污腐败行为[8]。 第二,关于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研究者认为有着重要启示:坚持把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政治立场,坚持把自治、德治和法治作为重要手段,坚持把预测预警预防作为根本任务,坚持把基层条件改善作为根本支撑[9]。 第三,关于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有学者概括为: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共同富裕起来”是群众相信共产党的理由;从制度层面让“大家一起共同富裕起来”[10]。

二、主要研究成果

(一)关于毛泽东社会公正思想的研究

实现公平正义是百余年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追求。 毛泽东毕生追求自由和平等, 从“新村”乐园到“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再到系统构想的“五七指示”, 他一次又一次地设计并实践着自己心目中公正、和谐、富强、完美的理想社会[11]。 他一方面主张坚持“共同富裕”这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原则,逐步实现与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生产力高度发展相当的社会公平和正义。 另一方面,他也反对平均主义的做法,强调多劳多得的原则[12]。

反腐倡廉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打虎”运动,认为腐败已成最主要的危险;大小老虎都是叛变人民的敌人;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打倒“思想老虎”,老虎是打不干净的[13]。 毛泽东领导的反腐败斗争呈现制度特色。 他推动创立干部参加劳动制度,探索以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对干部等级工资制也有独特的批判性思考[14]。 他强调反对特权防治腐败,基本思路是采取“内外夹攻”的对策[15]。 毛泽东领导的反腐败斗争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筑牢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把稳思想之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织密反腐之网;抓住“关键少数”,发挥引领之力;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扎紧制度之笼[16]。

毛泽东一方面强调消除影响社会公正的腐败问题,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廉政建设来推进社会公正。 毛泽东廉政思想的生成是理论基础、历史借鉴和发展过程相互作用发展的必然结果[17],具有鲜明特色:建立廉洁政府、厉行廉洁政治是主线;立足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坚持用辩证思维来看待党的廉政建设;对廉政问题的思考贯穿着强烈的忧患意识[18]。 毛泽东强调反腐倡廉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指出,为人民服务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非三心二意为人民服务;形成忠实无私、终生不移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人格[19]。 他的为人民服务思想是功利论和义务论的融合,在质的规定方面表现为人民的利益诉求,在量的规定方面表现为全心全意的要求,在主体间性方面表现为互相关心、爱护和帮助[20]。

(二)关于毛泽东处理社会矛盾思想的研究

社会矛盾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研究,是专家学者特别关注的领域。 党的十九大以来,通过超星发现数据库,以主题“社会矛盾”为题名进行模糊检索,有著作191 部,报刊论文25 889篇,其中不少成果聚焦毛泽东处理社会矛盾思想。

毛泽东在经历了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萌芽和形成阶段后,正式提出和创立了社会主要矛盾范畴,创造性发展、继承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矛盾思想[21]。 1937 年,毛泽东用“主要矛盾”分析中国社会状况并据此做出战略判断,对主要矛盾的认识产生飞跃,开启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来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和指导中国革命的征程[22]。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处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之中,呈现出对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判断的一种姑且用之的犹疑态度[23]。 不过,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改变了党的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 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主要矛盾认识的变化,是导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理念的重要原因[24]。毛泽东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经验主要包括:精准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关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基本国情和社会性质是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依据[25],探索社会主要矛盾必须要有科学的思维方法伴随始终,确定根本任务与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需要注意化解社会次要矛盾[26]。

除了社会主要矛盾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下文简称《正处》)是研究者又一重点关注对象。 毛泽东从矛盾特殊性、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转化、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三个维度深刻阐释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27]。 他提出,领导干部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有运用矛盾观点意识,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有克服官僚主义意识,提高走群众路线的能力;要有注重思想动态意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28]。 《正处》蕴含着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规律的重要探索,指明了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的基本形式[29]。 新时代重温《正处》,对于我们在民族复兴新时代正确认识和分析社会矛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与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30]。

(三)关于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的研究

关于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的整体性研究,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有关卫生防疫的重要论述主要内容包括党委领导,关心人民疾苦,卫生防疫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重视防疫宣传,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群防群治;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科学救治;建立疫情报告制度,制定防疫法规,确立防疫机制等[31]。 毛泽东的日常谈话也有大量关于医疗卫生思想的论述,诸如:“中西医结合,洋医生要和土医生合作”;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等等[32]。 毛泽东是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领导全国人民创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组建了世界上独有的中西医医疗卫生队伍,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创举[33]。

关于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的组成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毛泽东防治血吸虫病思想。 他提出的自上而下建立专门领导小组和防治机构的举措,开创了中国防治传染性疾病的独特领导模式,形成了血吸虫病防治的领导机构体系[34],积累了宝贵经验:坚持中国共产党对防治工作的正确领导;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的优势;实行领导、科学技术人员、群众三结合;坚持深入调查研究和正确总结经验[35]。 二是毛泽东发展中医药事业思想。 毛泽东客观评价了中医地位与作用,认为中医事关民生问题与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主张中医与西医应有机结合,不要以西医来代替中医[36]。 他以辩证的观点看待中西医的优劣,对中医科学化和西医中国化作出艰辛探索:消除歧视中医的重重障碍,探索中医科学化现代化规律和新中国医学发展现实路径[37]。 三是毛泽东与白求恩精神。 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学习白求恩精神,体现在他终生坚持为战士和群众医治的工作精神、精益求精的医学态度、毫无私利的医德医风等层面,这些为根据地的卫生事业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38]。 四是毛泽东人民卫生思想。 毛泽东人民卫生思想主要内容有:“人民卫生事业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是医务工作者的天职”“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等等[39]。

(四)关于毛泽东社会治理思想的研究

一是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治理实践主要内容及特征。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研究者认为,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治理,围绕打土豪分田地,解决农民生存问题;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关心群众疾苦,积极进行社会保障建设[40],在局部地区探索社会变革和治理制度[41],经历从打破封建社会领域的“顽瘴痼疾”到开展社会建设上的革新运动转变[42]。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研究者认为,毛泽东提出了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的理念,逐步建立一个纵横交织的组织网络,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整合程度,增强了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43],形成了以满足人民群众基本需求为主要内容、重塑社会秩序为重要基础、构建社会保险体系为基本底线、覆盖城乡对工人和农民群体尤为关注的社会治理基本框架[44]。 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探索有其独特特征,在治理对象、目标和主体等方面,科学处理了大社会与小社会、社会结构与社会价值、党与群众三重核心辩证关系[45]。

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治理的基本经验,研究者将其概括为: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必须始终坚持完善制度,必须始终坚持顶层设计,必须始终坚持系统思维[46],必须要加强组织与机制、制度和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人民至上”的社会治理理念,坚持政治、法治、德治、自治、心治与智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47]。

与宏观研究相对应,有研究者也从社会改造、“批判神学”和“枫桥经验”三个方面对毛泽东社会治理思想进行了探讨:第一,毛泽东关于改造中国和世界思想的核心要义就是坚持把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长期目标与近期目标相结合,进行宏大而深刻的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48]。 他领导完成了农村宗族改造,清除了亲族本位观念和对乡村社会的垄断影响,完成了从乡村统治场域中心到边缘的历史性退却[49]。 第二,毛泽东提出的“批判神学”有两层意思:科学对待宗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开展宗教研究[50]。 他强调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神”、无神论与有神论、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的关系[51]。 第三,毛泽东批示的“枫桥经验”,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基层党组织发动群众,对存在破坏行为和潜藏破坏活动的人进行“评审和说理”,由群众监督改造他们,最终把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改造成新人[52]。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枫桥经验的发展内涵着制度建构逻辑、人民主体生成逻辑、历史发展逻辑和政治保障逻辑四重逻辑[53]。

(五)关于毛泽东民生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与中国独有的国情和中国人民的民生状态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思想[54]。 中央苏区时期,他对民生工作进行全面探索:发展生产合作社,开展反剥削的商业斗争,建立新的金融制度,开办专业技术学校[55]。

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最大的民生。 研究者指出,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反抗压迫和追求独立富强的革命与建设历程是毛泽东反贫困理论形成与发展的时代背景[56]。 在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影响下,基于中国国情,毛泽东提出了制度革新是前提、教育是基础、生产力是主旨、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实现路径、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反贫困理论,指导我国的反贫困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取得瞩目成就[57]。 中国贫困治理进入阶段性转轨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治贫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58]。

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研究者认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立足中国实际,融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共同富裕智慧,传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中的人民主体、生产力基础和社会制度等内容,开创了中国式共同富裕之路[59]。 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生产力为根本动力的发展方式、拒绝和规避两极分化的发展底线、兼顾公平与效率以公平促效率的发展路径等[60]。 在新征程上,我们要从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中主动汲取智慧,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循序渐进的基本理路、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坚定走好新时代共同富裕之路[61]。

生产是民生之本,分配是民生之源。 毛泽东对生产劳动的作用有着科学的认识,主要包括“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妇女参加社会劳动”“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执政条件下干部应参加生产劳动”等[62]。 另外,毛泽东按劳分配思想的变动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的艰难过程,期间受到诸多因素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按劳分配制度,虽然带有高度的计划集中性和趋向平均主义的历史缺陷,但极大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63]。

三、研究评析

通过对国内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研究“热点”的判断,主要以党的十九大以来发表的期刊论文为主要依据,其中特别聚焦全国毛泽东研究专门期刊和相关期刊特设专刊和专题的主要文献,并延伸到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成果,同时适当兼顾年内举办的毛泽东研究学术会议和出版的学术专著等情况。 以上五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研究的特色和亮点:一是从百年党的社会建设历程考察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 二是坚持现实导向,聚焦新时代社会建设的热点问题。 三是整体性研究和专题研究相结合。 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在未来研究中应注重和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实践维度上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视域扩展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领域。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伟大而艰巨的任务,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需要解决实践中面临的系列现实问题,诸如农村基本生活条件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防治等。 研究者较好地结合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对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某些内容进行了研究,但是在社会心理、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方面的研究极为欠缺,几乎是空白。 在已关注的领域,也存在着力不均衡问题。这些不足恰是以后需要重点发力的领域。

二是在理论维度上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发展视域加强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当代发展研究。 站在新时代,应该以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结论为遵循和依据,从社会建设思想史的角度出发,运用史料充分挖掘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根源,勾画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形成变化轨迹,廓清毛泽东社会建设的历史地位,探寻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主体和价值取向,揭示其与党的其他领导人社会建设思想的关系以及当代的发展等等。

三是在路径维度上基于多学科视域丰富和完善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研究方法。 党的十九大以来,有不少学者探讨毛泽东思想研究方法创新路径。 有研究者指出,要加强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 有研究者认为,要以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为依据和遵循,坚决反对毛泽东研究中的三种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 有研究者提出,要重视国外毛泽东研究,在批判反思中推进毛泽东研究。 此外还有研究者强调,要推动毛泽东口述史料研究,要强化毛泽东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学术界对毛泽东研究方法论的自觉,对深化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研究不无裨益,可能会成为理论创新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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