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魂”:从南开新剧团看抗战时期南开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展开

邓 红 张 诗 瑶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南开大学时,对南开的爱国主义教育予以充分的肯定:“南开大学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是南开的魂。”[1]南开爱国主义教育不仅是我国学校教育的典范,也是社会教育的先锋。利用戏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南开教育传统的特点之一,不能离开戏剧去谈南开学校的爱国教育传统。在已有的研究中,鲜有从戏剧的角度探究南开爱国主义教育,更多的是把南开戏剧和南开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两个独立的主体进行研究。如高超在《南开新剧运动:中国现代校园话剧教育发端的综合考察》中认为,南开新剧运动本质上是作为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中“校园戏剧教育”而存在,从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视角研究南开新剧运动[2];车晓宇、陈军《以笔为镜:天津南开学生演剧剧评考论(1915—1935)》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与话剧史的角度,从话剧“接受端”的观众视角考察南开学生的演剧活动[3];梁爽、高超《南开新剧团戏剧教育及演剧实践经验的现代性刍议》从戏剧教育和现代性的角度评估南开新剧团戏剧教育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的地位[4];齐悦的《南开教育机制下的新剧活动》与王悦的《南开新剧对当代戏剧教育的启示》从戏剧教育的角度探究南开戏剧的价值,而项红专的《爱国主义教育育英才——近代南开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实践》中提到南开爱国主义教育形式多样,有名人演讲、仪式活动、实物教学和文体活动,但未涉及戏剧这一颇具南开特色的教育方式[5]。因此,本文将以南开新剧团作为切入点,选取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通过抗争时期南开新剧运动的发展基础和南开新剧团的宣传活动来探究南开爱国主义教育传统,为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南开经验。

一、抗战时期南开新剧团爱国实践的背景基础

1904年,张伯苓与严范孙先生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得出“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6]143的观点。此后,张伯苓坚定“救中国”思想,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并始终把戏剧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张伯苓提倡新剧的最初目的在于“练习演说,改良社会”,而后才是艺术研究[6]143,这奠定了南开新剧团的爱国底色。

(一)南开新剧团爱国实践的历史基础

1909年,张伯苓编演话剧《用非所学》,南开新剧运动开始活跃,戏剧成为南开爱国主义教育的特殊形式。南开新剧团自成立之时,便以“改良社会”为己任,具有深刻的爱国性。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南开新剧团在编演、组织和理论上都趋于成熟,具有进行爱国戏剧实践活动的能力。因此,南开新剧团的爱国性和成熟性是其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爱国实践的历史基础。

新剧团的爱国性可以从剧团活动中看出来。从1914年11月南开新剧团成立,到“九一八”事变前夕,南开出演话剧多达113个剧目,135次[9]291-296。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南开话剧团负责演出。剧团出演的剧本可分为三类:现代题材、历史题材和改编国外剧本,其中以现代题材居多。如反映了封建官僚制度腐朽和封建官场黑暗的《一念差》;揭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表现反封建的革命思想的《新村正》。这些充满着对现实批判的剧本,根源于新剧团“改良社会”的爱国性。新剧团的爱国性也体现在新剧团的演剧募捐活动中。因南开救国团经济困难,新剧团曾于1919年7月16、17日,“筹捐助联合会及本校救国团”[8]437。新剧团不仅筹款捐助本校救国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筹款捐助社会各组织。如1921年11月,苏浙鲁皖四省水灾严重,哀鸿遍野,新剧团受四省会长要求演剧助赈[8]444。同年12月,南开新剧团又为浙江的洪水灾害,“开浙江水灾筹赈演绎大会”[8]447,以资助灾民。南开新剧团爱国筹款的活动方式,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南开新剧团在编演、组织和理论上趋于成熟,具有进行抗战宣传的基础条件。从新剧团的编演能力来看,南开新剧团的会员们“做戏的功夫很高明,表情、说白都很好”,在布景上“也极讲究”,并且新剧团有七八年的设备和经验,因此“能有极满意的效果”,胡适称赞新剧团在中国是“顶好的了”[8]18。从新剧团的组织建设上看,自1914年新剧团成立之时,剧团内部组织就比较完备。新剧团“内容分四部,曰编纂部,曰演作部,曰布景部,曰审定部”,另公开选举“团长一人,各部正副部长各一人,庶务兼会计二人,书记二人”[9]29。到1916年9月,因团内事务繁杂,在时任团长时趾周的提议下,增设副团长一人,组织建设比较完善。从戏剧理论的发展上看,南开新剧团对新剧理论建设有较为成熟的思考与研究。如周恩来的《吾校新剧观》,阐释了南开新剧“改良社会”的主旨。化名铁卿刊登在《校风》上的《说改良戏曲》,从心理、经济、演唱、角色和言语五个方面对如何发展新剧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张伯苓在《舞台·学校·世界》中告诫学生们,“可为新剧之中角色,且可为学校中、世界中之角色矣”。胡维宪在《我对于编作剧本的意见》中提出,编作剧本应该经过“科学的研究、哲学的思想、文学的美术”这三层手续。由此,南开新剧团的成熟性是南开新剧团进行抗战宣传的历史基础。

(二)南开新剧团爱国实践的现实因素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我国主要矛盾,挽救国家危亡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难题。同时,日军不满南开学校的抗日救亡爱国行动,对南开学校实施一系列侵扰和毁灭式攻击活动,这些行为加剧了南开学子的愤怒。因此,日本侵略者给全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对南开学校的摧毁是南开新剧团进行爱国实践活动的现实因素。

1931年日军蚕食我国东北地区后,便把侵略矛头转移到以北京和天津为主的整个华北地区。随着日本侵略队伍进入天津,日军对南开学校的侵扰活动也由此开始。“七七”事变前日军对南开的侵扰活动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日军进入天津后,于1931年11月7日以南开大学反日为理由,“在校外桥上架了两门小钢炮,炮口朝向南开大学”[10]12-13,对南开大学进行武力恐吓。第二次是日军“因闻校内驻大批军队”,于1931年12月5月,两次要求入校参观、视察。第三次是1931年4月1日,日军以军事演习为由再次骚扰南开大学,学校与日军进行了严正交涉。这一时期,日军对南开学校的侵扰虽然没有造成物质上的损失,但严重破坏了学校正常的学习生活。

“七七”事变后,我国进入全民族抗战的新阶段,这一时期日军进攻天津,对南开学校的策略从侵扰转变为毁灭式攻击。日军于1937年7月29日开始对天津实施有计划的攻击,“文化机关如南开大学、中学、女师学院等悉成灰烬”[10]22。日军飞机所轰炸地方“皆为抗日集会地方”[10]19,而南开学校作为抗日救国的重要阵地,日军对其进行了有计划的残酷破坏。29日下午,两架轰炸机到八里台南开大学投弹,“秀山堂及图书馆已成灰烬”。30日下午,日机又向南开中学投燃烧弹,并向南开大学射炮,烧毁图书馆。日军不仅用炮弹炸毁南开学校,还派骑兵、汽车,“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火烟之中”,“南开女校与中学皆被毁”[10]26-28。按照1937年时价统计,抗战期间南开大学损失663万元,南开中学、女中、小学共损失121.36万元[10]31。日军对南开学校的轰炸,“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10]35。

日本侵略者对南开学校的摧毁、给全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南开新剧团抗战爱国实践的现实基础。

二、抗战时期南开新剧团爱国实践活动及成效

从1909年开始,南开学校的戏剧活动从未中断。1937年,受日军侵扰的影响,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共同南迁,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而南开中学南迁后与重庆南渝中学进行了合并。受此影响,统一的南开新剧团已不复存在,但南开新剧团却因此得到发展,成立了“怒潮剧社”、南友剧社。西南联大时期,以南开大学学生为骨干又组织了“联大剧团”,这些都是南开新剧团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的新发展。具体来说,南开新剧团的爱国实践活动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编写爱国、抗战剧本;二是进行爱国抗战戏剧演出。

(一)爱国抗战剧本的改创

抗战时期,南开新剧团所改译、创作的爱国剧本按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揭露社会黑暗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爱国剧本;二是配合战场战争形势,发挥戏剧战斗作用的抗战剧本。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日本侵略者从不抵抗主义到被迫抗战到消极抗战的态度,以及抗战前后国民党对中共革命的镇压和叛变,使得揭露社会黑暗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成为爱国戏剧的一大主题。有关这一主题的剧本在抗战前期就出现很多,如林受祜的《家庭教育》和衣云的《岐路》,都讲述了在封建家长制“教育”子女安分守己的情况下,子女却因主持正义向军阀请愿而被镇压故事。由曹禺编辑出版的碧朗的《压迫》和死钟的《疯人的世界》则直接揭露了封建军阀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并发出“我以为这是社会上一切制度、组织、道德,已竟生了疮的现象,我们要根本把这已经腐烂了的肉割去”[11]的怒吼。抗战期间,有关这一主题的戏剧作品主要有董庶的《中山路》、曹禺的《日出》等。董庶于1934年在《南开高中学生》第2期上发表了独幕剧《中山路》,以尊崇和纪念孙中山。《中山路》讲述了修中山路时,贫民王根生一家遭国民党军警强迫拆房而导致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这日子和长毛乱,有什么两样呢!”[12]514该剧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惨命运,以此引发共鸣。曹禺的《日出》则以抗战前的天津社会为背景,以交际花陈白露为中心人物,共有黎明、黄昏、午夜、日出四幕,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恐慌影响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里,在日出之前,代表腐朽势力的上层社会在黑暗中“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种种活动以及下层社会的悲惨生活。“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13]《日出》不仅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生活强烈的爱憎和迫切期待东方红日的心情,也是受压迫人民共同的心声,“看了《日出》,看到社会上的重重压迫、重重黑暗,心情久久不能平静。”[14]115徐文钰回忆道:“通过这些演出,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官场的虚伪和吃人的封建礼教,宣扬了爱国主义精神。”[7]245

这一时期南开新剧团抗战剧本的创作活动尤为突出,如《炸药》《警号》《生之决斗》和《最末一计》,曹禺的《黑字二十八》(《全民总动员》),洪深的《飞将军》,顾一樵的《岳飞》,陈铨的《祖国》等。《炸药》是改译剧本,讲科学家徐千里发明极厉害的炸药,日本间谍意欲掠夺,侦察长杨鸿刚与日本间谍斗智,“结果日本间谍被捕,且夺回炸药”的故事。《警号》讲述了“九一八”六周年纪念日的前夜,沈阳许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同义勇军商量在纪念日晚上起义,经过许多挫折,警号终于由工人田吉昌成功放响,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起来了!《生之决斗》则刻画了一个女抗日义勇军,机智勇敢杀顽敌的形象,“离开这黑暗的囚房,冲上我们生存斗争的战线。朋友,瞄准了我们共同的敌人!”[12]486-497该剧本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关东军的形象。张平群的《最末一计》改译自《凡尔赛的俘虏》,讲述了马百计为保守隧道秘密防止敌军入侵,不惜使用“最末一计”——让胞弟饮毒酒而亡,自己也被枪杀的故事。而《牛鼻子为国牺牲》《月夜》(改译剧本)和《卅三年之秋》是激发大家不怕牺牲、抗战到底的剧本。《牛鼻子为谁牺牲》主角是一个叫牛鼻子的沉着冷静、英勇坚定的乡村小学教师,在日本侵略者入侵到家门口时,在牛鼻子的组织下,村民们解决了来跟村长讲条件的日本兵,通知救兵解救了被日本兵包围的村子。在牛鼻子的影响下村里更多的人意识到了抗日救亡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卅三年之秋》是杨友鸾在抗战末期发表在《南开女中》创刊号上的作品,叙述了一个叫徐宗邦的学生参军前的故事。尚是学生的徐宗邦意识到了战事的紧张,时局的危急,便报名入伍报效国家。他的父亲告诫他:“我把你献给国家了,你不可以半途而废。你懂吗?”[12]母亲因担心儿子的安危犹豫不决,在空军舅舅的开导下,母亲回忆起自己当年激昂的想要参加五四运动却不被允许的往事,想到帝国主义宰割下的国家、受难的同胞,感到无限的惭愧。宗邦的母亲最终被说服,宗邦也喊出“大家都是为换取最后的胜利,我们要在胜利中获得一点安慰,那就是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的口号,表现了中国人民抗日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区别于其他时期以娱乐性为主的剧本,抗战时期南开新剧团所改创的爱国剧本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革命性。从剧本的特点来看,这些剧本大都通过对“小人物大作为”的刻画,去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怀和行为。如《炸药》中的侦察长杨鸿刚、《牛鼻子为国牺牲》中的小学教师牛鼻子、《卅三年之秋》里的学生徐宗邦等,虽是“小人物”,但都在关键时刻做出保家卫国的大作为。这些人物形象的设置贴合群众的日常生活,能够引起群众的情感共鸣,达到教育的目的。从剧本的表现手法来看,对比是惯用的表现手法。这些剧本通过对“正与邪”“强和弱”的对比,来激发人们推翻旧世界、打退侵略者的决心。南开新剧团所改创的爱国剧本,大都在报刊上进行了出版,而剧本在情节布置和背景交代上往往比直观的戏剧演出更为详细,其以对话为主体的内容使剧本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娱乐性,因此,南开新剧团所改创的爱国剧本不仅对剧团成员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对其他学生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在激发人民勇敢地和日寇作不屈不挠的斗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7]138。

(二)爱国抗战戏剧的演出

“九一八”事变后,南开演剧活动一度受到战争的影响而停止。翌年,因演戏捐款、支援抗日活动的兴起,又掀起了演剧热潮。抗战时期,南开新剧团的演出活动可以分为宣传演出和赈济演出两个方面。

根据演出地点的不同,宣传演出可以分为校园内和校园外两种。每年的校庆活动和毕业公演是校园内宣传演出的典型代表。1939年南开中学的毕业班就以《旧关之战》作为他们的毕业大戏。这是一部将山西旧关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史实搬上舞台的抗战剧,讲述了一团官兵英勇杀敌、誓死保卫国土的故事。39级校友杜博民回忆:“毕业班同学演得非常认真!由我扮演团长,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武宝琛扮演农妇,箪食壶浆,慰问战士;演出时,炮声隆隆、硝烟滚滚,效果很好。同学们把平时学到的物理、化学知识都用了。给母校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73宣传地点的不同并限制宣传对象,如1939年校庆演出的《日出》,轰动了沙磁区(沙坪坝到磁器口一带),在交通不便的年代,更有甚者从重庆市里赶了20多里路去看戏,这足以看出南开戏剧演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14]115。这一时期校园外的宣传演出是南开新剧团的主要活动,其中具代表性的是在抗日救国热潮鼓舞下成立的怒潮剧社,于1938年4月开展的“到民间去”的下乡演戏宣传活动。怒潮剧社社员在黄桷镇为几百名保安队官兵表演了《觉悟》,描写了逃避兵役的人觉悟后又归队的故事。演出时,当剧中伤兵大喊“中国军人都是不怕死的”时,保安队队员都大呼:“对!对!对!”这批保安队队员不久后就要奔赴战场。联大剧团也广泛开展了下乡宣传的活动,以响应中国共产党更广泛深入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的号召。联大剧团的同学不仅深入农村,在昆明近郊的农村排演《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最后一计》等独幕剧,并用云南方言进行演出,还利用假期或星期天去黑林铺和郊区的工厂、部队演出抗战戏剧,还牵头发起“与金马剧团、艺专、云南省剧教队等单位举行联合公演”[15]348。一次联大剧团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当演到老汉与女儿抱头痛哭时,台下哭泣声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声喊成一片,还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歌曲,场面异常动人[7]263。除剧社组织的下乡活动,一些爱国剧本在地方剧场的演出也是校园外宣传演出的重要途径。如1939年,陈铨的《祖国》在昆明市内上演,剧场掌声不断,当剧中人物英勇就义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时,观众也随着呼声呐喊,爱国热情高涨[15]342。不论校内校外,新剧剧团的演出总能引起不同身份观众的共鸣,点燃观众的爱国热情,激发观众为保家卫国贡献一份情感和力量。

利用戏剧演出进行募捐是南开的传统之一。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南开就因建造校舍、救济同学、扩大发展等原因开展戏剧募捐活动。如1923年5月,义塾服务团同学邀请南开新剧团举行募捐游艺大会,“结果竟得了大洋四百元”[16],用以扩大义塾发展。赈济演出的本质即募捐演出,赈济演出是在街头进行演戏以筹款,或在剧团演戏用卖票得来的钱来实现救济社会的目的。抗日战争期间南开新剧团的赈济演出可以分为社会赈济和抗战赈济两个方面。在社会赈济上,受战争的影响加之自然灾害,抗日战争期间许多地区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南开新剧团进行演戏募捐,为社会恢复和发展贡献南开力量。1935年12月7日,南开校友会为天津市冬赈及救济贫困儿童,邀请了南开新剧团进行演出,因“公众亦甚为踊跃,筹款成绩甚佳”,便于12月15日再度邀请新剧团成员进行筹款公演。仅12月15日的这次公演,卖得票款280.1元[17]。南开校友会用新剧团公演所售票价,于次年1月19日,为760余贫户,“共发出面4022余斤”[14]228。此外,南开新剧团还会受到其他学校的邀请进行募捐义演活动。上海沪江大学水灾募捐会曾于1936年邀请南开话剧社在沪江大学礼堂公演,为募捐会筹款[18]。除了对社会人员进行资助外,南开新剧团也开展了资助受战争影响较大的校内贫困同学的募捐活动。抗战后期,蒋介石消极抵抗、积极反共的政策把人民群众置于水深火热之中。联大的许多同学是从沦陷区来的,生活极度贫困,于是“联大戏剧研究社在昆明公演话剧,票款全部捐助给联大清寒同学”[15]354。抗战赈济的对象为抗战士兵,主要是实物帮扶,即用募捐所得钱款购买食物、衣物等进行帮助。如1935年南开中学成立国剧会,“委员会余款一八○元,总共二八七四·五四元”用以购置慰劳品羊绒手套及狗皮褥子各两千四百五十双,“在张家口车站交由车站运交绥远政府”,“学生闻之极为兴奋”[19]。联大剧团曾于1938年11月5日举行募捐游艺会,募集寒衣,慰问前方将士[20]334。

宣传演出和赈济演出都属于公益性质的,其区别在于宣传演出具有振奋精神的作用,而赈济演出以门票收入为捐款、捐款后得门票、自行捐款等方式,具有振奋精神和补充物质双重作用。戏剧原本就具有直观性、通俗性、感染力强等特点,而南开新剧团所上演的剧本大都为改创的爱国剧本,将现实生活与人们心中的愤懑呈现在剧本中,又在选角的过程中注重演员与角色的契合及表演技艺的打磨,使戏剧演出总能呈现意想不到的效果,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和士兵的昂扬斗志。同时在宣传演出中,剧团成员的学生也在演绎中深化爱国情感。可以说,抗战时期南开新剧团的爱国抗战戏剧演出不仅宣传群众,也教育学生自己。此外,南开剧团的这些爱国戏剧活动在全国范围内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带动更多的戏剧团体加入到爱国戏剧宣传的活动中。

(三)爱国戏剧活动的成效

抗战时期,南开新剧团的戏剧活动不仅教育了学生自己,也教育了社会民众,同时,这些戏剧活动对民众的教育效果,又强化了学生爱国教育的成效。可以从“点”“块”“面”三个维度来揭示南开新剧团活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成效。

其一,从“点”的层面来看,剧团成员在剧本改译、排练与演出的过程中直接接受教育。剧团成员不仅是新剧团开展活动的中坚力量,更是剧团爱国主义教育的直接接受者,他们在活动中不断地进行自我教育。抗战时期的剧本改创往往要求更高的现实性和爱国性,这都要求学生从实际出发,结合校园社团调查活动的成果及现实去改译剧本。同时爱国抗战演出也离不开剧团成员对剧本故事和人物情感的准确理解。演出要达到既定的效果,情感渲染则是基础。新剧团的演出活动之所以能够让民众共情,离不开剧团成员表演中真情流露的渲染。此外,剧团成员在下乡宣传的路途中直接接触民众、体察民情,深化着剧团成员的爱国感情。

其二,从“块”的维度来看,每一部剧本的刊发,每一次演出活动的成功举办,都使特定范围的民众受到教育。新剧团所改译的剧本有相当一部分都刊登在公开发行的《南开校友》《南开高中》《南开双周》,甚至是《北洋画报》《大公报》等刊物中,识字民众可以通过阅读剧本的方式间接接受教育。如1939年1月,陈铨《祖国》在昆明市内的新滇大舞台上演后,“这个以抗日救国为内容的戏,深深吸引打动了观众的心,演出场场满座,报纸也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称赞演出完整,艺术精湛,教育意义深刻,振奋人心。《祖国》轰动了昆明。一时成为人们谈话的中心议题,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重庆的报纸也登出了《祖国》上演的消息和通讯。不久,上海的画报也刊出了《祖国》的剧照和介绍文章。”[15]344-345该剧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爱国抗战戏剧演出了突破“识字”的限制,民众可以通过观看演出直接接受教育。新剧团的每一次演出,无论校内还是校外,场场座无虚席,更有甚者步行20多公里看戏,每场演出群众都反应热烈,爱国情绪高涨,达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其三,从“面”的范围看,南开新剧团的活动也对其他学校戏剧团体起到了“教育”效果,增大了新剧团间接教育的范围。在新剧团活动的影响下,更多的戏剧社团加入到抗战戏剧活动中来,“不仅京津一带的大中学校争相演出南开的新剧,一些旧剧社班也纷纷移植南开的剧目”[34]。同时,随着新剧团逐渐发展成熟和抗战形势日益激烈,南开新剧团的爱国实践活动逐渐走向自觉,成为戏剧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忽视的力量,对“国防戏剧”运动做出了一定贡献。如1939年联大剧团与金马剧团等组织举行的联合公演,其中《原野》和《黑字二十八》的演出效果十分显著,《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写道:“盛况空前,昆明戏剧界的大联合把云南抗日救国的进步戏剧运动推向高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那年暑假,这两个戏的演出成为震动春城的大事。”[15]349

三、抗战时期南开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战时期,作为校园娱乐性组织的南开新剧团的活动是在深入了解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在活动中加深着同学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这体现了南开爱国教育的独特经验,即以社会为课本,启发学生的爱国心;以团体为方式,培养学生的爱国情。

(一)以社会为课本,启发学生爱国心

“学生有改造中国之机会,故数年后诸生出校,从事于社会,应知社会之情形。”[21]22改造中国、服务社会的基础是了解社会,而“以社会为课本”是南开教育的传统,更是抗战时期南开爱国主义教育的突出表现。

南开历来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社会现状的教育工作,“以社会为课本”动员学生走出课堂,调查社会现状,并逐渐将“社会调查”规范起来。南开学校的校刊校报上一直有关于学生调查的新闻报道。到1924年,南开大学开始在校刊校报上系统刊登学生的调查作业,如《南开大学周刊》上刊载了《南大文科学生生活的鸟瞰》,对南开大学开办以来文科学生的“社会的调查”“工厂的调查”和“教育的调查”进行简要总结,指出南大学生在课外作业上表现得很踊跃[22]。而南开中学为使学生明察社会上的实际状况,“常与社会接近,俾将所学与实际问题发生关系”[23],于1926年设置了社会视察委员会,对社会制度及机关和自然界现象及人民生活进行视察。到1930年,由南开大学、中学共同商议的“社会调查委员会”开始推行,并详细规定了社会调查的范围、实施步骤和结果,社会调查“正式是有组织有计划及系统之组织”[24]286-291。自视察委员会成立后,4年时间内,南大和中学各部共视察天津各种机构100多所[25]178。重视对社会现状的认识和教育,并以此为出发点激发学生的爱国心是南开学校独特的教育传统,抗战的爆发为南开发扬这一教育传统提供了契机。

抗战时期,走出课堂,亲悟社会对激发学生的爱国情尤为必要。“南开的爱国教育,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就已经高度深化了,这些工作都大大造就了学生的爱国情怀。”[26]张伯苓早就察觉到列强蚕食东北各省的阴谋和野心,1927年便组织了“东北研究会”,以“调查,演讲,报告日、俄两国国情,及其在我东北各种经营概况”并“汇集正确研究资料,研究彻底解决方法”[27]。“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开大学成立了国难急救会,国难急救会在校内“调查了售品所及广泰康的日货,动员同学回家宣传抵制日货”[25]216。1935年南开大学的抗日民主运动有了新的发展,“这年暑假由二三十名进步同学组成的小分队,深入北仓、杨村一带农村,调查农民生活情况,宣传抗日。”[25]219这一时期南开学校的经济研究所、边疆经济研究班的师生们也进行了一系列社会调查并形成报告。有南开学生回忆道,“在1930—1936年期间,我们还目睹了打靶演习,浪人走私贩毒,码头工人和船夫的贫困,还有蝗虫盖天、灾民流浪、卖儿鬻女惨状,这一切现象都促使我们去寻找真理。”[28]210“我们参观过寿丰面粉厂、仁立毛纺厂、监狱、法庭和西广开贫民窟等,使我们得到一些生产实际和社会实际的知识。”[28]208南开学校被炸后,举校南迁对学生们来说是一次特殊的社会观察课。南迁途中,他们亲眼目睹了各族人民饥寒交迫的生活,“一路上,但见背盐工行行复行行,农田里种的不是庄稼而是大片大片的罂粟,村人身无长物,甚至十多岁的少女无衣遮体”[25]244,师生无不动容。联大时期,面对艰苦的学习、工作生活,南开师生仍坚持“以社会为课本”,不仅与清华、北大师生一起开设服务战时、了解时事的课程,还组织学生团体继续进行调查研究活动。

以社会为课本,带领学生走出课堂,亲身体悟人民贫困、时局动荡、吏治混乱,对启发学生的爱国心具有重要作用。抗战时期,南开学校带领、支持学生进行的一系列社会调查对激发学生爱国心,激起对侵略者和反动统治者的痛恨之情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由于抗战宣传总是伴随着社会调查,因此,又对动员群众和其他学生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纵观整个抗战时期,南开新剧团的活动无论是编写剧本还是宣传演出,都是在“以社会为课本”的基础上进行的。

新时代,我国学校层面的爱国主义教育还存在教育方式单一、实用性不强等问题。2023年10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为各类学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指明了方向:“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组织学生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场馆设施,参加爱国主义教育校外实践活动。”[29]与南开学校的经验不谋而合,爱国主义教育法也强调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性。与此同时,如何利用好爱国主义设施,如何加强学生在实践活动中的获得感,南开经验也给予深刻启示。一是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设置要从社会需求出发,实践活动目标要有现实意义,实践活动的结果应彰显现实价值。二是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的方式应多样化,要紧密联系学校特色和校园文化资源。

(二)以团体为方式,培养学生爱国情

南开学校组织学生团体的初衷在于“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6]142。张伯苓认为:“国人团结力薄弱,精神涣散,原因在不能合作,与无组织能力。”[6]139因此,借助团体的力量开展爱国教育是南开爱国主义教育又一鲜明的特点。抗战时期,南开学校不仅已有的社团组织纷纷发挥爱国效用,还专门成立不少新的团体组织。这些团体组织和活动对激发学生爱国情感,进行爱国实践起到直接推动作用。

南开学校最早的团体组织是1905年成立的“自治励学会”。随着南开学校的发展,团体组织也逐渐增加。总体来看,南开学校的团体组织可分为学术研究、事业组织、娱乐组织、运动组织和临时性组织五类。这些团体组织一开始就具有培养学生爱国心与服务社会的能力。在抗战爆发前,这些团体组织在面对社会问题和困难时,大都采取了实际的行动,其中以临时性组织更具代表性。如1925年11月,因战事紧急,天津地区秩序紊乱,南开中学师生便组织了临时妇孺救济所,收容附近有需要的居民,还组织了战地视察团,并募捐赈济灾民[28]254。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事业组织的校刊校报,在抗战爆发前就刊登了很多关于调查国内外状况与局势以及各社团组织的爱国活动等具有爱国意义的文章和报道。如《南开周刊》从1921年到1924年间,就刊登《社会调查:黑龙江风土记》[30]《社会服务:寒假赴鲁赈灾记[31]《最近之日本》[32]《“五四”运动之回顾及今后我们学生应取之方针》[33]等文章和报道91篇。与南开新剧团的活动发展脉络一致,爱国实践与社会矛盾的激烈爆发也是一致的,抗战时期,南开学校巧用学校的团体组织,在培养学生团体精神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爱国情,并使之转化为抗战救国的有力武器。

抗战时期,南开学校的各种团体组织在抗战救亡的浪潮声中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活动。据《南开大学校史》有关记载,从抗战爆发至南开学校南迁,仅南开大学组织、参与的支援爱国抗战活动就有27次(不包含新剧团的活动)。这一时期,学术组织机构冒着战争的炮火,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如商学院农业经济及边疆经济研究班在1935年4月前往察哈尔、绥远一带,研究边疆经济社会情形;事业组织积极举办各种校园活动,激发学生抗日斗志,《南大周刊》为此出版“对日问题专号”特刊;娱乐组织在活动中发挥力量,南开大学啦啦队在第十届华北运动会中排队组成“收复失地”“勿忘国耻”等字形;为爱国抗战而组成的临时性组织蓬勃发展,如为宣传抗日组织的宣传队,为慰问前线士兵而组织的慰劳队……随着抗战全面爆发,时局愈下,团体组织的爱国活动在激发学生爱国志和培养学生爱国力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重庆南开中学1938届学生陈健回忆他在南开中学的三年里,直接参加过读进步书刊活动、发展地下学联成员、抗日救亡宣传等爱国抗日相关活动,“我们在重庆南开中学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共同探讨抗日救国之道的大前提下,会员(学术研究会会员)之间相处相当融洽,对全校同学间的团结也起了带动作用,缓和了四川同学和外省同学之间的紧张气氛。”[34]122-128徐淡庐也回忆了在重庆南开中学从事成立抗敌后援会南开分会、组织励进学术会、团结工作、抗日宣传活动等地下活动的情况。参加过徐淡庐组织的抗战宣传工作的同学回忆道,“在这几天的宣传活动中干的工作不多,但受到的照顾和教育却是很大的。实际上,这几天的活动是我走上革命的起点。在故乡的土地上每迈出步,都是向革命、奔向党的步伐。”[34]133在西南联大,由南开学子牵头组织的群社下设学术、时事、康乐、文艺、壁报、服务等股,积极开展各种学术、娱乐爱国活动,如联系抗战歌曲、进行抗战宣传、抢救受伤群众等。作为共产党领导的校内最大的群众团体,群社成为学校中爱国抗战的中坚力量,“有些社员通过参加群社的活动,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参加了共产党,或者参加了党领导的半秘密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20]335此外,联大剧团、学生自治会等都举行了形式多样的抗战爱国活动。

以团体为形式进行爱国教育是南开学校的一大特色,团体精神不仅是建立良好集体的灵魂,更是学校校风的一部分。国是最大的团体,而南开的爱国教育与团体精神的培养融为一体,通过团体组织的建立,通过集体的光荣感和责任感的养成来激发团体精神、唤醒爱国志、转为爱国力。抗战时期,南开学校的各种团体利用其优势资源和感染力、感召力,激发着学生和群众的爱国热情,成了强大的爱国合力。“抗战期间,戏剧因其直观形象的表演形式和强烈的现场感染力深受大众的欢迎与喜爱,是抗战宣传的有力武器。”[35]作为娱乐组织的南开新剧团,正是通过抗战爱国剧本的编写与演出,不仅直接培养了剧团成员的爱国情,还激发着校内外观众们的爱国志。

长期以来,我国学校教育都比较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也成为每一位学生的必修课,学生通过自由组队、课题组队等方式形成实践团队进行实践活动。但这些实践团体活动主要是以学院、班级为层面组织的,忽视了学生社团这一依托学生共同的兴趣爱好而形成的主体。同时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过程中,或因缺少相应的管理监督机制,或因实践内容与学生兴趣方向不一致,导致在实践活动中存在流于形式的现象。对此,我们仍可以从南开经验中找出解决方案,即重视学生团体的作用。学校应鼓励并引导学生社团根据自身优势和独特资源设置并开展爱国实践活动,让不同的学生团体依据其自身特色和学生所长来设置实践方案。

四、余 论

“南开精神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又集中体现了南开的文化特质和价值取向。”[36]南开精神的内涵主要包括爱国奉献精神、开拓创新精神与拼搏奋斗精神。抗日战争时期,南开新剧团的活动不仅是南开爱国主义教育的突出表现,也是南开精神得以表现的一个重要载体。

从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的角度来看,南开新剧团寓教于乐,注重社会调查,注重团体组织的建设,这与南开学校“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爱国底色十分切合。社会调查是“知中国”的重要途径,而团体组织建设是“服务中国”的重要方式。抗日战争时期,南开新剧团不仅是学校内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力量,更是戏剧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忽视的力量,对“国防戏剧”运动做出了积极贡献。此外,南开新剧团与其他的团体组织一起,形成了”以社会为课本,启发学生爱国心”和“以团体为方式,培养学生爱国情”的爱国主义教育特点,为当今的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从南开精神表现载体的角度看,新剧团作为南开精神表现的一种载体,新剧团的活动以爱国奉献为方向,以开拓创新为手段,以拼搏奋斗为方式,深刻展现了南开精神的内涵。新剧团“改良社会”的使命以及在动荡时局中发展的背景奠定了其爱国奉献的底色,新剧团活动也表现出深刻的爱国奉献精神。同时,新剧团以戏剧形式进行教育活动,改创爱国戏剧进行抗战宣传,彰显出开拓创新的精神;新剧团的活动以团体为基本组织形式,活动内容和活动成效无不凸显团结奋斗的精神本质。

爱国是永恒的命题,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的主题。在新形势、新局面、新要求下,爱国的内涵并没有改变,但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要因时而应,因势而变。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应立足于“两个一百年交汇时期”的当下,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立足于“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着眼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爱国主义教育应结合时代发展趋势,不断创造新的教育形式,发掘新的教育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