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问攀登不问高

摘要：成功是找到自己的坚守，知道“我”是谁，这一辈子“我”可以做什么，并且能够做得很好。在万物互联的时代，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学习的源头活水。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新时代，无须感叹今天的教育缺少英雄和领军人物，这恰恰是今天這个时代的特点。每个人都可以勇立潮头，为自己代言。为了迎接这个伟大的教育时代，也为了融入这个时代，我们所有人都应殚精竭虑、不懈奋斗，只问攀登不问高。

关键词：教育突围；教育改革；教学流派

每位新教师都是“丑小鸭”，笨拙地寻找。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契机之下，他们寻找到了方向，知晓了自己这一辈子的使命，然后开始了奔跑和燃烧呢？科比说：“既然世界上每个人都能成功，那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呢？”我觉得也是。但我所说的“成功”，绝非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找到自己的坚守，知道“我”是谁，这一辈子“我”可以做什么，并且能够做得很好。

一个童年的秘密

小时候，我是一个调皮的孩子。父亲常常用皮带揍我。但我即使被打得再疼，也绝不会认错。执拗对一个孩子来说，不是一种好性格；但对于教师来说，却有可能是。要想做一个好教师，没有不屈不挠的执拗，很难。

父亲是一副凶脸孔，老师也没有好脾气，是老师的一次惩罚，改变了我童年的颜色。那时候，我太贪玩了，经常迟到。终于有一天，老师当着很多同学的面，对我下了最后通牒——“明天你要再迟到，你就永远别进这扇门！”

我害怕极了。第二天，公鸡还没打鸣，我就起床了。天黑咕隆咚的，父亲如雷的鼾声与田野里青蛙的鸣叫此起彼伏。我没有叫醒任何人，也没有吃饭，就偷偷往学校跑。到了学校，天还没有放亮，大门紧紧关着。我在门口徘徊了很久，实在觉得无聊，就从墙头翻了过去。谁知教室的门也锁着。于是我爬到教室门口的一棵大树上，骑在树干上看星星。也许是起得太早了，也许是走得太辛苦，累了，迷迷糊糊地，我竟然睡着了。

早读过后，就是早操，老师清点人数，发现我又不在，愤怒到了极点。有眼尖的学生发现我睡在树上。老师气疯了，大吼一声：“王开东，你个小兔崽子！”犹如一声惊雷。我受了惊吓，从睡梦中惊醒，竟然从树上跌了下来。慌乱中，我抓住一根树枝，谁知那根树枝不太中用，弹了一弹，断了。我就像一个沙包，沉闷地摔在地上。很多年之后想起来，这就像一次行为艺术。老师先是吓傻了，张大了嘴巴看着我，脸色苍白。我则像一只灰老鼠一样，打了一个滚，爬起来就溜。最后的结果是，老师回过神，冲过来，抓住我的后领，把我拎了回来。

然后，他让我举着那根折断的树枝，站在教室的门口，举着，举着，高高地举着……

我本能地觉得耻辱，不是因为从树上掉下来，而是因为举着一根树枝。我怨恨这个老师，并且很长时间都没有原谅他。在举着树枝的那个上午，我体验了一个孩子全部的伤心和痛苦，懂得了生活中的悲剧，知道了羞辱是一种什么滋味。这个童年的秘密，让我真正懂得了自己，理解了儿童，并或多或少明白了教育“不该怎么样”。就在那个上午，我的童年消逝了，并且永远没有找回来。

母亲后来告诉我，一个人应承担自己该承担的，更重要的是，你从中得到了什么——你举起的可以是树枝，也可以是红旗。很多年后，当我以教师的身份走进课堂，一辈子做农民的父亲对我说：“误谷误一季，误人误一生，不敢不当心嘞。”我忽然又想起了那个老师，我发誓，我要给学生全部的安全感，尊重每一位学生。

一次走心的谈话

大学毕业之际，教古代文学的陈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他拿下老花镜，笑眯眯地问我：“开东啊，你马上就要去做老师了，你准备怎样做一个老师呢？”

我有点紧张，字斟句酌地说：“陈老师，您放心好了，我会把所有的心血全部放在学生身上，用全部的身心爱护他们，让农村的孩子都能够成才，都能够走出农村。”

陈老师点了点头，追问：“然后呢？还有吗？”我很迷惘：“这样还不行吗？”心里想的却是：“我都拿命教书了，你问我还有什么，我什么都没有了啊！”

陈老师似乎沉浸在回忆中，又似乎在犹豫，我隐约知道他似乎有重要的话要对我说。最后，他缓缓说道：“开东，你把所有的心血都给了学生，你拿什么给你自己呢？”

我听到这句话，如遭雷击。

陈老师继续说：“当然，你把一切都给了学生，你是会教好书的，一届一届的学生喜欢你，尊重你，夸赞你，你也会在赞美声中获得荣耀。但之后呢？”

陈老师顿了顿，说：“之后，有一天，你会老的，你会被榨干，然后，你再也没有用了。一旦没有用，你就会被下一届学生无情地抛弃，他们不会记得你过去的荣光。”

我似乎沉浸在这种宿命中，慌忙问陈老师：“那我该怎么办呢？”

陈老师说：“你首先要发展好自己，自我的发展最重要。你要想方设法让自己变得强大，你要不断地阅读，不断在课堂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你要通过写文章记录自己的生命。你自己的成果才是真实的，它会永远记在你的名下，无论岁月如何流转，都将给你最大的安慰！”

我惊呆了，我的恩师，竟然这样教导我。不记得后来还说了些什么，我神思恍惚地走出了他的办公室。再后来，我毕业了，走上了教坛。我把这一次谈话深藏在心底。

如今，20多年过去了，我才真正明白了那次谈话背后的深意，陈老师是用自己一生的丰富经历给我重要的提点。他当然没法和我这个初入教坛的“小老师”说清一个道理：教育首先是自我教育，作为一位教师，自己专业发展了，强大了，你就不再是少得可怜的一桶水，而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或者一道无比浩瀚的大江；而你所能提供给学生的，不再是一碗死水，你的每一朵浪花都是新鲜的、活泼泼的、有意义的。

一段青涩的教改历程

1995年大学毕业，我一个人挑着沉重的担子，去一所学校报道。这所学校名叫汤沟中学。

学校所在的地方本来叫芦花荡，一个诗意的名字。当地民风强悍、武术盛行，我的好多学生都身手不凡。

任务分派下来，我担任初一（2）班班主任。上大学时，老师告诉过我们：初次点名时，如果有不认识的学生名字，就跳过去，然后说，还有谁没有叫到名字，自己报出来。不过，当我看完学生的名单，惆怅油然而生——学生的名字我都认识，我失去了一个实践的好机会。

与学生见面，在一个我特意营造的和谐的氛围里。我给学生印了一篇“美丽的文章”。在这篇歌颂校园的文章中，我把所有学生的名字镶嵌其中，然后大声地把这篇文章朗诵了一遍。之后，我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这篇文章的组成部分，我们是一个家庭，一个整体，我们密不可分。我是你们团队中的一员。”学生反复地读，直至熟读成诵。

匆匆“组阁”之后，我决心要给学生完全的民主，让学生学会在和谐中相处，在文明中自律。但因为我太信奉民主、平等了，导致一部分学生认为班主任是老实人，好欺负。一些学生甚至认为我不负责任。到了后来，班上学生的“民主意识”空前高涨，甚至演化成了放纵，让很多授课教师大为不满。我也面临巨大的压力，校长来找我谈话，要我承担起责任。

鲁迅先生说，民主是最容易滑入专制的，这可谓不刊之论。我也的确从民主滑入了专制。想到我先进的教育理念，被这帮家伙糟蹋成笑话，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整风”的第一招，我选择了班里最大的“刺头”谢某某——“擒贼先擒王”。好容易“逮”住了谢某某不做作业的机会，我在课堂上当着所有学生的面，狠狠“教训”了他……学生吓傻了。先还有人看，后来所有人都低下了头。我实现了“教育”的目的，但自此，我也失去了学生的笑脸。

我想了很多办法来弥补，都没用。好在运动会来了，我们班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在胜利的庆祝中，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我向谢某某说了对不起。那一个迟到的道歉，最终解除了我内心的魔咒。

执教的第三年，我从一万多名教师中脱颖而出，在全市教师大比武中名列第三，被评为无为市首届教坛新星。学校直接把我调入了高中。接手新班级的时候，我只提了一个条件，就是学校必须允许我有独立的想法和思路。我要让学生的思想有自己的跑马场，我不再是一个指导者，而是一个参与者、成长者。接手班级以后，我没有急着上课，而是用一周时间和学生重点讨论四个话题：你了解你的父母吗？你懂得父母的艰辛吗？你知道农村的贫困吗？你有信心改变未来吗？

有一位学生在讲述父母艰辛的时候说了一件事。他晚上在家学习，母亲为了给他提神，偶尔会买苹果给他吃。母亲总是削好皮，给他送过来。

有一次，他问母亲，为什么不吃苹果？母亲说，她怕酸。有一次，他吃苹果弄脏了手，去厨房里洗手。当他打开灯，竟然发现母亲一个人在黑暗里吃着削下的苹果皮……这位学生不顾一切号啕大哭，全班都跟着哭……他们的斗志和情感，完全被激发。每个人都发出呐喊：我们有信心，我们能够改变未来！

高三了，我把每位学生的梦想都装在一个大信封里。学生亲手制作封条封好，挂在讲台上方，每天看着自己的梦想，为之奔跑。这样一来，所有的学生都不敢放松，不会懈怠。“热血注定要燃烧”的标语，醒目地张贴在最前方。我还让学生承担校园里的种树任务，告诉学生：“那些树，从此就和你们一道成长。会有风，会有雨，但所有的一切，都不能阻止一棵树向着蓝天。更重要的是，有一天，你们走了，但在校园里留下了美好的东西，将来的学生看到树，会想起你们，想起你们奋斗的模样和茁壮的生命。那个时候，老师就会和他们说起，这是谁种的树，那天他（她）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他（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他（她）现在在哪所学校……”一棵树，链接未来，既有了时间感，也有了空间感。这样温情脉脉的讲述，非常动人。

所有人都拼尽全力。高考成绩揭晓后，学生一个接一个打电话向我报喜。那一刻，我满眼泪水。

一个教学主张的诞生

1997年，我在书店看到了一本书：《中国特级教师思想录》。书很厚，很贵。犹豫了很久，我最终还是拿下了。印象最深的是，每一位特级教师的照片，居然都是后期手工粘上去的。

很多个寒夜，我读着于漪老师的“情感教育”，魏书生老师的“六步教学法”，钱梦龙老师的“導读法”，蔡澄清老师的“点拨教学法”……这些大家的教育情怀，慰藉了我孤寂的心。

这一阶段，我还是在教课文，着眼点是分数。我只是关注名家课堂的“术”，而不是“道”。我还养成了一个“炫技”的坏毛病：我独创了“舌战群儒课”。每天课上，我都与全班学生展开辩论。我穿梭在学生中间，指点江山，旁征博引，所有的学生联合起来都辩不倒我。课堂气氛非常活跃，教学效果也不错；但每天下课，学生都像斗败了的公鸡……有时，我的心里也闪过一丝恍惚和不安，但遥遥领先的分数让我沾沾自喜。我的课堂我做主，我以为这就是教育的改革。

2002年，我偶然读到了唐江澎老师的人生故事。这个故事成了“源头之石”，改变了我人生河流的走向。唐江澎是当地的高考状元，但因为身体原因，没有被高校录取。而因为他学习成绩太好了，落榜的同学都找他补课。唐江澎“点石成金”，把他的同学一个个都送进了名牌大学，他也因此名声大震。当地教委不拘一格，录用他去高中执教。结果，他执教的班级成绩无人能敌。他说，方法很简单，就是学生视角——我过去是怎么学的，我就怎么教。

我豁然开朗！我的“炫技”多么可笑。课堂真正的主角应该是学生，课堂是学生的演练场，而不是老师的走秀场。此后，我的课堂教学转入第二个阶段：用学生的视角教语文，着眼于人才培养。我开始回忆我的学生时代，尽量把自己还原成一个学生。学生喜欢什么样的老师，我就做什么样的老师；学生的兴趣点在哪里，我就从哪里切入……

在此基础上，我还主动“打倒”师道尊严，把“我和他”变成“我和你”；我鼓励学生大胆犯错，并将其命名为“错误成长法”……我的课堂成了人人有话说、个个抢着说的民主课堂。到了高三，我的学生还是抢着发言，人声鼎沸，激情飞扬，思想碰撞。不过，问题又来了：这就是我们课堂的终极目标吗？当我们落实了教学大纲的培养目标，学生就能成为真正人才了吗？

2005年，我与干国祥老师相遇。这次相遇改变了我的教育人生。他说，一切阅读史都是误读史；课堂上的共识只是临时性共识……针对语文教学的肤浅化，他提出了“深度语文”。我们把存在主义哲学引进语文课堂，强调由“思”抵达“诗”。“深度语文”是我语文教学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我用语文教育人，着眼点是立人。我在《河南教育》杂志的《开东视界》专栏撰文《反思“人的教育”和培养人才》，提出要用活泼泼的人的教育代替工具化的人才培养。该文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语文学科应该是学生最有兴趣、最拿手的优势学科，然而，12年语文学下来，看不懂文章、不会写作的学生比比皆是。“工具论”者只注重“双基”夯实和应用能力培养，其结果是语文越来越窄化；“人文论”者轻视文本价值，拼命倡导人文精神的熏陶，其结果是语文越来越泛化。语文课程标准试图糅合这两者：“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但问题是，工具性和人文性能否实现主观的、外在的、简单的统一？如果能统一，它们内在的必然联系是什么？统一之后要走向何方？如果不能统一，工具性和人文性究竟是何种关系？我们应该如何梳理这种关系并指引自己的教学？

其实，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基本是一个伪命题，但这种论争掩盖了语文教学要解决的真正问题。比如语文知识的问题。即使“工具论”者，也没有理清哪些是真知识，哪些是伪知识；哪些是核心知识，哪些是边缘知识；这些知识来源于何处，其合法性依据是什么；凭什么要传授这个知识，不传授那个知识；如何传授；等等。“人文论”者则片面强调语文教育的人文属性，但对人文属性与语文教育的关系又缺乏有效梳理，五花八门的人文主张，因为缺少学理依据，穿凿附会，贻笑大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很多教师的语文教学要么执此一端，要么随波逐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发起了民间“深度语文”研究活动，希图重拾母语教育的尊严。“深度语文”的“深度”，不是简单地追求深奥和深刻，而是立足学生认知水平，紧扣文本，在教学中通过不断地“遮蔽—去蔽”，使文本的存在意义不断涌现，让学生进行思维训练和智力挑战，时时刻刻都有发现和创造的快乐，不断获得学习的高峰体验，努力追求可能达到的认知高度，以此破除肤浅和平庸学习带来的倦怠感。

“深度语文”强调理解存在、语言与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强调将语文视为存在的方式与本质，将存在视为语言性生存，将语言视为存在的唯一实体；强调“诗”与“思”在语文中的重要地位，追求“诗”与“思”结合。

“深度语文”从“人才培养”转向“人的教育”，其终极目的在于“人”：解放人，充实人，提升人，使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逐步形成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成为具有“文化的修养、社会的担当、思想的独立、灵魂的自由”的一代新人。

我们重建教育观，重新发现“学生”。“学”“生”者，小而言之，学“生活”之解决、“生存”之保障、“生命”之延续；大而言之，学人民“生活”、社会“生存”、国民“生计”、民族“生命”。我们重新定义“教师”。教师应该做四种人，首先是铺路人，其次是引路人，再次是同路人，最后是陌路人。教学的过程是教师主体性不断弱化的过程，最终达到“不教”，使学生自会读书，自会做人。我们重新认识“课堂”。课堂的中心，是一个问题的提出、理解及解决的过程；是解决问题的工具知识被探索、被发现的过程。如果没有将“问题—知识—真理”作为课堂教学的核心，没有师生完整而真实的相遇，没有真理重新发现的璀璨和炫目，教学就不可能真正发生。

我们还建立了以“思维训练、智力挑战”为导引的目标观，通过深入的文本解读、深层的教学设计、深厚的语言习得、深切的情感体验、深刻的思维训练以及深远的人文关怀，使文本存在的意义不断涌现。

为了确保“深度语文”的课堂是润泽的，并且焕发生命的活力，我还提出了“三有六让”教学法。“三有”即“有趣，有情，有理”；“六让”即“目标让学生清楚，疑问让学生讨论，过程让学生经历，结论让学生得出，方法让学生总结，练习让学生自选”。努力使课堂既有文学的阐发，又有科学的概括；既有艺术的具象，又有科学的抽象；既有文学的“结晶”，又有科学的“结论”。

2009年，我的《深度语文》一书出版，并一举获得江苏省首届基础教育成果奖一等奖，后又获得国家教育成果奖二等奖。2016年，《王开东与深度语文》一书入选“教育家成长书系”。

一次重要的历练和抉择

2013年，我破格获评苏州市“首届教育领军人才”。2014年，我以苏州市教育局基教处副处长的身份借调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

在教育部历练的这一年，对我的人生意义重大。这一年，我完整经历了高考方案研制的全部过程和首届国家级基础教学成果奖的评审过程。在教育部南楼二楼的小会议室里，司长带着我们，常常改高考方案到深夜。司长是统计学专业出身，既有大局观念，又有学者情怀。改稿改到得意处，他还要掰开了、揉碎了给我们解释一遍。我因此学到了很多为文做人之道。譬如文章要先处理好逻辑，大开大合；做人要意志坚定，平实地做好每一件事；功成不必在我，進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在教育部的这一年，我跳出了个人的狭隘，也跳出了语文学科的局限。周有光先生说，不仅要站在中国看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站在世界看中国。教育也是如此。不仅要从教育看教育，更要从教育之外看教育。立德树人，立什么德？树什么人？教育首先是人的教育，人首先是价值观的教育，要用活泼泼的人的教育代替工具化的专业人才培养。

2015年，我挂职归来，面临重大选择：进入教育局基教处，或者留在外国语学校，抑或去苏州中学。我最终选择了苏州中学。那是范仲淹先生首创的学校，那是王国维先生、罗振玉先生和钱穆先生执教过的地方。我一次次在苏州中学的校园里徜徉，遥想那些远去的先贤，以及这些人在苏州中学的模样。范仲淹捐出书房办学，要让姑苏的子弟都能够读书，都能够成材。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不是写在墙上，而是真正用生命做出来的。

我最终选择了执教苏州中学匡亚明实验班。这个班本来高二之后就要直升南京大学；但新高考方案之后，凡进高校必考。当时，留给我的时间只有三个月。但我不着急，我用全息理论告诉学生，一篇优秀文章包含了全部好文章的信息，只要写好一篇文章就能攻克一类文章。我让学生每周写一篇作文，我来面批。学生耍赖，说：“一个星期写一篇文章，人会死的。”我和他们打赌，说：“如果你们一周写一篇，我就我一天写一篇。”高考结果出来，23名学生全部考取了南京大学。

因为当初的一次打赌，我开了微信公众号“王开东”，这一坚持就是七年多。七年来，我和自己“死磕”，全部原创，日更一文，平均3000字。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也不放弃。我曾开玩笑，如果感觉要发烧了，那就先写好文章再发烧；如果明天出差，今天就写好两篇。我就这样咬着牙坚持下来。现在，已经有50多万师生在我的平台上交流研讨。

我告诉学生，在找到教育的真理之前，坚持就是最好的方式。坚持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竞争力。正因为坚持，我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些年，我带出了一大批优秀学生，主持了多项省、市级规划课题，完成了16本教育著作，发表了600多篇文章，参编了教育部规划教材《大学语文》……

一个教育哲学概念的升华

因为圆满完成带班任务，我有幸受到香港中文大学和新亚学校的邀请，赴香港参加了第十六届传统文化研修班。

据说香港中文大学创办之初，钱穆先生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这所大学必须要有中文二字；二是首任校长必须由华人担任。

钱穆先生说过两句话：“如果中华文化不能复兴，请把我的书束之高阁！”“你们是中国人，你们不能忘了中国！”

能免费去学习，源于钱穆先生的恩泽——他曾经在苏州中学执教过。短短一周多的时间，我们聆听钱穆先生的弟子辛意云先生和香港中文大学多位教授的报告。印象最深的是，时年七十多岁的辛先生，把毕生的心血投入公益事业，努力推动传统文化的发展。辛先生做报告的过程中，每每引用钱穆先生的话，总要立正、身体挺得笔直，恭敬地说：“钱先生说……”

课下和辛先生聊天，我问：“辛先生，为何您一辈子从事公益活动？”

辛先生说，他曾经也问过钱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钱先生很激动，说：“因为孔子的血液在我的血管里流淌。”辛先生说：“开东，今天我可以告诉你，我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孔子的血液在我的血管里流淌，钱先生的血液在我的血管里流淌。”

那一刻，我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我真切地感受到，孔子的、钱先生的、辛先生的血液也在我的血管里流淌。这就是一种传承。因为有了这种不朽的传承，我们才能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一样的皮肤、黑头发和文化。我们才是有根的人，有灵魂的人。那天晚上，我心潮澎湃，我把这种传承命名为“生命流”。苏州教育名家评审会上，顾泠沅先生说，“生命流”是一个教育哲学词汇。

每个人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生命河流，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河流的唯一开拓者。教师的生命河流和学生的生命河流互相交织，成就彼此的波澜和壮阔，这就是最好的教育。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我大胆提出重构语文课堂，提出了“视点、质点和远点”三点论：“视点”，解决课堂切入；“质点”，解决文本的核心价值；“远点”，则深入民族文化心理，以及作家的意识和无意识，培养具有民族灵魂和国际视野的现代学子。

一个“斜杠教师”的旁逸斜出

作为一个教师，坚守讲台是幸福的。教师手里没有粉笔，就像战士手里没有枪，厨师手里没有刀。但和朋友的一次聊天，改变了这一切。朋友说：“你已经到了这个年龄，没有必要在传统的课堂上证明你自己了。你已经执教8届高三了，但你教的学生仍然是有限的。虽然你现在日更一文，影响面很大，但很多贫困的孩子、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是没有手机的，你必须要再出发。我们身处AI时代，互联网使得学生碎片化、泡沫化、肤浅化，但你仍然要拥抱互联网，让教育价值最大化。”

2018年，我申请投入一个全新的领域——苏州市线上教育工作。苏州是中国第二大“移民”城市，为了实现同城同教，让优质师资发挥出最大效用，让更多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遇见好教师，接受好的教育，而且解决学生课外学习刚需，苏州市线上教育应运而生。

我们把全市750多位名教师组织起来，开设全名师、全课程、全免费的线上直播课。线上中心由资源中心、直播中心、问答中心和数据中心四大板块组成。资源中心把各学科学习难点连成一条线，合成一个面，聚成一个体，用名师精品微课的形式编排起来。如果学生按照这个逻辑，一节节研磨下去，所花时间不多，却能不断升级。

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工作，不仅服务于苏州全市150万师生，还对口帮扶其他城市。但我们的目标不止于此，我们的想法是，迎接一个人机互动学习新模式的到来，构建一个虚拟课堂甚至虚拟学校，让学生在社区和家里就可以学习。我们梦想着，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能够和城里的孩子接受一样的名师教育，只要足够努力，他们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奋学习，改变自己，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些学生在线上学習的过程中学会了利用平台，掌握了自主学习的方法，培养了自主学习的能力，体会到自主学习的快乐，最终就会养成自律自学的习惯，成为一个终身学习的人。更多的人终身学习，我们就能建立一个终身学习社群，直至建立学习型社会。

2022年，我又调到了苏州市教育质量监测中心。我从乡村到城市，从民办到公办，从教学到教研，从教研到评价，还全程参与了教育部新高考方案的研制，几乎经历了中国教育的全部足迹。

从2015年开始，苏州市教育质量监测中心每年9月对全市初中生开展监测，主要包括语、数、英三科学生问卷以及教师问卷，全面评估全市中小学的教育质量发展状况，诊断问题、提供预警，为区域和学校的教育教学改进与教育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教育质量监测是什么？为什么要搞教育质量监测？简单说来，教育质量监测就是教育的“空腹体检”，属于科学实证的评价。

这些年，教育差不多成了“玄学”，很难像医学一样进行循证研究，教育质量监测就是教育的循证科学。每年，我们都为市教育局、区域和学校提供精准科学的大数据分析报告，用大数据支撑的实证数据说明，影响学生学业质量的相关因子究竟有多大，我们能不能够承受。

有个朋友看过我们的社会版报告，他说：“你们报告的‘吃早餐的学生学业成绩更好’，这个结论我不需要看报告也知道。不吃早餐，小而言之，肚子饿了，听课效果肯定不佳；大而言之，长期不吃早餐，对身体健康不利，当然也不利于学习。还有，父母不给孩子做早餐，这个家庭氛围大概率也不利于学习。所以，‘不吃早餐的学生学业质量不如吃早餐的’这个结论，对我们没有附加值。”

朋友这个结论是经验判断，教育质量监测的价值就在于我们用大数据把这个结论量化了。我们告诉家长的，不仅是“吃早餐的学生学业成绩更好”，还通过大数据发现，每天都吃早餐的学生学业成绩为508分，而从不或极少吃早餐的学生学业成绩仅为441分，两者相差67分。进一步，我们又发现，“家人每天在家做给我吃”的学生学业成绩最好，高达513分，与不吃早餐学生的学业成绩差距达到了72分。

教育質量监测就是通过超大的“CT体检”，让教师的努力更有方向、更精准，让学生的努力看得见、摸得着。

2019年，在“深度语文”全国年会中，我偶遇青年导演张忠华，后来又认识了著名编剧、导演袁媛。我们一拍即合。于是，我又加入到了教育电影的编剧之中。目前，我编剧的《师范生》已经在国家电影局备案，即将开拍。业界认为这会是一部开辟类型片的电影。后续的一系列教育电影也都在筹备中。这就是一个“斜杠教师”的教育生活。

在一次次的教育突围中，我恍然明白，课程之外无好课，如果不能把课堂扎根在课程之中，任何的好课都是空中楼阁。如果一种课程不能促进人的自立和生长，不能促进社会文明和进步，那它就是短视的。在万物互联的时代，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我们学习的源头活水。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新时代，无须感叹今天的教育缺少英雄和领军人物，这恰恰是今天这个时代的特点。每个人都可以勇立潮头，为自己代言。为了迎接这个伟大的教育时代，也为了融入这个教育时代，我们所有人都应殚精竭虑、不懈奋斗，只问攀登不问高。

（王开东，江苏省苏州市教育质量监测中心主任、党支部书记，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苏州市教育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