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本史研究主体性与学脉传承的再思考
——重温邹有恒先生关于外国史研究的来信

宋成有

(北京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871)

进入21世纪,中国日本史研究进入新阶段。中青年学者竞相崭露头角,成为新一代日本史教学科研的主力军;相关系列研究或专著、译著、资料集接连出版,学术论文成倍增加,总的发展势头良好。随着众多日本古代史的学子自日本学成回国,一批外语能力强,熟悉日本史研究资料,治学功底扎实的博士生,成为日本史教学科研的生力军。近年来,我国日本史研究领域的近现代史较强,古代史偏弱的格局悄然变化,与国内外培养的日本古代史博士崭露头角不无关系。与此同时,也出现日本学者的研究方法、选题视角、史观等被“直译化”,乃至 “问屋化”等倾向性问题。因此,有必要关注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主体性,即中国日本史研究独有的治学视角、特色和格局等问题。换言之,解决好中国日本史研究主体性问题,必然有助于发展中国特色日本史研究体系。留学归来后的学子既有长处,也有短板,需要逐步适应本国的学术环境,探索并形成自己新的治学风格和格局。不难想象,日本学成归来的“洋博士”同国内培养的“土博士”相互学习,彼此取长补短,实现历史唯物论、实证研究方法,同研究资料与语言优势的互补,势必将逐步提升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档次,扩大国际学术影响。总之,面对21世纪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新局面,应该重视主体性问题。拙文回忆邹有恒先生当年的倡议,也多半与此相关。十分期待在2023年度的中国日本史年会上,得到与会同仁的指教,彼此展开讨论。

这次中国日本史年会在长春召开,令人感慨万端。此前在会议主席台上总能看到的老友周颂伦教授、学兄汤重南先生,居然在三年疫情的收尾阶段先后离世,原定在二次会的咖啡屋里讨论的学术传承问题也无从谈起。每念及于此,不免悲从中来。撰述此文,既因念老友的念想,也因日本史学会会长换届,新任会长韩东育教授所在的东北师范大学主办年会,令人油然想起毕生在东北师大从事日本史教学科研的邹有恒先生(1912—2005)。邹先生与吴廷璆先生(1910—2003)、周一良先生(1913—2001)在学术上彼此辉映,为新中国日本史学界公认的奠基三老,德高望重,饮誉海内外。奠基三老的历史唯物论的理论立场、严谨求实创新的治学精神与视野开阔、不断拓展学术路径的学术传统,已成为21世纪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学术传承的基本内容。老友周颂伦教授写过《邹有恒先生学问人生评传》,以及与杨孝臣教授一起写过《修身见于世 独善之间谋兼善——记邹有恒先生》等长文,对拙文亦不乏重要的参考价值。

邹先生出身家境殷实的银号之家,先于奉天(今沈阳)读省立中小学,学业基础扎实。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中日矛盾激化。基于抗日报国之志,他担任省立第三高中学生会主席,加入反帝同盟读书会,参与反帝大同盟游行, 竟遭学校当局开除。随即,国民党第三宪兵团又发出缉捕令,沈阳高等法院送来传票。无奈之下,在暂避天津商法学院之后,1932年东渡日本。至1942年,旅日10年,从预科、本科到研究生,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长达9年。其间,邹先生拒领来自日本庚子赔款的奖学金,自费就读东大的大学院。1942年回国后,拒任伪满洲国的伪职,甘愿做车行店员或居家读书赋闲,爱国情怀与知识人的风骨,不言自明。1945年东北光复,邹先生入职于东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任讲授世界史、日本史的副教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邹先生返回长春任教。1951年,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55年创立国内第一家日本史研究室,建成藏书10余万册的日文资料室,1978年出任日本研究所所长。在为东北师大日本史教学科研尽心竭力的同时,取得了大量的日本史研究学术成果。邹先生是新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史研究的开拓者,弟子伊文成、杨孝臣、张声振、任鸿章、郎维成教授等在日本史研究领域均有建树。

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邹先生多次提出建立中国特色外国史研究,呼吁突破“日本史学的影响”,创建中国日本史研究体系等地区国别史研究的宏大目标,影响深远。在这里,主要依据邹先生关于外国史,包括日本史研究的两封来信,就中国日本史研究主体性和学脉传承等问题,谈几点看法,敬请指正。

一、“黄山来信”及其他

1986年 9月,东北师大主办的《外国问题研究》发表邹先生的短文,即《对外国研究的几点意见——邹有恒教授给“黄山会议”的信》。邹先生“因病不能亲临会议”,为了弥补失掉“学习机会”的“遗憾”(1)邹有恒:《对外国研究的几点意见——邹有恒教授给“黄山会议”的信》,《外国问题研究》1986年第4期。,致信会议,围绕中国的外国史研究问题,提出若干看法。

归纳起来看,邹先生在信中的主要意见是:

(一)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

邹先生说:“我国的外国史研究,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近现代史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问题。过去是不能讲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好的东西,而近几年来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又出现多讲优点,不顾消极面的倾向,这里虽然有研究者的问题,但最主要的是过去的方针、路线上的和人为的禁忌还在起作用,不能准确地把资本主义国家的近现代化的经验教训介绍进来”,结果是“不仅对我国的近现代化有害,而且蒙蔽了我们自己,使我们的群众对外国的经济发展无知,也养成了我们某些领导人的高傲自大,或者产生了自卑和崇洋的思想”。(2)邹有恒:《对外国研究的几点意见——邹有恒教授给“黄山会议”的信》,《外国问题研究》1986年第4期。倾向性问题因时而异,但从来不曾缺席发展的过程。邹先生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急于缩小与世界发展的差距、实现四个现代化,高度关注引进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经营理念,积极评价欧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出现邹先生指出的从“过去是不能讲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好的东西”,转而出现“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又出现多讲优点,不顾消极面的倾向”。在这里,邹先生话虽不多,但切中时弊。

(二)强调外国史研究应实事求是,把握一般性和特殊性

邹先生首先提出有别于国内流行的明治维新“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说”或“革命与改革说”的新看法,发表了独到的明治维新观。他说,“由于明治维新的形成有两个主要的因素,一是资本主义的(革命性的),二是封建的(反革命性的),这两者的苟合产生了明治维新,从而在经济上促进了以后日本的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在政治上产生了军国主义天皇制”。(3)邹有恒:《对外国研究的几点意见——邹有恒教授给“黄山会议”的信》,《外国问题研究》1986年第4期。“革命性”与“反革命性”的 “苟合”而产生明治维新,可谓意味深长。

其次,邹先生深刻分析了近代日本走上与英法美等国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所在。他认为,正因为“革命性”的因素与“反革命性”因素相互作用,彼此“相辅相成,使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进而走上军事法西斯的道路。”(4)邹有恒:《对外国研究的几点意见——邹有恒教授给“黄山会议”的信》,《外国问题研究》1986年第4期。他认为,上述两种因素的“苟合”,正是日本“没有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走上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法西斯道路的关键所在”。寥寥数语,点明近代日本国家发展道路历史失误的根本原因。

据此,邹先生归纳出中国研究外国史的两点结论:其一,要冲破苏联史学界的影响,即片面强调明治维新的“革命”的一面, “尤其是发展资本主义的一面”。他强调“我国的日本史研究者,今天大多数是资产阶级革命说的主张者,所产生的影响有很大的消极作用”。其二,强调中国“研究外国历史必须实事求是”,“看到其一般性”,也要“把握其特殊性”。(5)邹有恒:《对外国研究的几点意见——邹有恒教授给“黄山会议”的信》,《外国问题研究》1986年第4期。众所周知,明治维新“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说”由北大周一良先生率先提出,“革命与改革说”则是南开吴廷璆先生提出的新看法。邹先生对“不彻底的资产阶级说”的批评,属于学术争鸣的平常事。改革开放初期,提倡解放思想,学术界风气端正,能够彼此直抒胸臆地展开学艺切磋,即使会上拍拍桌子,会下依然亲近如初。邹先生的“黄山来信”,正是当时学术界风清气正的典型事例。实际上,学术争鸣并未影响三位老先生之间的感情与交往。自1980年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以来,吴先生任会长,邹先生与周先生等任副会长,三位老先生率先垂范,精诚合作,树立起学会坦诚相见,同求学术真谛的良好风气与传统。

基于旅日求学多年的亲身体会,在《黄山来信》中,邹先生特别强调近代日本教育中的特殊性问题。他认为,“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学校教育有其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教育的一面,但主要是军国主义教育,以培养天皇制的忠良臣民和贤妻良母为目的的,真正的社会所需要的人材是在工作中由各部门单位自己培养的”。这种 “在实践中培养” 专门人才的传统,“在日本战前如此,战后也是这样。我们研究外国历史必须实事求是,才能看到其一般性的,也能把握其特殊性的方面。”(6)邹有恒:《对外国研究的几点意见——邹有恒教授给“黄山会议”的信》,《外国问题研究》1986年第4期。在这里,邹先生强调了中国研究外国史的原则立场,即既要实事求是,也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

(三)外国史研究要结合中国的实际

在“黄山来信”中,邹先生说,“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研究外国,尤其研究日本经济发展的人多起来了,写的文章也不少。但是,真正能为我们借鉴的却不太多,其原因之一是只研究对方,而不结合自己”。他指出,最近国际上的石油降价和美元贬值,是影响世界经济中的两件大事。然而,国内的相应报道不断介绍其动态,只讲在国外有什么影响,而未言及对中国的影响。他举例说,“我们每年都有上千万吨的石油出口”,由于油价从每桶二十～三十多美元降到每桶十美元左右,“我们石油外汇收入一下子降下来一半以上”。与此同时,大量进口日本彩电和高级轿车等,“使外汇存底从一百六十亿美元一下子减到一百亿美元。”面对茫然无知于外国,造成“我们在引进外国技术、设备和其他外贸上由于盲目和无知,不知道要吃多少亏,上多少当”等问题,他指出解决问题的主要路径,在于“我们有责任结合中国实际,减少这种盲目性”。他强调,“在美国、日本,研究经济的,以及社会科学的,大都结合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现实问题,而我国搞社会科学的,从理论上研究的较多,谈现实问题的人却很少,这和我们国家多年来封锁现实材料和统计材料有关。这种倾向近来已大有好转,但还很不够”。他祝愿大会“能实事求是和紧密结合现实,多从具体实际出发,就一定会有好的成果”。(7)邹有恒:《对外国研究的几点意见——邹有恒教授给“黄山会议”的信》,《外国问题研究》1986年第4期。

邹先生的上述看法,不独见于“黄山来信”。实际上,1979年3月在成都举行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和1983年3月在长沙举行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邹先生就史学理论、外国史研究等问题,也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针砭时弊的直言,体现了一位老学者的爱国之情及对现实的人文关怀。他指出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问题,呼吁外国史研究要结合中国的实际。“黄山来信”文字不多,且过去了近40年,不难感受到当时学术界的思想跃动。在学术上,能够就通说提出批评意见;在现实问题上,也能评析学者研究与某些领导人的不足。然至当下,在学术界较难听到真诚、深刻的批评意见。相反,自视甚高、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或者闪烁其词、三缄其口的现象却司空见惯。廉价的点赞比比皆是,甚至主张 “就是要相互吹捧”,集体陶醉。两者比较,恐怕并非进步,也非中国日本史研究之福。

二、《世界历史》的来信摘编与建立中国特色日本史研究体系的倡议

1987年3月,《世界历史》在“史家论坛”专栏刊登邹先生的另一篇文章,题为《实事求是,联系实际,走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道路》。这篇文章由时任《世界历史》副主编的汤重南研究员依据邹先生的两封信摘编而成。其中之一即前述“黄山来信”,另一封信则语焉不详。若汤先生健在,一个电话足以搞清楚的问题,如今就只能存疑。在这里,与“黄山来信”相同的内容不再赘述,主要就邹先生来信的新内容,对邹先生发展学术研究的独特贡献,做以下归纳:

(一)开宗明义,提出“搞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的倡议。邹先生说:“我以为当前我国的外国史研究要想打开局面,在国际史坛上取得更多的发言权,一定要搞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要走自己的路子。欲如此,就要实事求是和紧密结合现实地进行研究。”(8)邹有恒:《实事求是,联系实际,走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道路》,《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简言之,中国的外国史研究欲“打开局面”、取得发言权,就要搞出 “中国特点”,要“走自己的路子”。在三位老先生中,邹先生在打开研究新局、突出中国特色、取得话语权以及“两实”的研究立场等方面,不仅倡议提出最早,而且多次在不同场合加以强调,影响广泛,贡献最大。

(二)针对我国日本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强调突破苏联或日本史学界的影响,明确提倡建立有中国特点的日本史研究。邹先生尖锐指出“我们的日本史研究,近年来已有消沉的趋势”,认为原因是高等院校中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即“由于许多研究人员带研究生,工作重,再加上纷纷搞人物传之类的编著,既缺乏深入研究又缺乏通盘考虑,如果更不客气地说,成品是‘急就章’式的多,为求通过评职称,赶写的东西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多”,指出“更重要的是缺乏有雄心壮志的气派”。因此,强调“我以为当前日本史研究要想打开局面,需要建立有中国特点的日本史研究,否则难以冲破苏联史学界或日本史学界观点的影响,当然也很难在日本、欧美的日本史研究阵地上取得发言权”。(9)邹有恒:《实事求是,联系实际,走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道路》,《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

在邹先生看来,“建立有中国特点的日本研究”,是打开局面的必由之路。为此,必须冲破苏联或日本史学界的影响,取得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在这里,邹先生不仅首次提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宏大目标,还首次明确提出中国日本史研究“突破日本史学界影响”的问题。随着时间的过去,苏联史学界对中国的影响已逐渐消亡,但不能不看到,日本学术界的影响却越来越强。范围所及,不仅包括日本史,甚至日本学者的中国通史译作,也在国内得到相当的热捧,在互联网上炒得热火朝天。目睹此情此景,不仅令人感慨近40年前邹先生的目光独到,感慨何谓高瞻远瞩。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尤其展示了邹先生对我国日本史研究的独特贡献。笔者相信,在21世纪我国的日本史研究发展过程中,将愈加展现其倡议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

至于如何展示日本史研究的中国特色,邹先生也提出一系列主张。他说,“所谓有中国特点的研究”,其一,是要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对日本的影响。他举例说,“从水稻和冶铁传入日本的绳文末—弥生初开始,中国的文物制度,宗教、思想、法制,以至于社会风习,诸如衣食住行,都对日本有极大影响。这些东西在日本有的被生吞活剥地接受下来,有的则与日本原有东西结合,形成日本的独特的东西,如日本的神道设教之类。在日本历史研究者看来,已经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日本文化发展的结果。而我们可以说,在日本古代中世没有中国的这些影响(还有朝鲜的影响)”,就没有今天的日本古代史,甚至于没有今天这样的日本社会生活样式。

其二,是要突出中日关系的互动。他认为,“至于近现代,中国一直是被侵略和掠夺的对象,日本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发展到军事法西斯和总崩溃,都离不开中国和日本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所以搞有中国特点的日本史研究,无论古代或近现代,都应当把中日关系,中国的影响作用作为一个重要因素”。(10)邹有恒:《实事求是,联系实际,走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道路》,《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近40年来,我国学者关于中国的影响如何在日本生根、发芽和生长,以及中日关系的论著已经大量出版或发表,体现了日本史研究中的中国特色。

其三,邹先生认为,“我们要搞中国特点的日本史研究,要走自己的路子,其前提是实事求是。不管是谁的主张,只要是合理的,有根据的就应当肯定,而不是盲目地跟着什么人,什么学派跑。要有自己的研究和总结出自己的看法,夸张一点说,要建立自己的体系,创中国的日本史学派,这些都应当是长远目标。要有一个较大的队伍,进行系统的研究”。(11)邹有恒:《实事求是,联系实际,走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道路》,《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在这里,邹先生点明治外国史的前提与途径,即一是对合理的主张,“有根据的就应当肯定”;二是“不盲目地跟着什么人、什么学派跑”;三是强调研究者个人“要有自己的研究和总结自己的看法”,整个中国日本史学界“要建立自己的体系,创中国的日本史学派”。上述倡议,是邹先生对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又一独特贡献。实际上,学术交流的意义就在于提供各种不同的观点或新史料,通过彼此切磋而使学术研究进入新境界,达到创新的目的。如果只是重复日本学者的观点,虽然会得到某些赞许,却无助于研究的深入,也抑制了中国研究者的创新能力。换言之,一味地“直译化”或“问屋化”,仅存在短期的功利效应,肯定是不能持久的。

值得注意的是,邹先生以近现代中日关系和明治维新为例,阐明建立中国特色日本史研究体系的路径。邹先生认为,“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形成发展是和对外侵略和掠夺(尤其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分不开的,因此这也是日本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史学界虽然也讲侵略,但从我们立场来看,有许多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都是轻描淡写,我们既要讲其对中国侵略掠夺对日本近现代史所起的作用,也要讲其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这就会有中国自己的特点。”此外,他特别强调通过对明治维新“两重性”研究,来创建中国的日本史学派,即“明治维新不只是日本资本主义化的开端,也是日本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天皇制的开端,以它的两重性为基础是研究日本的近现代史的一把钥匙,进行系统地研究,可以创出我们自己的研究道路,或者说创建中国的日本史学派”。(12)邹有恒:《实事求是,联系实际,走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道路》,《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

此外,邹先生并以“田中奏折”真伪为例,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他说,“搞历史问题,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写的如何深入也不能说服人,有时本来是有理的事也弄成不明不白。例如中日关系史上最大的一个公案《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就是如此”。(13)邹有恒:《实事求是,联系实际,走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道路》,《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他认为, “按日本方面对于文件所提出的一系列错误和矛盾,大都是文件的硬伤,哪一点都是奏章所不应而且也不可能有的”;他认为,对王家祯、蔡智戡的回忆录 “只要认真地对照研究一下”,“就可以一眼看出两者之间有许多互相矛盾之点,甚至有些无法解释之处”。据此,他认为奏折并非首相田中写给天皇的上奏文。与此同时,邹先生也指出,“至于《奏折》中的‘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这个论点及其内容,本是丰臣秀吉侵朝战争以来,所有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者共同的野心妄想,是整个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政策和手段的高度概括。这句话不管出自谁的手笔,都是大陆政策的核心,都是日本侵略主义者的扩张蓝图的高度总结”。(14)邹有恒:《实事求是,联系实际,走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道路》,《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他特别指出,田中是“帝国主义头面人物,是大陆政策的策划者和执行者。在他的一生的言行中都可以找到《奏折》的根据,但是这和奏折这个文件是否是他本人的上奏文仍然是两回事。我认为讲究实事求是,在于查明事实的真象”。(15)邹有恒:《实事求是,联系实际,走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道路》,《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坚持实事求是,即坚持历史研究的正途,以事实取得国际交流的话语权,这应该是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走向世界的指路标。

三、主体性与学脉传承:建立中国日本史研究体系的两个核心问题

通过重温上述邹先生两封信,展望21世纪中国的日本史教学科研,可以看出,“黄山来信”侧重于外国史研究;后一封信侧重于建立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体系问题。尽管议论的中心有所不同,但均为中国学者的堂堂之论,建立中国特色日本史研究体系的旗帜鲜明。由此,笔者感到有如下两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即:

(一)关于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主体性问题

(1)对世界史、日本史研究主体性的理解。一般认为,主体性即研究者的自主意识、自悟自省和主观能动性的集中体现。用诸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即站在中国看日本,以中国学者的观点观察、思考日本,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三老关于主体性的论断至今仍不失其意义。邹先生、周先生的论述一如前述,用吴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人类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的历史自然应该是全面的,即使我国人写的世界史,也不宜因与本国史分工而将中国部分完全略去不提。抽出了中国,显然不能对世界史有全面的认识”。(16)吴廷璆:《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光明日报》1961年4月9日,第2版。时代在变化,真知灼见却从未因此而黯然失色,问题在于后学是否去研读三老的著作,去感悟他们的倡议与论述。数典忘祖,当为治学大忌。

(2)体现中国日本史研究主体性的前提,在于摆脱苏联的影响,打破“西欧中心论”。三位老先生无不为此而殚精竭虑。毋庸讳言,即使是三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0年代,也无法自立于“对苏一边倒”的潮流之外,保持纯学术的主体性。1960年中苏两党关系紧张,为摆脱苏联教材对我国大专院校教学的束缚提供了机会。根据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的决定,由周一良先生、吴于廑先生牵头,以超越苏联科学院编的《世界通史》为目标,着手编写中国版的《世界通史》(通称“周编”《世界通史》)。吴廷璆先生对此给予有力支持,1961年4月,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论文《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重新评价和总结人类的历史”;主张 “建立一个新的科学体系”;倡导“世界史是要把人类社会作为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进行具体研究”。他认为 “这样的体系,既阐明了世界历史的一致性和多样性”,也“鲜明地揭露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各国人民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从根本上打破了资产阶级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保证了世界史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17)吴廷璆:《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光明日报》1961年4月9—10日,第2版。

1962年,“周编”《世界通史》的上古、中古和近代部分四卷及配套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由中国学者集体撰著的世界通史,全国各高校普遍采用。周先生后来回忆说:“这部书虽然没有完全摆脱苏联教材的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西方中心论观点,增加了亚非拉部分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许多观点采取了一般流行的说法,材料比较新鲜,一般说来,比苏联教材更适合中国学生。”(18)周一良:《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的“三杰”》,《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26页。邹先生评论说:“我国自解放以来接受了苏联史学界的明治维新性质为未完成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说,往往片面地强调了‘革命’的一面,尤其是发展资本主义的一面,而批判或扼杀日本讲座派的维新政权的专制主义性质的另一方面。”(19)邹有恒:《实事求是,联系实际,走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道路》,《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两位老先生视角不同,但所说各有其道理,即“摆脱”并非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代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同样,破除“西欧中心论”也是任重道远。无可讳言,在三位老一代学者中,旅日时间最长的邹先生最早明确提出冲破“日本的影响”问题,强调“建立有中国特点的日本史研究”。(20)邹有恒:《实事求是,联系实际,走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道路》,《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在今天看来,尤其难能可贵。

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系,取得国际发言权,邹先生倡导“实事求是”“联系现实” 等“二实”的治学态度。周先生和吴先生强调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立场。周先生说,“今天外国史学界流行着不少学派和观点,出版了不少著作……依我看来,方法和途径可以多种多样,最后用来解释历史的观点,还是两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我们的态度是,在人类历史发展以及涉及理论性问题的根本解释上,应当坚持历史唯物论。”(21)周一良:《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乔默、江溶编:《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第30—31页。吴先生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重新评价和总结人类的历史”,主张“根据未立不破的精神,必须先建立一个新的体系”。(22)吴廷璆:《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光明日报》1961年4月9日,第2版。

与此同时,三位老先生并不排斥国外学者的研究,包括借鉴日本学者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以及史学理论的新成果。邹先生认为,“我们既要讲其对中国侵略掠夺对日本近现代史所起的作用,也要讲其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这就会有中国自己的特点”。(23)邹有恒:《实事求是,联系实际,走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道路》,《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这就是要求我们既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的罪行,也要看到日本在中华民族觉醒并赢得抗战等过程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周先生认为,“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只要是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研究成果,都应该学习、吸收,为我所用。只有吸取一切有益的研究成果,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24)周一良:《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乔默、江溶编:《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第31页。同样,他还说,“我们在学术上要放眼世界,不能闭关自守,盲目自大,不能再满足于过去那样夸夸其谈,只谈规律、意义等抽象的大问题,而不去脚踏实地从具体问题具体史料搞起。另一方面,也不能妄自菲薄,看见人家五花八门的学说观点,就目迷心眩,丢掉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道理”;要坚持历史学习与研究的 “正确的道路”。(25)周一良:《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乔默、江溶编:《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第31页。吴先生认为应该“广泛吸收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与之进行对话,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要“采取辩证态度,吸收一切有价值的成果,促进自身理论的完善和发展”。(26)吴廷璆:《〈日本近代化研究〉前言》,《日本史通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44页。

以世界史、西洋史、亚洲史、日本史及古代中外交通史见长的三位老先生教书育人,取得教学科研的大量成果。其中,邹先生翻译《古事记》(1979)及学长远山茂树的《日本近现代史》第一卷(1983),发表多篇有见地、有分量的文章。周先生出版包括日本古代史在内的《亚洲各国古代史》(1958),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1987)、《中日文化关系史论》(1990),还与邓懿先生合译美国学者霍尔的《日本:从史前到现代》(1997)、独译新井白石的《折焚柴记》(1998),发表多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合编为五卷本《周一良集》(1998)与十卷本的《周一良全集》(2016)。吴先生主编《日本史》(1994)为国内首部百万字的日本通史著作,主编《日本近代化研究》(1997),南开文库版的《日本史通论》(2019)等论著,发表影响广泛的学术论文多篇。限于篇幅,三老的学术贡献不再赘述。

(二)由此想开去的几个问题

其一,建立中国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系还在路上,邹先生的倡议仍具强烈的现实意义。随着中日学术交流的深入展开,中国学者开始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国外,中国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系蔚然成形。例如,1988—1990年日本六兴出版社的13卷本《东亚视野中的日本历史》问世,包括:沈仁安的《倭国与东亚》,王金林的《奈良文化与唐文化》,张玉祥的《织丰政权和东亚》,任鸿章的《近世日本和日中贸易》,王家骅的《日中儒学的比较》,吕万和的《明治维新与中国》,周启乾的《明治的经济发展与中国》,马家骏、汤重南的《日中近代化的比较》,俞辛焞的《孙文的革命运动与日本》,万峰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亡》,易显石的《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中国东北》,武安隆、熊达云的《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等。这些著作展示了中国学者的学术风格和研究水平,赢得日本进步学者的高度评价。进入21世纪,周一良先生(2001)、吴廷璆先生(2003)、邹有恒先生(2005)等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奠基者先后仙逝,但他们开创的事业仍在继续。日本近代化与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等专题史系列成果、日本侵华最高决策密档资料集、日本通史、日本断代史等著作持续出版。然而,类似徐建新的《好太王碑拓本之研究》(2006)那样,得到日本、韩国学术界一致好评的成果为数不多。从整体上看,国内研究质量还有待继续提高。

其二,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学脉传承。在三位先生仙逝已二十有年的今天,何以还要通过重温邹先生的来信,长忆其学术倡议与风采?一言以蔽之,目的在于学脉传承。进入21世纪,学脉传承愈加显得迫切。近年来各种因素作用,邹先生当年期待的“冲破”日本史学的影响的倡议也愈加展示其现实意义。在这里,回顾三老的留学成才经历,或许会得到某种启迪。邹先生在东京帝国大学从预科、本科到研究生,前后留学9年。吴先生在京都帝国大学本科毕业,周先生在幼时即接触日语,并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但他们均为建立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尤其是建立日本史研究体系而倾心奉献,并留下巨大业绩。其中,留学时间最久的邹先生还特别提出冲破“日本史学界的影响”,呼吁中国学人不要盲目追随、重复日本学者的观点,要有“雄心壮志”(27)邹有恒:《实事求是,联系实际,走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道路》,《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建立中国日本史研究体系。周先生30年前,面对“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已落后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的现实,从资料、分工、语言、翻译等几个方面,强调打牢基础,培养人才,并对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周先生认为,“不少日本的研究学者的特点是孤立地研究一个问题,而我们研究一个问题则可以联系到当时的社会、文化。这种研究方法是日本的研究学者不习惯的。中国学者的特点是凡事问一个为什么,研究一个具体问题,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28)刘迪:《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访著名史学家周一良先生》,《日本学刊》1992年第3期。基于上述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周先生认为,“如果我们能运用辩证法,就可以达到日本的史学者达不到的水平”。(29)刘迪:《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访著名史学家周一良先生》,《日本学刊》1992年第3期。可见,兼取广采国内外各种学派积极成果,走中国人的学术之路、建立中国学者的学术体系、争取国际话语权等,是三老治学共同的不懈追求。

那么,在日本史研究方面,三老何以能以对等的平常心看待近代以来领先于中国的日本学者的业绩?这个问题颇值得深思。概言之,三老自幼深受国学熏陶,文化定力深藏于心,植根既深自然不会随风飘摇;深厚且广博的学术造诣以及对日本学者治学短长的深入了解,构成内心文化与学术的自信;同时也与伴随着他们成长的家国情怀、风骨与经世济民的抱负密切相关。对他们来说,中国学者治学的主体性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上述三老言传身教的学脉传统,值得我辈与年轻学子铭记在心,继承并光大。

其三,在21世纪,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史的目的何在?简而言之,就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打破黑格尔以来西方学者解释东亚历史的强势且不乏偏失的格局,把握近代以来走在中国前面的日本东洋史学的双重性格,构筑中国学者对东亚历史的认知体系,为继续推进中国日本史研究体系而不懈努力。至于具体的研究对象,则因人而异,但客观、真实、深入、细致地认知与把握这个与我国恩怨交织两千年的邻国,不断探讨日本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日本民族性格、深层文化的独特性和基本特点等,依然不乏魅力。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三位老先生树立的日本史治学之道,将在发挥学者各自专长研究的过程中,创造新业绩,推进有中国学术特色的日本历史研究体系建设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