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二代”：回忆与现实间自由的云彩
——冉正宝散文集《荒二代的麦浪》读解

韩 山，高云球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不管是以群体为单位，还是以个体为单位，每个人眼中的北大荒都是不同的。北大荒所具有的独特的地域空间与文化环境使得生活在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们具有共同的精神特征，但由于个体经验的不同，这些精神上的“力”并没有平均作用于每个人的身上，故不同的个体所折射出来的“力”是不一样的。通过个体的存在情状，我们能够感知或推演出其所属群体的境况，进而窥见北大荒的一角。当个人叙事参与到人们在认知上对某一环境或某一群体的建构时，它弥补了特定环境与特定群体在历史资料里失掉的立体度与多维性。个体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是最真实的，它是个人情感的真实流露与表达。而倘若我们在阅读时，无视了其中的“私人性”，纠结于事件的正误，它便将转化为“多少有悖于当时事实的潦草回溯”，失去其真正意义。《荒二代的麦浪》无意追寻这种虚化的真实，作者讲述及呈现的仅仅是“我”的所见、所闻、所感，而恰恰是这个“我”，一个成长于北大荒这片神奇土地上的“荒二代”，受到了这片土地的滋养，见证了一段足以令人们惊叹的历史，以及父辈们建设北大荒的决心与遭遇的重重困难。也因其如此，作者强调的是塑造了“我”的北大荒，是一个“荒二代”眼中的北大荒。

一、回忆：诗化叙事下的北大荒

“如果说经历偏重‘动’，偏重‘时间’，偏重‘事件’，回忆便偏重‘静’、偏重‘空间’、偏重‘境’。‘事’尚实，‘境’偏虚；‘事’突出逻辑指向，‘境’凸现情绪、氛围。”[1](P37)反过来，偏重“静”“空间”“境”的特性给“回忆”提供了诗化的基础。这启示我们，冉正宝对北大荒特殊的情感与细腻的思索促成了其散文的诗化风格。

处于当下写作的作者与其童年时期生活的北大荒有着相当长的时空距离，在时间的冲刷下，一切都变得模糊而平淡。随着作者思绪的流动，往昔的记忆带着当下的情感浮现出来，化作平实而优美的语言跃然纸上。褪去了尖锐棱角的具体事件与相关人物变得朦胧，以情感还原的形式存在，而时刻带着思念的追溯，则或多或少地美化了与创作当下已然相隔甚远的实际生活体验。其中包含着作者写作当下的情感以及对于过往经历完整面貌的思考与体悟，这与身处其中的“我”所体会与感受到的生活和情感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北大荒不再是史实中的北大荒。往事、故人、旧景在几十年后作者的回忆中得以重塑，构成了一个新的北大荒。这个北大荒依赖作者的情感而存在，脱离多年前真实存在的实际模样，成为一个蕴含浓烈诗意的理想王国，并有着令人惊艳的、超现实的美。

对于旧景，无论是开满金色冰凌花、结着各式野果的尖山子，还是涌动着金色光芒、意味着丰收的麦浪，都支撑起少年时代作者甜蜜的梦，满足了一个孩童对于世界的美好的畅想与渴求。少年无忧的童年是北大荒充满生命力的春天，是西坡松林初现的一抹绿色；是四季应时的吃食，是春日里的水果罐头和灶膛里美味而不起眼的土豆；是人与人的欢聚，是大大小小的童年游戏以及热闹非凡的节日。这些美好而零碎情景拼凑成了作者心中的故乡，也是作者对于“荒二代”童年生活的注解。

对于故人，无论是复转官兵，还是支边青年与知识青年，他们都是作者眼中相信理想的浪漫主义者。作为北大荒的建设者，他们无不带着理想以及对北大荒的希冀，相信生活，相信通过自己的双手能够改变北大荒的贫瘠。而他们付出血汗与青春造就的北大荒成了“荒二代”切实的故乡。私人化的个人叙事瓦解了他们在以往宏大叙事中附着的坚硬外壳。在《荒二代的麦浪》中，“荒一代”是一群有温度的人，即使面容已经模糊，昔日的故事早已远去。伟大的建设者可以是再平凡不过的个体，她可以是叫“我”小土豆的知青阿姨，他可以是“骂人，但不随地吐痰”的粗犷汉子，他们可以是“表面上打的是扑克，实际上打的是嘴仗”的大人们。个人化的书写还原了他们令人倍感亲切的一面。

对于往事，无论是在山顶上一个人的音乐会，还是“我”终于学会了骂人；无论是在“八大户”发生的故事，还是学校里发生的一桩桩事情；无论是青少年时期迷恋时尚的“喇叭裤”，还是在广播站里搞的恶作剧，都带着质朴实在的温情意味。它们记录了“我”的成长。其中没有曲折的情节与典型的人物，有的只是平凡而普通的生活片段以及动人的真挚情感。

“荒二代”是天生的诗人，北大荒的环境与精神结成了他们的血肉与灵魂。“北大荒的风景浩瀚大气，上帝无法在这里一手遮天，老天难以把这里的土地一眼望穿，‘荒二代’对美的追求便有了别人无法企及的自由和奔放。”而“北大荒永远有远方，也随时可以眺望到远方，远方有多远，这里的天空和大地就会有多远。”[2](P82-83)北大荒使“荒二代”形成了追求美和远方的本能。他们与自然近距离地接触，获得了感受美、品味美的能力；他们与年轻的知青们交谈，站在北大荒的高处眺望，萌生了对远方最初的想象和探求欲望。多样的群体和各式的风俗使年少时期的“荒二代”很早便了解到了世界的多元与广阔，形成了“包容”的习惯。他们借助童年时期北大荒赋予的“天赋”，感受着生活的丰富多彩，并获得了独特的体悟。如文中提到的《天问诗歌公约》中所言：“诗人必须是自然之子，必须认识24种以上的植物”[2](P57)。而“荒二代”仿佛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拥有了诗人的特质。是故，北大荒在“荒二代”的笔下披上了诗意的外衣，这本就是情理之中的事。

二、现实：于南方小城遥望已逝的童年故土

在《荒二代的麦浪》中，作者有意还原记忆中的北大荒，但当下的情绪依旧弥漫在对过往的娓娓道来之中，直接参与了他对记忆中的北大荒的还原。平实而优美的语言下，浸润的是作者淡淡的哀伤与深深的留恋，即便作者同样爱着现在的生活，并且随着阅历的增加，对世事流转、物是人非有了透彻的见解。这正如余华在《呼喊与细雨》中所说的那样：“回想中的往事已被抽去了当初的情绪，只剩下了外壳。此刻蕴含其中的情绪是我现在的情绪。”[3](P9)

“荒二代”的故乡是特殊的，它是独属于他们那一代人的故乡。在父辈的初步建设下，“荒二代”的童年乐园有了它的雏形，在知青的影响下这座精神的乌托邦有了它的横梁。宽广辽阔的北大荒养育着这些自由无忧的“荒二代”，直至他们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知青们返了城，父辈们渐渐老去，“荒二代”中的一些人也从北大荒陆续离开，像蒲公英一般四散开来。而他们的子孙也会有自己的故乡，这个故乡不再是北大荒，不再是从前的童年乐园与精神的乌托邦，它随着人们的离去，已然变了样子，即使重返故地，看见的也只剩下那一座不变的尖子山。所以作者说：“这个三分场我无法再回去了，那个曾经的国营农场我无法再回去了，即使回去也只是看望和追忆，那里终究无法让我叶落归根”[2](P127)。

作者清楚时光不再，因此我们能从他的文字中感受到强烈的不舍与留念。但他又是洒脱的，他感恩这片土地与感谢自己在这里经历过的一切，感受着自己身上拥有的北大荒的影子，以此永远地“留住”它。在《我的记忆里没有悲伤》中，作者说：“我从心底感谢北大荒那片神奇的土地和家乡父老赋予我的无限视域，无论漂向何方，我都会有底气和力量去应对一切可能与不可能”[2](P133)。过去的一切在“我”的身上留下了痕迹，塑造了现在的“我”，而“我”将带着过去日子里所收获的一切以及对于命运和生活的感谢，继续前行。作者理性冷静地看待知青返城，看待人们的离去，看待自己的童年故土无法挽留地消逝。他或许是想让读者知道曾经的北大荒是如何影响了一代人，而在这代人心中北大荒又是怎样的；亦或是他想让人们认识除了知识青年、转业军人、支边青年之外，生长在北大荒的“荒二代”又是怎样的一群人。这份洒脱与理智冲淡了作者在字里行间隐藏的伤感，于是伤感沉了下去，化作淡淡的轻丝，萦绕在书写回忆的语句之间；而快乐浮了上来，因为作者在回忆的同时，重新看见了童年时的北大荒，看见了年轻时的父亲母亲、给予自己关爱的叔叔阿姨以及儿时的玩伴，也看见了那个小小的自己。熟悉的场景与相熟的人在这一刻复现在自己的身边，“重聚”的喜悦压过了淡淡的哀伤，完全占据了作者的内心。

阿莱达·阿斯曼说：“若是没有回忆能力，我们就不能构建自我，而且也无法作为个人与他人进行沟通。”[4](P57)由此观之，作者关于北大荒的忆叙其实是一个不断寻找自我的过程。在这段回忆里，作者在不断地“失去”，也在不断地成长。北大荒农场的沉寂乃至消逝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也要看到有那样一代人从农场走了出来，他们的故事，他们关于北大荒的记忆，远比冰冷的史实更加鲜活可感。寥寥数语无法道尽北大荒的故事，更无法概括出农场里每个人的人生。作者用这段回忆告诉了我们其眼中的北大荒，同时向我们介绍了他自己——一个由北大荒农场里走出来的“荒二代”。

人类不会永恒存在，北大荒亦如此，就如作者所说，谁也守不住那份虚妄的永恒：“永恒只存在于永恒的变化之中，永恒只能在失去中得到永恒存在的证明。死亡不是永恒，北大荒死亡了，但她的灵魂还在，还会在失去中创造新的存在。”[2](P305)而作者怀着感激与留念，向记忆深处望去，看到的是北大荒无与伦比的美，收获的则是满满的自由感。

三、自由：“荒二代”灵魂深处的不羁

从存在主义的视域来看，“自由”是个伪命题，没有人能够做到完全自由，只要是人就会被约束。但在《荒二代的麦浪》里，我们却能切实感受到“荒二代”身上那份“自在洒脱”。在某种意义上，“荒二代”的确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是具有包容性的自由，如风如水，如广阔美丽的北大荒；并非挣脱一切束缚、极具反叛性的极端自由。“自由”是需要勇气的，它是对敢于打破屏障、走出舒适圈的人的奖励；它是对向往远方、勇于踏入未知世界的人的赠礼。而北大荒无私地给予了“荒二代”以“自由”的勇气，并使他们在灵魂深处向往自由。

北大荒农场本就像一艘载着北大荒人航行的船。人们带着各自家乡的风俗习惯以及相应的观念，作为伙伴生活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实现文化“重组”。不同于祖祖辈辈所处的地域上根深蒂固的积习与规矩，北大荒融纳了个与群之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更易变通，也更加自由。这种特殊的文化环境，首先使人学会了“尊重”与“包容”，其次向人宣告了它的多彩与自由。“荒二代”在这里奔跑，自洽地感受着自由的氛围，并实实在在地从心底里生出了“自由”的嫩芽。北大荒的一切都使“荒二代”变得洒脱大气，它给他们带来了广阔的视域，促使他们不那么计较眼前的得失及担心尚未到来的危机，不被“未知前景”带来的恐惧所捆绑。“因为曾经站在北大荒宽广无垠的沃土上，所以有了以韧性和任性为基础的博大胸怀，无关乎成熟与幼稚的开阔思维，使他们可以韧性地坚持，也可以任性地选择！”[2](P76)而北大荒的野性造就了“荒二代”灵魂深处的不羁：“野性以一种文化的形态沉淀到北大荒人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秩序中”“野性以相对温和与文明的形态残存在大人们的言谈举止中，残存在大人们的日常交往中，残存在人性对食物的攫取过程中。”[2](P257)野性印刻在“荒二代”的心里，成为“荒二代”集体性格中不能分离的一部分，使他们永远不被世间的条条框框捆绑住真正自由的灵魂。在《“荒二代”会被写进历史吗》中，作者与一个还在农场种地的同学通电话，就“荒二代”能否写进历史的问题，征求他的看法。“谁知他借着酒劲高声回答我：‘进不进历史无所谓，能进天堂就行！’”[2](P164)丝毫没有不能被写进历史的落寞与计较。

“荒二代”的“自由”同样体现在作者的散文写作与生活经历之中。

其一，《荒二代的麦浪》中的选词造句与文段编排是以情感为主导的，而当情感占据上风时，我们便能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个人叙述的“自由化”。首先，作者的叙述在随着意识的流动得以展开，不拘于结构与叙事的严丝合缝，“谈闲天”式的“漫”语，如《朝花夕拾》般，诉说着自己童年的梦，轻松而无边际地回忆往事，构建记忆中的北大荒。其次，作者不为故事的真伪所限制，强调依据原本的记忆叙事。于是“在写作中难免会有‘失实’的地方，但都是一些自己有意‘放纵’的失实”[2](P344)。例如：在《知青该不该返城》中，知青程刚的腿并未被截肢，他也没有直接返城。尽管获知了真实情况，但作者并没有改变之前的叙述，只是在后记中指出了这一记忆的偏差之处，仍然在正文中保留了原先的结尾。实际上，作者强调的是：“一个人所经历的事情，尤其是与情感相关的，最终会以恰当方式储存在记忆深处，那可能已经不是原貌了，但却是你需要的样子。”[2](P345)最后，作者没有统一书中对具体事件的观点与看法，回忆中的自我与现实中的自我所存在的差异也没有被抹去。比如，在知青偷鹅这一事件中，回忆中幼年的“我”是伤心和愤怒的：“按照今天的说法，鹅也是我的宠物啊，在一群长相雷同的鹅中，我会轻松地分辨出哪只是我喂大的。”而现实中的“我”怀着无限的体谅与理解，感激知青给北大荒带来的贡献：“当时的知青是多么的年轻、调皮和无畏，他们正在成长的身体里是多么缺少肉和关怀，农场给予他们的这只鹅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对农场的贡献却是无数只鹅的总和。”在文末，作者突然写“上文提过”，这其实是突兀的，因为作者的“澄清”与“注明”恰恰说明回忆中的自我与现实中的自我存在差异，即：二者看待事物视角有所不同。同时，作者并没有舍弃两者间的沟壑，求得行文在情感上的统一，亦没有把之后的感慨承接在“知青偷鹅”的叙述后，而是在说完一件又一件“少年时在北大荒干过的那些活儿”后，补上了多年后“我”的见解。作者的叙述在“回忆”与“现实”间穿梭，行文上“自由”的特点，恰恰印证了北大荒环境所养成的“荒二代”的性格特点：自由随性、浪漫不羁。

其二，作者在《荒二代的麦浪》中叙述了他的人生轨迹与心路历程。除了童年时期充满童真野趣的自在生活，高音喇叭里传出来的声音亦构成了“我”回忆的一部分。作者也曾被舆论与情绪裹挟着，“举起小小的手臂，愤怒地高喊着口号，眼睛里喷射出不共戴天的怒火”[2](P110)。然而，这并没有化作永久的镣铐，锁住“我”的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与视野的开拓，幼时模糊的疑惑得到了确切的答案。最终，那个荒唐的岁月划上了句号，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或深或浅的伤痕。纵使多年之后再回首，那里依旧满目疮痍。人与人之间的撕扯与争斗是那样残酷与激烈，通过丑恶的语言与暴力的行为，扭曲的人性就这样直白地显露出来。我们很难说处于时代“共名”下的“荒二代”的自由是纯粹的，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仍拥有独立的人格特质与思考能力，这体现为童年时的“我”面对非黑即白的判定时的本能疑惑，也体现为成年后的“我”回顾荒诞愚昧的事件时的客观理性。而当作者或主动或被动地来到一个个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时，他并没有被所谓的世俗眼光所桎梏。尽管有些踌躇，但作者还是顺从了自己的内心，放弃了原本的稳定工作与交际圈子，选择来到南方，获得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每个人都会有生命中的结儿，捆绑着你向那个叫宿命的地方慢慢走去。回首时可能会发觉，所有的希冀和奋力其实一直为这结儿所系。有人会顺从，有人会挣脱，有人会松绑，但在暮色黄昏下，那道勒痕却仍旧清晰可见。”[2](P134)多年以后，作者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在言语中多了一份从容与释然。与自己讲和，不再纠结于“失去”与“不得”，执拗于人生的局限以及视野的限制。“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是圆的，没有谁可以拉直一个问号，每个人都有权利沿着这个圆切出自己的问号和答案，因此也就给了每个人寻找和接受喜欢的那个答案的可能。”[2](P217)作者最终像北大荒容纳他们一样，温柔地对待着这个世界，平等地对待着个体间的差异，解绑自己的自由意志，也捍卫着别人的自由权利和生命尊严。

总之，我们由“荒二代”看见了北大荒，也由北大荒看见了“荒二代”。“‘荒二代’是一群北大荒土生土长的孩子，天性乐观豁达，自由自在：黑土地给予了‘荒二代’更加明亮和单纯的黑色眼睛和黑色的思想，使得他们的精神世界异常丰富，有着较强的抗压能力和忍耐力；‘荒二代’是一个容易知足的群体，大自然的一点点回报就会令他们惊喜不断，进而拥有一颗敬畏自然的心和感恩的心，这个群体是平凡的，但‘荒二代’早已拥有享受平凡的心态。”[2](P351)当作者站在“永恒的北大荒”上放眼看世界时，也让我们得以探寻其眼中北大荒的“荒”与“不荒”。面对一个回不去的故乡，作者本应是悲伤的，可因为落脚点总在“得到”，而非“失去”，所以“逝去”虽无法挽留，但离别不再如此令人悲伤。作者虽是追忆，却总是向前看，于是在陷入彻底的悲伤之前，笑着感谢、感恩所遇见的一切，感恩所有形塑了他的人与事，让读者相信它的确是个“得到”的过程，相信北大荒除了残酷还有温情与给予。