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排华风潮与华人向旧金山唐人街的收缩(1870—1890)

2023-04-17 15:07
外国问题研究 2023年4期
关键词:排华唐人街旧金山

伍 斌

(东北师范大学 美国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旧金山唐人街(Chinatown)在美国华人史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20世纪中期以前,其地位尤其突出,一直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华人聚集区,为数十万冒险前往异域的华人提供庇护,并培育了美国华人的共同历史记忆,维持着他们与母国的紧密纽带与身份认同。旧金山唐人街之所以能一度发展为美国最大的华人聚居区,既与它扼住美国的西部门户有关,更是喧嚣一时的“淘金热”的直接产物。美国学术界在论及旧金山唐人街发展的历史时,往往也着重强调这些因素。(1)Robert Mayer, ed., San Francisco: A Chronological &Documentary History, 1542—1970, Dobbs Ferry: Oceana Publications, Inc., 1974; Doris Muscatine, Old San Francisco: The Biography of a City, from Early Days to the Earthquak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75; John Bernard McGloin, S.J., San Francisco: The Story of a City, San Rafael: Presidio Press, 1978; William Issel and Robert W. Cherny, San Francisco, 1865—1932, Politics, Power, and Urban Develop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Gray Brechin, Imperial San Francisco: Urban Power, Earthly Ru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Barbara Berglund, Making San Francisco American: Cultural Frontiers in the Urban West,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7.不过,旧金山的唐人街之所以能在19世纪70—80年代在美国各大都市的唐人街中一枝独秀,除上述因素外,美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排华,以及各种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使很多美国西部其他地区的华人,收缩到旧金山唐人街中寻求庇护与生存之机。关于这一点,学术界语焉不详。(2)Chalsa M. Loo, Chinatown: Most Time, Hard Time, New York: Praeger, 1991; Alexander Saxton, The Indispensable Enemy: Labor and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Ronald Takaki, Strangers for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8; Yong Chen, Chinese San Francisco, 1850—1943: A Trans-Pacific Commu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Madeline Yuan-yin Hsu,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Erika Lee, At America’s Gates: Chinese Immigration During the Exclusion Era, 1882—1943,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Charlotte Brooks, Alien Neighbors, Foreign Friends: Asian Americans, Hous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Californi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这种情况的出现似不难理解,因为这一论断会造成一种假象,即美国的排华加速了旧金山唐人街的发展与繁荣。事实上,这是一种不必要的担心,旧金山唐人街的“崛起”,主要是相对于美国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华人分布而言的,美国的排华运动及1882年《排华法》的颁布,全方位限制了包括旧金山唐人街在内的整个美国华人社会的发展。本文追寻以往学界研究中所提供的蛛丝马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19世纪70—80年代美国社会的排华活动,是如何使旧金山唐人街加速成为“大埠”,并进而使其在整个美国华人历史中具有某种“精神家园”象征意味的。

一、小聚居、大散居:早期美国华人移民分布

1848年,旧金山还是一个不足千人的小村庄。是年,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内华达山脉发现黄金,这一有暴利可图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世界,“猎金者”蜂拥而至,“淘金热”随之开始。这些人不仅来自美国各处,也不乏来自欧洲、亚洲、澳洲、拉丁美洲等地区。旧金山的历史也因之而彻底改变,它成了成千上万从水路跨太平洋而来的“淘金者”进入加利福尼亚的门户。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一偏远的小村庄“摇身一变”,成了喧闹熙攘的城市。1850年,旧金山的人口已迅速膨胀至约25 000人,大量的公寓、酒店、饭馆、商店、银行,甚至沙龙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满足各色不断增加的人群的需求。(3)Louise Chipley Slavicek, The San Francisco Earthquake and Fire of 1906,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8, p.15.

在1850年之前,华人尚未作为一个独立的族裔群体出现在美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在1820—1850年间,美国移民机构记录在册的华人移民为46人。(4)“The Chinese Problem,” In Carton 20, Folder 22, No.AAS ARC, 2000/80, Him Mark Lai Research Files(以下简写为HMLRF), Ethnic Studies Library(以下缩写为ES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以下简称为UCB).1848年加利福尼亚地区发现金矿的消息,几乎第一时间传到太平洋对岸的中国。华人在加利福尼亚的历史,也自此拉开了帷幕。早期旧金山华人人数的增加,与加利福尼亚地区华人人口的增加基本同步。在整个19世纪50—60年代,旧金山的华人约占加州华人人口总数的8%。(5)“The Chinese Problem,” In Carton 20, Folder 22, No.AAS ARC, 2000/80, HMLRF, ESL, UCB.旧金山的中国人聚居区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居民区,根据联邦人口普查的结果,在1860年,华人占旧金山总人口的比重不足5%。(6)Chalsa M. Loo, Chinatown: Most Time, Hard Time, p.33; Yong Chen, Chinese San Francisco, 1850—1943: A Trans-Pacific Community, p.55; Ronald Takaki, Stangers for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p.79.而随着华人人数的增长,旧金山华人在整个加州华人中所占的人口比例也日益提高。早期华人在旧金山所奠定的华人聚居区的基础,是日后它能够在美国排华环境下得以保全并获得发展的前提。

在移民早期,旧金山并非华人进入美国的目的地,而是更多地扮演中转站的角色。多数华人在这里休整后便去往他们所追寻的“金山”。在为这些华人提供服务和帮助的过程中,一部分华人逐渐在旧金山滞留下来,从而形成了旧金山唐人街的雏形。这时期的美国华人社会由男性主导,其中大约一半已经成家,家室留在了故土。早期华人移民普遍抱有旅居美国的心态。他们所梦想的,是通过在美国数年的拼命工作,带着财富与“金山客”的尊荣而归。(7)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参见伍斌:《〈排华法〉与美国华人文化认同的迁转复归》,陈恒、王刘纯主编:《新史学》(第十七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年,第105页。这也是为什么华人男性移民中,很少有人携带其妻子。再者,当时中国妇女并不被鼓励离开家园,远涉他乡。从1848年至1853年间,只有14名中国妇女移民美国,之后人数虽略有增长,但仍居于微不足道的地位。1860年,在美国的华人女性为1784人,不及当时美国华人总数的5%。这些女性多被卖为妓女。(8)Chalsa M. Loo, Chinatown: Most Time, Hard Time, p.34.

尽管作为华人的个体移民自认为是“旅居者”,但是异域的经历无法皆遂人愿,作为华人群体从一开始就显现出定居美国的种种迹象。早在1850年的旧金山,华人就开始建造聚居区,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集中了33家商店、15家药店、5家饭馆、5家草药店、3家旅店、5家肉店、3家裁缝店。一名旅行观察者说,绝大部分华人的房子保持着中国特色,华人也“都维持着他们故土的习俗,背后拖着长长的辫子”。(9)Mary Roberts Coolidge, Chinese Immigra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p.411.华人之所以在旧金山形成聚居区,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自我保护,但是最初的原因是通过彼此生活在一起,进而建立同故土相似的社会,使他们有一种“他乡是故乡”的亲切感。1853年,几乎所有在旧金山的华人集中居住于卡尼(Kearney)大街与斯托克顿(Stockton)大街,以及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与杰克逊(Jackson)大街之间的两个街区。(10)Mary Roberts Coolidge, Chinese Immigration, p.411.1860年,旧金山的华人聚居区已经扩展至6个街区,从加利福尼亚大街一直到百老汇大街。这些华人保持着家乡的生活方式,夜生活异常丰富,以至于经常在午夜的街道还能见到喧闹的华人;各色中国的传统器物应有尽有,每日清晨还有沿街叫卖的蔬菜小贩。一名1868年抵达旧金山的华人移民,惊叹于繁荣且多彩的旧金山唐人街。(11)Ronald Takaki, Stangers for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p.117.

无论是1850年代的淘金,还是1860年代在中央太平洋铁路从事最艰苦、最危险的筑路工作,华人已经被证明是加利福尼亚最早的开拓者与建设者之一。加利福尼亚工农业的发展如果不考虑华人的巨大贡献,是难以想象的。1855年,24 000名在美国的华人中,约三分之二是在加州的矿山从事采矿工作。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华人以独立的采矿者居多。部分华人自觉地组成小团队,分工协作,甚至还成立公司,成员最多可达40人。可以说,华人矿工成了当时加州发现金矿的山麓最为常见的景观,在尤巴(Yuba)河流域尤其如此。19世纪60年代中期,淘金的利润已经急剧下降,华人也逐渐离开矿区。到1870年,华人矿工降为16 000人,大约占据华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12)Jack Chen, The Chinese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81, p.67.为了生计,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成了在白人石英矿厂挣取工资的劳工。华人由于没有足够的金钱购买采掘石英所需要的昂贵机械而无法进入石英采掘行业,只能成为白人矿主的雇工。铁路修筑也是雇佣华工数量最多的领域之一。1865年2月,50名华人受雇到中央太平洋铁路铺设路基,由于华工的卓越表现,在此后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雇用了约12 000名华工,占当时该公司雇员总数的90%。(13)Jack Chen, The Chinese in America, p.67.可以说,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华人多受雇于白人,这种性质决定了华人散居在美国西部各处。中央太平洋铁路能够按时建成,无疑是华人的功劳。华人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其所占人口的比重:在加州,华人仅占该州人口的9%,却贡献了该州25%的劳动力。(14)Ronald Takaki, Stangers for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p.79.

还有相当部分华人从事加州的农业开拓。华人对加州农业发展所做的拓荒性工作往往被忽视,事实上,他们通过最初的拓荒垦殖而奠定了加州农业的基础,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的进步。(15)SAlexander Saxton, The Indispensable Enemy: Labor and the Anti-Chinese Novement in California, p.7.在圣华金(San Joaquin)以及萨克拉门托河三角洲地区,华人建立了复杂的灌溉系统,将一片片荒地转化为颇有价值的农业用地。同时他们的工作使得土地的价格飞速上涨。在萨利纳斯(Salinas),因为华人修建了一条六英里长的水渠,这里的土地从1875年的28美元一英亩,上涨到两年后的100美元一英亩。(16)Sandy Lydon, Chinese Gold: The Chinese in the Monterey Bay Region, Capitola: Capitola Book Company, 1985, p.286.

绝大多数华人只是在白人的农场做工,成为低工资的拓荒者。但是华人劳工所想要的并不仅仅是成为低工资的拓荒者,而是期望能拥有自己的农场,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生息。从1860到1880年,在萨克拉门托、尤巴,以及圣华金县这些华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华人菜农从119人增加到375人,拥有农场的华人从无增至538人。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华人仍是属于在农场工作的打工者。在1870年,华人劳工占据整个加州农场劳工的18%,在萨克拉门托占45%,在阿拉米达(Alameda)占25%,在圣马特奥(San Mateo)同样占25%。(17)Ronald Takaki, Stangers for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p.91.可见,华人是早期加州农业开发与发展的一支主要力量。农业生产本身具有分散性特征,这就决定了从事农业的华人无法聚居于一处。

而且,虽然华人集中于美国的西部,但其分布已经遍及整个美国,包括南部地区。美国废奴之后,南部一度需要华人劳工取代黑人奴隶以维持农场的正常生产,发展他们的经济与工业。1869年在孟菲斯举行的南部种植园主大会上,提供“契约劳工”的科尼利厄斯·科普曼肖普(Cornelius Koopmanshoop)指出,其他的公司已引进了3万名华工至加利福尼亚州,其中部分提供给南部种植园主。(18)Memphis Daily Appeal, July 15, 1869.华人劳工一度在南方得到了较快发展。不过,华人劳工并没有在种植园久待。《新奥尔良时报》(NewOrleansTimes)在1871年的报道中注意到华人更喜欢在城市的小企业、小工厂工作,而不是在“种植园从事垦殖工作”。(19)New Orleans Times, November 8, 1871.到1880年,密西西比有50名华人,堪萨斯有133名华人;路易斯安那有华人489名,其中95人生活在新奥尔良,从事洗衣工、雪茄制造、制鞋、厨师以及伐木等工作。当时,南部的种植园主事实上已经推翻了重建,他们凌驾于黑人之上的政治权力得以恢复,自然也就很快失去了对华人劳工的兴趣。(20)Quoted in Lucy M. Cohen, Chinese in the Post-Civil War South: A People Without a Histo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36. 关于这一时期美国南部华人劳工移民,可参见伍斌:《美国内战后的南部华人农业劳工》,《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相较旧金山,偏远地区的华人女性尤其稀缺。因此,美国华人社会事实上是不完整的,规模较小的华人社区难以通过自我繁衍来实现华人社会的延续。

总体而言,到1870年,在美国的华人总数超过63 199人,其中49 277人(约77%)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境内,其中又有12 022人生活在旧金山。(21)U.S.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57, Washington, D.C., 1960, p.9; “The Chinese Problem,” in Carton 20, Folder 22, No.AAS ARC, 2000/80, HMLRF, ESL, UCB.也就是说,旧金山的华人人数占据整个加州华人人数的约24.4%,占到全美华人人数的19%。可以说,到1870年,旧金山已经确立了其在美国的“大埠”地位。与此同时,还有超过4/5的华人分布在加州以及美国各处。即便是在西部,华人也并非全然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其他地区也有相当数量的华人分布。如在当年,华人人口占据爱达荷总人口的29%,蒙塔纳的10%。(22)Ronald Takaki, Stangers for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pp.91, 79.不难看出,此时美国的华人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小聚居、大散居”特征。

二、走向“大聚居”:排华浪潮与华人的收缩

在19世纪60年代,旧金山唐人街虽已小有规模,但是其居民占整个加州华人居民人数的比重并不高。1860年,加州有华人34 933人,其中2719人在旧金山。(23)“The Chinese Problem,” in Carton 20, Folder 22, No.AAS ARC, 2000/80, HMLRF, ESL, UCB.也就是说,旧金山的华人人数占加利福尼亚华人总数尚不足8%。在此以后,特别是在1870年后,随着排华暴力活动和种族歧视在美国的盛行,很多华人被迫放弃了在别处的居所和工作,来到旧金山定居。而旧金山市周围白人对华人的仇恨又迫使一些华人搬进唐人街。玛丽·柯立芝(Mary Coolidge)指出,在华埠之外,“没有其他住所会收留华人”。(24)Mary Roberts Coolidge, Chinese Immigration, p.412.很自然,华埠为很多华人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难所。奥蒂斯·吉布森(Otis Gibson)牧师曾提及,在旧金山的唐人街,华人“可以更轻松地呼吸,……到处都是中国面孔,令人喜悦”。(25)Otis Gibson, The Chinese in American, Cincinnati: Hitchcock &Walden, 1877, pp.52-53.

尽管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也有少数商人、学生登上美国的海岸,但是淘金热导致了华人数量跨越式的增加。美国的排华正是在华人大规模进入加利福尼亚之时开始。1851年,2716名华人经过旧金山海关进入美国。次年,这一数据增加6倍,超过20 000人。(26)Madeline Yuan-yin Hsu,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 p.61.在此前的1850年,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构即已通过了《外国人矿工税》(Foreign Miners’ Tax),规定对外来矿工征收每人每月20美元的税收;1852年,该法被《外国人矿工营业执照税法》(ForeignMiners’LicenseTaxAct)所取代。1852年的税法要求那些不愿成为美国公民的外国矿工每月支付3美元的税收,其目标所指显然是华人。1855年,一名旧金山华商“警告”华人不要再移民美国,他们在这里无法觅得“其心灵和家人的空间”。这名华商已经注意到华人成了种族排斥和种族暴力的受害者,伤感地说,“如果排外与抢劫惊扰了我们,我们希望能够返回故里”。(27)McClain, “The Chines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The First Phase, 1850—1870,”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72, No.4 (Jul. 1984), p.544.1855年,加利福尼亚州通过对船主课以重税的法律,来限制那些不能成为美国公民的移民进入美国。每运抵美国一名他们所认为的“不可归化者”,其船主便要被征收50美元的高额税收。7年之后,这一法律向前更进一步:为了避免白人劳工同华人苦力劳工的竞争,竭力阻止华工进入加利福尼亚州。这一法律向所有在加州生活的华人征收每个月2.5美元的居住税。(28)McClain, “The Chines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The First Phase, 1850—1870,”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72, No.4 (Jul. 1984), p.555.该法一直持续到1871年联邦的《民权法》(CivilRightsAct)颁布才废止。到此时,加州当局已从华人身上征收约500万美元的税收,这相当于加州整个财政收入的近一半。当然,所有的这些法律所追求的并不只是财政收入,更重要的目标是排斥华人。“中华会馆”在19世纪50年代末抗议外国矿工税时说,华人劳工“从开始一天的辛勤劳作,在付清了衣食之后,所剩已是寥寥”。(29)Stanford Morris Lyman, Chinatown and Little Tokyo: Power, Conflict, and Community Among Chinese and Japanese Immigrants in America, New York: Associated Faculty Press, 1986, pp.171-172.华人多有因无法忍受这种歧视而返回祖国者。金沃(Ginn Wall)于70年代携妻子自广东移民至美国从事修筑铁路的工作,他们希望能在加州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数年之后,其梦想破灭,他对儿子说,“让我就此放弃吧”,这是个白人的国度,“你赚到钱以后就返回中国,那里才是你的归宿”。(30)Victor G. and Brett de Bary Nee, Longtime Californ’: A Documentary Study of an American Chinatow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7.

旧金山的海关关于华人离开的记录反映了这一历史,在1864年、1866年、1867年,归乡的华人甚至超过抵达美国的华人,且在1882年之前这一数据一直保持着高位。在1850年到1882年间,有330 000名华人进入美国,其中超过一半在此期间选择返回中国。(31)Lai Chun-Chuen, Remarks of the Chinese Merchants, pp.3, 6.但是,也有成千上万的华人旅居者决定留下来,或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返回到祖国。部分华人移民借钱或者出售了他们所有的财产来到美国,对于他们来说,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使美国成了“负罪之山”,而不是他们最初所想象的“金山”。

白人工人阶层害怕来自如奴隶般的华人“苦力”的竞争,最终将华人约束在非常狭小的经济领域之内。(32)“The Rag Baby Squalls,” The Washington Post, Feb 23, 1878, p.1.这些领域——洗衣业、饭店、家政服务——直至今日仍然影响着华人的身份认同。前文提及,华人在美国的生活并不是从这种隔离而开始的。在19世纪50—60年代,他们还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经济领域工作,为加州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然而,70年代后愈演愈烈的排华与歧视,大大压缩了华人的经济选择。无论是旧金山或是加州,都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对华人进行了干扰,包括1873年的辫子法、洗衣店法,以及禁止肩担挑夫的法律。

更多的反华行动则是通过暴力的形式呈现。这通常是散居在美国各处的华人收缩到大城市的唐人街的直接因素。对华人的攻击行为早在1852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在加州北部的尤巴县以及南部的哥伦比亚矿区,白人矿工举行集会驱逐华人矿工。1871年10月24日,洛杉矶发动排华暴动,该城的172名华人中,19人被杀,数幢华人建筑被焚为平地。(33)Madeline Yuan-yin Hsu,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 p.59.

内战及重建的结束,美国南部对华工的需求锐减,再加上美国跨国大陆铁路的完工,使得上万华人劳工面临失业的危机。1869年,中央太平洋铁路完工,近14 000名华人失去了工作。他们当中的多数回到了西部的海岸城市,尤其是旧金山。(34)“The Chinese Problem,” In Carton 20, Folder 22, No.AAS ARC, 2000/80, HMLRF, ESL, UCB.1870年后,由于黑人的竞争,很多产棉地区如佐治亚和得克萨斯等地不再欢迎华工。(35)“English Cotton Spinners in Georgin,” New York Times, Jan 31, 1870, p.2.而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萧条,导致反华群体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在他们眼中,华工成了致使美国劳工失业的罪魁祸首。1870年7月14日,两位磨坊主乔治·谢弗(George Schaffer)和艾尔·埃伦(Elle Ellen)收到了类似的威胁信息,要求他们解雇华人,以白人代之。二者为了避免可能的损失,只得照办。(36)San Francisco Bulletin, July 14, 1876.

排华期间,一些小城镇和社区的暴动,导致华人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19世纪末,在亚利桑那领地城镇的街道上,欧裔美国人常常不定时地挨家店铺游说,呼吁在当地禁止雇佣华人。(37)Floyd Cheung, “Performing Exclusion and Resistance: Anti-Chinese League and Chee Kung Tong Parades in Territorial Arizona,” The Drama Review, Vol.46, No.1 (Spring 2002), p.40.1873年3月25日,华盛顿领地的乔治敦(Georgetown)有30间华人房屋被烧。1875年5月,加利福尼亚州特拉基(Truchee)的整个华人居住区域被烧毁。1878年4月22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默塞德瀑布(Merced Falls),一枚炸弹被扔进了住有14名华人的小屋里,一名华人当场死亡,数人受伤,小屋也被炸毁。肇事者随后焚烧雇佣华人劳工的雇主的财产,向他们的干草堆、谷地、谷仓、铁路储蓄屋和码头放火。1877年7月,中央太平洋铁路在移民谷(Emigrant Gap)的防雪崩建筑物两次被焚毁。1880年10月13日,有上千白人袭击了丹佛中心城区的400名华人,杀死一人,在接下来的数日中烧毁并劫掠了价值53 655美元的财产。(38)“The Chinese Problem,” In Carton 20, Folder 22, No.AAS ARC, 2000/80, HMLRF, ESL, UCB.在所有的这些排华暴力事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当属美国《排华法》颁布之后发生在怀俄明领地的“石泉惨案”(Rock Springs Massacre)。

在《排华法》影响广泛的19世纪80年代,随着华人在农业和采矿业领域的工作岗位变得日趋危险,华人出现了大规模向城市集中的明显趋势。19世纪80年代,暴力排华事件在各地迅速蔓延,排华浪潮席卷西部各地。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该法除了极少数特选的阶层外,几乎完全禁止华人进入美国。国会采取的第一步是通过严格的华人分类来限制华人,中国劳工和妇女是排斥的首要目标。由于美国执法部门对《排华法》的泛化解读与实践,对华人劳工的排斥导致绝大多数华人男性无法进入美国;同样,他们对华人女性为妓女的预设,使得本来屈指可数的华人女性进入美国更加艰难。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移民机构,通过加强权力来限制华人移民,同时也助长了美国排华暴力。在《排华法》颁布后的最初几年里,共发生了4200起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但是很少有施暴者受到法律的制裁。(39)Chalsa M. Loo, Chinatown: Most Time, Hard Time, p.34.由于犯罪成本低,很多美国白人将对社会或自己境遇的不满通过暴力方式发泄到华人身上。1885年,怀俄明领地华人与白人矿工之间的冲突最后导致了震惊中美的“石泉惨案”的发生。白人矿工出于对联合太平洋公司(Union Pacific)在石泉矿区雇用了比白人还多的华人的愤怒,大约150名武装的白人男性袭击了手无寸铁的华人(40)“The Chinese Massacre,” The The Washington Post, Oct 6, 1885, p.2.,杀死28人,伤15人,并在同年9月2日将剩下的华人赶出了城镇。(41)“Presecuting the Chinamen,” New York Times; Jan 21, 1886, p.3; Madeline Yuan-yin Hsu,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 p.59.

石泉惨案尽管没有直接导致其居民涌向旧金山,但是它所激起的一系列连锁排华暴力,迫使不少华人转移到旧金山唐人街寻求庇护。华盛顿领地的西雅图,直到1885年初秋还没有爆发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但是在此前的两到三年时间里,白人对东方人的敌视发展得非常之迅速。1885年10月,西雅图市民召开会议要求立即驱逐华人,进而爆发了类似石泉的排华行为。为了防止石泉惨案重演,联邦官员逮捕了西雅图部分排华头目。西雅图的排华火焰虽然得到暂时压制,但那不过是火山爆发前的短暂宁静。1886年2月的一个星期天的清晨,一群西雅图白人,由警察局长带领,向唐人街进发,声言要调查唐人街是否有违反相关健康法律。当警察局长质疑这些华人居民的卫生设施时,白人们则破门而入,将家具装上手推车。这些家具及其所有者都被迫转移到码头。当时,停靠在码头的“太平洋皇后号”(QueenofthePacific)汽船准备正常出发到旧金山,然而,船长却拒绝这些华人上船,除非他们能够支付全额船费,只有很少一部分华人能够支付船费。白人市民很快就从当地的商人和银行家那里为华人筹集了足够多的船费。这样,“太平洋皇后号”汽船在2月7日携大约200名华人去往旧金山。一星期后,“乔治·埃尔德号”(George W. Elder)汽船也装载110名华人去往旧金山。(42)Clarence Bagley, History of Seattle: From the earliest settlement to the present time, vol II, Charleston: Nabu Press, 2010, p.476.

随着北太平洋铁路抵达华盛顿领地的塔科马(Tacoma),同时也带来了黄色人种。到1885年秋天暴动爆发时,估计大约有700名华人居住在塔科马。(43)B. P. Wilcox, “Anti-Chinese Riots in Washington,” The Washington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20, No.3 (July 1929), p.204.尽管华人同白人之间很早就存在着敌对,但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这种敌对还没有达到特别严重的程度。由于19世纪80年的美国经济仍不景气,有相当的白人工人失业,这就在西北部的白人男性劳工当中形成了一种不安。随着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完工,受雇的华人失去了工作,其中很多人来到南方的城镇,进而加剧了白人的失业,同时也加剧了他们对华人的仇视。在普通白人劳工阶层看来,美国1882年颁布的《排华法》还不足以表达他们对华人的敌视情绪。1885年11月2日,塔科马的15人委员会在市长韦斯巴赫(Weisbach)的办公室里敲定了最终计划。第二天早上九点半,警报伴随着汽船的笛鸣,50名警察很快控制了华人社区。短短的数分钟时间里,聚集了大约500名来声援的白人男性,这些人一直跟随着委员会。委员会挨家挨户地进入华人居所,通知他们必须在当天离开,不过给了那些经营小商店的华人24小时的准备时间。每处华人居所都会留下监督他们打包行李的人,直至他们离开。运输马车等工具集结起来以运输华人的物品。华人并没有发生任何反抗和暴力冲突。到了午后,大约有200名华人带着他们的行李集中到了码头。(44)“Chinamen Driven Out,” New York Times, Nov 5, 1885, p.2; “Buring Chinamen’s Shanties,” New York Times (1857—1922); Nov 7, 1885, p.4; Jules Alexander Karlin, “The Anti-Chinese Outbreak in Tacoma, 1885,”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23, No.3 (Aug., 1954), pp.271-283.白人这一转移华人的行动得以成功,在于他们对华人施加的威胁。不过,他们去往的目的地并不是旧金山,而是相对更近的波特兰。但它无疑是华人在美国分布收缩的有力例证。1886年3月1晚,80名全副武装且戴着面具的白人男性,袭击了位于波特兰东部阿尔比纳(Albina)华人工作区,并将180名华人驱逐。华人并未抵抗,被迫走上载着他们来到这里的船只。(45)“More Outrafes on Chinese,” The Washington Post, Mar 2, 1886, p.2.在加州,由于经济的衰退而导致的白人劳工针对华人的暴力遍及全加州。从尤凯亚(Ukiah)到纳帕谷(Napa Valley),从弗雷斯诺(Fresno)再到雷德兰兹(Redlans),华人遭到白人劳工的殴打甚至杀害,他们被驱赶到火车站并被逼上火车,大部分选择在旧金山落脚。(46)Ronald Takaki, Stangers for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p.92.

1885年,旧金山市也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来调查华人聚居地。根据其报告,“唐人街”包括12个街区。(47)Willard Farwell, The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 part II, San Francisco: A. L. Bancroft, 1885, p.3.尽管这一数据不够精确,但仍然能够显现出旧金山唐人街在美国的排华语境与美国华人整体削减的环境下不减反增,更加凸显旧金山华人在整个美国华人群体中所占的重要比重。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旧金山华人的人口数量维持在30 000名左右。由于华人在美国总人口数量的下降,旧金山华人占全美华人的比重在19世纪70年代超过了17%,在20世纪初则达到了25%。(48)《使美日秘陈兰彬等奏应派驻美中国领事以资保护侨民片》,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十四),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2页。此外,必须明确的是,还有很多华人生活在邻近旧金山的城市。比如奥克兰也有相当规模的华人社区。陈兰彬在1878年上书清廷,要求在旧金山设立领事馆,他宣称在“金山”地区一共有60 000名左右的华人。(49)《使美日秘陈兰彬等奏应派驻美中国领事以资保护侨民片》,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十四),第32页。这虽是一个稍显夸大的数字,却也能从侧面反映旧金山华人群体的规模之大。不难看出,到19世纪末,无论从旧金山唐人街范围的迅速扩大,还是其人口的增加及在美国华人总体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旧金山的唐人街居于无可争议的突出地位。

三、旧金山唐人街的地位与美国华人社会

旧金山湾区华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百分比的上升,表明华人从偏僻地区向都市的收缩。排华促使美国相当部分西部华人向旧金山聚居。为什么华人多愿意选择到旧金山居住呢,难道旧金山就没有排华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1876年夏,美国国会成立了“调查中国移民联合特别委员会”(Joint Special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Chinese Immigration),在旧金山王宫大酒店举行的听证会上,唐人街成为焦点议题。委员会中的参议员阿伦·萨金特(Aaron Sargent)责问企业家唐纳德·麦克伦南(Donald McLennan)说:“你难道没有意识到在过去的六年里,它(指华人社区)已经扩展了数个新的街区?”这位公开排华的参议员提出这一问题,表明扩展中的唐人街被视为威胁的公开化。麦克伦南并没有回答这一问题。这位中国劳工的雇主并不希望驱逐所有华人,但他认为唐人街应该搬迁到一个“远离市区中心”的隔离地区。(50)See Yong Chen, Chinese San Francisco, 1850—1943: A Trans-Pacific Community, p.58.相较而言,在旧金山的排华活动以相对缓和的方式进行则是事实,也许是因为官方对局势的把控更加有力,也许是因为华人的规模聚集效应使排华者忌惮激烈排华所导致的难以预知的后果。不管怎么说,华人在旧金山有较在美国其他地方更强的安全感。

随着19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困境所导致的劳工失业状况的恶化,一个新的劳工领袖在旧金山悄然崛起,他就是爱尔兰移民丹尼斯·卡尼(Denis Kearney)。由于1877年夏天的经济不景气,再加上华人移民仍源源不断地抵达旧金山,卡尼逐渐走上了激进的排华之路,他最著名的“格言”是对美国华人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佬必须滚!”(The Chinese Must Go!)。(51)“The Chinese Problem,” In Carton 20, Folder 22, No.AAS ARC, 2000/80, HMLRF, ESL, UCB.他同时将威廉·科尔曼(William Coleman)将军拉入旧金山政治舞台的中心。在1877年7月,科尔曼将军派遣1200名士兵帮助警察维护旧金山社会秩序,以免发生激烈的排华暴动。事实上,科尔曼也是激烈排华者,害怕未来华人的“入侵”会损害美国文明,降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但他认为维护旧金山的安全和秩序更为重要。1877年7月23日,一家华人洗衣店被焚为灰烬。为了避免旧金山遭遇浩劫,次日,白人商人与地产所有者举行了市民会议以回应市长安德鲁·布莱恩特(Andrew Bryant)以及旧金山警察局长的呼吁。科尔曼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议上成立了“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Safety)以维护旧金山的秩序与安全。在“安全委员会”成立48小时内,其成员即达到5438人,并组织有效的武装力量维持旧金山秩序。加州州长威廉·欧文(William Irwin)也抵达旧金山提供协助。欧文指出,应当采取正当的法律渠道,通过修订《蒲安臣条约》来限制华人。(52)“Large Meeting in San Francisco to Protest Against Immigr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Apr 14, 1876, p.2.拉瑟福德·海耶斯(Rutherford Hayes)总统也从华盛顿发出要竭力维持旧金山正常秩序的信息。(53)“The Chinese Problem,” In Carton 20, Folder 22, No.AAS ARC, 2000/80, HMLRF, ESL, UCB.也就是说,不但旧金山和加州的市政领导希望将旧金山的排华行为控制在不损害社会秩序的范围之内,时任美国总统也对旧金山的排华予以特殊关注,这就将旧金山的排华行为限制在美国地方和联邦政府可接受的范围,旧金山的排华更多以隔离的方式进行,尽管其中也不乏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

但是,对于华人而言,唐人街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一个躲避白人仇视与敌意的庇护所,很多人因其提供的经济机会而来,在始于19世纪60年的矿业与铁路建筑业所能提供的工作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这样的经济机会显得弥足珍贵。(54)Alexander Saxton, The Indispensable Enemy: Labor and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4.大规模排华迫使华人展开“自我雇佣”,纷纷开设洗衣店、饭店、商店。以洗衣店为例,早在19世纪50年代,华人洗衣店数量已经颇为可观,到1870年,加州的华人洗衣工达到2899人,占这一职业总人数的72%;20年之后,这一数据增长到超过两倍,达到6400人,占据这个行业总工人数的69%。在此期间,华人洗衣工占华人总数的比重从1/17增加到1/12。(55)Ronald Takaki, Stangers for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p.92.华人介入洗衣业尽管有其自身的原因,如洗衣店要求的成本不高,也无须洗衣工懂太多的英语。但是,“洗衣工”同样也是华人无奈选择的职业,它是极少数向华人“开放”的工作机会。李丘(Lee Chew)解释说,“由于白人对华人廉价劳动的嫉妒和强烈抗议,他们将华人从农场、工厂、铁路、修街道、修下水道的工作中赶了出来”,所以他在几乎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开了一家洗衣店”。一个年老的华人后来悲伤地回忆道,“你不能再在雪茄工厂、黄麻作坊、木工作坊工作了——所有的华人都被排除出这些领域”,“所有他们能做的就是洗衣工和蔬菜小贩”。由于扎堆到洗衣行业,到1900年每四个受雇的华人男性中,就有一个是洗衣工。(56)Lee Chew, “Life Story of a Chinaman,” in Hamilton Holt, ed., The Life Story of Undistinguished Americans as Told by Themselves, New York:James Pott &Company, 1906, pp.289-290.排华暴行还迫使许多居住在美国西部以外地区的华人纷纷向西部集中,因此,时至1890年,只有约10%华人居住在西部以外地区。同时,唐人街在美国东部的一些主要城市,如芝加哥、纽约和波士顿逐渐拓展成形。可见,排华法所导致的唐人街的崛起,绝不仅仅限于旧金山。

美国排华宣传中将华人视为“低劣的他者”,导致白人事实上对华人存在经济竞争之外的恐惧,即害怕被“低劣”的华人所污染。这期间,美国排外主义运动通过将华人描述为肮脏的、堕落的、非人的群体,使华人迅速地聚集起来。在旧金山唐人街周围,任何一幢大楼的一部分被华人占据,其间居住的白人就会选择离开。白人的排华暴力同样也在隔离华人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来自城市其他地区的华人也迁移到唐人街,希望因为数量的优势而获得安全。唐人街也迅速变得更加同质化,几乎成了清一色的华人聚居区。

《排华法》禁止了华人通过归化而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并要求在美国的华人随时随地携带准入美国的合法证明,否则就有被驱逐的危险。排华同样也采取经济抵制、社会排斥(驱逐)、暴力攻击,并通过法律程序来惩罚华人商业。这些移民法律提供了一直到二战最为真实的华人地位图景,同时也强化了美国华人的外来身份。尽管华人拒绝接受《排华法》的排斥话语,该法也没有彻底阻止华人移民美国,但是它极大地削减了移民美国的华人数量,并使那些1882年之后的华人移民绝大多数只能以非法身份进入美国。(57)美国《排华法》颁布后,移民美国的华人从1882年的39 579人陡降至1885年的22人。See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57, p.59.这就使华人本已很不轻松的移民美国之路变得更加艰难。因此他们不太能与美国主流社会接触,而只能集中在唐人街之中。这就进一步阻止了华人进入主流社会之中,对他们来说,融入美国社会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他们只能秘密地保持与华人社会以及故土之间的联系。然而,故土毕竟太过遥远,未免会常常出现鞭长莫及之感。这样,当他们在美国受挫之时,能够及时获得慰藉的,联系最为紧密的,还是他所生活的华人社区。而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不接纳与排斥,也加强了华人拥抱亲朋纽带以及与中国故乡的联系。

亲朋和同乡的纽带对美国排华期间的华人移民显得尤为重要。最大的华人组织“中华会馆”(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在英语世界更流行的名称是“Chinese Six Companies”)的总部也设在旧金山。(58)Victor G. Nee and Brett de Bary Nee, Longtime Californ’: A Documentary Study of an American Chinatown, pp.272-277.这一分支机构遍布全美的组织扮演着多重角色:一方面协助移民在美国立足,另一方面也为华人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社会、经济支持和情感依靠。在中国,血缘与家族的纽带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人们的情感。这种环环相扣的亲朋纽带,也是旧金山唐人街能够滚雪球一般迅速扩张的重要原因。例如台山人,当投资自己的商业需要筹集基金时,台山人可以从他们的亲朋和老乡处借到上万美元。根据社会学家保罗·苏(Paul Siu)的一项总览式的研究,在20世纪初,芝加哥的华人洗衣店主有超过60%是亲朋关系。(59)Paul C. P. Siu, The Chinese Laundryman: A Study of Social Isol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77, 91-92.台山人能够在不利的排华经济环境中生存,是由于华人组织以及亲戚关系网络为他们提供资源以建立谋生的途径。如若没有这种关联,他们在旧金山很难维持生计。

旧金山唐人街的功能之一是维系华人社会的网络,以抵御《排华法》的更深伤害。不仅美国西部地区的华人在遭遇排斥而导致的生存压力之后,选择旧金山作为庇护所,即便是旧金山湾区附近,很多曾经生活在白人社区或者混合区的华人,在排华的压力和暴力攻击下,也选择向旧金山唐人街收缩。到19世纪末,旧金山唐人街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独立的经济体系,几乎可以在不依赖美国主流社会的情况下实现自我运转。当时,尚未出现其他城市的唐人街实现类似的经济独立。这也给了居住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华人与排华势力抗争的底气。而1878年底,旧金山中国领事馆(后成为总领事馆)的设立,进一步巩固了旧金山唐人街在美国华人中的地位。

结 语

同美国其他的外来移民一样,华人理应受到美国宪法对其人身与财产安全的保护。但是一系列排华法律的颁布,使得华人的权利在美国比任何其他群体更容易受到攻击和侵犯,对公民不言而喻的安全保障,于华人则成了奢侈,他们极易被驱逐,成为暴力的受害者。而且,由于华人社会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十分有限,美国政客们也基本无视华人的利益,社会上也很少能听到代表华人的声音。在美国政府拒绝承认华人移民的基本政治权利的同时,羸弱的清政府没有能力,且在很长时间内也不愿意向这些华人移民提供任何保护。在美国的华人最终成了一个在文化上极易区分,在政治上极易受到侵害的少数群体。

中国移民进入美国,从最初的淘金热,到经历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迅速增长,以及此后的渐次回落,形成了美国华人历史的一段特有经历。旧金山唐人街也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族裔隔都区。(60)以往学界普遍认为,美国最初的“隔都区”为黑人区,但根据夏洛特·布鲁克斯的研究,旧金山唐人街当为美国第一个族裔隔都区。此外,纽约的唐人街也经历了类似旧金山唐人街的历史。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排斥,促使散居在纽约及其周围的华人逐渐收缩聚集,从而导致纽约华人“隔都化”与唐人街的形成。参见Charlotte Brooks, Alien Neighbors, Foreign Friends: Asian Americans, Hous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California, p.12; John Kuo Wei Tchen,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Orientalism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Culture, 1776—1882,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xxiii-xxiv.美国华人向旧金山聚集与美国城市化同步发展,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美国的排华运动,导致华人只有通过聚集生活才能一定程度上保证人身与经济安全,才能尽可能缓解身在排华异域所导致的强烈文化孤独感。美国华人向大城市的收缩,也使中华文化逐渐在美国占得一席之地,成为美国多元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元”。需要说明的是,在排华运动成为加利福尼亚的一股政治力量之前,旧金山唐人街就已具有强大的内在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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