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空间的书写与重构
——评王安忆的“淮河系列小说”

王小燕

(亳州学院中文与传媒系,安徽亳州 236800)

地理是文学生成、发展、衍变的客观环境和文化土壤,文学与地理结缘有着深度的重叠和交织。地理空间与文学创作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昭示着山川河流在审美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河流既是人类生命的源泉和文明的摇篮,也是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作为一个审美集合体呈现在广袤的大地与艺术世界中。人与河流相生相伴的关系,不仅激发了人的空间意识,也促进了文学与地理的不断融合。“自然环境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作为人文环境的基础,与人文环境一道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第一空间。”[1](P45)作为文学作品中呈现的、读者可以看到的自然风景或人文风景,地理空间往往具有直观性和可视性。在当代作家王安忆的创作历程中,淮河、长江、黄河、江南水乡等都是重要的文学地理空间,淮河之滨下乡插队的个体生命体验成为其人生的重要记忆,并以此作为文化资源与叙述载体,创作了与淮河流域的历史地理和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淮河系列小说”,蕴涵着充溢的地理元素和诗性感悟。学术界对“淮河系列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乡土叙事的解读,而未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探究王安忆笔下淮河书写的审美内涵与思想意蕴。这位淮河之滨的“外来妹”为什么对书写淮河情有独钟?人与河又是如何互为阐释、交融共存?探寻王安忆笔下淮河这一地理空间的书写与重构,挖掘其中的审美情感与文化痕迹,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一、记忆之河:排斥与回望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2](P72)自古以来,人与自然便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作为“四渎”之一的淮河介于黄河与长江之间,位于南北冲要,全长约一千公里,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诗经·小雅》道:“鼓钟将将,淮水汤汤……”[3](P202)《长淮谣》中的“长淮之水青如苔,行人但觉心眼开”[4](P36),便是中国文人将淮河这一独特的地理空间作为审美感知对象的写照。1970年,16岁的知青王安忆响应祖国的号召从黄浦江畔来到因淮河、浍河、沱河、漴河、潼河交汇于五河口而得名的安徽五河县的乡村插队。人类在自身认识与反思的过程中,记忆是不可或缺的一种参照,它使个体生命的片段连缀为一个贯穿始末的过程。作为一种符号编码行为,“只有具有重要意义的过去才会被回忆,而只有被回忆的过去才具有重要意义”。[5](P73)淮河是承载着王安忆文学之梦和开启心灵之窗的地理空间,她打开记忆之河的闸门,以淮河作为文学创作的地理坐标,创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

自然现象和地理景观往往是作家创作情感与灵感的触发点,被其不断书写和重构,这种选择反映了作家的地理意识与地方认同感。英国学者迈克·克朗认为:“人对‘地区’的亲近说明归属感对于人类是至关重要的。生活地理的基本意义并不是封存在地图格子所表明的意义中,它向外延伸,超出了地点的概念,因此也超出了对地点进行研究的学科知识领域。人们并不单纯地给自己划一个地方范围,人们总是通过一种地区的意识来定义自己,这是问题的关键。”[6](P95)尽管王安忆到淮河之滨下乡插队的经历仅有两年多,但这份地缘关系激活了作家的创作热情,她以淮河这一地理空间为中心,陆续推出《蚌埠》《轮渡上》《临淮关》《隐居的时代》《大刘庄》《小鲍庄》《姊妹们》《五湖四海》等“淮河系列小说”,展现了淮河流域的地理景观与人文情怀。作为从大都市插队于淮河畔的“外来妹”,王安忆最初对这里有些许排斥。而多年后回望那块厚重的土地时,才发现淮河在她心底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对其日后的创作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个人记忆是各种不同社会记忆的交叉点,淮河之滨的生活经历成为王安忆写作的源泉,在其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不同的阶段表达出不同的审美情感,她将生活的积淀、理解、品味都融化到淮水中,显示了一代人的文化记忆与精神指向。

作家的创作离不开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对于王安忆来说,创作中所选择的地理时空来源于其生活经历的回忆。自小生活在大上海的王安忆面对城市与乡村的巨大反差是极不适应的,通过书写淮河之滨的景象与风情,叙写淮河儿女的生活状况,表达其内心的失望与苦闷。《临淮关》取景位于淮河南岸的濠水河口临淮关这一地理空间,书写关内老杜一家吃水上饭的清苦生活。小说中,王安忆在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借来自临淮关的乡里妹子小杜和上海学生下放到五河的遭际影射自己,感叹流落于异乡的茫然与排斥。《蚌埠》中写道:“这是一条枯乏的河,两岸的景色很单调。位居中游的蚌埠,则以钢铁、水泥、煤烟,给这条河增添了灰暗沉重的颜色。”[7](P3)淮河中游的蚌埠以化工和酿造为主要产业,耗水量大且水污染严重,承载这一老工业区记忆的蚌埠落后、贫苦,“灰暗”“枯乏”的色调成为艰难人生的象征,使背井离乡的知青毫无留恋之心。这里也暗示了蚌埠迥异于繁华的上海,表现出作家渴望逃离的心绪。作为外来妹的王安忆与本土作家相比,既不同于戴厚英在其小说《流泪的淮河》中以淮河的历史关照现实,展现对故乡的深切牵挂;也不像苗秀侠在其小说《大浍水》中以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的变迁,呈现新时代、新气象、新人物的特色古镇,而是从容不迫地讲述着这方水土生生不息的故事,淮河这一地理空间成为王安忆回望乡村、状物抒怀、展现生存精神的资源和基点。

河水具有流动之美,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安忆以淮河这一地理空间作为叙事元素的系列小说亦是不断变化的。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大众文化逐渐普及的阶段,文学也逐步走向多元化、网络化。面对这样的社会发展趋势,王安忆则能够更为冷静温和地看待世界。王安忆认为,“现代化的都市生活太制度化与格式化,人变得概念而抽象,而农村的生活是感性的,更富有人性,更具审美的性质,就这么简单,是农村影响了我的审美方式。”[8]都市商业化飞速发展,让王安忆这位“城市的女儿”也倍感不适,她开始回望曾经身处淮河之滨的乡村生活,思索被以往艰难的生计遮蔽的乡村所存在的审美形态。淮河流域地处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带,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独特的地理环境使淮河形成了以渔樵耕读为主的农耕文明,孕育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时隔多年,淮河记忆在王安忆的内心留下的不仅仅是最初的排斥,还有插队时令人难忘的感动与感恩。

时间与空间是社会存在的两个维度,人生存于一定的时空中,再从空间潜入到无形的时间之流。小说中的时间和空间相互依存难以切割,既是时间结构也是空间结构。地理空间是人类活动的大舞台,人类的生存与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空间,同样是我们先天所具有的,因为有它做基础、作为条件,经验世界才成为可能。”[9](P35)个体经验以及对地理空间的感知、感悟时常作用于作家的心灵,影响其艺术表达和审美情趣。《轮渡上》叙写了家住淮河两岸的二男一女乘轮渡返乡的故事,王安忆将取景框对准了淮河。“这是在稠厚的淮河的背景之下的画面,有一种油画的酱黄的暖色调,二男一女的面容是由光和影结构的,不是那种线描式的。”[7](P57)川流不息的淮河、缓缓行驶的轮渡共同构建起区域性的地理空间,成为小说人物活动的特定场域。“稠厚的淮河”其实是重重叠叠的岁月的影子,人与河相互映衬、温暖和谐,在淮河展现返乡途中淮河儿女充满活力、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喜宴》中,作者以温情的笔触书写淮河畔小岗上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共同构建的淳朴、和谐的生活状态。小说中,大刘庄的知青热情参加邻村一位老师的结婚喜宴。在他们看来,小岗上虽是个贫瘠的村庄,但大家都是欢乐而幸福的。尤其写到淮河之滨的婚宴风俗,结婚的主人在自家院子里搭棚设宴,乡亲们主动帮忙收拾桌椅、洗刷碗筷,又一起上席开吃,甚是热闹。“知识青年酒喝干了,一个个走起路来都有些歪,说话舌头也大了。”[7](P130)虽说是淮河的过客,但这些知青已经逐步适应并与淮河儿女和睦相处,贫瘠的地理环境与温暖的人文环境相碰撞,构成王安忆文学叙事的沿淮村庄,有着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

王安忆以记忆中的淮河女儿为关注点,表达自己的审美情感,构建精神家园。“作为众多河流中的一员,淮河首先是属于大自然的,其次才是属于人类的、社会的。作为自然的淮河,其天性是自由的。”[10](P57)《姊妹们》将现实的碎片聚集起来,淮河边上“水做的女儿”成为乡村生活场景中的亮点。在王安忆笔下,“我们庄”是一个传统守旧的村子,女子在家种田、做女工,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为人妻。而小勉子看书识字,追求思想进步,面对传统的婚姻制度敢于抗争,勇敢追求独立和自由。淮河水滋润了“我们庄”的“姊妹们”,又制约了她们,王安忆对传统伦理观念予以审视,为像淮河水一般追求自由、富有个性的姊妹们塑像,对温暖质朴的人情美、人性美予以赞颂,以细腻的笔触呈现出女性悲悯且坚韧的生命本质,引发人文关怀与深刻思考。

王安忆与淮河有着斩不断、理还乱的精神血缘,值得注意的不仅仅是展示记忆中“麦田”的风景,而是讲述记忆的方式,一次次的精神还乡也是对现实的逃离或突围,寻找心灵的栖息地。她以淮河为叙事载体,借助想象的媒介拓展文本的内涵,彰显出现实地理空间向文学地理空间的跨越。

二、生命之河:生存与死亡

生命不仅是一条流动的河,也是宇宙间最生动、最伟大的存在形式。地理空间则是人类安身立命的重要场域,由于生存的需要,人类不断地认知土地,逐水而居,对地理空间的感知、体验、探寻、相融和互建伴其一生。土地与河流是生命之本,文学中的地理空间不仅是人的生活居所,还是人的意识和灵魂的居所,虚实交织的空间书写具有生存哲学的维度。在“淮河系列小说”中,王安忆将人物和以生命个体为中心的事件置于淮河流域这一特定的地理空间内,体现了对生命形态的观察、感受、体验和思考。

河流提供灌溉水源和适宜耕种的、肥沃的河漫滩土壤,为沿河两岸地区带来生命的源泉。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王安忆将“淮河”这一地理空间作为淮河儿女的生存场域,赋予生命之河的典型意义。“缘水而居,不耕不稼”[11](P178),水对人类生命的意义不言而喻。王安忆的地理空间感十分明显,淮河在她的目光里是什么样的?《蚌埠》中写道:“这是一条现实的河流,它从实打实的人生中穿行而过。在它的两岸,人烟稠密,沟渠遍布,五谷杂粮,一季三熟,种瘦的土地,熬干的农人,多少岁月从这河里流淌而去。”[7](P10)淮河流域平原辽阔,河道众多,在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下,淮河儿女种植小麦、大豆、水稻等农作物维持生计。位于淮河下游的五河,春秋战国时期便是“水乡泽国”,淮河儿女以“下湖”捕捉鱼虾为生。南宋时期由于黄河决口夺淮,淮河入海通道受阻,上游的大量泥沙流到五河境内,日积月累形成滩地,淮河儿女开始以种地为生,但仍习惯说是“下湖”干活。淮河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母亲河,淮河儿女的生存离不开淮河的孕育与滋养,王安忆在小说中强调了淮河对两岸民众的重要性,对沿淮日常生活场景予以细致的描写,注重营造叙事氛围和背景,曾经鲜活的故人面影和生命镜像尽管有些模糊,却闪烁着人性之光。

水是生命之源,而在宗教与神话中象征着灾难、死亡、重生等内涵。米尔恰·伊利亚德指出:“水在万形之前,并支持万物的创生……水中的浸礼表现了对原初预定形式的回归,表现了对无差别的前存在模式的重新投入,从水中的复现重复了对宇宙生成行为形式上的表征,浸没于水相当于形状的一种瓦解。这就是说水既象征着死亡又象征着再生的原因。”[12](P71-72)生命是宇宙间最伟大、最生动的存在形式,由水构成的河流是人类生命赖以存在的基础,而有生命的地方就有死亡。生命意识是对自我生命存在的体验与感悟及其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关切与探寻。写作对女作家而言是一种内在的需要,王安忆对个体生命的感受更敏锐、更细腻,洞察到宇宙“生生不已”的运行之“道”,并在其小说中灌注了浓郁的生命意识。在《小鲍庄》中,特定的地理空间小鲍庄是作家设定的位于淮河之滨的古老村庄,淮河的地形与气候使得此处水患不断,据说小鲍庄的祖先因治水失败安家落户鲍家坝而形成了小鲍村,而自古就有的洪水一直持续至今,这一灾难在小说中也多次出现。代表传统文化之根“仁义”的捞渣在洪水中出生,又在洪水来袭时为救鲍五爷而死,小鲍庄居民却因捞渣的死摆脱生存困境。作者把虚幻的神话故事叠合在现实故事中,对一个古老村庄的古老家族进行透视,剖析了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与生命追求。在小说中,作者借文化子与小翠的对话,提到人的起源继而谈到地球上最初只有水时,小翠说“那可不就像闹水的时候”,暗示了水作为人类起源的生命源泉与再生意义。洪水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灾难,也象征着生与死、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较量。王安忆赋予水意象双重意义,既表示淮河养育着代代鲍家庄人,也暗含死亡因子,将处在地势低洼的小鲍庄“因水而生、因水而亡”的生存状态呈现于读者面前。

从涓涓细流到融汇百川奔流入海,河流给人硕大顽强的想象空间,表述的是一种完整的波澜壮阔的生命过程。川流不息的淮河与王安忆的生命体验、审美意识撞击互动,转化为富有灵性的人生感悟的符码,负载着丰盈的文化内涵和隐喻意旨,以生命之河的一簇簇浪花为人类的精神世界增添亮色。王安忆2022年的新作《五湖四海》走出了“我们庄”,却依然从淮河畔入手:“托水的福利,多条河流交集本县境内,有名目的淮、浍、沱、涡、濉,无籍录的溪涧沟渠就数不清了。”[13](P4)五条河流在此处交集,溪涧沟渠连接构成“猫子”的水上世界,河水的流动性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跌宕起伏的人生与自由洒脱的生命。小说中多次写到“七八月的淮河,水涨得高”,马达汽笛此起彼伏,万舸争流的景象。作者在淮河这一地理空间内构筑历史的变迁与生命的存在,对常年游走于淮河流域的张建设来说,河流成为其生命轨迹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张建设和修国妹结婚一年后,他在淮河岸构想未来发展的图景:“淮河经洪泽水域、高邮湖流到长江,向东到黄浦江,黄浦江的造化就大了,直向东海……”[13](P24)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下,张建设带领公司从淮河边的三河口转到长江边的芜湖,最后发展到黄浦江与东海边的上海与崇明,他从水上到陆地重新安家把握时代风向,由默默无闻的“船老大”成为优秀的企业家。然而水满则溢,漂浮于五湖四海的张建设最终在崇明岸“拆船”时发生意外。王安忆将张建设置身于从1978年在淮河边到21世纪某一年的东海边,呈现出的时空与40余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几乎完全契合,由时光的飞逝关联其奔走于五湖四海的生命流程,匆匆岁月,人心起落,珍视和思考个体生命的存在、生命的脆弱、生命的质量、价值和意义,把具有生与死的双重意义的象征物融合在一起,弥漫着水的气息与人的质疑。

三、文化之河:抗争与包容

有论者言:“天地是文化的基座,山河是文化的经纬。”[14](P8)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治水传统的农耕文明国家,河流湖泊交织如网。大禹治水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对河流的疏导、治理、感知中,创造了数千年“治水兴邦”的水文化传统和水文化理念。黑格尔认为地理环境是人们“精神发展的基地”。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模式、性格特征等多方面的不同,不仅在物理性的自然空间里生存,还在不停地开创新的人文空间。流淌于中原大地的淮河,既不同于奔腾咆哮的黄河,又迥异于蜿蜒壮阔的长江,孕育出独特深厚的人类文明。以“农耕文明”与“水文化”为显著特征的淮河,养育了千千万万的淮河儿女。每个具体的人总会和某些地方有特殊的缘分和价值连接,淮河在“69届初中生”王安忆的心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在她笔下,淮河成为善良与美好、勤劳与勇敢、柔美与刚强相融合的文化象征。王安忆在眺望淮河时重拾历史文明的遗迹,探寻淮河柔美与刚强兼具的文化内涵,对这里的地理与人文、历史与现实等文化因子进行叙说。皖北乡村的文化景观在思维的深层已被理性仔细整理和过滤提升,以质朴的方式映射淮河这一特定地理空间下的生存困境,并深入思考“人化的自然”。

黄河夺淮由来已久,大量泥沙淤淀致使淮河水系被破坏,河道淤塞严重,水患灾害频发,形成“两头高、中间低”的河道环境。水患促使淮河流域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影响了淮河儿女的生活质量与精神气质。王安忆聚焦淮河,重新审视人与河的关系,思考淮河铸就的文化厚土。在小说中,作者建构的地理空间,不仅是人物活动的场所,也是展现人物形象的轴心。生长于淮河畔的人们“靠河吃河”,面对滔滔洪水也未曾逃离,而是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与之抗争。在《姊妹们》中,淮河儿女用土和石头垒砌高台,并将一座座房屋建在坚实的庄台上。《隐居的时代》中,五河县的淮河儿女为抵御水患而建造的分洪闸,不仅有效抵御水患还起到了航运的作用。不同地理环境下形成的建筑深深打上了地域文化的烙印,“固若金汤”的高台,纵横交错的治水圩田和坝子,构成了淮河流域独特的文化景观,显示出淮河儿女的生存智慧、抗争精神。这些地理景观不仅是抵御淮河水患的后盾,也成为特定时代淮河的独有屏障。《小鲍庄》《大刘庄》经受着现代化潮流的冲刷,古老的村庄在作家的笔下不再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结构,已变为一个文化学意义上的空间符号。

而反观王安忆另一个文学地理空间——江南水乡,没有了淮河畔的忧思和焦虑,营造出温婉宁静、富有诗意的“乌托邦”。《富萍》主要讲述了来自扬州乡下的富萍历经艰辛扎根上海棚户区的故事。王安忆曾提到写作此文的原因:“钢筋水泥的上海,因有了扬帮人的乡俗,方才变得柔软,有了风情。”[15](P34)江南水乡的柔美影响了创作基调,苏州河的景色另有一番味道。小说最后一章名为“大水”,但并不是写洪水,而是呈现江南水乡的迷人画卷。城市的生活并未受到大水的影响,反而平添了些许生活情趣,富萍如一叶“浮萍”带着家人漂泊在水上,大人、小孩饶有兴致地“划大水”。独特的生命体验造就了王安忆以河流意象为核心的文学地理空间,诠释出不同的生活哲学。特定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与文学作品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现实关系,淮河与江南水乡两大不同的地理空间必然影响作家创作出不同的文学作品,彰显出不同的地域文化色彩和审美情感。

文本中的地理空间虽有客观物理空间的某些投影,但并不是简单复制,而是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的“地景”的重构,离不开地理元素与空间范畴,并由“自然地理环境”精心营造为“人文地理环境”。不同于王安忆早期的“淮河系列小说”集中于淮河畔的地理空间,《五湖四海》里的淮河为人物的亮相搭建了绿色平台,构架起从淮河这一地理空间到五湖四海的时代变迁与水上人家的生活沉浮,其中的地理景观经过艺术想象和加工,承载了历史的、文化的和人性的内涵。王安忆认为:“空间唯有生发含义,才能进入叙述。”[16](P152)小说主要叙述以“猫子”起家的张建设与修国妹结为夫妇,终年奔波于淮河、洪泽湖、乌江、汉江、长江、黄浦江等水域空间,从淮河流域出发走向上海内陆的生活变化与心灵起伏。王安忆由淮河这一地理空间入手,书写改革开放背景下,根植于淮河畔五河县的修国妹与丈夫、父母、弟妹、朋友、儿女等等人物之间所发生的生活沉浮与情感纠葛。看似繁琐凌乱的日常小事,展示了“水上人家”的家庭变迁史、经济发展史及心灵动荡史,在人间烟火中深入细致地考量生活在这个时代大变局下的人性与伦理。对中国人而言,“大江大河”往往指长江与黄河,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基因里有关母亲河的认知。而海洋不仅象征了未知、遥远、神秘,也携带外来侵略者横行霸道的沉重记忆。改革开放以来,“海洋”逐渐刷新在国人心目中的印象,成为进步、机遇、开放的近义词。发达地区从江河而起再向沿海伸延,辽阔迂回的“五湖四海”拓展了文本富有弹性的文化空间。

建构文本的地理空间必须以人物为主体,地景则是人物活动的场所以及触发人物情感的媒介。曾大兴认为:“在文本的地理空间中,人不仅是具体的,多样的,多变的,而且是有主体性的。一方面,人的思想和行为受其所处的地理空间之影响;另一方面,人的思想和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作用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1](P341)作为南北分界线的淮河,最大的特色在于其具有非南非北、兼南兼北的过渡性和包容性,淮河养育的淮河儿女也大都有着胸怀宽广、包容乃大的品性。淮河浸润着修国妹朴实善良宽厚的性情,承袭了豁达大度包容的内在地理基因。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将水人格化,认为最高的“善”如水一般,清澈纯净、深邃安静。温柔如水的性格和坚强如水的意志支撑着修国妹的人生理念,任劳任怨地操持着整个家。她与丈夫互相扶持,养育子女、照顾父母,为弟妹处理棘手的问题,应对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修国妹完美诠释了中国传统女性质朴善良、包容大度的品性。缓缓流淌的河流与修国妹的身影相对应,映现出人性的闪光点。而受到西方文化教育的袁燕则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与修国妹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由于中西方地理文化的差异,人物的伦理观念产生了差异,体现出不同的地理文化特征。女人通常被认为是柔弱的代名词,但在水文化的解读中,女人既有柔美的一面,又有刚强的一面。老子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老子强调了柔弱胜刚强的真谛。《五湖四海》中,随着时代浪潮的冲击,人的物质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精神生活也在变化。张建设与修国妹白手起家,共同建立起穿梭于五湖四海的生存空间,但人心却越走越远,对此修国妹选择了隐忍。王安忆为张建设设置的结局给读者留下开放性的想象空间,起于淮河这一地理空间,终于上海崇明作业场。在地理基因和文化背景的共同作用下,修国妹展现了淮河女儿刚柔并济的性格魅力。

四、结 语

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来看,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共同影响着作家的创作,文学作品也相应地呈现出孕育其生长的地理环境,彰显出地域文化的精神特质。插队于淮河畔的记忆深深镌刻在王安忆心底,她将淮河之滨作为自己生命之旅的地理原点予以重构。在描写淮河这一自然景观时,既有写实的一面,也有虚构的一面。淮河不仅是文本中的地理标识和移动式、开放式的特定空间,也为读者提供了通过现实而进入历史的黄金水道。河流作为独特空间的隐形文本,为作家的想象腾飞与诗情迸发提供了资源共享。同样是以女性视角书写乡村世界中的河流,王安忆笔下的汤汤淮河不同于铁凝《闰七月》中的拒马河、迟子建《候鸟的勇敢》中的金瓮河、葛水平《活水》中的耐受河、盛可以《北妹》中的资江,人与村庄、河流三位一体相互依存,互为阐释,相映生辉。淮河之滨的独家记忆是属于王安忆的,既不同于孙惠芬构建的辽南乡村“歇马山庄”,也不同于葛水平故乡沁河边的山神凹,而是坐落在广袤的皖北平原的“我们庄”。王安忆的“淮河系列小说”建构的文学地理世界充满丰富的情感意蕴,展现人类的生命意义,彰显了淮河文化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