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现代性“伪具体世界”：“两个结合”视域下重释“中国具体实际”的内涵*

韩欲立

内容提要：在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视域下，百年变局意味着西方主导的现代性断裂的可能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迎接西方现代性之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两个结合”为基础建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如何理解“中国具体实际”成为理解“两个结合”的现代性批判意义的核心，中国具体实际不是无所不包的学术体系，也不是相互冲突的经验主义，坚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意味着破除西方现代性营造的“伪具体世界”的迷思，而促使“两个结合”现实生成的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驱力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内在的高度契合。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历史唯物主义之基本原理原则性地规划了超越资本主导的现代性的理论方案的话，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在完成现代化历史任务的艰辛探索中，继承并推进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性批判方案：一方面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持有坚定的信念，即作为现代化的物质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形态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进而向共产主义演进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另一方面，作为与西方历史境遇和文化传统迥异的东方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也必然要在“现代性的断裂”之处开出真正的人类解放的希望之花。

百年变局的重大判断清晰地指明了，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下阶段业已来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现代性的断裂”之处。其原因在于，首先，基于现代性原则的全球治理体系和价值体系正在发生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深刻的变化与调整。其次，西方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能力正在衰退。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国家社会之间的交往理念及其内容也在不断革新。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向东方转移。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已经为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完成了充分的准备。那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百年变局的现代性转折点上，为迎接这一史诗性转变所做的积累和准备究竟是什么呢？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两个结合”的理论高度概括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内涵和实践策略上丰富和发展的方法论。这也是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批判意蕴的关键切入点。

一、什么是 “中国具体实际”

当提及“中国具体实际”时，人们常常会在两个方向上出现理解偏差：一是，将“中国具体实际”理解为存在着这样一个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诸种有关中国具体实际的概念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体系，并总括性地构成对“中国具体实际”的百科全书式的诠释和理解。此时的“中国具体实际”本质上是被作为概念性存在并对待的学术对象。二是，将“中国具体实际”理解为一个繁杂多样、无法通约的具体的经验片段，每一个中国人，乃至外国人在遭遇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构成复杂、风俗习惯迥异、地理环境多样的经验领域的中国时都会产生不同的乃至截然相反的“中国体验”，其结果是“中国具体实际”被直接地领悟成为某种内在的，甚至相互冲突的体验。

1.知性思维方式中的“中国具体实际”

第一种对于“中国具体实际”的认知，正如黑格尔所批判的，乃是一种知性的思维方式，“它古板地看待事物，把它们要么看做是一成不变地有差异的，要么是同一的”(2)〔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年，第293、845—846页。。也正是由于这种知性思维满足于将事实凝结为概念的思维方式，使之无法将自身与变化的现实保持同一。黑格尔的辩证法深刻认识到，知性思维的认识方式在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的把握中总是处在一种矛盾和错位之中，因此转向立足实践论的历史主义路线。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并将辩证法推进到批判的和革命的历史辩证法的新境界。在马克思看来，仅仅停留在精神之运动原则的黑格尔辩证法由于“主体是精神，是全体的精神；和解必定通过认知而达到，因为改造整个宇宙是没有意义的”(3)〔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年，第293、845—846页。。在马克思那里，“批判的逻辑”取代了“实证的抽象”成为支配性的方法论原则，因而也成为指导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性实践中如何处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关系的方法论原则。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4)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 年第16 期。在这段论述中，习近平完整而科学地表达了对待“中国具体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是研究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科学方法。按照这个方法，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才能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新发展理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等新思想和新理念集中体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化和中国化的“具体的总体”。经济思想的总体性意味着在现代性的变动不居的全球化经济运动中，经济活动的经验层面总是处在一刻不停地流动和变化当中，因而必然带有强烈的时代化和本土化特征，因此，为了把握在“中国具体实际”中的变化和流动，就不得不借助于科学抽象的方法，将其提炼为以上思想形态的经济学规律。而经济思想的具体性则意味着由于“中国具体实际”的存在，作为“思想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与号称“体现了人类经济活动普遍性规律”的西方经济学之间的“错位”乃至“冲突”的理论现实。因此，“‘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但如何把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及成功经验理论化、一般化，把‘中国故事’讲明白、让国外学者听明白，却并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原因是目前流行的两大经济理论体系(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政治经济学)都难以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逻辑一致的理论分析框架”(5)杨瑞龙：《新中国成立70 年来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变与创新》，《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9 年第11 期。。

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都采用科学抽象的研究方法，但是各自所面对的“具体实际”是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经济人”的设定以及基于“经济人”设定的成本—收益的经济活动法则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特殊社会关系条件下参与经济的个体，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和“传统价值”才是中国经济活动中的个体的“具体的实际”；对于传统政治经济学来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经济手段是无法相容的，但是中国经济的“具体实际”告诉我们，对于人口规模巨大、自然资源和社会生产力资源分配不平衡的中国的“具体实际”来说，没有市场的调节，经济活动只能在资源和信息的匮乏状态下保持低水平运行，无法形成在全国统一大市场条件之下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能力，因而也就无法激活“人口规模巨大”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天然优势。当我们坚持“中国具体实际”的辩证认识路线的时候，我们也就坚持了从事物本身的历史现实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问题本身就蕴含了解决自身矛盾的方法。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将对事物认知的概念逻辑和知性思维方式作为达到对事物的“具体的总体”的理解的一个准备阶段，而不是最终阶段；更具体地说，西方经济学对于资本与市场的运动规律的一般理论是我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准备阶段，距离形成真正的对于中国具体实际的理论阶段还相去甚远，它还完全只是解决中国经济具体实际问题的纯粹形式，缺乏社会历史实体性内容的纯粹形式是不可能实现其现实性的。

2.经验主义认知中的“中国具体实际”

另一种对于“中国具体实际”的认知可归为经验主义。经验主义的认识论预设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裂，因此产生了主体通过对客体的感知而建立起同一的认识动机，也就是说“整个经验认识过程实际上就是所谓的主体的抽象活动。认识就是把现实客体的本质抽象出来。因此，主体对本质的占有就是认识”(6)〔法〕阿尔都塞：《读〈资本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0—31、36页。。这样一来，经验主义反而背叛了自己的认识论动机，即从经验或现象中获取客体的本质，结果却是主体获得了一个基于经验的经验主义抽象，主体占有的不是客体的本质，而是关于客体的经验的抽象。于是，认识的对象代替了现实的对象，然而，“认识对象或本质，就其本身来说，是与现实对象绝对不同的”(7)〔法〕阿尔都塞：《读〈资本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0—31、36页。。前者是思维自身的产物，经验性知识的生产则按照思维的逻辑运动，而现实的对象却常常溢出经验主义的认知结构之外。因此，经验主义者的主观性特征导致了“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8)《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2、88—89页。。毛泽东认为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完全不了解认识的本质是辩证的和历史的，尽管认识的成果往往以理论或者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它真正尊重的并不是抽象的概念体系，而是真实的具体的历史实践本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相结合不是狭隘的经验主义结合，事实上，按照毛泽东对经验主义的批判，农民是中国革命阶级组成中的重要部分，而革命干部、群众和士兵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如果按照狭隘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农民的自由散漫和非组织化特征是不可能构成中国革命的动能的，相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9)《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2、88—89页。，因此，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动能的获得，关键就在于一方面克服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克服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认识论惯性。新时代条件下，习近平也反复强调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反对固守老的经验，刻舟求剑，不思进取，他说：“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由于不懂规律、不懂门道、缺乏知识、缺乏本领，还是习惯于用老思路老套路来应对，蛮干盲干，结果是虽然做了工作，有时做得还很辛苦，但不是不对路子，就是事与愿违，甚至搞出一些南辕北辙的事情来”(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02—403页。。

总而言之，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建立对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自觉和批判意识，就意味着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中国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如何结合，两者的结合将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等，这些问题事实上正是我们在谈论“两个结合”时亟待充分反思的。另外，当我们以学术的姿态反复提示“两个结合”的重要性及其意义的时候，往往仍然采取了一种知性思维的模式，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视为两个结合的中心和决定性因素，“中国具体实际”在两个结合的对立统一体中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也就是说，具体实际为原理提供经验性内容，以保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知性形式不会因为缺乏新的经验而丧失其解释力，走向自以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结局。事物的真实发展运动并非固定地或机械地由基本原理来对应性地决定“具体实际”的内容和方向，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追随中国历史的和实践的“具体实际”向理论提出的问题，并给与灵活的回答，才使得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也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巩固了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且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二、“中国具体实际”消解现代性“伪具体世界”迷思

一般情况下，当我们谈论“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时候，常常称之为“全球化时代”或者“现代”，并且将之作为人类共同创造的世界历史或我们共同在经历的“历史的具体”。但是事情的真相或许与我们的期望相反。马克思已经证明现代世界是被抽象的力量统治的世界。如果说马克思面对的19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以异化理论判定它是一个用抽象物来表现人与人的真实关系的世界，即用货币和商品的抽象价值来取代感性的人的具体实践中展开的丰富社会属性的话，那么当代资本主义则通过数字经济、媒介政治等技术手段伪造了本已被深刻“异化”的“具体世界”，并进一步将具体的生活和现实的逻辑抽象化为数字和符码，这是对异化现实的“异化”，对片面性生活的进一步“伪造”，用科西克的话来说，现代世界是一个“伪具体的世界”，而破除西方现代性营造的基于“伪具体世界”的现存知性成果就必然成为中国依循自身的具体实际寻求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道路的方法论前提。

1.“伪具体世界”的形而上学统治及其本质

在伪具体的世界中，人的历史只有被编码为物的历史或者数字的历史才能被大众所观察和理解，否则人的历史甚至不可能进入资本主导的“伪具体世界”之中，于是，拜物教掩盖了本真的感性实践，伪具体的形而上学取代了具体的辩证法。因此，从马克思对资本逻辑建立起的关于人类感性生活的抽象统治的批判，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条对现代性独断地将“伪具体的世界”引入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同时将其日常生活化，并在“伪具体世界”中建立起自己的绝对统治的批判理路，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同时意味着向“伪具体世界”的宣战，并要求这场战争决定性地破除现代社会对于“伪具体”的迷思，从而实现人类从抽象统治中的真实的解放。

但是，物化意识和实证主义在现代文化和科学研究方法论中建立起来的绝对统治并非能轻易被撼动。正如我们前面所批判的，形而上学知性思维根本否认，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形而上学知性思维的表现的物化意识和实证主义根本没有能力认识到现象与本质的辩证法，正是由于缺乏辩证法的鉴别真实与虚伪的思维能力，因此，现代人往往将伪具体世界看作是独立的自主的，并且客观的规律运动的真实世界，并满足于将对伪具体世界的认识作为对真实的具体的世界的认识。这难道不是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常常发生的事情吗？其实，倘若我们稍微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就会了解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深刻地揭露了所谓资本的利润的真正来源是剩余价值，而发生在资本积累背后的真实逻辑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当然，更不用说被工资掩盖的劳动力商品的价格了。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正是建立在资本、利润、工资、分配、市场等概念之上吗？从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正是依循了与现代性逻辑内在一致的资本原则和实证主义原则来对“伪具体世界”中的经济诸要素展开研究的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我们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全部是肯定的，如果我们依循现代性批判的逻辑指认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所建构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等人类生活的诸方面竟然是“伪具体”的世界，那么，我们对于人类生活诸方面真相的追寻就显得极其迫切了，显而易见，真相的追寻就变成了破除“伪具体”的深化，并重建“具体实际”对人类知识和实践的统治。

马克思主义学者科西克将现代性逻辑营造的伪具体世界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空洞的总体，即缺少反思，缺少对个别环节的规定，缺乏各种关系的丰富性和确定性；第二种是抽象的总体，即把整体形式化为与其部分相对立的东西，这样的总体没有发生和发展，没有形成总体的过程，从而是一个封闭的整体；第三种是恶的总体，真正的主体被神秘化的主体所取代。(11)〔捷克〕 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刘玉贤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2、8页。我们所熟知的经济全球化、文化的“麦当劳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就是科西克所谓的“恶的总体”的当代模型，而正是“在这个总体中，真实的、具体的、多维的主体(例如，一个个人，一个阶层和一个阶级)被一个一维的、神秘化的、拜物教化的、物化的、被还原为消费的经济‘主体’所取代”(12)登柯·斯卡洛夫斯基：《科西克具体总体的辩证法》，《学术交流》2017年第12期。。科西克的目的是试图同马克思一样，在对现代性抽象统治的批判中，开出“具体的总体”的人类世界。事实上，马克思也的确采用了总体概念，并成功清除了“恶的总体”的流毒，这一思想事件被科西克总结为重建“具体的总体”的概念。因此，“‘具体’已不再单纯是功能概念，不是一般指谓事件的一种属性或人的思维和认识的一种属性；‘具体’本身就构成一种实体性的存在”(13)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8页。

2.“伪具体世界”的破除与重释中国具体实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开启与西方新自由主义学者宣称的“历史的终结”戏剧性地在同一时间开场。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历史中的“现代性之完成”，新自由主义世界的吹鼓手和意识形态专家们将霸权主义的现实政治逻辑伪装成“人权高于主权”的“自由和人权”原则，用尊重差异和多样性的政治正确掩盖现代性的同一性逻辑。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西方国家就曾试图利用被颠倒的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改造中国，但是显然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持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看清了新自由主义政治正确和经济改革良方背后的真实面相，从而挫败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颜色革命。而新时代条件下，应对百年变局的迫切性使得我们对把握“中国具体实际”所需要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需求显得刻不容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一个结论，即正确把握“中国具体实际”必须破除西方现代性营造的伪具体世界，反过来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将“伪具体”当作“中国具体实际”，而必须“通过展示它们的中介性来消除它们虚构的独立性，通过证明它们的派生性来反对它们的自主性宣称”(14)〔捷克〕 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刘玉贤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2、8页。。

“伪具体”并非直接等同于虚构的存在或者不存在，而是以一种歪曲和变形的方式对于真实的具体的片面的和抽象化的反映，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击破西方现代化理论所设置的“伪具体”陷阱的过程中，并非必须要拒斥一切西方现代化文明的成果，相反，由于“伪具体”的中介性质，具备了反思维度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明确地将这些现成的成果当作通达具体的总体的一个环节和阶段。在论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习近平曾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15)习近平：《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9日。，在这段论述中，“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被习近平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但不是决定性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经济学所设定的一系列经济学概念必须经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介和改造才能够进入对“中国具体实际”的解说和理论建构体系之中；同时，习近平连续使用三个实践来强调“中国具体实际”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优先地位，这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提出了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来打破西方现代性理论所设定的“伪具体”世界及其理论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后现代主义尽管对西方现代性理论也提出了激烈的批判，但是后现代主义思想无法从具体的实践中将理论批判直接导向“具体的历史”，因此，后现代主义仍然使用着、分享着西方现代性理论在“伪具体”或“伪现实”基础之上演绎出来的一系列议题和概念逻辑，因而，后现代主义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同路人，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后现代主义仍然只是西方现代性逻辑的自我否定之一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超出现代性的演进逻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后现代主义成为现代性逻辑的“同谋”，即以批判和反抗的逻辑在观念领域反抗现代性的统治权，但是却在现实领域丧失了自己锐利的批判精神，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现代性在世俗世界的统治。一句话，后现代主义根本没有摧毁现代性运动中的世界历史的虚假性质，因而，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并不能为中国，也不能为世界人民打开真正的具体的世界历史。

三、传统与现代：“中国具体实际”的文化维度

在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时候，通常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送来了理论，在危机四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尝试了各种救亡图存方案，但都失败了，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这个表达本身并无错误，但是它似乎未能提供一个直抵本质的解释逻辑，20世纪30年代，同样在危机笼罩下的欧洲革命，为什么没有通过工人的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卢卡奇和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为欧洲工人的社会主义运动注入精神动力，但是显然这种努力被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消解了，而欧洲工人运动终究没有被导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之上，左翼知识分子所期望的资本主义的崩溃并未发生。在相似的社会危机条件之下，为什么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终成功了，而欧洲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却失败了呢？

习近平的一段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的关系的论述深刻地回答了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16)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这段论述与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评析遥相呼应，马克思恩格斯也曾经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象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4—265、264—265页。尽管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到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并非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但是他们敏锐地注意到了一个事实，即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的内在能量“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4—265、264—265页。。

1.作为“中国具体实际”的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价值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百年，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要素相互呼应、彼此融合的历史过程，这种精神内核上的同构性使得马克思主义相比它所诞生的欧洲之源头而言，更加接近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而“五四”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被马克思主义所感召并以高度坚定的信念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其内驱力中不可忽视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实践性品格及其为普通劳工大众寻求真正的平等、自由与解放道路的永不枯竭的热望。按照艾思奇的话来说，“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社会，曾是中国历史上一切伟大思想家所共有的理想。从老子、墨子、孔子、孟子，以至于孙中山先生，都希望着世界上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能够出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滋养料，而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19)《艾思奇全书》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82页。

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及其知识分子的“天下”以及对“天下”的治理成为传统政治哲学探讨的核心概念。按照现代政治学术语来说，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并非是以现代民族国家为边界的政治治理单元，相反它并没有明确的物理的边界，而只有文化的边界。从这个意义上，“天下”内在地将全人类包含在以儒家文化为基本精神内核的文化治理范畴中了，而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但是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社会的理解同样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边界，或者通俗地说，马克思主义并非与一般政治学一样，去研究如何加强国家和统治者的政治治理能力，并实现对民族国家的有效治理，马克思主义将自身存在的全部意义设定为寻求人类的普遍解放，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交流和融通，寻求社会之大同。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迅速获取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精神认同，“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20)《吴玉章文集》下册，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1058—1059页。。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无论“打土豪、分田地”，还是“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极其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消灭剥削”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广大农民数千年来“耕者有其田”的财产权平等的梦想的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使得中国共产党坚信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精神的结合作为全党要发扬的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方法论，这一主张被毛泽东完整地表述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联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2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8—319页。。

回顾从传统到现代的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具体实际，我们不难发现，14亿中国人不是因为居住在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而被称为中国人，而是因为我们将千年以来儒释道的文化基因注入了自己的灵魂，并内化为了具有共同性的语言习惯、道德规范和行为模式才称为中国人。悠久的历史和千年不绝的文化传统构成了必须促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个结合的另一个最大的“中国具体实际”。正如习近平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2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2023年，第193页。我们所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除了要充分考虑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的独特的经济、社会条件之外，还要充分考虑的是作为文明国家而存在的中国得以延续至今的“五千年文明”的具体实际。“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 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3)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6页。而倘若将文化具体实际放置在百年变局的更加宏大的新时代历史背景下加以观察，我们会发现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不可避免要遭遇到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在常态化条件下，更多的是以文化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核心价值体系为内核的文化竞争。

中国百年来的寻求自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一个不断在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中更新中国文化的自主坐标的艰难历程。面对现代主义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双重境遇，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走向文化保守主义，试图通过回到传统政治哲学框架中延续现代中国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之下的文明香火；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向文化自由主义，试图通过所谓现代性文化启蒙和自由主义洗礼来完成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当然，也存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的双重否定姿态，走向了后现代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拒绝接受整体、普遍价值观念、宏大的历史叙述、人类生存的坚实基础以及客观知识的可能性。怀疑真理、一致性和进步，反对他所认为的文化精英主义，倾向于文化相对主义，赞扬多元化、不连续性以及异质性”(24)Eagleton，After Theory，London：Penguin Books，2004，p.13．。而无论是何种文化现代化的策略——回归传统的、全盘西化的抑或虚无主义的——都遵循着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历史唯心主义和文化形而上学，从而在实践上必然导向丧失文化现代化的自主性。在对文化的现代性之同一性的抵抗和反思方面，传统文化无论是与现代主义文化还是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相比，都更加接近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而非敌人，因为它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将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视为“决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成落后的东西”的“根”和“魂”，意味着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建构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2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48页。。

2. 实践精神与辩证法精神：从传统文化通达马克思主义

在本体论维度，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超越了西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理念世界与经验世界或者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的实体本体论。“原来作为近代哲学两大进步的对理性的倡导以及对主客心物的明确划分因被绝对化而都走到了其反面”(26)刘放桐：《西方哲学通史——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页，先验地设定思维和存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并在认识论架构之下重新思考二者关系的哲学思维方式事实上仍然在现代文化中继续发挥着其根深蒂固的影响，从而带来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根本对立与冲突，以至于近代以来的西方现代社会的“进步”与“危机”几乎是并存，即现代性危机以生存论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等诸形态集中地爆发出来。尽管黑格尔试图以辩证法来拯救形而上学，但是他的哲学努力仍然不过是“通过思想的辩证运动来消解和融化自希腊以来的实体本体论及其概念方式”(27)〔德〕伽达默尔：《摧毁与解构》，《哲学译丛》1991年第5期。，因而不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超越，而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和巅峰。马克思哲学在本体论问题上之所以被视为颠覆了西方千年来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将哲学从“知性思维方式”转变为“实践思维方式”，就在于马克思为人类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基于社会关系的实践的生活世界。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本体论依据也正是建立在其所开启的实践本体及其所生成的现实世界基础之上的，立足于现代人的现实存在，特别是作为劳动者的现代人的异化境遇，马克思本质地把握了现代性的“两重独特现实：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28)〔法〕 费迪耶：《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丁耘译，《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在马克思那里，世界不是基于某种独特的物质实体或者精神实体而派生的，人和世界从根本上不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在实践活动中相互构成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强调学问研究的“经世致用”的实践属性，尽管这种实践与马克思的“实践”不同，带有强烈的道德践履的品格，但是传统文化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上，总是遵循着天地人万物一体的思想原则，在特定的社会(伦理)关系中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实现“内在修养”的提升和“教化育人”的人的自由境界和社会的发展。在实践生成人类世界的原则方向上，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都主张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高度统一，“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185页。。马克思对真正的自由的人以及共产主义的论述中，也与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终极关怀产生了哲学共鸣，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185页。。可见，现实世界的一切冲突、异化和斗争正来自于生活世界的内在分裂，重视以人为中心，寻求在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基础上，不断改变人与社会、自然和自身的关系的分裂和冲突，并走向“大同世界”或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遵循的具有共通性的世界观。

有西方学者认为，尽管无论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还是马克思的辩证法，都可以从西方古代哲学传统寻找到其辩证法思想的源头，但是，由于近代以来“在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的思想占据支配地位之后，西方思想已丧失了它的辩证性，与之相反的是，古代的辩证法在中国依然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思维模式”(31)约翰·布莱恩·斯塔尔：《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页。，而对于辩证法作为把握事物的“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的思想方法在近代西方的复兴而言，古代中国的“相反相成”的更加灵活进而有机的关于矛盾的思想比古希腊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对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约瑟断言：“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32)Joseph Needham，the Foretime of Today's China，Centurial Weekly，Vol.Ⅴ，2th ed.，London：1960，p.288.。李约瑟的论断并非虚言，事实上，莱布尼茨的确曾与在清朝工作的法国教士白晋(Jouchim Bovet)通信讨论《易经》，关注到了《易经》中关于“变易”的智慧。

马克思也曾注意到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中存在着《易经》的印迹，也正是由于将辩证法与历史和实践的成功联结，使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成为可能，但是，显而易见，西方现代性叙事的底层逻辑是排斥辩证法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证过的，资产阶级借助实证科学和资本逻辑完成了现代性的世界性布展，知性思维方式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借以进一步巩固自己在世俗世界中的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而辩证法对于“辩证否定”和“对立统一”的主张将导致现代性统治的合法性的解体，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的普世性等文化观念和制度安排无一例外地被永恒合理化。与此相反，传统文化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强调事物处在不断的“变易”和“生成”之中，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不过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周而复始”过程，并将“革故鼎新”作为人类历史进化的基本环节。正是由于在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等方面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契合和共通之处，才使得“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3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专题摘编》，第52页。，李约瑟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着与习近平相似的判断，他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与西方其他哲学学说相比与中国人在文化精神上更为亲近，他论述道：“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我想象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真是妙极了！这不就象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34)〔英〕李约瑟：《四海之内》，劳陇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67页。

中国共产党通过推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奠定了现代性之中国经验的独立主张的基础，使得在西方现代性强制的高度压力下的中国对现代化道路自主性成为可能。在百年现代性历险中，生发出不同于以西方文明为主体的现代性的以“中国具体实际”为主体的现代性建构史。如果说西方现代性的建构过程采取的是以“西方具体实际”自觉的内生性的生成逻辑，那么“两个结合”则深刻提示我们一方面中国现代化道路必然不能以彼之具体来适应我之具体，或以西方现代性的“伪具体世界”作为“中国具体实际”，从而企图在此基础上生发具有自主性质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中国具体实际”的文化维度，对现代世界的本质境况以及中国在现代化征程中的本质境况、历史定位提出独立的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自我主张”，(35)根据吴晓明教授的批评，中国近代以来长期处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追随者和学徒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作为对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理论反映的学术上层建筑，大体上还处在一种将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的一般原则抽象地运用在中国现实的解释之上的“外部反思”的迷思之中，吴晓明教授称之为相对于西方的学术的“学徒状态”，这种状态伴随着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衰落以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高歌猛进，已经来到了它应当被解除的历史时刻，也就是说，面向未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当而且能够自信地、独立地提出中国的“学术自我主张”。参见吴晓明：《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而此种学术自我主张能够成立的根本依据毫无疑问是植根于对 “两个结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其对“中国具体实际”的辩证内涵的深刻诠释的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