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明倡议：理论内涵、生成逻辑与世界意义*

张新平 董一兵

内容提要：全球文明倡议是新时代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是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历史性回答，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最新成果。全球文明倡议体系完整、内涵丰富，其所包含的“四个倡导”是内在统一、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构成了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植根于中华文明观，同时批判性借鉴了世界文明交流史的诸多经验，是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智慧结晶。作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举措，全球文明倡议成为中华文明的最新表达，推动着人类社会对多元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廓清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迷思，彰显了大党大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进一步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指明了方向。

2023年3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之后中国提出的又一新理念、新方案，是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纪之问的明确回答，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的全球视野与使命担当，为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和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全球文明倡议顺应历史潮流，契合时代需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文明发展领域的生动呈现，为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协调推动文明发展擘画蓝图，为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指明了方向。

一、全球文明倡议的理论内涵

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重大成果，是长期酝酿与发展的产物，深受习近平文明观的影响，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与严密的内在逻辑。该倡议所包含的“四个倡导”(1)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3月16日第2版。，为推动世界不同文明交往交流提供了逻辑前提、价值基础、发展动能和实践路径。

(一)逻辑前提：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文明起源于世界多地，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就在于文明多样性。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参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所指出的，“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58页。，这实际上强调了文明多样性的重要价值。基于此，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就是要树立正确的文明观，其内涵包括：一是文明多样性体现了世界的基本特征。(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43页。当今世界有190多个国家，每一个国家有不同的历史与习俗，孕育着各具特色的文明样态，譬如中华文明的春节、伊斯兰文明的开斋节、印度文明的贺利节和西方文明的复活节等都彰显了不同文明的生活智慧与文化底蕴。二是文明多样性成为世界进步的不竭动力。(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40页。在历史上，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欧洲文明等诸文明，在交流互鉴中不断将人类文明推进到新的发展高度；当下各国基于自身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情形，在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进程中，势必将共同推动人类世界的繁荣发展。三是文明多样性集中反映文明间交流对话的初始目的。尊重文明多样性就在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3页。。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本身即是目的，而非工具；文明间的交流应是平等相待，而非“先进”与“落后”式的人为区隔。因而，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是全球文明倡议的逻辑前提。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坚守正确文明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理念并推广至世界，呼吁世界各国共同推动文明间良性互动，为增进文明对话营造良好氛围。

(二)价值基础：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25页。。这里引申出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文明的内在联系，即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7)张新平、代家玮：《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内涵、世界意义与实践路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22年第3期。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属于历史哲学范畴，是人类千百年来发展的智慧结晶，是象征文明进步的标识性符号；另一方面，不同文明因各自独特的价值观基础，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具体内涵存在认知差异。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文明交流构成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体，文明交流蕴含着价值观的互动，全人类共同价值则是文明互动的产物。因此，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全球文明倡议的价值基础，为文明对话开辟平等共通的交流场域，为人类社会解决发展难题筑牢价值根基。

(三)发展动能：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13页。习近平在方法论上深刻阐释了文明传承与创新的内在逻辑。一方面，文明创新应立足于文明传承。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具有连续性与创新性的突出特征。中华文明也正是因为始终一脉相承，且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才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一个民族如果不理解来时的路，便不可能看清未来的路。另一方面，文明传承应服务于文明创新。文明传承和文明创新并非简单两分，文明传承立足于“知古”、“重古”，文明创新立足于“今用”、“鉴今”，进而实现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若以“文明形态史观”视之，文明如同一个生命有机体，存在生、长、兴、衰的演进过程，需要通过不断创新来消除衰亡的风险与危机。中华文明的生机活力既来自于深厚的历史积淀，又来自于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交流，如唐朝对佛教文化的吸收、宋元时期对外来文化的融合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传承并非因循守旧，而是在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激发内在活力，进而实现文明在开放中传承、在包容中创新。因此，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是全球文明倡议的发展动能。人类各文明应在立足本国传统的同时关照人类文明的发展使命，充分尊重和挖掘世界不同文明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在开放性场域中激活自身发展的内生动力。

(四)实践路径：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人类文明是由人类实践构成的社会性产物，“人”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主要载体。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70页。，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了实践路径。国际人文交流活动作为以人为载体的跨国界交往活动，既是维系国家间关系友好发展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亦是实现和增进文明交流的重要抓手与着力点，为增进文明间的相互理解、达成对话性共识提供实践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持续推动与不同国家建立定期人文交流机制，同时鼓励国内地方政府、各类组织机构积极参与，内容涵盖文化、艺术、影视、服饰、饮食、体育等多领域，国际人文交流对话日益走深走实。借助主体日益多元、内容日益丰富、渠道日益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活动，为拓宽各国民众间的相知通道、拉近心灵距离、消弭争议隔阂，共享全人类共同价值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综上，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之间相互依存、层层递进，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作为逻辑前提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基于确认不同文明的平等地位，进而才会产生文明交流的现实场域，为价值基础、发展动能、实践路径创造现实可能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解答了“人类社会如何实现永续发展”时代之问，提出要在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价值层面开展文明对话，为凝聚共识服务；文明传承和创新的首要关切是文明存续，只有在传承的基础上才有交流的现实可能，进而激活文明创新的内生动力，推动人类文明的繁荣；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是实现文明对话的唯一实践形式，为共同应对危及人类文明存续发展的全球性挑战提供有效路径。

二、全球文明倡议的生成逻辑

全球文明倡议并非一蹴而就，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植根于中华文明观，融合与借鉴了古今中外诸多思想精华的智慧结晶。

(一)源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

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为人类构筑起对共产主义文明的理想追求。随着资本的扩张与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文明应运而生。以资本为核心的文明体系虽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几何级增长，但也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1页。。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文明加以批判性审视，指明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二重性特征。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性，相较于此前的文明形态而言，资本主义文明“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7—928页。，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人类文明发展的使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政治解放；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资本主义文明的固有局限性，即资本主义文明内部存在的矛盾悖论，“(资本主义)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页。。资本主义文明的资本属性决定了它是一个以榨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文明形态，无法摆脱“分裂”与“奴役”的发展逻辑，呈现出“资本的逻辑”支配“人的发展逻辑”的颠倒模样。

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二重性的深刻阐释，马克思恩格斯指明，只有共产主义文明才是代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文明形态。区别于“资本的逻辑”，共产主义文明强调打破“对物的依赖关系”的枷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即“自由人的联合体”理想为目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共产主义文明以追求全人类的解放为最高价值，以“人本的逻辑”替代“资本的逻辑”，是对人类文明未来的科学设想。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形态思想，提出社会主义文明理论，初步找到一条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通向共产主义文明的可行道路。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文明是共产主义文明的初级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是迈向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的必经之途。为此，列宁将这一逻辑运用到革命实践中，主张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奏。基于这一认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带领俄国工农力量变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面对第二国际和孟什维克等关于十月革命未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诘难，列宁雄辩地指出，“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14)《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3—564页。，并批判考茨基等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不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转化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道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明“先夺权后建设”(15)田辉、孙来斌：《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文明观及其重大价值》，《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1期。的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内涵，为落后国家走向共产主义文明开辟了一条光明大道。

立足于本国国情，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谱写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篇章。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守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秉承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直面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与新问题，创造性地提出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新文明形态。习近平指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24页。作为社会主义文明的崭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开辟出社会主义文明的新前景，为破解人类文明发展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文明倡议，为世界绘就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蓝图。

(二)厚植于中华文明观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开放包容的独特品质。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17)《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人民日报》2022年5月29日第1版。中华文明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发展路径，高度重视人之为人的道德属性，主张“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形成了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明体系。有学者指出，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在于世俗性，(18)马戎：《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学术月刊》2018年第1期。典型表现为中华文明中不存在宗教崇拜的现象，且十分突出社会秩序与人际伦理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地位。譬如，作为中华文明主脉代表的儒家极为推崇对仁义礼智信的信仰，重视的是统治者是否遵循“天道”。诚如钱穆先生所言：“中国文化中，则不自产宗教。”(19)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页。换言之，中华文明未曾发生宗教战争，也未曾诞生过所谓“政教合一”的政权。这与西方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西方人而言，道德规范脱离宗教则无法言说，具有先验性；对于中国人而言，道德规范是世俗关系的产物，具有自然性，不承认绝对外在的超越存在，只对天、地、君、亲、师推崇备至，因而更显包容性特质，由此构成了历朝历代统治者的道统根基，从而奠定了天下大同、义利兼顾、和合共生和吐故纳新的文明基因。(20)吴志成、李佳轩：《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析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

然而，随着西方文明的介入，中华文明面临现实的生存问题。晚清士大夫中的代表人物亦曾敏锐意识到文明危机来临的紧迫性，正如李鸿章所言“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21)顾廷龙、戴逸编：《李鸿章全集》第5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辛亥革命后，国内各界对中华文明前途命运的思考和变革显得极为迫切，渐次在器物、制度、思想等层面尝试变革以化解文明危机。如引入“民族国家观”取代“天下观”，接受诸多源于西方文明的现代理论更替“道统论”、“华夷论”等传统主张，以此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体现出中华文明内蕴的发展张力。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更是再次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内生动力。“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20、469页。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彼此契合、互相成就的内在逻辑。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恰如理性与理智互为补充一般。梁漱溟先生指出，西方文明强调逻辑推导式的科学精神，而中华文明强调饱含情感色彩的“非论理的精神”，两者的思维差异可以归纳成“理智”与“理性”(23)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6页。的区别。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不断巩固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中，中华文明实现了从文明蒙尘到文明复兴的伟大飞跃，并贡献了“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三)汲取文明交流的历史经验

文明交流是人类跨入文明门槛后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的社会性推动人类逐步摆脱野蛮状态，步入文明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不同文明间的交往突破了地理屏障阻隔，交往范围和内容不断延展。人类文明史实质上是一部文明交流互鉴史。诸文明在交往中互鉴激发出自身的内在活力。中世纪伊斯兰图书馆的相关典籍资料，则孕育了欧洲文艺复兴的种子。(24)徐坚：《文明的再造与复兴——东西方文明兴衰的启示》，《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4期。随着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的来临，人类文明交流的深度与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达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然而，人类文明交流并非一帆风顺、始终向好，总是伴随着曲折、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形。在人类历史上，一方面，受制于地理因素，一些文明无法突破自然屏障与其他文明进行对话，致使文明发展的内生动力日渐衰减，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另一方面，一些文明在主观上囿于封闭保守的认知，缺乏文明交流的主动性，而错失融入人类文明发展潮流的机遇。历史上的中国和日本都曾施行“闭关锁国”政策，致使自身发展裹足不前，给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和惨痛教训。可见，文明交流是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任何文明都无法孤立生存，只有在文明交流中才能得以延续，否则就会面临消亡风险。习近平指出，“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20、469页。已有研究证明，文明孤立是文明退化的开端。考古学家在考察塔斯马尼亚岛后，提出“塔斯马尼亚岛效应”(26)Henrich J.，Demography and Cultural Evolution：Why Adaptive Cultural Processes Produced Maladaptive Losses in Tasmania，Am Antiq，Vol.69，No.2，2004，pp.197-214.一说，证实了文明因缺乏交流而逐步退化的演进逻辑。

文明交流理念内涵丰富且意义重大而深刻。习近平多次强调文明交流之于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的重要性，阐发文明“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2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68、428页。的深刻哲理。不同文明间只有通过积极深入的对话与交流才能推进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更为积极的姿态推动文明间的平等对话，先后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欧文明对话会、中非文明对话大会、中拉文明对话论坛等活动，达成了《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北京宣言》《中拉文明对话论坛北京宣言》等成果。全球化为文明交流提供了新场域，且热烈呼唤着文明交流的新实践。正如习近平所言，在全球化时代，“既要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又要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2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68、428页。。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吸收并借鉴了文明互动交流的经验与教训，实现了文明交流理念的时代化发展，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三、全球文明倡议的世界意义

当今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人类需要从文明存续与发展的高度来加以审视与应对。因此，全球文明倡议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不仅体现着中华文明的使命自觉与历史担当，而且丰富了人类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认知理念，同时廓清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迷思。

(一)展现中华文明的历史担当

中华文明的复兴，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昭示着人类文明发展迈向崭新的阶段。文明复兴的核心在于主体意识的觉醒。相较而言，中华文明主体意识的觉醒尤为特殊与曲折。与西方“文明终结论”的自负心态不同，中华文明的复兴更为强调文明平等的深刻含义。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认为：“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今犹能卷土重来，以为第二次之大贡献于世界之进步乎？”(29)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2页。正是由于历经近代以来的曲折发展，作为“涅槃重生”的文明，中华文明更在反思性意义上强调文明平等交流的重要意义。

在当前百年变局的背景下，全球文明倡议成为中华文明之于人类文明前途命运思考的时代性表达。随着国家实力显著增长，中华文明的自信心显著增强，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塑造、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主动性进一步提升。面对“四大赤字”的全球性挑战和“三个之变”的发展机遇，当代中国兼具中华文明承载者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典范的双重属性，肩负着构建更加公平、合理、正义的世界新秩序，带动引领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和道义责任。如果说全球发展倡议汲取了中华文明传统的人本理念，全球安全倡议植根于“以和为贵”的理念，那么全球文明倡议则源于“天下大同”政治理想。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是中国立足于反思汲取古老中华文明智慧的时代价值以构建世界新秩序、推动人类文明繁荣发展的重大贡献。

(二)推动人类现代化进程

文明发展与现代化道路紧密相关。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凭借其先进的科技工业能力、强大的“意识形态统治术”，西方模式似乎成为人类通往未来的唯一“单向道路”。然而实践证明，西方现代化道路绝非普遍适用的“灵丹妙药”，而是建立在与广大非西方世界发展的“零和博弈”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在祛除意识形态“迷雾”后，人们认识到现代化是一种历时性的发展过程，与不同文明的特质存在重要关联。正如习近平所讲：“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30)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现代化过程中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内蕴含义。全球文明倡议呼吁世界各国在探寻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深入挖掘自身文明的深厚底蕴，从而为人类现代化道路赋予多彩的文明属性。

对人类文明而言，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在于现代性，而不同文明对“现代性”的界定并非整齐划一，且不具有同等话语权。西方文明凭借先发优势，一段时期内主导着“现代性”话语，而非西方文明长期处于一种无法言说的境地。因而在西方文明视域内，“现代性”一度是一个封闭体系，造成思维固化而引发现代性文明危机，其具体表征为西方现代性面临少数个体与多数个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技术与权力、人与自然等多重困境。实际上，人的现代性才是现代性的核心价值，既涉及个体的价值取向，又事关全人类的命运，这意味着不同文明更应将现代性在地化，增强其属人性，赋予其人文温度。从这一层面讲，全球文明倡议正是对现代性多元化的关照，且克服了西方现代性的文明危机，有利于对西方现代性的思维弊端进行反思总结，在文明对话中实现对现代性的多元审视，构建起兼具世界性与地方性的现代性价值，为世界各国共同谱写多元现代化蓝图提供思想支撑。

(三)廓清世界文明发展迷思

全球文明倡议驳斥了“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理论谬误。长期以来，西方的“文明优越论”论调，不仅是对非西方社会的“傲慢与偏见”，甚而成为西方殖民的“辩护词”。正如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所言，在西方人的眼里，文明概念实为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是“他们超越了前人或同时代尚处‘原始’阶段的人们”(31)〔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页。的意识反映。与之类似，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则在指出西方文明不等同于现代文明的事实之余，错误地提出文明互动必然走向冲突的论断，即“文明冲突”。(32)〔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99页。其实质是“文明优越论”的另一版本。它们严格区分文明的“自我”与“他者”，而将“他者”视作所谓“异端”。针对上述错误论调，习近平明确指出，“差异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见、仇视，可怕的是想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可怕的是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人”(3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460页。。这一论断实质上指明“文明优越论”等谬论的症结在于无法正视文明间的平等与差异。全球文明倡议基于人类各文明本应不同的客观事实，正视了文明间差异，旗帜鲜明地反对“文明优越论”等错误论调，主张用文明交流互鉴来推动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进而廓清世界文明发展的迷思。

当前，随着世界不确定性的增长，人类文明面临向何处去的深层困惑。全球文明倡议恰逢其时，是对人类文明前途命运等重大命题的明确回答，生动诠释了文明间“和而不同”的价值意蕴，有助于在包容文明差异的前提下发挥文明融通效能。因此，全球文明倡议是一条致力于文明间通力合作、水乳交融的正确道路，是属于全人类文明的共同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