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国家翻译研究的动向、 视角与拓展*
——第三届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高层论坛综述

⊙ 韩淑芹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为探讨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的新形势下，面向国家战略需要和现实需求提升国家翻译实践能力和对外话语传播能力的理论思路与现实路径，由中国翻译研究院及《中国翻译》编辑部指导、中国海洋大学主办、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12家期刊及出版社协办的第三届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高层论坛于2023年9月 15-17 日在青岛召开，本次论坛主题为“新形势下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语传播”。论坛以现实需求为导向、以理论创新为基点、以服务实践为落点，探讨国家翻译研究的新动向、新视角、新拓展。

一、以现实需求为导向的国家翻译研究新动向

国家翻译实践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面向，前者旨在诠释中西翻译史上国家层面的翻译现象与翻译行为，后者则意在解决国际语境下国家层面需应对的重大实际问题。面对翻译研究的国家战略需求，论坛专家从宏观规划视角探讨国家翻译人才培养和国家语言服务标准化建设。黄友义指出，面对剧烈变化的国际形势，立足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培养高层次翻译人才并组建国家翻译队伍是全社会的责任，需要多方共同发力，培养具有良好的政治品格、语言能力、跨文化传播能力、丰富的专业领域知识、广阔的国际视野并熟悉翻译技术的高层次翻译人才，把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讲给世界。杨平指出，为服务国家国际工作大局，应开展翻译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实现中国特色话语建构的标准化，标准化建设要切实贴近国家和行业现实发展需求，充分考虑和兼顾人工智能技术、大语言模型在翻译语言服务行业的运用及影响。

上述宏观视角为国家翻译研究指明了人才建设、标准建设的方向，微观视角则重在阐释中国特色术语翻译与国际传播。韩子满以“总体国家安全观”英译为例，指出中国特色术语外译的国家翻译和学者翻译存在明显差异，中国特色话语外译在术语层面应注重国家翻译与学者翻译的互补性，增强术语外译的准确性。王少爽提出国家术语服务基础设施理念，对其定位、功能和架构做出设想，通过建设国家术语资源提升国家术语能力，助力知识资本增量、话语体系构建、国家软实力增强。中国特色术语译介的国家翻译与国家标准，有助于术语概念的准确译介及国际认同。此外，统括性的国家翻译实践有赖于本地化地方翻译实践的支撑。焦丹基于文化认知和国家翻译实践理论框架，阐释地方文化认知概念和地方文化认知与国家翻译实践之间的联动关系，为地方翻译实践参与国家翻译实践提供借鉴。

二、以理论创新为基点的国家翻译研究新视角

理论的建构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国家翻译实践概念自2015年提出至今，逐渐体系化、学理化，但同时也始终处于渐进式的调整优化进程。任东升作为国家翻译实践概念的首倡者，致力于国家翻译实践论的理论完善与国家翻译学的学科建构，2019年，他在《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构建》一文中提出“准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实践”“超国家翻译实践”概念，本次发言基于对《中俄尼布楚条约》和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当事国语言翻译关系及非当事国语言作准现象的考察，界定了超国家翻译实践的内涵，诠释其超国家、超语言、超利益的三重属性，超国家翻译实践作为朝向外延更大的国家翻译研究的创新努力，可谓学术共同体的新目标。

任东升以“外延”视角推进了国家翻译实践向国别间、超国家共同体翻译实践的演进，多位学者则采用“内省”方式再审视国家翻译实践的本体研究、核心概念、价值功效与话语内涵。黄忠廉回顾了“国家翻译实践”的发展衍变历程，指出国家翻译行为是一种特殊翻译行为，主客体、行为、工具、目的、结果、属性等翻译研究必涉要素，既是国家翻译学研究的本体，也是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落脚点与立足点。蔡新乐从全新概念视角诠释了“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国家”，提出“大一统”亦为“中国”的另一种表达，基于此阐释中国翻译缘何产生、如何走向，以“中国”为起点思考中国译史和译论。蓝红军指出国家翻译实践论所蕴含的“翻译的国家性”，为多视角、多层面、多领域分析作为国家行为的翻译提供了理论前提，观照出“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能力”学说的学科史价值，在中国翻译学知识体系建设中划出了一个知识拓展的新向度。耿强认为从元理论的角度观察，国家翻译实践是中国社会主义翻译话语在新时代的一个大胆创新，但目前更关注信仰范围内的讨论，涵盖硬性的国家传播需求和软性的国家文化思想传播，尚有待深化技术层面的探讨，通过介入西方话语体系加强软性迂回和协商话语实践。

三、以服务实践为落点的国家翻译研究新拓展

国家翻译实践“是一种融国家行为、话语实践、传播行为为一体的翻译实践活动”[1]，关涉译者、译作、译事等要素，融合翻译、话语、传播三种实践，其理论阐释服务于国家层面的翻译实践指向。覃江华聚焦红色翻译家陈望道，从学贯中西追大道、知行相资以为用、技近乎道出思想三个层面论述了他学术救国与文化强国的人生主线，以红色翻译革新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以实用翻译推动劳工联合和妇女解放、以文艺翻译促进学术创新与文化繁荣。赵秋荣基于语料库对比外来译家罗慕士作为制度化译者和市场化译者的身份差异所带来的翻译语言特征变化，指出身为“制度化”译者的罗慕士其《三国演义》重译本更具学术价值、更符合国家典籍文化传播需求。

“国家文本是国家治理过程中形成的各类文本的总称，是国家话语、国家利益、国家立场等在文本上的表达。”[2]陈大亮指出国家政治文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英译本，简洁明了、译法灵活多变、意义忠实于原文。这三个特点正好与简易、变易、不易的“易之三义”相吻合，是“译即易”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三易”原则立足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为国家文本翻译语言风格的再现和文本功能的实现提供了参考借鉴。“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间的转码活动，而且可被视作历史事件本身，或者至少是历史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3]张景华聚焦清末民初学术强国思潮背景下音译与意译的译名之争这一代表性历史事件，指出术语翻译与国家的语文改革紧密相关，是翻译世界先进知识、普及国民教育的重要手段，有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助于促进国家学术进步和学科发展。上述研究基于传统叙事维度融入知识翻译、语料库分析、中国传统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史，拓展了国家翻译实践史研究。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历史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历史，文本具有社会性并参与历史建构。夏登山提出翻译研究的平行史料概念，采用量化方法考察《明实录》和《明史》的翻译史料，统计分析二者在译者、显现度、译作、译事、重译方面的差异，验证了翻译史是被书写者所建构的翻译意识形态史，基于历史与文本双向互动重新审视我国明代翻译史料，为书写当代国家翻译实践史提供了历史参照。

四、结语

“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语体系构建高层论坛”已历时三届，以递进式视角验证反思国家翻译的理论阐释力，拓展国家翻译的实践转化力。《民族翻译》《上海翻译》《英语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等杂志均曾设专栏组稿，国家翻译实践学术共同体已然初见规模，共同见证了国家翻译实践理论建构期、国家翻译学的初创起步期、国家翻译研究的纵深发展期。赖春梅、皮伟男曾指出国家翻译实践研究涉及诸多议题，有待加强对非英外语、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应用文本和技术应用等领域的研究[4]。本届论坛研讨涉及德语、日语、法语、东南亚五国多语种非通用语研究，儒典满译、蒙古民间故事日译等少数民族语言译介，聚焦海洋考古术语、农业翻译、医学翻译等应用文体的研究，探讨技术赋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路径与方法，进一步拓展了国家翻译研究的对象域。正如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黄友义在论坛开幕致辞中所言，剧烈变化的国际形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赋予本届论坛更加强烈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