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冲突到和解再到超越
——论《到灯塔去》与《私人生活》中的两性叙事

2023-03-15 21:09翟传秀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2023年6期
关键词:到灯塔去双性拉姆齐

翟传秀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无论在中国,抑或在西方,“两性”总是文学中经久不衰的话题。 古往今来,现实人类生活中的两性关系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文学中的两性叙事也不断多元化,古今中外的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对“两性”的表述不尽相同。 近代以来,男女作家作品中的两性叙事相互制衡、不相上下、互为补充,开辟出两性叙事的新天地。 伍尔夫和陈染两人虽生活在不同时期,来自不同国家,但她们有一个共性,就是女性身份。 同为女性作家,两人在两性观念上有跨越时空的共同之处: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深刻地影响了陈染,后者在前者对两性关系思考的基础上生发出“超性别意识”。 因此,两人对两性关系的思考和叙述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两人的两性叙事既有承继关联,亦有创新发展,这些都统一表现在她们的创作之中。

文章将在分析《到灯塔去》和《私人生活》两部作品从冲突到和解再到超越的相似两性叙事模式线索的基础上,通过文本内容具体论述两部作品中带有内在延续性的两性叙事的异同,即从两性间的冲突、两性间的和解以及两性间的超越三部分详细对比和论述两部小说中丰富而多元的两性叙事。

一、开端:两性冲突

在《到灯塔去》和《私人生活》两部作品的前半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作品中两性关系都展现为一种“冲突”的关系模式。 概而言之,《到灯塔去》与《私人生活》所展现的两性间的冲突可以分为“夫妻”关系中的冲突以及“恋人”关系中的冲突,这两种两性关系的冲突表现不同于作品中“父女”关系中的显性对抗模式,而是共同呈现一种隐形抗衡结构,即表面相处风平浪静而内部矛盾却汹涌不断,两性互不相容也相对制衡。

(一)夫妻冲突:婚姻双方的“抗衡”

《到灯塔去》中最主要的夫妻关系是拉姆齐夫妇。 作为婚姻中的异性夫妻,两人表面上看似相处和谐,但内心却经常处在一种矛盾冲突之中,两人在这种心理的隐性“抗衡”中相互制衡,呈现表面关系的和谐。 对于“明天能不能到灯塔去”的家庭讨论,拉姆齐夫妇表面上是在平和地对话,可双方内心都被对方激起波澜。 首先是拉姆齐夫人气愤于丈夫执意打击孩子的刻薄:“她抚摸着那小男孩的头发,充满同情地说。 因为她看得出来,她丈夫刻薄地说明天不会晴朗,已经破坏了孩子的情绪。她发现,孩子热烈地渴望要到灯塔去,而她的丈夫刻薄地说明日不会天晴。”[1]16面对同一问题,拉姆齐先生和拉姆齐夫人的关注点全然不同,他只注意到夫人试图通过扭曲“事实”来安慰孩子,并由此气愤地说:“她说的话极端没道理,那种愚蠢的妇人之见使他勃然大怒。 他方才跃马穿越死亡的幽谷,却被人惊破了美梦,气得颤抖;而现在,她却蔑视事实,使他的孩子们把希望寄托在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上,实际上,这就是说谎。”[1]36在无声抗衡的间隙,拉姆齐夫人思考着丈夫性格的缺陷,认为丈夫丝毫不顾别人的感情而去追求真实的行为是对于人类礼仪的可怕的蹂躏,而丈夫拉姆齐先生恰恰不满的就是妻子这种由感性对事实做出的肆意篡改。 这些夫妻两性在面对同一问题时的激烈冲突与互不相让,都是以心理描写表达出来的,在人物所处的现实环境中,我们看到除了拉姆齐先生曾有一丝语气上的不耐烦,两人根本没有冲突:拉姆齐夫人在织袜子,低头不语,拉姆齐先生默立旁侧。 并且不一会拉姆齐先生语气稍带些谦卑,拉姆齐夫人便立即原谅了他:“他说过肯定会下雨。 可是现在他又说,明天不会下雨;于是一个平安的天国之门,立即就在她面前开启了。 他是她最尊敬的人。 她觉得自己还不配给他系鞋带。”[1]37可是我们知道这种原谅是有条件的,它是经过了一场激烈冲突之后暂时达到的“抗衡”,而这种抗衡一直隐形存在于拉姆齐夫妇的婚姻生活中。 如在日常生活中面对景色时,夫妻双方的内在冲突:“当时他说了声‘很好’,以便取悦他的夫人,并且假装在欣赏那些花卉。 但是,她知道得很清楚,他并不欣赏那些花,或者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这不过是为了讨好她罢了……”[1]86共进晚餐时,拉姆齐夫人在幸福中忙忙碌碌,而拉姆齐先生则想:“和另外那件事——工作——相比,这一切显得多么琐碎、多么腻味。”[1]107

婚姻这一形式对两性个性的压制,还造成夫妻相互间更多隐性的冲突、抗衡。 在婚姻中,拉姆齐夫人作为妻子是被压制的:“她欢快的笑声,泰然自若的神态,充沛的精力,来向他保证:一切都是真实的……无论他(在学术领域中)钻得多么深,攀得多么高,他会发现,她几乎一秒钟也没有离开过他。 如此夸耀她自己追随左右、关心爱护的能力,拉姆齐夫人觉得她几乎连一个自己能够加以辨认的躯壳也没留下;她的一切都慷慨大方地贡献给他,被消耗殆尽。”[1]44-45拉姆齐夫人在这种婚姻“奉献”之中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不恰当,想起最完美的事情也白璧有瑕,想起她不能忍受这个考验:她有实事求是的天性,为了爱她的丈夫,她却不得不违背事实……她痛苦地感觉到自己干了可怜的蠢事,感到夸张和谎言阻碍了她去发挥真正的作用”[1]46。 拉姆齐先生作为丈夫在婚姻中也没能超脱,他也被婚姻的责任压制着:“这就是他的命运,他独特的命运,不管它是否符合他的愿望:他就这样来到了一小片正在被海水缓慢地侵蚀的土地,站在那儿,像一只孤独的海鸟,形单影只。 这就是他的力量,他的天赋——他突然间把过剩的才华全部扬弃,收敛起幻想、降低了声调,使他的外表更为直率、简朴,甚至在肉体上也是如此,但他并未丧失思想的敏锐……他仍旧保持着一种不放纵幻想和不沉溺于幻景的警惕性,就是这种求实的姿态……它孤单地屹立在浪潮之中履行它的职责,标明了航道,在满载旅客的欢乐的航船中,激起一种感激之情。 ‘但是八个孩子的父亲可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声音不高地喃喃自语。”他不得不从日常生活琐事中去寻求安慰,但这和他面临的那种庄严主题相比,又是“如此渺小,以至于使他想要忽视、贬低这种安慰”[1]53。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婚姻中拉姆齐夫妇只是看似相敬如宾,实际上两人的关系中一直存在着一种隐性的矛盾冲突,夫妇二人都必须为维持婚姻努力使双方内在的冲突处在平衡缓和状态。

在《私人生活》中,婚姻中的夫妻关系也是处于一种隐性的“抗衡”状态。 文本中的夫妻关系是通过女儿拗拗的视角展示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拗拗的母亲和父亲这对夫妻之间经常出现别扭和冲突,然而两人总是能维持婚姻相安无事,妻子甚至还能在闹过别扭之后主动接手保姆的工作,为丈夫熨烫裤子。 然而这只是表面的平静,面对女儿剪裤子的行为,作为妻子的母亲只是想办法修补,并没有对女儿做任何指责和惩罚:“母亲并没有立刻喊我回家,劈头盖脸地教训我一通”“母亲自始至终没有为此教训我,好像我从没有剪过裤子。”[2]37由这些细致行为的描写,我们又能感受到夫妻之间那种不露声色的冲突形成的关系抗衡。 面对父母失败的婚姻,拗拗思考了婚姻中夫妻关系的本质:“他(她)们在家庭这个团体的利益之下,收敛起作为个体性别的差异,淡化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对抗,维持住家庭的融合与安定,以便于一致对外……当有一天这两个不同性别的个体之间的对抗性强烈到可以置家庭的利益于不顾,那么这个既对立又统一的组合便宣告瓦解、崩溃。”[2]16可以看到,作为父母婚姻的“局中人”,拗拗内心认定婚姻家庭只是一个封锁着夫妻两性间矛盾的容器,在婚姻内部不是没有矛盾冲突,只不过是两性间的冲突能维持平衡,所以婚姻外部的人只会看到一个和谐的家庭,而一旦这种隐性的抗衡状态无法继续维持,婚姻家庭就会破裂,这时婚姻外部的人才能看到其中脱离夫妻关系的两性之间不可遏制的矛盾。

(二)恋人冲突:灵肉伴侣的“抗衡”

恋人关系不像夫妻关系一样能够被清晰指认,笔者这里所用的“恋人关系”一词是指两性之间存在的一种相互吸引的亲密、暧昧关系,既可以是肉体上的伴侣关系,也可以是精神上的伴侣关系。《到灯塔去》中班克斯与莉丽之间就属于精神上的伴侣。 两人之间虽然有着年龄的差距,但是两人能够视彼此为知音互相吸引,莉丽未完成的画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却让班克斯来做评价,班克斯也很喜欢和莉丽一起探讨问题。 即便如此,两人亲密的关系中仍存在一种隐性的“抗衡”,面对拉姆齐先生处在工作与家庭间的境遇,班克斯既嫉妒又怜悯:“他衡量着拉姆齐的境遇,怜悯他,嫉妒他,似乎他看到拉姆齐年方弱冠就享有离群索居、严肃稳重的声誉,而现在他确实像展开翅膀咯咯叫的母鸡一般受到子女的拖累,因而抛弃了他过去的一切荣誉。她们的确给了他一些乐趣……他们也毁坏了一些东西。”莉丽则怀着崇敬之心认为:“如果一个人老是这样看到事物生硬的本质,如果他就是如此来消磨时光(而这样做是最优秀的思想家的标志),这样的人物自然就不能用普通的标准来加以衡量。”[2]25-26在对话中,班克斯希望莉丽能认同自己:“当然,他还有他的工作……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莉丽同意拉姆齐像他所说的那样‘有点儿伪君子的味道。’”莉丽只是怀着自己的观念想着:“有点伪君子的味道? 她把班克斯的话重复了一遍。噢,不——他是最诚恳、最真挚的人,最好的人;但是,当她垂首俯视,心中思忖:他一心一意只考虑自己的事情,他是个暴君,他不公正。”“班克斯先生等着她答复他对于拉姆齐的评价,而她却想说几句话来批评拉姆齐夫人。”[1]55-56可以看到两性即使同处于亲密恋人关系中,也存在观点和思想的冲突,有一种隐性的抗衡。

《私人生活》中拗拗从自己父母的婚姻中透视出了男女两性之间隐藏的矛盾冲突,也以女性视角从自己父亲身上发现一个有关男性的事实:“凡是他们(或以他们为多数)聚集的地方,都是斗争的手腕最为高级、尖锐而残酷的地方。”[2]21这种认知和心态直接影响拗拗后来的两性交往,男性对于女性的她就是“危险”的对立面,故对暗恋自己的T,她从一开始就是敌视态度,只因为他是一个男人。此外,由于T 自己的遭遇,使他形成一种冷酷强硬的性格气质,更加深了两人间的两性矛盾,拗拗甚至曾在梦境中将T 和家中权威的父亲形象重合。因此在拗拗与T 先生的交往中,总是充满着拗拗的对抗情绪,T 也因此对抗情绪懊恼愤怒,不断将两人的关系激化。 T 狂热找茬,妄图以强力制服拗拗,而越是如此越激发出两人间无声的较量。 在学校,面对T 先生强硬的口气,拗拗虽幼小顺从却未屈服:“我一点也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对我大喊大叫,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对我说话。 我继续低着头,看了看课桌上我的攥紧拳头的苍白的手指,把一张废纸团小心翼翼地抚平,之后又把它狠狠地撕碎,仿佛手里撕碎的不是一张废纸,而是T 的愤怒的皮肤。”[2]51这也只是情绪和心理上的对抗冲突,来自两性的性别特质使他们既相互厌恶,也相互吸引,达到一种抗衡。 两人从来没有正面、质的冲突,因此当T 正式告白,拗拗开始正视两人间一直存在的朦胧暧昧关系:“凭女性的直觉,我迷糊地意识到,多年来这种对立或敌视,也许正是源于某种潜在的说不清的危险,它在我们之间始终秘密地存在着,尽管我无法看清它。 所以我总是本能地回避或疏远他。”[2]103这种两性间的心理冲突也持续存在于两人作为恋人的肉体结合中。 他和她之间一直在暗暗较量,没有输赢,只有来回抗衡。

二、发展:两性和解

除了两性冲突,《到灯塔去》和《私人生活》两部作品中的两性叙事还有两性和解的发展。 在文本的后半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作品两性叙事中两性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开始共同呈现出一种从“冲突”回归“和解”的关系模式。 在两部作品“同中存异”的后期两性叙事中,也能够感受到两位女性作家思想观念的异同。 面对不同时空中相同的两性境遇——两性冲突,伍尔夫和陈染有各自独立的思考,她们采用了侧重不同的叙述策略和文学想象来重构两性,使之能够达到“和解”。 由此两部作品分别呈现出两种两性关系的和解形式:一种是两性间在特殊时间节点通过相互发掘另一性的优点,淡化单一性别的尖锐与缺陷,达成和解;另一种是主要通过两性间的自由感知与自我完善,达成和解。

(一)两性相互发掘

《到灯塔去》中的两性叙事从“冲突”到“和解”的发展变化,是通过夫妻等两性间的相互理解、发掘、消解两性矛盾冲突后达成的。

在上文分析中,夫妻两性冲突以一种隐性的“抗衡”形式存在,因此他们关系的和解也是在不为人知的过程中慢慢达成的。 在家庭讨论后的静默中,拉姆齐夫人一直思量着与丈夫的关系,她总是能准确认识到两性的差别及冲突原因:“她相信这是事实:尽管他有时忧郁绝望,但总的来说,他比她更幸福,对前途更为乐观。 他接触人生的烦恼要比她少一些——也许原因就在于此。 他永远有他的工作可以作为他的精神支柱。 她自己并非像他所指责的那样‘悲观主义’,她只是想到了生活。”[1]72并且能在这样清晰地看到两性的冲突之后再在内心理解这种冲突,从而理解丈夫理解生活:“她也明白,世界上没有持久不衰的幸福。”[1]72在静默无言的“抗衡”中,拉姆齐先生也在试图理解妻子:“他不能不注意到她的美貌带有一种内在的严峻。 这使他感到悲伤,而她那疏远冷漠的表情伤了他的心,当他经过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没法去保护她,当他走到树篱旁边,他感到闷闷不乐。 他爱莫能助。 他只能袖手旁观。”[1]78拉姆齐先生真切感知到妻子“姿容绝世,凄然沉思,在精神上和他距离遥远”[1]79。 可见他们都在“抗衡”发生后转为努力理解对方,都试图将抗衡的心理状态顺利转化为与对方的和解。 最终还是性格上更加完善的拉姆齐夫人首先行动,“她出于自愿,给了他那种她知道他永远也不会开口要求的幸福——她召唤他,并且从画框上取下了那条绿色的围巾,走到了他的身边。 因为她知道, 他希望他能保护她。”[1]79-80因此两人在相互理解的前提下最终总能在抗衡中找到和解之路。 尽管他们总是意见分歧,但他们都能理解并欣赏对方的行为,如对安德鲁奖学金的讨论:“她就喜欢他如此相信奖学金的作用;而他也喜欢她不管安德鲁干什么,她都为他感到骄傲。”[1]82

后来拉姆齐夫人在战争中去世,拉姆齐先生还是执意到灯塔去,这其实也是一个追求两性和解的行为,拉姆齐先生学着像拉姆齐夫人一样,接近家庭、关心他人,他与女儿讨论小狗,询问莉丽有没有人照顾她,有没有想要的东西,他还想要给灯塔看守人的儿子带些东西来完成妻子的梦想。 由此,那曾经冲突的两性在相互理解、发掘、学习另一性的性格优势中逐渐淡化、消解了冲突,完成了两性的和解。

(二)两性相对自由

相比于伍尔夫《到灯塔去》两性叙事中通过两性相互发掘来促使两性关系和解的想象方案,陈染《私人生活》所思考的两性和解方案则更注重两种性别的独自成长与完善,不急于要求两性性别合体,而是在男女两性独善其身、相对自由的发展中慢慢寻求和解。

在文本中,拗拗与恋人T 由结合到分裂,不是一种极端冲突对立的结果,而是两性都没有充分发展的结果,因此这种告别不是两性关系的结束而是两性重新相互寻找的开始。 通过“我迷恋父亲般地拥有足够的思想和能力来‘覆盖’我的男人”的内心表白,可以看到成年后的拗拗开始认同并迷恋父亲身上那种性别特征,并一直都在以此为基础寻找她想象中的理想父亲形象,“我知道我自己,我就是想拥有一个我爱恋的父亲般的男人! 他拥有与我共通的关于人类普遍事物的思考,我只是他主体上的不同性别的延伸,我在他的性别停止的地方,才开始继续思考。”[2]136从这里我们发现,在经历了一些事情后,作为女性的拗拗通过不断的自我对话与自我建构,逐步走出了恋人两性间的冲突抗衡,她在对自我的认知中完善了自己,也正视了另一性的存在合理性。 因此,这里两性的和解是在女性的自我提升中达成的,拗拗以女性的自我完善证明了两性在保持彼此性别差异的基础上交流和解的可能,两性都能在完善自身的前提下自由发展,重新感知两性,从而达到两性的和解。

拗拗在和尹楠交往中寻求到了两性间的自由、和解。 尹楠是一个与拗拗以往所喜爱的父亲般的男人完全不同的类型,他说话声音很轻,优雅自如,秀美俊逸,连他的眉毛和手都于无声处吸引着拗拗的注意。 在和尹楠这样一位异性的相处中,拗拗全然没有之前与T 在一起时所感到的慌张、混乱、压制与不安,反而还感受他们两人之间的和谐与默契:“我知道,他其实想见到我正如同我想见到他一样,他每天中午都在等待我那一声‘中午好’,单单是我的声音,就足以覆盖他对所有饭菜的食欲。”[2]147他们之间好像是未曾相识已相知,因此他们的交往和结合也好像只是水到渠成,没有丝毫阻隔。 在两性亲密接触的时刻,拗拗并没有像在T 那里一样感觉到欲望的耻辱,她既感到尹楠像个“从容不迫的将军”,又对他“产生极大的怜悯和好感”。 并且当尹楠谈到男性的责任、承担,拗拗不仅没有感到性别受压制的反感,反而有种“第一次发现尹楠腼腆的外表里边隐含着的力度”[2]155的惊喜与快乐。 在拗拗和尹楠的交往中,两人从未想要压制对方,也从未要求对方为自己改变,因为他们对彼此的喜欢就是基于彼此的不同,他们是在相互帮助中完善各自的性别,或说完善各自的人性。 所以直到两人分离,拗拗都将两人的关系视为伟大的情谊,“它的美感将像大理石一样,被永久地固定下来”“这是人类关系中最为动人的结束。”[2]182由是,拗拗在亲眼观察和亲身经历了冲突的两性关系后通过自身努力感受到了来自性别的自由与和谐。

三、结局:两性超越

两部作品中,在两性关系由冲突回归到和解之后,两性叙事并没有结束。 《到灯塔去》和《私人生活》不约而同地将两性叙事深化,就是在两性和解之后再进一步展示出两性超越。 跟随在两性和解之后,两性超越也呈现出两种形式,且更密切地与伍尔夫、陈染创作观念相关联。 如果说在两性和解的叙述中,两部作品的两性叙事的差异还不是那么明显,只是能感觉到某种作家观念倾向不同的话,那么在两性超越的两性叙事中作家思想观念的差异就明显表现出来了。 来自于伍尔夫的早期“双性同体”思想和陈染的“超性别意识”深刻影响到作品对两性超越方案的叙述:续接着两性相互发掘和解,《到灯塔去》的两性最终达到两性合体、超越单一性别的理想境界;而《私人生活》中续接着两性在相对自由中的性别完善、和解,着重书写两性放逐性别符码、获得个性自由,最终收获在差异基础上、两性超越性别本质主义的和谐状态,甚至是超越性别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一)“双性同体”的两性:拉姆齐夫妇

在两性和解到最终完成两性超越的设想中,《到灯塔去》更侧重两性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发掘、相互融合,笔者认为这显示出作者伍尔夫早期的“双性同体”思想。 伍尔夫1927 年发表《到灯塔去》,仅两年后就发表了集中阐述“双性同体”理论的随笔《一间自己的屋子》,因此可以说作品正写于伍尔夫“双性同体观”酝酿之时,从中亦可以看到伍尔夫“双性同体”理论的最初发展脉络。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提出“双性同体”大脑之说,认为一个富于创造力的大脑应该是雌雄同体的,好的作家不仅要具有女性的直觉和感性,还要具有男性的理智和逻辑。 在《到灯塔去》中,这种“双性同体观”已经隐约出现并用在文本两性叙事中两性关系的重构与人物性格的塑造上。 我们看到作品的两性叙事通过从冲突到和解再到超越的发展线索,既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女性的价值和追求,批判了男性的追求和性格中的缺陷,矫正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认识方面的偏见,同时也没有全盘否定男性性格特征,而通过两性相互发掘和和解,表达一直为女性所惧怕、恐惧、敌视的男性特质同样具有价值意义,能够用来弥补传统女性气质方面的缺陷,最终完成“男人女性”“女人男性”之理想两性关系的设想与重构。

因此,如果说文中拉姆齐夫人本身有“双性同体”特质,并在思考夫妻相处之道中完成这一质变,那么拉姆齐先生最后也在对拉姆齐夫人的理解中实现了“双性同体”。 拉姆齐先生在夫妻关系中学会理解,承认女性的独特魅力,并试图在与女儿的关系中充分学习这种魅力的内核来缓和与女儿的关系:“他不是相当喜欢这种女性的糊涂吗? 这是她们异乎寻常的魅力的一部分。 我要使凯姆对我微笑,他想。 她看上去受惊了。 她是如此沉默。他握紧拳头,决定把他的声音、他的面部表情,他富于表现力的姿势都收敛起来。”[1]205父亲这种试图通过女性温和特征来消解自身严肃的做法也成功影响到女儿,凯姆开始去掉“有色眼镜”去理解作为男性的父亲,她发掘到父亲作为男性的独特吸引力,相信父亲的男性力量能够保护她在航行中的安全。 这不仅改变了凯姆的性别认知与性别缺陷,她甚至还想要让依旧认为父亲是暴君的詹姆斯正视现状,耐心理解这个变化极大的父亲,至此两性关系的超越达成了,它不仅作用于婚姻中的两性关系还影响了周围的两性关系。

(二)“超性别”的两性:禾、尹楠、拗拗

作为深受伍尔夫影响的中国当代女作家,陈染在《私人生活》中的两性超越设想既有对《到灯塔去》“双性同体”思想观念的继承,亦有创新。 在对两性超越的设想与重构中,《私人生活》侧重两性关系及性别的自由发展,暗示作家陈染的“超性别意识”,即超越单纯的性别视角来观察、认识自我和两性关系,打破性别的局限性,去关注整个人类的问题及人性完善的问题。 不同于“双性同体”力图消除性别差异而使两性合一的(某种程度上)“激进”的要求,陈染的“超性别意识”以两性和谐为目标。 两性和谐倾向于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提倡在男女两极之间构建平等与互补的关系,因此可以说“超性别意识不仅没有否定性别意识反而牢牢立足于性别意识,并将目光和思索超越了性别鸿沟延伸至整个人类”[3]。 陈染在《私人生活》中始终坚持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姿态,站在一个更加客观的审美距离来观照自我,以私人独语的形式,努力实现女性话语的“在场”,从而在男性话语中心之外建构一种女性中心的话语体系和象征框架,并最终在这种女性性别和话语合法性的完成中想象两性在性别差异基础上发现、完善自我,达成超性别的两性交往。 由是“超性别意识”构建的两性叙事带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性别态度,追求带有差异的男女两性在更广阔视野上的精神认同、心理认同以及文化认同。 《私人生活》中禾、拗拗、尹楠间就产生了超越性别的纯粹爱情,这是一种不分性别、只关乎心灵和精神的情感。

“超乎肉体之上(不排除肉体)——我一生都在追求这种高贵而致命的爱”“真正的爱超于性别之上,就像纯粹的文学艺术超于政治而独立。”[2]106在《私人生活》中,陈染笔下真正的情感是心灵的相互吸引和撞击,无关性别。 通过拗拗的两性交往,我们看到禾、尹楠和拗拗本人都成了“超性别”的人,实现了两性的超越。 拗拗和尹楠的两性关系中的超越较容易发现,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人在各自对性别的独自感知、认识与发展中完成了两性的和谐,特别是对拗拗,以女性的自我完善从两性冲突中突围,寻求到了两性的和解。 具体分析拗拗与尹楠的两性关系,可以看到,一开始两性的差别是存在的,但这并不是两人结合的阻碍,反而因为性别差异的吸引力,两人的关系愈加亲密,随着两人关系的升温,我们发现两人的结合愈来愈有心灵结合的倾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尹楠即将远走之前两人的见面中就能窥见这种两性感情的升华。 两人难舍难分之际,拗拗还是正视了尹楠要离开的现实,询问他要去哪,尹楠回答:“至于我要去的地方,我想不必说了吧,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上天入地都无关紧要。”[2]179这就转变了两人之前的交往性质,从突出两性转为超越两性,两人的两性关系也就走向两性“超性别”的关系超越。 因此拗拗在与尹楠分别之后将他们的关系总结为拥有美感的“情谊”:“我与尹楠之间的情谊,并非长久得令我刻骨铭心,但是,这个与我亲密交融的人,毕竟是我在失去禾之后唯一的密友,他离开了我,变成了一个难舍的记忆……它将呈现出永久的光辉,这光辉将比那身躯本身的魅力更永存。”[2]182这里也涉及到禾,禾和拗拗同为女性,在禾生前两人曾是超越年龄的知音密友,两人之间本不可能有两性关系,但当后来拗拗创造出自身的镜像——孤独的“零女士”后就不同了。 零女士是孤独时的拗拗,是超性别的拗拗,零女士的伴侣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 因此拗拗突破了与禾生相处时两人灵肉分离的同性交往,在成为零女士的拗拗的想象中,她和妩媚而致命的禾、灵秀而纯净的尹楠双双结合:“禾的手指,是她那修长而细腻的手指抚在我的肌肤上……尹楠忽然挺立在那里,他充满着探索精神,准确而深入地刺进我的呼吸中……审美的体验和欲望达成完美地结合了。”[2]214

“情爱远远高于性爱,它包含了心灵、思想以及肉体。 这才是人类情感中最令人动心不已的东西,是真正能使一个现代女性全身心激动的东西。”[2]106从两性情爱角度来看,陈染《私人生活》体现的“超性别意识”既是对男女二元对立原则的消解和对异性恋霸权的排斥与抗议,也是对异性爱的一种深情呼唤和积极补偿,是对纯粹的心灵爱情的向往和对美好情爱的大胆追求,也是对人类情感多样性的肯定。 我们能在拗拗同禾、尹楠两性交往结合中体会人类普遍的爱的表达与痛苦的感知,想象真正的性别平等。 这种对真正无性别歧视的希望,正是对超越性别完善人格的渴望,如果男女两性可以不再相互仇视,如果每个男人女人,都不是男人女人,而是纯粹的一个人和另一个人,那么每个男人和女人都能挖掘出超越自身性别角色的潜力。 更高级的社会构成无疑应该是两性之间的相互包容尊重。 由是《私人生活》中“超性别”的两性叙事充分显示了作家在文学书写中力图解构人类社会固有的性别二元对立观念及追求一种完善和谐社会的努力,其中包括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挑战,对自主爱情生活的追求,对人类美好情感的大胆肯定,同时也包括对社会多元文化生态的求索,对独立思想的守护,对个体多元人格的期待……

四、结语

《到灯塔去》和《私人生活》的两性叙事中共同存在一种从冲突到和解再到超越的叙述线索。 通过这一线索,我们看到两部作品的两性叙事不仅仅满足于对父权制的批判与解构,而且还都带着一种发展的眼光,注重从实际出发思考两性关系,对两性以及两性关系的重构进行设想,这也造成了两部作品两性叙事的差异。 伍尔夫的《到灯塔去》是她早期“双性同体观”的完美体现。 作品主要通过展现代表女性气质的拉姆齐夫人和代表男性气质的拉姆齐先生由冲突走向和解、超越的两性叙事,体现伍尔夫对两性相互理解的和解方式的认同想象及对“双性同体”的理想两性状态的追求。 在不同的时代文化背景下,陈染于伍尔夫女性主义诗学提供的重新审视男性传统的新视界下,又生发出来自中国的方案——“超性别意识”,并将此运用到对两性爱情、生命人性的理解,其《私人生活》的两性叙事即体现了她对两性关系的独特见解:冲突过后,在相对自由的两性所构成的和谐两性关系中,性别可能已经并不重要了,“异性爱霸权地位终将崩溃,从废墟上将升起超性别意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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