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二十大“多元”养老观新探索
——基于农村养老视角

潘 文 全

(岭南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养老是古往今来的一个大问题。它也是中外面临的共同问题,在19世纪70年代,德国就建立起了俾斯麦型的养老保险模式,它以社会保险为核心,雇员、雇主承担主要费用,这个模式随后成为现代养老制度的起源。同时养老也是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正在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8.7%,绝对数量达到2.64亿,接近中度老龄化社会,而且未来的趋势是少儿人口比重减小,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养老问题会越加凸显,农村养老问题形势更加严峻。

这个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他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战略规划,“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具体落实为“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1]。

“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的“多元”养老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新提法、新发展”,通过比较党的二十大、党的十九大、党的十八大的相关表述可以得到确切的证明。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谈到“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2]。在更早的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建立,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形成。”“改革和完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持续提高。”[3]

养老问题是老年问题的子问题之一,老年研究给养老问题提供了大的研究背景,特别是农村老年研究与本主题密切相关,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老年家庭代际关系,学界从代际关系变迁[4]、家庭结构[5-6]、社会文化[7]等角度研究了时代变迁中代际关系的新变化。二是农村老年贫困问题,这个问题备受学术界关注[8-9],主要集中在制度[10-11]和社会关系[12]的视角研究贫困的发生机制。三是农村老年群体日常生活研究,体现在三个区域性的案例研究上:华中乡村治理中心[13]、广东江浙沿海区域[14]、四川[15]25等地。

一、农村养老困境的发生场域

农村养老是社会养老整体中最薄弱的环节,主要的原因是家庭养老传统的淡化与制度养老的遥远,让农村养老处于两种体系的中间地带。整个社会在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传统家庭原子化,冲淡了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此外,乡村养老制度普及时间短,参与老人的比例低,制度保障体系薄弱。

(一)传统养老模式渐行渐远

传统的村落如何形成?费孝通认为存在四个原因:一是小农经济需要聚集在一起;二是水利需要合作;三是为了安全,人多便于保卫;四是在土地的继承原则下,后代在一个地方繁衍起来[16]159-187。乡村的现代化又从何时算起?目前学术界没有形成共识,但都认可这个变化是一种始于20世纪上半叶的连续量变,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可以说到达了质变的临界点。在现代化的大潮下,维持传统乡村功能正常运转的习俗开始逐步淡化,人员流动、分离成为常态,家庭成员的空间延伸和时间上的缺席在一定程度上肢解了传统家庭系统,造成乡村内部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过渡,进而农村老人的传统养老保障体系渐变。

伦理经济和老人权威消逝。梁漱溟认为在传统伦理社会中,经济关系服从于伦理关系,重人情、轻财物,老人作为传统长老权威,是家族经济的最高掌控者,也是乡土社会中真正的权威人物,他们集经济、文化、政治于一身,整个家族就是他们坚实的养老保障[17]11。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经济逐渐瓦解,家庭成员走向市场,农业生产围绕着供需展开,传统的伦理规则在市场经济中全面溃退,市场交易中的“理性”原则逐渐主宰了家庭成员的生活,为了追求经济收益,家庭成员大规模外出务工,肢解了家庭传统生活;同时计划生育导致的家庭小型化进一步消解了传统伦理经济的基础,在这种背景下,老人权威渐次消逝,逐渐形成了农村老年弱势场域。

老人面临着经济上的双重考验。从生产上而言,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斩断了农村老人得到经济资源的途径,在伦理经济中,老人作为社会权威,传承农业经验,分配劳动果实,具有社会地位。相对的,在现代生产方式中,老人的经验知识的价值随着年龄递减,他们的体力和技能都不足以胜任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失去了获得相应经济资源的手段,逐步走向贫困。而且,家庭财富的非均衡性转移进一步恶化了他们的处境,财富的非均衡转移指老人在年轻时期积累的财富过多地转移到子代手中而没有得到补偿,这种转移是被动地通过子女的婚事而实现的。农村老人是传统礼俗的坚定维护者,礼俗的内涵是上对得起天、对得起祖宗,人生的意义就是把自己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他们奉行的信念,帮助孩子成家立业是自己的义务,因此承担了这个过程中的所有开支。然而,这种价值观主要存在于老人身上,对于年轻人而言,经济理性冲淡了传统的道德标准,使得农村传统慈孝文化出现了断裂,父辈依旧履行“慈”文化中的代际责任,但是子代“孝”文化中的义务却被理性取代了,老人的过渡付出而没有得到子代的反哺,进一步恶化了自己的处境,表现为一种代际剥削。

公共事务中的旁观者。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一体两面,农村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必然导致传统生活方式的变迁。传统乡土社会是高度凝固化的社会,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固定的,与之相适应的是礼法传承的前后一致,而老人成了最佳的人选,他们传承礼俗、守望相助,因此传统生活方式以老人为中心,他们全面参与并主导了社会事务。农村的现代化之后,知识取代了经验,法律取代了礼俗,乡村权威消解,长老治理转变为政府治理、知识治理、技术治理,各种纠纷的解决主体转变为法律、法庭,传统公共事务处理场域消失,老人在乡村社会中逐步被边缘化,被排斥于公共事务之外。

经济贫困给老人塑造了一种弱势、贫困的形象,这种形象的确立既有外部话语的施加,也有内部形象的自我选择。今天的乡村逐步转变为半熟人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原子化,导致内部凝聚力减弱,竞争性加强,在内部竞争中,首先落败的就是老年群体,他们缺乏高效的劳动能力,而且疾病缠身,缺少外援,走向贫困被社会认定为自然且合理的事情,这是外部话语的力量。其次,老人也主观认可了自己的弱者形象,不愿意改变,其原因是他们的农业生产经验形成了一种“固化”的世界观,土地、气候是不能改变的,只能被动地适应,固有的生产经验阻碍了老人适应现代化,他们恐惧新的生活方式。这样农村老人的弱势形象就逐步确立了,并且得到了合理的说明。

在现代化主导的乡村中,老人在生产、生活上都失去了现实价值,他们从生理弱势走到了经济弱势、地位弱势,进而沦为形象弱势的边缘群体。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因素叠加生效,社会的因素、人为的因素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制度性因素。

(二)制度性养老薄弱

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是农村养老面临的大背景,甚至老年人口比重比城市大;抚养比高于城市;老年人口养老金平均支出偏低,这是农村养老困境的另一方面。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乡村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且高龄化。乡村60周岁及以上的老人数量为1.21亿人,占乡村总人口的23.81%,65岁及以上的数量为0.9亿,占乡村人口的17.71%,这两个数值都超过了中度老龄化社会的阈值20%和14%;同时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5.1和4.2个百分点。而且高龄化持续增高,乡村80及以上的老人1 667万人,占乡村人口的3.27%,比全国水平的2.54%高出0.73个百分点;也比城市和镇高出1.17和1.09个百分点,乡村高龄老人占全国高龄老人的46.57%,比乡村人口全国占比的36%高出10.66个百分点[18]。

乡村的上述指标高于城市,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抚养比高于镇、城市、全国水平;二是平均养老金支出必然偏低。乡村总抚养比为58.70(1)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是指在人口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值。,比全国、城市、镇的水平分别高出12.82、22.72、12.05[18],同时上面已经提到乡村老人的人口比重高于全国、城市、镇,那么乡村的老年抚养比也更高。2009年国务院建立了覆盖所有国民(特别是乡村)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制度,旨在打破城乡二元对立,到了2020年,全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支出总额3 355.1亿,即使全部用于乡村老人,人均2 765元,月均230元,相对的,城镇职工养老支出为51 301.4亿,按离退休人数计算人均4.02万,月均3 350元[19],那么乡村老人月均养老支出仅为城镇的6.87%。

总之,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变迁过程。在传统社会中,他们是资源、权威的拥有者,养老由伦理体系、家庭来保证,由于家国一体的社会组织架构,家庭既是制度性的保障,也是经济性的保障。伴随农村的现代化,家庭经济功能外展,老人弱化了家庭经济的掌控,家庭地位降低,权威被消解,同时现代养老制度缺位,形成了农村老人的养老困境。

二、习近平 “多元”养老观的五重内涵

在社会通常意义中,养老仅仅指涉“经济、健康”的含义,认为保障了老人的健康、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就完成了养老的任务。这种观点是狭隘的,人的属性是一个多层次、相互交织的整体,包括情感层面、社会交往层面、经济层面、健康层面等,只有在人的各个尺度上都实现养老的应有含义,才算是真正的老有所养。这也是习近平的“多元养老”观的深刻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1]即完善制度、改进工作,推动养老事业多元化、多样化发展,让所有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一)经济性养老

“劳动是财富之父”,习近平多元养老观的第一重含义是“劳动”。尽管社会养老常识一致认为老人不能也不应该再劳动,然而劳动能够有效补偿农村老人在经济性保障上的弱势,注意一定是匹配老人身体健康状况的适当、适量劳动。前面已经提到,农村老人面临家庭养老淡化、制度养老参与度低的困境,又缺乏知识、技能从事其它经济活动,唯一可能的劳动只能是农业生产,在土地上获得相应的经济资源以自我保障,即“老人农业”,虽然这种方式收益微薄,但可能是他们唯一、必要的生存保障手段。如果他们不从事老人农业,这样的生活将充满代际冲突,随着农村家庭结构变化,老人依旧坚持传统的价值观,但是子代却接受了经济理性的观念,代际平等弱化了反哺,老人要求子代完全赡养不但被子代责难,而且面临老人内部的群体压力[20]。

“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土地不仅仅是生活的保障,更是精神上的希望,劳动被老人看成是自己的天职和终身使命,甚至是生活的全部,“如果说人们的土地就是他们人格整体的一部分,并不是什么夸张”[21]26,能干、勤劳、知进退、独立是很多老人在劳动中主动构建出来的精神形象,这些标签逐渐成了老人群体内部共同的价值观,如果某个老人坚持传统的价值观,反而会被其他老人耻笑。更进一步的,应该看到这些标签也是经济理性的衍生物,是市场经济活动的生活方式匹配物。

随着农村的市场化,不仅年轻人拥抱了经济理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人,他们开始“理性”的家庭养老。如果说劳动是农村老人经济性养老“开源”的一面,那么“分家析产”就是“节流”的另一面,也是老人在面对慈孝文化断裂时所采用的理性防御性手段。持有传统价值观的老人履行了代际责任,负担了子代成家的所有费用,但是子代弱化了孝的义务,奉行经济理性,两代人之间出现代际剥削的现象,老人在面对养老困境时,不得已开始了有计划的撤退,主动与子代分家析产[22],为自己的晚年尽可能预留多的经济资源。而且分家析产还能够保障老人的生活乐趣,因为处于子代养老关系中的老年人只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生活拮据没有积蓄,与子代的冲突明显,分家析产维持了老人自身的独立性,减少了代际冲突,在社会关系上保持了独立的交往空间。

(二)健康性养老

《老年健康蓝皮书中国老年健康研究报告(2020～2021)》指出慢性病是影响老年人健康的首要因素,60岁及以上老人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患病率分别为58.3%、19.4%、10.5%;70岁及以上老人伤残调整寿命年(2)伤残调整寿命年是指从发病到死亡所损失的全部健康寿命年,包括因早死所致的寿命损失年和因疾病所致伤残引起的健康寿命损失年两部分。的构成中,心脑血管疾病(39.11%)、癌症(15.4%)、慢性阻塞性肺病(10.48%)占前三位,随年龄增长患病率继续提升[23]。而且农村老人的情况更加严峻,他们在年轻时承担了过量的体力劳动,由于经济与医疗条件的限制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身体被过度透支,大多数老人带病生存。健康性养老应是多元养老的第二重涵义。

经济因素仍然是农村老人健康养老的首要制约因素。老人能够外出务工的时间越来越少,得到经济资源的渠道越来越窄,可支配的收入也越来越少,前面已经提到农村老人养老收入月均230元,这意味着他们在健康消费中需要极力压缩开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从2003年施行新农合制度,它确实为大部分老人提供了医疗支持,显著提高了低龄老人的医疗服务,但对高龄老人的作用不明显[24],老年人的困扰集中在慢性疾病,这些疾病的治疗主要依赖于门诊式的长期服药,但是门诊并不在新农合的保障范围之内。经济因素制约了老人的健康养老,他们把健康维持在最低需求上,能忍则忍,尽量减少支出。

因此解决农村健康性养老问题的关键是有效提高农村老人的经济水平,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长期性的扶贫问题,但是也有一些“容易摘的果子”有明显的效果。一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疾病都属于慢性代谢性疾病,通过在老人中加强健康饮食的科普宣传,特别是在临近老年的中年人中加强饮食健康普及,能够有效规避这些疾病。二是新农合不保障门诊费用是为了防止恶意骗保,建立慢性病门诊特殊渠道能够解决问题。三是在新农合中添加高性价比的定期体检项目。总的来说,为了解决经济因素制约健康养老的问题,把重心放在“防”上而不是“治”上将是除了扶贫之外一个有效策略,贫困人群治重于防的错误健康观念是造成老年人不健康状态的一个原因。

(三)情感性养老

习近平多元养老的第三重含义是情感性养老,农村老人在情感上面临着情感遗弃。传统养老的淡化与制度养老的薄弱是农村老人必须面临的生存困境,子代的供养仅能维持基本生存,不可避免地发生养老事务的代际冲突。此外子代出于自身的需要,希望在父辈这里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这种代际索取进一步激化了代际冲突。无论矛盾如何处理,都在无形之中加剧了子代赡养中的情感遗弃,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老人只能以一种凑合的心态,对子代的行为保持沉默,慢慢等待生命的尽头,甚至有的老人在情感绝望之际走向了自杀[25]。因此情感性养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

恰当的情感性养老必然同当前老人的价值观联系。传统中国人通过家庭生活来理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他们看来,人生的意义在于传宗接代,在祖荫下实现人生终极目标。“过日子”这个术语是上述价值观的日常表达,也被作为实现这种人生价值的手段,只有把日子过好了,才能获得自己情感的寄托,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应该看到经济理性也逐渐被老人接受,在过日子的过程中表现为“生活理性”。在这两种观点的共同作用下,农村老人采取了积极的实践策略,在生活理性上建构自己的理性亲情养老。

理性亲情养老意味着对子代继续操心,但是相对于传统而言,这是一种有节制的操心,表现为主动禅让当家权以确立子代的自主角色,帮助子代参与社会村落竞争,寻求家族荣誉,以实现自己的传统人生价值。子代成家立业、过上好日子,他们认为自己的人生就完满了,在祖荫中寻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同时在理性的影响下,他们开始关注自己的现状,对于子代的延续变得务实,只关心自己的任务,不再关心子代的任务,转而把情感寄托转移到了配偶上,更加积极地营造自己的晚年生活。

(四)社会礼仪性养老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并不是整体一次性地退出了社会舞台,他们只是缩减了活动场域,在这有限的场域中进行着人际交往。恰当的人际关系应该是多元养老的涵义之一,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际社交对于老人的健康、情感、自尊密切相关,而且在现行的养老观念下,即使是孝顺的子女也只关心老人的生活起居与身体健康,不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

在农村的现代化变迁中,老人被排斥在现代化的公共事务之外,他们只能把人际交往限定在传统“礼”的实践上。这就不得不涉及中国人际关系的本土化概念——人情,它是家庭结构的翻版与延伸,使得人际关系从家庭走向社会,只是没有了血缘基础,这就意味着人情关系是或然性的,从家庭走向社会即从仁到义再到礼。礼的施展依赖于一个公共生活空间,其构成要素有三:一是场所;二是活动主体;三是公共生活空间内部的相关约定,村落就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公共生活空间,老人是其中的一类主体,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深知内部的各种约定和事务。公共空间的演变导致了其中礼的变化,在农村土地家庭承包之前,这个公共空间是“场”,它承担生产与社会交往的双重功能,村民白天在这里劳动;晚上在这里学习;它还是国家权威在基层的载体。到了分产到户时,场被分解了,形成了更小空间的场,很多人家的场会相隔很远,逐渐离散,人员也在逐步隔离,公共空间逐步压缩。在当前,作为公共空间的场几乎消失殆尽,乡村呈现出高度的个体化与原子化,然而公共空间并不会消失,它们存留在农村的礼仪性活动之中。

礼是老人的社交。深受传统影响的老人,虽然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现代化了,但是对于礼仪习俗的遵守是一种内在的情感需求,更是他们有能力主动参与其中的为数不多的社交实践,对于一些涉及传统的禁忌与礼仪,比如葬礼和婚礼,能够完整掌握这些礼仪的只有老人,老年男性作为礼俗的主要传承者,理所当然地成了主角,老年女性则是幕后参与者,然而年轻人则一无所知。在这些传统的礼俗中,老人显示出了自身的价值,他们有能力开展这样的活动,觉得自己被社会所需要,正义不仅仅指分配正义,还有“贡献正义”,每个人都有机会贡献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因为能力卑微就被当成无用的弱者。但是随着农村的原子化,这种活动越来越少了,很少再有老人出头露面的机会。这与乡村的其它公共事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其它事务上,他们保持沉默,甚至退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跟不上年轻人了,很难与他们达成意见的一致。

(五)公共服务的养老

虽然老人在传统礼俗实践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要看到这是一种无奈,因为他们在其它社会事务上越来越被排斥,落后的认知、有限的能力不能满足高速发展的社会需求。但这只是一种以效率为准绳的辩护,养老是一种“保护”,不仅要让老人能够参与力所能及的社会事务,还要创造条件、降低门槛让他们能够参与其它社会活动,这样的活动可以是劳动,更重要的是除劳动之外的社会活动,比如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是传统礼俗养老的社会属性的延伸,更是多元养老的发展性含义,它让老人能够参与到更多的社会性事务中来。

老人的认知与能力已经落后于时代,移动互联网进一步恶化了这一状况。移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社会日常事务转移到了移动平台上进行,它要求能够熟练使用手机等各种移动终端,比如网购、手机支付、网络预约看病、高铁地铁出行,甚至在疫情时代,疫情防控的各种手段都依赖于移动互联网。然而这些社会管理方式都在排斥老人,老人不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害怕手机支付,不会网络预约看病,也不会在自动终端购买车票,甚至在不能出示健康码的情况下不能出门,他们已经完全被高科技“流放”。在乡村情况更加严峻,一方面,当城市管理移动互联网化之后,乡村老人再也不敢进城了,相当于被囚禁在了乡村,限制了出行;另一方面,乡村老人可能连传统手机都没有,更别提熟练智能手机,导致他们不能享用现代化的公共服务,迫使他们只能进行封建社会式的养老。

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原因是互联网是效率至上的产物,它不关注公平,但是基于公平、降低门槛,让互联网的福祉照顾到老人是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开发“银发市场”将是一个有益的战略,首先,市场运作的方式保证了效率,在银发市场之前,资本优先流入黑发市场以追逐更丰厚的回报,但随着人口老龄化,银发市场规模逐步扩大,逐步吸引了资本的关注;其次,银发市场有别于黑发市场,针对它开发出的产品和服务更适合老年人,这些产品有自己的特点:更低的门槛、更简单的操作、更便宜的价格,而目前所有的互联网产品和服务都是以年轻人为目标客户开发的,排斥老人。如果银发市场发展起来,目前公共服务的养老困境能够得到有效解决。

三、结 语

农村养老是社会养老的子问题,它具有社会养老的共性,体现在健康性养老上,但通过与城市养老的比较,可以充分看出它的特殊性。一是城市老人拥有比较充足的养老金,完备的保障体制,而农村老人相反;城市老人退休后缺乏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农村老人拥有土地农具、可以劳作,因此劳动适配于农村养老,既能缓解养老金的缺乏,又能彰显生命的乐趣。二是随着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年轻人家庭养老的观念在淡化,但是老人却秉持传统的养老观念,慈孝文化断裂,情感性养老、社会礼仪性养老适合这个过渡阶段,满足了老人的传统价值观。三是由于农村的闭塞,相较于城市,农村老人更难以适应移动互联网化的公共服务,发展银发市场以提供公共服务性的养老将是一个有用之举。

依据当前的出生率测算,我国人口的老龄化还在加速,甚至在未来三十年内,这个进程不会停止,养老问题将逐渐成为社会的核心问题,关注养老、关爱老人对于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发展、个人的荣辱都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