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识形态批判到共产主义重构
--齐泽克左翼激进政治理论及其内在局限

郭 成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作为拉康的“当代传人”,齐泽克以十分激进的姿态将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应用于社会批判。通过对拉康精神分析理论蕴含的政治哲学资源的深度挖掘和激进应用,齐泽克展开了以意识形态批判为基础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齐泽克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表征,深刻揭示出当代意识形态的全新作用形式,在理论层面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瓦解。他进而通过揭示现实对抗和规定新的革命主体、新的阶级斗争坐标、新的革命策略,完成了对共产主义的重构。虽然这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批判和未来解放策略的全新谋划,但齐泽克的这一努力具有内在局限,有必要加以反思和批判。

一、厘清革命空地:穿越意识形态幻象

面对“意识形态终结论”,齐泽克认为意识形态并没有消亡,反而以一种无意识的状态更加隐蔽地渗透于人们的生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对社会非一致性的隐藏掩盖了真实的社会对抗,而这种社会对抗具有不可消除性。基于此,齐泽克提出了穿越意识形态幻象的方法:首先,通过阐释征兆揭示意识形态的内在崩溃点;其次,通过穿越幻象穿透意识形态的建构与操纵;最后,通过质询真实揭露幻象背后的“实在的荒漠”。实在界的行动就是要直面社会对抗的不可消除性,而在不可能性中寻求可能性。[1]98总之,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为齐泽克打开了共产主义理论空间。

(一)阐释征兆:揭示意识形态的内在崩溃点

齐泽克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传统的意识形态作了经典表述:“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2]91而在齐泽克看来,随着时代的变化,当下的意识形态不再只是对现实的虚假认识。随着现代犬儒主义的盛行,当下的意识形态表现为“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然坦然为之”[3]28,体现为认知与行动的短路。也就是说,人们在认知层面能够明确自身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但在行动层面不能遵照认知来行事。所谓“意识形态幻象”,就是指人们在已经知晓事物真实状况的前提下,依然采取“一无所知”的态度,自欺欺人地墨守成规而行事。例如,在广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今天,可以把犬儒主义表述为,工人阶级知道资本家对自身的剥削,但仍然在为资本家进行工作”[4]12。总之,当今的意识形态不再以显性的、简单的、指令性的方式存在,而是如同幽灵一般对人们的生活实施着隐性操控。

齐泽克强调,意识形态幻象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信仰和服从。究其根本,意识形态幻象要实现对当今社会的建构,首当其冲需要解决其合法性问题。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就在于能使人们直接从心理层面对其产生信仰和服从,从而接纳意识形态幻象。但同时,以信仰和服从为支撑的幻象,其基底也是薄弱的。一旦其合法性受到怀疑,意识形态将难以发挥作用,社会现实也将随之崩塌。此外,意识形态的缝合功能与主体移情的相互呼应成为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实现对社会景观和谐一致的刻画,意识形态需要用一个“主人能指”来缝合诸多的“漂浮能指”。譬如,通过“共产主义”这一“主人能指”的缝合,“自由”将通过战胜资本主义而从形式自由转换为实质自由。只有通过缝合,社会中的差异才能消除,社会才能保持稳定。而齐泽克认为,人们并没有注意到幻象对真实生活的侵蚀,这就导致人们的生活逐渐被各种各样的符号所吞噬。

基于对意识形态幻象运作机制的分析,齐泽克进入了精神分析理论之一--“征兆”理论。在拉康那里,征兆是隐藏于普遍之下的特殊,是按普遍逻辑最终导致普遍性崩塌的特殊因素。阐释征兆即是对这种特殊性的强调。意识形态幻象构建的深层机理就在于用普遍性来隐藏特殊性,揭示出这种隐藏只是在话语等符号秩序上的揭露,而非深层根源上的彻底消除。总之,意识形态建构出的普遍性不过是一种虚假的普遍性。在齐泽克看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就内涵着对“征兆”的阐释。例如,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表面上的平等只是为了掩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压榨的不平等,资本主义表面上的自由掩盖了无产阶级自由地出卖劳动力之后的不自由。正是这些“征兆”打破了资本主义宣扬的“人人自由平等”的意识形态幻象。更进一步说,对资本主义而言,如果诸如自由、平等、博爱等虚假的普遍原则试图囊括作为其构成性例外的特殊点,那么这些普遍原则将会崩溃。可见,这种结构上的裂缝和不平衡是不可消除的,无法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来抹平,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变革便成为根本追求。

(二)穿越幻象:穿透意识形态幻象的建构和操纵

齐泽克认为,正是“幻象”为我们建构了一个表面一致且充满意义的世界,构建了具有形式统一性的主体。幻象总是潜藏在集体无意识之中,通过隐匿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的行为中。由此,为了避免我们的批判从一开始就陷入意识形态的话语之中,我们不能采取纯粹认识论的批判方式,而必须以“穿越”的独特形式进行批判。所谓“穿越幻象”就是使主体无限接近于幻象,“注意幻象构成(fantasy-formation)是如何遮蔽、填补大对体中的空隙、匮乏和空洞位置的”[3]99。

首先,我们需要穿越意识形态幻象对现实的建构。“社会-意识形态的幻象的关键,是建构一个没有被对抗性分工(antagonistic division)割裂的社会,在那里,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有机、互补的”[3]175。显然,通过对遭受对抗性斗争而分裂的社会实际状况的隐藏和弥补,意识形态幻象建构了一个呈现出一致性的景观。“穿越幻象”就是将某种不可能的要素视作社会制度自身的必然产物。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战争等现象看作社会“正常”功能的偶然变形而忽视之。他揭示出这些现象的制度根源,认为消除这些现象的唯一办法是变革社会制度。由此,“穿越幻象”在齐泽克眼中就有了清晰的政治意蕴。因此,击败敌人的关键在于打破现存秩序强加给我们的幻影框架,它控制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如果不选择“穿越幻象”,那么这种反对姿态会被现存秩序所容纳,从而加强现存秩序的统治。

其次,我们需要穿越意识形态幻象对主体的操纵。意识形态幻象通过使人陷入欲望的深渊而实现对主体的操纵,那么怎样才能将人从欲望中解救出来呢?齐泽克认为必须揭示出意识形态幻象背后一无所有的事实。欲望背后实质上毫无内容,欲望就是欲望本身,仅此而已。为穿越意识形态幻象,主体要敢于直面这种“空无”,认清意识形态幻象如同“海市蜃楼”般的虚幻性,还要揭示意识形态幻象掩藏手段的隐蔽性,即意识形态幻象通过表面上的隐藏性来隐藏其本质上的真实性。换言之,这是一种“双重欺骗”,它利用我们习惯的反推思维使我们无意识地上当受骗。正是其提供的充满快感的幻觉空间吸引人去欲望,对欲望的追逐过程也是想象和享受快感的过程。人们并不在乎事物本身,注重的是事物中符合人的幻象和欲望的因素。

穿越意识形态幻象就是要认识到赋予我们现实一致性的符号秩序是前后矛盾的,其通过操纵主体的欲望和快感操纵了主体。意识形态幻象的运作机制就在于通过假装隐藏这一行为欺骗我们,让我们不自觉地去填充和补充它,使它成为有意义的,而实质上在其背后什么也没有。在齐泽克看来,这即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幻象背后一无所有。人们实际上生活在自己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世界中。因此,我们必须直面这种一无所有,需将在真实层面对其进行建构作为我们的理论目标。

(三)质询真实:“实在的荒漠”与挑战不可能

正因为意识形态背后一无所有,因而并没有什么“真实”。作为拉康和齐泽克意义上的“真实”,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是纯粹的空无,因而是“实在的荒漠”。但同时,齐泽克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无法与实在界碰面,虽然这种遭遇是一件让主体难以忍受的事情。因为实在界在本质上寓意着一种创伤性存在,任何与实在界的遭遇都会使主体直面现实的割裂与张力。正因如此,意识形态从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幻象,其造成主体和实在界相遇的假象,以避免主体和实在界的真正相遇;另一方面,如果期间出现了障碍,意识形态会把这种不可能性转化为一种外在因素,使主体产生一种可以通过克服外在障碍而获得实在的幻觉。它甚至直接将某事物提升到不可能的地步,以此作为延迟或避免与实在界遭遇的手段。对真实的质询就是要对这种不可能性提出挑战,揭示掩藏在幻象下的实在界的内在对抗。

齐泽克认为,不可能性并非简单地与可能性相对应。如果意识形态宣称某物是不可能的,那么任何对它的变革都会遭到批判,可能会带来更糟糕的后果。在他看来,当今左派正遭受着新自由主义的“敲诈”:任何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变革的试图都被视为一种不可能的梦想,或者被诬陷为向极权主义靠拢。正是这种讹诈,使得当今左派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在“后政治”时代,这种不可能性的最大政治表现就是将资本主义看作不可改变的实在,拒绝对它做出任何改变。资本主义便具有了实在界的地位。那么,把资本主义看作实在界是否意味着我们对它束手无策?对此,齐泽克强调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必将从其内部摧毁自身。因此,全球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对抗将成为我们突破这一“实在界”的着力点。对于齐泽克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过程中产生的对抗,我们将在下一节进行详细阐释。

综上所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从两个方面为齐泽克的共产主义思想做了理论奠基。其一,齐泽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对抗的不可消除性,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并非一个完整的实体,其内部必然存在着矛盾。这为其进一步突破意识形态幻象,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对抗提供了理论前提。其二,鉴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操纵的隐秘性,对这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对抗的突破不能仅仅停留在话语层面,因为这样无疑仍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圈套中。这为齐泽克对无意识的行动式革命的推崇奠定了理论出发点。

二、从头开始:激活共产主义

通过意识形态批判,齐泽克在理论层面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瓦解。而他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沿着马克思的逻辑进路,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寻找与未来的经验性连接,以激活共产主义。在齐泽克看来,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性产物自然有其自身的局限,即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对抗。这种对抗由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产生并阻碍其无限再生产。关于社会对抗,他给出了具体的形式,并将对抗的最终出路指向了共产主义。

(一)资本主义界限:社会对抗的客观存在

2007年,齐泽克在南京大学的一次报告中反问道:“今天,唯一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去认可那支配性的资本主义之自然化,还是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包含有诸种对抗,它们已经足够强大到可以阻止全球资本主义的无限再生产?”[5]90-91对于这一问题,齐泽克早已有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主要存在四种对抗。

第一种对抗是生态危机。齐泽克认为,面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必然造成的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反而将其视为开拓新市场的契机,这证明了市场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的彻底失灵。资本主义无限适应性的释放有赖于一个根本的预设前提,即对市场的绝对信赖,资本主义相信市场化竞争能够产生公共利益。然而,这个根本前提在生态危机面前遭遇了挑战。齐泽克认为,人类第一次拥有了能够扰乱历史运转的力量,即人类历史的自然进程第一次面临被某一主体行为中断甚至颠覆的威胁。信赖“无论我们做什么,历史都将继续下去”[6]421的历史理性会使我们同归于尽。因此,在生态危机面前,我们必须放弃市场决定一切的思维方式。

第二种对抗是知识财产的私有化。齐泽克认为,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全球资本主义进入了数字化工业时代,但其也孕育着颠覆资本主义的爆炸性能量。在今天,物质财富的重要性越来越低,而知识、专利和版权等的重要性在不断抬升。从长远来看,以知识为来源的知识财产不能简单地划入私有财产市场,以私有财产为主体的市场并不完全适用于知识产权。例如,比尔·盖茨成为首富,完全依赖于对无数智力工人参与的“一般智力”的私有化,这是个体基于私有财产制度而发起的对“公共体”的新形式的“圈占”。因而,在“一般智力”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的数字时代,对“知识产权”私人占有的不正当性昭然若揭,私有财产制度将不再适用。

第三种对抗是新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伦理冲击,其中生物遗传学的影响最大。齐泽克指出,生物遗传学的发展使自然有机体变成可操控的物体。例如,原本需要主体通过训练才能形成的某种品质,现在可直接通过生物技术手段获得,原本的品格丧失了主体意义。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人类获得了重新设计、重新定位自身的能力,人类可直接对身体特征进行操纵。进而言之,人作为一种产品而出现,科学技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影响着人的存在,原本无限发展的潜能面临被同质化改造的危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的终结’的意义:人造生命不仅是自然生命的补充,而且将自然生命转化为人造生命系列中的一个(混乱的、不完美的)物种”[6]440。在新生命形态与旧的自然人类之间存在着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第三种“对抗”。

第四种对抗是种族隔离、新的“柏林墙”和贫民窟的新形式。在《活在末世》一书中,齐泽克从隔离的视角对全球的诸多大城市进行了透视。他指出,在诸如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家,生活在富丽堂皇的城市里的人与生活在城市外围从事肮脏工作的移民工人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是当下被我们忽视的隔离形式[7]X。除此之外,更加典型的隔离形式体现为不断扩张的贫民窟。他指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第三世界国家被卷入了全球经济,当地的农业生产体系被摧毁,这迫使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而成为贫民窟居民。就其人员构成而言,贫民窟居民主要由被边缘化的劳动者(移民工人)、多余的公务人员(失业者)和农民(离开土地的农民)构成[8]330。他们虽然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必然产物,但他们与“发展”无关,与“全球市场”无关,与“现代化”无关,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活死人”。齐泽克将第四种对抗概括为“被排斥者”与“被纳入者”的对立。

在齐泽克看来,最后一种对抗与其他三种对抗有着本质的区别,只有第四种对抗能给共产主义概念正名,因为它意味着最极端的国家共同体的私有化。没有它,其他的对抗都将失去颠覆力,“生态学变成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知识产权变成了一个复杂的法律挑战,生物遗传学变成了一个伦理问题”[5]98。“被排斥者”的存在使得前面三种对抗激进化,才能证明共产主义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对这四种对抗的客观分析在齐泽克的激进政治理论中有以下几点效应:首先,这四种对抗既显示出资本主义作为历史性产物的界限之所在,也为齐泽克的共产主义思想奠定了现实根基。其次,其分析为激活“共产主义假设”提供了现实性和必要性,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共产主义思想陷入纯粹的乌托邦幻想。再次,分析为行动主体的政治介入提供了前提,对矛盾和对抗的深入分析使得主体的介入有了现实的理由和明确的目标。最后,四种对抗是齐泽克共产主义思想诸多核心内容的生长原点,为齐泽克后续的新无产阶级概念和革命策略理论奠定了现实的分析基础,使得齐泽克的共产主义思想有了激进的政治哲学色彩。

(二)新无产阶级:“无实体的主体”与“被排斥者”

面对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革命主体的匮乏,齐泽克并没有抛弃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和立场。但是,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个概念在齐泽克这里并不具有意义上的一致性。因此,掌握齐泽克新无产阶级概念的前提在于区分齐泽克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本质区别。齐泽克认为,“工人阶级”属于社会存在的简单范畴,它是一个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中立社会阶层;而“无产阶级”属于真理范畴,它是革命斗争的真实行动者,占据着主体位置。在齐泽克看来,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革命主体早已失败,当代西方激进左翼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找到真理层面的无产阶级。

齐泽克从两个角度重新识别了新的革命主体。第一个角度源于齐泽克的拉康精神分析学视野。齐泽克认为,“伦理政治的挑战是在这个形象中认识我们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被排除在自然和我们的象征物之外”[5]92。那么,这便是“无物质的主体性”,即丧失掉实体和内容的主体[9]69。其现实对照主要关乎四种对抗中的前三种,因为这涉及“我们社会存在的共享实体”[5]91。生态危机将主体赖以生存的外部自然破坏掉,私有化的知识产权制度使“一般智力”从主体中剥离,新的科学技术尤其是生物遗传学使主体成为可操纵的对象。这三种对抗使得主体时刻处于失去一切的危险之中,随着外部自然、内部自然和“一般智力”与主体脱离,人最终被还原为一个空洞的主体,成为“无实体的主体”。伴随着这种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化,一部分人最终将成为“无产阶级”,将具身化为普遍性的政治主体。

第二个角度则源于齐泽克对朗西埃的“无分者之分”(the part of no-part)的理解。朗西埃认为,社会中总是存在着无法被纳入任何一个部分的部分,正是这一额外的存在打乱了社会的部分算法,从而政治得以存在于其中。齐泽克吸收了此观点,并进一步认为“无分者之分”对整个政治秩序形成了挑战,代表了真正的普遍性。齐泽克在《活在末世》中对“阶级”作出了如下定义:“‘阶级’不是肯定性的社会实在范畴,不是社会机体的一部分,而是政治斗争的范畴,它切断整个社会机体,阻挠社会机体‘整体化’。”[7]198在这里,“无产阶级”作为社会存在的空白而出现。由此,齐泽克将新无产阶级现实化为第四种对抗中的“被排斥者”,其典型代表即为贫民窟居民。

(三)新的阶级斗争坐标:“被排斥者”与“ 符号阶级”

基于对四种对抗的深入分析,齐泽克提出了阶级斗争的新坐标:“被排斥者”与“符号阶级”(symbolic class)。“符号阶级”一词最早出现于《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一书中。在齐泽克看来,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中内含着自己的对立面:社会各部分成员之间的分裂加剧,形成了“被排斥者”与“符号阶级”之间的对立。“符号阶级”是对“被纳入者”的指代,包括所有工作在虚拟世界中的人,其中主要有经理、银行家、学者、新闻工作者和律师等[10]344。在2004年的《贫民窟的……自由世界》一文中,齐泽克正式将“被排斥者”与“符号阶级”作为“阶级斗争新坐标轴”(the new axis of class struggle)。但他对“符号阶级”的内容做了调整,去掉了银行家和律师,加入了艺术家。他明确指出,“符号阶级”与本地的“被排斥者”保持距离,而其内部表现出一种超越地域的阶级认同和互动[11],2008年,在《捍卫失败的事业》中,齐泽克对“符号阶级”又有了进一步的讨论,新增加了公务人员。他强调,贫民窟居民就是“符号阶级”最明显最典型的对立阶级,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贫民窟群体,他们将是未来社会的种子。“如果19世纪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将工人阶级政治化来打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垄断,如果20世纪的任务是在政治上唤醒亚洲和非洲的广大农村人口,那么21世纪的主要任务是将贫民窟居民的‘无组织的群众’政治化--组织起来、规范起来”[6]426-427。

(四)行动式革命:构建全球政治新秩序

基于对如何重建革命主体问题的思考,齐泽克对现有的斗争形式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主要讨论了女权运动、环保运动、人权运动等新社会运动。上述新社会运动作为重建主体和反抗运动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齐泽克又从两个方面对它们进行了批判:一方面,这些运动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某一具体领域,以解决部分社会问题为目的,但没有触及到最根本的关乎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问题。另一方面,这些运动只是“被纳入者”的同情式呐喊,对于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而言,这些运动与他们并无太多关联。在齐泽克看来,这些新社会运动将政治革命降低为具体社会斗争,反而恰恰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帮凶。

齐泽克认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无产阶级面对社会压迫和剥削的不断加剧,爆发了革命。而在当代,一方面,“自由-民主霸权”和现代犬儒主义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人进行着隐性操纵;另一方面,革命的主体也早已脱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呈现出模糊不清、七零八落的状态。因此,传统的无产阶级在当今时代丧失了革命动力。当代无产阶级重建自身的唯一出路在于诉诸行动,而且是列宁意义上的行动式革命。只有这种彻底的无意识的否定性行动,才能在思想上摆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幻象的控制,进而掌握历史主动权。

齐泽克指出,我们不应惧怕行动。首先,行动源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其现实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对抗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无产阶级在对自身处境的觉醒中采取一种“无意识”的行动来实现自我的重建。其次,无产阶级采取行动的时机和突破口在于资本主义所导致的人类灾难,这是采取行动式革命的基本条件。最后,行动的斗争矛头必须由具体的社会问题上升到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只有如此才能赋予行动以革命性,革命主体才能打破资本主义秩序,从而构建全球政治新秩序。

三、齐泽克左翼激进政治理论的内在局限

显然,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架构,齐泽克的解放策略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然而,要想对齐泽克的左翼激进政治理论有更加全面的考察,我们必须分析其局限性。这既是其理论的内在特性使然,也是理论考察的必然环节。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缺失

纵观齐泽克的左翼激进政治理论,其在方法论上呈现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缺失。正由于这种方法论缺陷,齐泽克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彻底性和理论说服力将大打折扣。在齐泽克共产主义思想的场域中,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灾难性爆发,共产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末世的拯救而出现。由此,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否定关系,正是这种对资本主义灾难的拯救赋予了共产主义以正当性地位。

然而,齐泽克这种阐释路径所存在的理论缺陷将使共产主义至少陷入两方面的困境。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缺失导致了其对共产主义物质基础的忽视。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给予了肯定,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为共产主义的到来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马克思这里,共产主义既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否定,但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巨大生产力的肯定,因此是对资本主义的辩证否定。而在齐泽克的阐释中,他忽视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分析,将论证的视角转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对抗,这无疑使革命的现实物质基础成为空白。究其原因,这源于齐泽克只看到了资本主义否定性的一面,而忽视了其肯定性的一面,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视角。

另一方面,唯物史观的缺失导致齐泽克没有在生产关系内部寻找革命力量。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中,他将推动社会变革的革命力量诉诸于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且在人数上占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齐泽克认为,当今左翼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革命主体的缺乏。而问题在于,齐泽克却将革命的希望放在了处于社会生产体系之外的人身上。如果说资产阶级依靠意识形态正在对无产阶级不断地进行分化,而齐泽克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者,在这一方面也未做出努力,最终放弃了无产阶级。

(二)革命主体革命性的弱化

在齐泽克那里,新无产阶级包括“无实体的主体”和“被排斥者”。换言之,“谁只要被剥夺了公共体、实体或内容,谁就属于无产阶级”[12]21。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13]31。很显然,成为无产阶级的前置条件在于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而进一步可以发现,生产资料只是齐泽克意义上的公共体之一,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只能是齐泽克眼中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可见,齐泽克对无产阶级做了一种超出马克思范围的解释,纳入了传统无产阶级概念未曾包含的社会群体,这就使无产阶级更加普遍化了。同时,经典无产阶级好歹有“锁链”可供失去,而“被排斥者”则是绝对自由,一无所失。然而,这种表面上看似激进化的无产阶级定位,反而严重弱化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一方面,“被排斥者”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虽然“被排斥者”的的确确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但同时又被排除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之外。更为致命的是,“被排斥者”身处资本主义生产秩序之外,而非“公共体”的实际创造者和运用主体,其社会位置实际上并不明确。他们只能从外部刺入这一秩序,而使其组织起来的难度也是极大的。可见,其与经典的无产阶级具有本质不同,若要作为颠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革命力量,其革命性显然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被排斥者”的革命目的是融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马克思之所以寄希望于无产阶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是推翻资本主义体系,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但作为社会边缘人群的“被排斥者”,其革命目的恰恰相反,是想融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承认的那一部分。因此,从这一角度讲,其革命性也必然大打折扣。

(三)共产主义实现路径的双重局限

共产主义的实践路径是每一位思考共产主义何以可能的思想家都必须讨论的内容,齐泽克也不例外。然而,碍于其哲学上的缺陷和独特的革命主体理论,其共产主义的实践路径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局限。

首先,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策略具有局限性。20世纪初,列宁面对俄国革命的具体环境,基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最终领导俄国革命取得了成功。对列宁通过行动式革命所展现出的革命姿态及其所开启的新的未来可能性,齐泽克极为赞赏,并提出了“重述列宁”的革命策略。但齐泽克没有看到俄国革命的特殊性与客观历史趋势的统一,他不自觉地将列宁的行动上升为一般的革命原则。殊不知,这实际上与列宁所坚持的革命原则大相径庭,所以,齐泽克的共产主义不可避免地陷入主观主义的旋涡之中。

其次,实现共产主义的真正行动者具有局限性。基于对行动式革命的推崇,齐泽克迫切需要树立现实中的真正行动者。齐泽克在《第一次作为悲剧,第二次作为喜剧》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1944年,苏联外交官克拉夫钦柯(Kravchenko)申请美国政治庇护,叛逃到纽约。1947年,他出版了著名的畅销回忆录:《我选择自由》。这本书成了关于斯大林主义的一份第一人称报告,引起了西方社会的巨大轰动。但他也认识到所谓自由民主国家的不公正,为《我选择自由》写了一部续集,名为《我选择正义》。他力图寻找一种新的、不那么剥削的社会生产模式。最终他到了玻利维亚,在那里他将贫穷的农民组成新的集体,探索合理社会的形式。然而这些努力最终都失败了,他陷入孤独,最终在纽约的家中自杀。在齐泽克看来,克拉夫钦柯就是真正的政治行动者。他始终保持对自我信念的坚守,无视大他者的存在,敢于超越符号界,并勇于承担一切后果。与克拉夫钦柯类似,齐泽克在其它作品中还提到了许多例子,如早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齐泽克就表达过对安提戈涅的赞赏。齐泽克认为,具有此种特质的人才是真正的政治行动者,共产主义需要依靠他们。然而,齐泽克对真正行动者的定位就将解放政治的实现转化成了单个人的信念和动机问题,忽视了广大的“被排斥者”对革命的作用,共产主义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沦为英雄式的伦理行动。

结语

概而言之,作为当代西方左翼激进政治的旗帜性人物之一,齐泽克建立了别具创造力和吸引力的左翼激进政治理论。在齐泽克看来,资本主义并非永恒之物,有其形成历史和界限。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造成社会的对抗性结构,通过对这一对抗结构的深入挖掘,齐泽克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进行了理论重构。但在深入探究齐泽克的左翼激进政治理论之后,我们发现,对新革命主体的有效把捉仍然是一个艰巨的理论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缺失导致其解放策略的彻底性和现实性都大打折扣。当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当前炙手可热的国际学术明星,齐泽克仍然高产量地发表着自己的学术成果。其左翼激进政治理论是否会发生进一步的修正乃至于转向,其所引起的思想效应又将如何发展,都值得我们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