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译论的体系建构：路径探索与未来发展*

⊙ 蓝红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所谓传统，乃世代相传之知识、技艺、价值观念、思维习惯、生活方式等。作为中国传统知识的一部分，中国传统译论是历经各个时代传承下来的翻译论说。立足中国、挖掘历史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需要坚持的一项原则，传统译论无疑是我们译学理论研究需要充分利用的思想资源。然而，因受西方理论的冲击，也因“编码”古旧，中国传统译论在当下的学术活力式微力弱，甚至面临着“走向终结”[1]220的境遇。从历史性文本中将传统译论的学术价值揭示出来，使之转化为现代译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与中国译学发展诉求相适应的论域。立足于自身历史积累，对传统译论进行全面认真的审视、整理、吸收、批判，挖掘其思想内涵，使之在现代学术体系中获得认可，在理论建设中发挥作用，是当下中国翻译学者的一项历史责任。此背景下，传统译论从被批评、争议，甚至被忽视的境况中走出来，日益得到重视。不过，我们相信中国传统译论蕴含着丰富的译学思想资源，但“相信”本身却并不是有效的论证，传统译论的价值，还有待用实际的证据来证明和彰显。尽管学者们已经付出了诸多努力，但有关传统译论的一些争议和问题仍然存在，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中国传统译论体系建构便是其中之一。

一、作为译论标准的体系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译学理论建设呈现出较为强烈的体系自觉。无论是引介西方翻译理论成果，还是进行自主理论生产和创新，都特别重视“体系”，即以结构性、层次性、关联性的眼光对理论加以观照和审视。在创建新理论时尤其注重将之建构成一个完整、甚至庞大的结构。当我们利用现代学术思维和方法对传统译论资源进行挖掘时，也自觉将体系作为一个标准参数。

“体系”一般指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不同学科对于体系的定义略有不同，中西学术对体系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应该说，事物不可能是单独存在的，而一定是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网络中存在的，事物的内部要素之间会产生关联，事物与事物之间也会相互影响，形成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结构和秩序。作为现代学术的标准，体系性是人们对理论的期待，将之视为某一论述是否具备理论合法性的重要判断标准。我国翻译学者们认为，翻译理论是翻译实践的经验总结和规律化系统化[2]，是从翻译中概括出来的系统的知识和原理[3]。从“系统化”和“系统的”表述可以看出，体系性是我们对翻译理论的要求。

“我国翻译理论自成体系”[4]1，罗新璋这句断语我们都十分熟悉。不过，这句判断表现出我们对中国传统译论保持自信的同时，也将“传统译论的体系性”问题化了。它意味着中国传统译论是否成体系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罗新璋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在此之前，这个问题从未出现过，更无需讨论。然而，罗新璋此语并未给这个问题划上终结符号，而是促发了更多的研究和讨论。例如，为中国传统译论走向国际做出巨大贡献的张佩瑶先生就认为“中国古代有论”，但并没有作为“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的“理论”[5]，因而主张并实际采用“中国翻译话语”来替代“中国翻译理论”。而罗新璋的“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之说也更多地被认为是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线索，中国传统译论是否真的成体系，还需要进行更多的要素、结构和关系的清理。

对传统译论进行体系建构意味着承认这样一个前提，即传统译论的体系性并不明显，是需要建构的，也意味着人们还需要去认识传统译论的内外部关系。要认识中国传统译论的体系性，需先了解中西学术传统的差异。中国古代的学术体系，不仅仅是由已经说出的概念所构成，而是由已经说出(显)和没有说出的(隐)两个共同构成，呈现虚实相生的体系形态[6]。朱光潜曾批评说“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认为中国传统文论零乱琐碎，不成系统[7]。中国传统译论也往往被认为是零散的、细碎的一些表述，并没有外在的、显然的、清晰的体系形态，或者说其体系性是内在的、隐含的、模糊的。挖掘传统译论的思想资源，需要显化其内在的逻辑关联，展现出其虚实相生的体系结构。将如珍珠般散落在各种序跋中的片断经验之谈、吉光片羽般的智慧之思串联起来，让传统译论中所隐含的各种信息彰显出来，加以整体性的认识，并不简单，更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需要承认，历史中的伟人或学界巨擘以寥寥数语(字)立纲，有待后来者继续阐发，细细开掘其内涵，逐渐使纲举而目张；经历长时间发展与完善，最终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8]。

对传统译论进行体系建构要厘清传统译论的概念、范畴、命题、对象、问题等，梳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将之整合成有层次、有维度、有程序、有秩序的整体，从而为中国译学建设确立好自身的知识基础。同时，也应关乎中西译学交流。中国传统译论生发于中华民族的翻译实践，有着自身的思想根基和传统的文化渊源，也有着自身独特的话语形式和知识内涵。中国人对翻译的探讨理应成为全球译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明确的概念、清晰的范畴、丰富的命题、自洽的逻辑、完整的体系是中外学术交流对理论话语的要求。

二、传统译论体系建构的路径探索

认识事物，将凌乱的事物关系梳理好，整理出体系加以认识，是人类求知的本能。实际上，我们对传统译论的体系性探索早已开始。自罗新璋的“中国翻译理论自成体系”之说提出以来，学者们更是为传统译论的体系建构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或展现中国传统译论的整体面貌，或梳理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脉络，或搭建中国传统译论的结构关系。概括起来，传统译论的整体性体系建构路径可分为如下几种：

一是以资料汇编的方式展现中国传统译论的全貌。这种方式源自我国深厚的史学传统，我们早有梁朝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慧皎的《高僧传》、唐朝道宣的《续高僧传》和宋朝赞宁的《宋高僧传》等史料，汇集了我国古代各种佛经翻译序跋、高僧传记、经籍目录等。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翻译理论意识复苏的阶段，学者们书写译史、爬梳译论资料，为中国传统译论研究做了非常重要的资料挖掘和整理工作。1981年刘靖之编著的《翻译论集》[9]，1984年罗新璋编著的同名《翻译论集》[4]，1984年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著的《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10]和《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11]分别辑录了上百篇有关翻译的论述文稿。虽然这些文献汇编并没有显构出中国传统译论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但中国传统译论的整体面貌得以集中展示出来。2020年，朱志瑜、张旭、黄立波编著的《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汇编》[12]六卷本又将这项工作推向新的高度。

二是以史稿评述的方式勾画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脉络。我国翻译史上系统地开展翻译批评始自前秦道安，每个时期都有高僧大德总结前人的成果。唐朝道宣对历代译经思想作了更为详尽的评述，宋朝赞宁也在《宋高僧传》中对此前的翻译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评价。民国时期，郑鹤声、郑鹤春撰写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中有专章《翻译》，对古代翻译文献进行了分期梳理[13]。梁启超也对传统译论作出更为细致的考证和系统的分析，全面评述了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的理论与实践。1984年马祖毅撰写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穿插了对我国历史上有关翻译的论著和论述的点评[14]。1992年陈福康撰写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更是这种整体性脉络梳理的典范之作，基于对译论史的通观考察，评述了我国传统译论的形成和发展，较为完整地勾画出中国传统译论的轮廓和思想演变[15]。另外，2004年王秉钦撰写的《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也选取中国传统译论中的十大学说，通过挖掘这十大学说中共同的历史渊源，以思想长轴的方式展现出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脉络[16]。

三是依照传统文史哲范畴建构中国传统译论体系。2006年张思洁撰写的《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17]，2009年吴志杰撰写的《中国传统译论专题研究》[18]，2011年王平撰写的《中国传统译论的美学特色研究》[19]就是这种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他们借鉴中国文史哲中已经确立的概念，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了类别和层级建构、专题划分，以及特色概括。《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借助中国古代经学考据方法，用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道、诚、有无、心物、意象、虚静、言意、形神、动静、虚实等概念来分析和解释中国传统译论的信、达、雅、文、质、意、象、神似、化境等话语，以此建构中国传统译论的范畴体系和概念体系。《中国传统译论专题研究》则从意、诚、心、神、适等五个主要方面来论述传统译论的主题、属性和结构。《中国传统译论的美学特色研究》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传统美学、传统文论分类探讨中国传统译论的美学本体论、审美主体论、翻译标准论和文本论等问题。这些著作代表了以自上而下的观照方式，将中国传统译论附于传统哲学、传统美学和传统文论之下，并非基于译论本身的话语，自下而上提取范畴。

四是援引现代理论话语建构中国传统译论体系。王宏印的《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是最重要的代表作[1]。该著的起点是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缺乏体系，范畴逻辑不严密。作者选取了中国传统译论的十对范畴，采用以西释中的方式，即以现代国际通用的话语形式来表达对中国传统译论的认识，以实现古今思想的融通。通过对传统译论进行话语阐释，发掘其中蕴含的基础性理论问题，然后按现代理论的一般类别将中国传统译论归为“本体论”“方法论”和“过程论”等，梳理出传统译论中的本体、认识、标准与原则、主体性、可译性等六类问题。傅惠生和郭建中也分别进行了这一路径的传统译论体系建构探索。傅惠生提出，我国的佛经译论基本框架结构主要由支谦的译文中心论、道安的原文论、“八备”译者中心论形成的横向主体链和纵向的文体和文字研究，以及翻译目的论组成[20]。郭建中则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提出中国传统译论的体系构想，认为传统译论体系由翻译的定义、翻译标准“信、达、雅”、译者身份、译意、翻译过程、翻译策略等十部分组成，且这十部分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制约[21]。还有其他学者，如王向远提炼出中国传统译论在翻译文本识别和评价方面形成的五对范畴、翻译行为方面的四种条式，以及基于此而形成的内在构造与理论体系[22]。陈大亮追溯了中国传统译论的哲学基础、美学渊源与文学传统之后，指出中国传统译论呈现出以“信”与“美”为主线、以境界哲学为其哲学基础、以境界为元范畴的体系特征[23]。

以上大致概括了学者们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体系建构的路径探索。可以看到，从整体面貌，到发展脉络，到特征凝练，再到结构搭建和关系梳理，中国传统译论的体系性得到了越来越清晰的展现。不过前人探索出路径，获得了认识，并不意味着我们无需再为此努力。中国传统译论不仅是思想资源，也是研究对象，想要发挥好它作为思想资源的作用，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反思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完善方法，更好地去开掘传统译论的价值。

理论的体系性要求构成理论的概念、命题相互关联形成“完整的故事”，而并非要求所有理论都形成一个宏大的体系结构[24]。也就是说，中国传统译论的体系性不仅包括宏观上、整体性的框架结构关系，也包括微观理论本身的系统性。在建构传统译论体系时，我们除了关注宏观体系，也要关注微观理论的逻辑勾连和命题论述。

那么，我们对传统译论微观个案的认识是怎样的呢？实际上，目前的传统译论研究大多数是个案性研究，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围绕具体概念进行阐释。如“文”与“质”，有的将之释为指导翻译批评的原则、翻译策略、译文文体、翻译诗学，以及笼统表述为翻译思想。佐以背景考察，明确具体概念所指，涉及传统译论话语与思想的关系，认识清楚之后才能廓清传统译论的对象域和问题域，定位好其在传统译论体系中的位置，这种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另一类是对“五失本三不易”“辩正论”“繙清说”“神似”“化境”“信达雅”等单个成篇译论的体系化阐释。如，学者们对道安“五失本”给出各种解读，包括翻译原则或方法、非原则/非方法、现象描写、警醒或是表达翻译之难等。这些解读虽然观点有诸多差异，但都将其隐含的各种关系显现了出来。尽管针对单篇译论、单个概念的研究难以称为体系建构，译论微观个案讨论的体系建构功能确乎不容忽视。如王向远以中国话语“翻”和“译”为本体，围绕这一对概念建构了独具特色的佛经译论体系[25]。

因而，跳出个体译论，对传统译论进行整体框架的建构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略碎片化论述中所蕴含的理论主题要素的多样性、层次性、互为关联性。只有基于对各种翻译话语的有效整合，找到译论之间的共通点以及差异之处，才能真正获得对中国传统译论作为一个整体的体系性认识。如果说这种整体性体系建构工作展示出了传统译论的广度，那么大量的译论个案研究则展示出中国传统译论的深度。这两者各有功能，不能偏废，深度、广度、宽度结合起来才能展示出传统译论的内涵“容量”。传统译论话语凝练，产生语义模糊的同时，也带来了意义阐释的开放性和多样性。其次，传统译论形成时间跨度长，话语形式和思想内容均发生较多变化，这不仅增加了体系建构的难度，也增加了体系内部的丰富性和复杂度。这些都表明，传统译论的体系建构不会止步于此，不能因上述成绩的取得而宣告完成，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深入。

三、传统译论体系建构的未来发展建议

已有的研究描画了中国传统译论的轮廓，梳理了脉络，显化了结构，但主要采用的是经验观察、代表性译论的串联，并未对传统译论资料进行全面的描写和分析，不是在完整的数据基础上提炼范畴、建构体系。本文认为，走自下而上的模式，基于更为全面的描写，采用更为客观的方法，以更为充分的阐释获得更丰富的数据，来建构中国传统译论的体系，是这项工作未来发展的方向。

阐释角度的重构是中国传统译论体系化、逐步呈现理论价值的重要路径，这方面的成果尚显不足。已有的代表性成果中，朱志瑜、朱晓农对中国佛籍译论进行了选辑评注，属于普通的语言注释[26]；赵巍对传统译论进行了社会文化阐释，并非以原典文字含义为出发点的文本阐释[27]；只有王宏印是从现代译学角度进行阐释，为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做出了经典性的贡献[1]。不过该著仅选取十家译论，得出中国传统译论“进入终结期”的结论，主要原因包括(1)理论问题有限，多数老化不堪；(2)理论范畴有限，缺乏准确界定；(3)理论视野狭隘，甚至故步自封。这一结论意味着两种可能性：一是中国传统译论是“贫矿”，不值得挖掘，二是这种阐释没能充分发掘出传统译论应有的价值。前者明显与我们对自身有着丰厚译论积淀的事实认知相悖。

王宏印的中国传统译论“走向终结”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但他创立的“清理、阐释、转化”方法可以给予我们新的启发。受历史语境的限制，中国传统译论的价值未得到充分的彰显。而传统译论之现代价值的生成，以及其作为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适性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重新阐释，通过现代阐释学所强调的“本体阐释”[28]进行价值重构，这是未来中国传统译论体系建构的可选之路。本体阐释不同于以既有理论来解读的“强制阐释”，也不同于外部文化阐释。它强调从文本出发，以文本原生话语为依据，以明晰的边界规约其合理性，不前置立场，通过多文本阐释的积累，再建构成为体系，具体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首先，是扩大研究对象域。以往学者进行传统译论的体系建构研究时所选取的对象材料非常有限，采取的通常是抽样，即抽取代表性译论个案，将这些个案串联起来。无论是罗新璋的“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梳理，还是王宏印的“十大经典”诠释，抑或是傅惠生的“译文论-原文论-译者论”主体链刻画，都是选择经典译论案例，而非基于全面的话语描写与阐释。中国传统译论指中国多民族传统文化中有关翻译的理论、议论、评论、散论、讨论。除了专门的佛经译论、明清传教士的译论之外，还包括散落于其他文化经典中的有关翻译之论，如东汉郑玄和唐代贾公彦对《周礼·秋官》中“象胥”的注释和疏解。朱志瑜、张旭和黄立波收集的佛教翻译论述就有约89篇，其他译论900篇左右[12]。未来的研究可以(也应该)对尽可能多的传统译论文章进行阐释，尤其是少数民族传统译论，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框架下重构传统译论的体系形态。

其次，是探索传统译论的新阐释模式。从阐释学的视域来看，阐释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还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对话。知识在阐释中存在，知识的价值在对话的沟通、吸收、交锋和碰撞中生成。不同的阐释模式反映着不同的知识论，生成和展示出知识价值的不同维度。已有的阐释研究尚有不足，没有充分彰显和建构出传统译论的现代价值。合理有效的阐释模式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梳理和描写传统译论研究成果，归纳出已有的阐释模式，如经学训诂模式、以西释中模式、文本注解模式、以古释古模式等，然后基于现代阐释学原理对已有的传统译论阐释模式进行反思与评价，再探索基于文本、有着清晰的语义边界、合乎公共理性的本体阐释模式。

再次，是开展传统译论的本体阐释。中国传统译论以具象思维为主，习惯“立象以尽意”，具有形态多样，概念模糊、语词多义、结构灵活等话语特点，其发生和发展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密切相关，与宗教思想、文学思想，以及社会学术思潮的演化结合在一起，有着巨大的阐释空间。“阐释”应基于文本，此文本既是作为文章载体的文本，也是作为社会翻译实践的文本，但不能停留在具体的语词诠释上，而应该是对原典的时代性、整体性和主体性的理解和发现。同时要有对原典的当代理论价值，如对当代翻译实践的指导价值、翻译现象的认识价值等的整合与建构[29]。具体方法有：从传统译论文本的语词入手，进行语义概念分析，获取文本自身确切含义；结合文本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明确文本原生话语的来源，话语动机和潜在话语；分析文本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产出的衍生话语；积累对多个传统译论文本的阐释，抽取和概括其话语特征、理论内涵；将概括后的认识上升到一般抽象性的理论认识，使之边界获得延伸，扩大其解释范围。

最后，是在阐释的基础上概括传统译论的范畴体系。范畴之形成以及范畴体系的建立是衡量一门学问是否建立理论体系、是否成为一门科学的重要标志[30]。以往的传统译论体系建构中“神形、虚实、意境等范畴，使用泛滥”，但“如果老运用中国传统美学和哲学的那些单调固定、数量有限而又未经过严格界定的理论范畴，就只能在传统理论视野内兜圈子，无法进入新的理论视野”[1]227。可行的方式为：找出传统译论文本中语词概念所属的译学范畴，以学术性、语域性、同属性为原则对传统译论进行现代译学范畴转化；用普适性的学术话语重释传统译论，使传统译论的隐性知识显化；将经过转化后的单个译论范畴汇总、分析、概括，建构出整个传统译论的范畴体系。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传统译论研究之目的不是为传统而传统，而是进行中国现代译学建设。传统译论合理阐释的标准是“视界融合”，即寻找传统译论与现代译学在价值取向、内在意蕴，甚至思维方法上的一致性，以便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发展。对传统译论价值进行阐释学重构，其目的、价值、意义、作用都应以建构我们当今的译学理论为归结，以此来观照、说明和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翻译批评乃至翻译研究。无论对传统译论作整体或个别范畴上的现代阐释都应从现代译学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回应现代翻译实践的问题，其实质就是通过阐释实现古为今用。我们应运用现代译学知识，分析、解释传统译论中的深层结构；寻求框架将传统译论和当前现实问题融合在一起，以产生新的论域，解释新的翻译现实；理清旧义，激活新意，对经过阐释后的译论进行类别划分，使之对应不同类别和不同层次的翻译基本问题，整合同类、补充缺项，建构新的理论体系。

以这个模式构建中国传统译论的体系，工作的重点是：(1)以历时角度对尽可能多的中国传统译论重要篇章进行文本阐释；(2)从共时角度对所有传统译论的核心话语、潜在话语和衍生话语进行整理，分命题、范畴、概念等层次进行体系重构；(3)结合当前翻译现实，探索中国传统译论对现代性翻译现象和问题的解释力。难点在于：(1)进行传统译论阐释模式的理论探索；(2)在实际的文本阐释过程中保持以文本自在性为依据，既阐发出文本衍生意义，又能克服过度阐释和强制阐释问题；(3)在对传统译论进行有效的本体阐释的基础上，进行体系形态的重构。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理论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未来的发展还任重道远。中国传统文化是未来中国译学建设的立足之处，中国传统译论的思想资源作用需要得到充分的发挥。关于中国传统译论，已有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有无体系已经无需讨论，如何建构才是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未来我们需要探索出学理性强、边界清晰、可具操作的传统译论本体阐释模式，以本体阐释显现出传统译论隐含的、模糊的概念和范畴系统，整合传统译论和现代译学理论命题，以新的理论形态呈现出传统译论的价值。概言之，需要通过全面的文史文献阅读，穷尽、收整、梳理中国传统译论及其研究文献，结合中国阐释学和西方阐释学理论建立融通中西的本体阐释框架，对传统译论文本进行文本阐释和话语转换，释出其中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部分，回溯中国传统译论产生的社会语境，分析传统译论的思想蕴含和社会功能，汇集经过话语转化后的译论文本，加以概括、整理和分类，使之对应不同类别和不同层次的翻译基本问题，重建中国传统译论的体系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